献给黛博拉·罗杰斯

我发现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当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刚刚降临威尼斯这里。我们搬到外面广场上来刚好一个星期——跟你说，真是松了口气，在咖啡厅的最里面演奏又闷又挡着要用楼梯的客人的路。那天早上微风习习，崭新的帐篷在我们身边啪啪作响，我们都觉得比平时更加愉悦和精神，我想这种心情一定反映在我们的音乐里了。

瞧我说得好像我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事实上，我只是那些个“吉卜赛人”中的一个，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我只是那些个奔走于广场、三个咖啡厅的管弦乐队里哪个缺人，就去哪里帮忙的人中的一个。我主要在这家拉弗娜咖啡厅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夸德里的小伙子们演奏一组，然后到弗洛里安去，再穿过广场回到拉弗娜。我和这三支乐队都相处得很好——和咖啡厅的服务生们也是——在别的哪个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职位了。可是在这里，传统和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过来了。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欢迎的。可是在这里？吉他手！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去年秋天，我弄来了一把老式椭圆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强哥·莱恩哈特[二十世纪欧洲爵士吉他巨匠，吉卜赛人，出生于比利时]弹的那种，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我当成摇滚乐手了。事情容易了些，可经理们还是不喜欢。总之，实话告诉你吧：倘若你是个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师乔·帕斯，也甭想在这个广场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原因：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说是威尼斯人。那个吹中音萨克斯风的捷克大个子情况和我一样。大伙儿都喜欢我们，乐队需要我们，可我们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咖啡厅的经理们总是告诉你：闭上你的嘴，只管演奏就是了。这样游客们就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阳镜，头发往后梳，没有人看得出来，只要别开口说话。

可是我混得还不错。三支乐队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当他们与竞争对手同时演奏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轻柔、纯净，但是传得远的声音作背景和弦。我猜你会想：三支乐队同时在一个广场上演奏，听起来多混乱啊。可是圣马可广场很大，没有问题。在广场上溜达的游客会听见一个曲子渐渐消失，另一个曲子渐渐大声，就好像他在调收音机的台。会让游客们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东西，这些乐器演奏版的著名咏叹调。得了，这里是圣马可，游客们不想听最新的流行音乐。可是他们时不时要一些他们认得的东西，比如朱莉·安德鲁斯[英国著名电影和舞台剧演员、歌唱家]的老歌，或者某个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个乐队间，一个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我们在一大群游客面前演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托尼·加德纳，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大概只有六米远。广场上总是能看见名人，我们从来不大惊小怪。只在演奏完一曲后，乐队成员间私下小声说几句。看，是沃伦·比蒂[美国著名演员、导演]。看，是基辛格。那个女人就是在讲两个男人变脸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个。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毕竟这里是圣马可广场。可是当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激动极了。

托尼·加德纳是我母亲最喜爱的歌手。在我离开家之前，在那个共产主义时代，那样的唱片是很难弄到的，可我母亲有他几乎所有的唱片。小时候我刮坏过一张母亲的珍贵收藏。我们住的公寓很挤，可像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有时就是好动，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时候。所以我就从家里的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这样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机。唱针“嗞”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还没有CD——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冲我大声嚷嚷。我很伤心，不是因为她冲我大声嚷嚷，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我还知道从此以后，当加德纳轻声吟唱那些美国歌曲时，唱片就会发出“嗞嗞”的声音。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时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给母亲买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纳的唱片，代替旧的那些，包括我刮坏的那一张。我花了三年才买齐，可我坚持不懈地买，一张张地买，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带回去一张。

现在你知道当我认出托尼·加德纳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换一个和弦时一定慢了一拍。是托尼·加德纳！我亲爱的母亲要是知道了会说什么啊！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纳说句话，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推开桌椅，朝他冲过去。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是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可是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搅呀搅，好像搞不清楚服务生给他端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装扮与一般的美国游客一样，浅蓝色的套头运动衫、宽松的灰裤子。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头发如今几乎都白了，但还挺浓密，而且梳得整整齐齐，发型也没有变。我刚认出他时，他把墨镜拿在手里——他要是戴着墨镜我不一定能认出来——但是后来我一边演奏一边盯着他，他一会儿把墨镜戴上，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又戴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没有认真在听我们演奏，让我很是失望。

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我什么也没有对其他人说，匆匆走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与他攀谈，心里紧张了一下。我站在他的身后，他的第六感却让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想这是出于多年来有歌迷来找他的习惯——接着我就介绍自己，告诉他我多么崇拜他，我在他刚刚听的那个乐队里，我母亲是他热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脑儿全都说了。他表情严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讲，他只偶尔说一声：“是吗？”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该走了，转身要离开，突然听见他说：

“你说你是从波兰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

“都过去了。”我笑笑，耸了耸肩。“如今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了。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太好了。那就是刚刚为我们演奏的你的同仁吧。坐下。来杯咖啡？”

我说我不想叨扰他，可是加德纳先生的语气里有丝丝温和的坚持。“不会，不会，坐下。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接着说。说我的母亲、我们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我记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够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样子，每当我这么做时，他就会举起一根手指说“哦，那张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托尼·加德纳》”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游戏，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转过头去，刚好看见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

她是那种非常优雅的美国女人，头发优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她们已经不年轻了。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从光鲜的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呢。可是当她在加德纳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去时，我发现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加德纳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问她丈夫：“这位是谁？你交了个朋友。”

“是的，亲爱的。我们聊得正欢呢，我和……抱歉，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扬，”我立刻答道。“但朋友们都叫我雅内克。”

琳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小名比真名长？怎么会这样呢？”

“别对人家无礼，亲爱的。”

“我没有无礼。”

“别取笑人家的名字，亲爱的。这样才是好姑娘。”

琳迪·加德纳无助地转向我说：“你瞧瞧他说些什么？我冒犯你了吗？”

“不，不，”我说，“一点也没有，加德纳太太。”

“他总是说我对歌迷无礼。可是我没有无礼。我刚刚对你无礼了吗？”然后她转向加德纳先生，“我很正常地在跟歌迷讲话，亲爱的。我就是这样讲话的。我从来没有无礼。”

“好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别小题大做了。而且，这位先生也不是什么歌迷。”

“哦，他不是歌迷？那他是谁？失散多年的侄子？”

“别这么说话，亲爱的。这位先生是我的同行。一位职业乐手。刚刚他在为我们演奏呢。”他指了指我们的帐篷。

“哦，对！”琳迪·加德纳再次转向我，“刚刚你在那里演奏来着？啊，很好听。你是拉手风琴的？拉得真好！”

“谢谢。其实我是弹吉他的。”

“弹吉他的？少来了。一分钟之前我还在看着你呢。就坐在那里，坐在那个拉低音提琴的旁边，手风琴拉得真好。”

“抱歉，拉手风琴的是卡洛。秃头、个大的……”

“真的？你不是在骗我？”

“亲爱的，我说了，别对人家无礼。”

加德纳先生并没有提高音量，可是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和气愤，接着，出现了一阵异样的沉默。最后，是加德纳先生自己打破了沉默，温柔地说：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是有意要训你的。”

他伸出一只手去拉妻子的手。我本以为加德纳太太会推开他，没想到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好靠近加德纳先生一点，然后把另一只手搭在他们握紧的手上。一时间他们就那么坐着，加德纳先生低着头，他妻子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出神地看着广场那头的大教堂。她的眼睛虽然看着那里，但却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什么。那几秒钟，他们好像不仅忘了同桌的我，甚至忘了整个广场的人。最后加德纳太太轻声说：

“没关系，亲爱的。是我错了。惹你生气了。”

他们又这样手拉着手对坐了一会儿。最后她叹了口气，放开加德纳先生的手，看着我。这次她看我的样子和之前不一样。这次我能感觉到她的魅力，就好像她心里有这么个刻度盘，从一到十，此时，对我，她决定拨到六或七，可我已经觉得够强烈的了，如果此时她叫我为她做些什么——比如说到广场对面帮她买花——我会欣然从命。

“你说你叫雅内克，是吗？”她说。“对不起，雅内克。托尼说得对。我不应该那样子跟你说话。”

“加德纳太太，您真的不用担心……”

“我还打扰了你们的谈话。音乐家之间的谈话，我想。好吧，我走了，你们继续聊。”

“你用不着离开，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

“用得着，亲爱的。我很想去那家普拉达专卖店看看。我刚刚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我会晚一点。”

“好，亲爱的。”托尼·加德纳第一次直了直身子，深吸了一口气。“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在那家店里会过得很愉快的。你们俩，好好聊吧。”她站起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保重，雅内克。”

我们看着她走远，接着加德纳先生问了我一些在威尼斯当乐手的事情，特别是夸德里乐队的事，因为他们刚好开始演出。他好像不是特别认真在听我回答，我正准备告辞时，他突然说道：

“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朋友。我想说说我心里的事，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他俯过身来，降低了音量。“事情是这样。我和琳迪第一次到威尼斯来是我们蜜月的时候。二十七年前。为了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再回到这里来过，没有一起回来过。所以当我们计划这次旅行，这次特别的旅行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来威尼斯住几天。”

“是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啊，加德纳先生？”

“周年纪念？”他很吃惊的样子。

“抱歉，”我说。“我以为，因为您说是特别的旅行。”

他还是吃惊地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高声、响亮的笑。我突然想起我母亲以前经常放的一首歌，在那首歌里加德纳先生有一段独白，说什么不在乎恋人已经离他而去之类的，中间就有这种冷笑。现在同样的笑声回荡在广场上。他接着说道：

“周年纪念？不，不，不是我们的周年纪念。可是我正在酝酿的这件事，也差不离。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我要给她唱小夜曲。地地道道威尼斯式的。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你弹吉他，我唱歌。我们租条刚朵拉，划到她的窗户下，我在底下唱给她听。我们在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卧室的窗户就临着运河。天黑以后就万事俱备了，有墙上的灯把景物照亮。我和你乘着刚朵拉，她来到窗前。所有她喜欢的歌。我们用不着唱很久，夜里还是有点冷。三四首歌就好，这些就是我心里想的。我会给你优厚的报酬。你觉得呢？”

“加德纳先生，我荣幸至极。正如我对您说的，您是我心中的一个大人物。您想什么时候进行呢？”

“如果不下雨，就今晚如何？八点半左右？我们晚饭吃得早，那会儿就已经回去了。我找个借口离开房间，来找你。我安排好刚朵拉，我们沿着运河划回来，停在窗户下。不会有问题的。你觉得呢？”

你或许可以想象：这就像美梦成真一样。而且这主意多甜蜜啊，这对夫妇——一个六十几岁，一个五十几岁——还像热恋中的年轻人似的。这甜蜜的想法差点儿让我忘了刚才所见的那一幕。可我没忘，因为即便在那时，我心里深知事情一定不完全像加德纳先生说的那样。

接下来我和加德纳先生坐在那里讨论所有的细节——他想唱哪些歌，要什么音高，等等之类。后来时间到了，我该回帐篷去进行下一场演出了。我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告诉他今天晚上他完全可以信任我。

*

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漆黑的街道十分安静。那个时候，一到离圣马可广场较远的地方我就会迷路，所以尽管我早早出发，尽管我知道加德纳先生告诉我的那座小桥，我还是晚了几分钟。

加德纳先生站在路灯底下，穿着一件皱皱的深色西装，衬衫敞到第三四个扣子处，所以能看见胸口的毛。我为迟到的事向他道歉，他说道：

“几分钟算什么？我和琳迪已经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生气，但似乎心情沉重——一点儿也不浪漫。他身后的刚朵拉轻轻地在水里摇晃，我看见刚朵拉上的船夫是维托里奥，我很讨厌的一个人。他当着我的面总是一副友好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在我背后——他到处说些难听的话，说像我一样的人的闲话，他把我们这种人称为“新国家来的外地人”。所以那天晚上，当他像兄弟似的跟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静静地看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船。然后我把我的吉他递给他——我带了一把西班牙吉他，而不是有椭圆形音孔的那把——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变换着姿势，然后突然用力地坐下去，船差点翻了。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开船了，他一直盯着水面。

我们静静地在水上漂着，经过黑色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加德纳先生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道：

“听着，朋友。我知道下午我们已经说好了今晚要唱哪几首歌。但是我在想，琳迪喜欢《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这首歌。我很久以前录的一首歌。”

“我知道，加德纳先生。以前我母亲总说你唱的版本比辛纳特拉[均为二十世纪享有盛誉的美国流行歌手]的，或者那个家喻户晓的格伦·坎贝尔[均为二十世纪享有盛誉的美国流行歌手]版的都好听。”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接着有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里奥吆喝了一声，船转弯了，吆喝声在墙壁间回响。

“以前我经常唱给她听，”加德纳先生说。“所以我想今晚她一定乐意听到这首歌。你记得调子吗？”

此时我已经把吉他拿出来了，我就弹了几小节。

“高一点，”他说。“升到降E调。我在唱片里就是这么唱的。”

于是我就用降E调弹了起来，弹了差不多整个主歌的部分以后，加德纳先生唱了起来，很轻很柔地，像是只记得一部分歌词。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回响在安静的运河上。而且真是太好听了。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公寓，躺在地毯上，而我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道：“很好。《凤凰城》我们就用降E调。然后是《我太易坠入爱河》，如我们计划的那样。最后是《给我的宝贝》。这样就够了。她不会想听再多的了。”

说完，加德纳先生又陷入了沉思，我们在黑暗中慢慢地往前漂去，只听见维托里奥轻轻泼溅起的水声。

“加德纳先生，”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希望您别介意我这么问，可是加德纳太太知道今晚的表演吗？还是说这会是个惊喜？”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想应该是属于惊喜这一类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晓得她会有什么反应。兴许我们唱不到《给我的宝贝》。”

维托里奥又转了一个弯，突然传来了音乐声和笑声，我们正漂过一家灯火通明的大餐厅。好像客满了，侍者忙碌地穿梭其间，食客们都很开心的样子，尽管那时运河边上还不是非常暖和。我们刚刚一直在宁静和黑暗中行驶，现在看见餐厅显得有些纷乱。感觉好像我们是静止不动的，站在码头上，看着这只闪闪发光的开着派对的船驶过。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里看了看，可是没有人太在意我们。把餐厅甩在身后以后，我说道：

“真有意思。要是那些游客发现一条载着著名的托尼·加德纳的船刚刚开了过去，不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维托里奥英语懂的不多，但是他听懂了这句话的大意，笑了一下。而加德纳先生却没有反应。直到我们又驶入黑暗，驶进一条狭窄的河道，驶过沿岸灯光昏暗的门口时，他才说道：

“我的朋友，你是从波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祖国现在是自由的民族了。”

“抱歉。我没有侮辱你们国家的意思。你们是勇敢的民族。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可是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想说的是从你来的地方，自然还有很多东西是你不明白的。正如在你们国家也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明白。”

“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

“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要是你过去问他们：‘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也许当中一些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经过，就算他们认出了我，他们会兴奋不已吗？我想不会。他们不会放下他们的叉子，不会停下他们的烛光晚餐。为什么要呢？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

“我不相信，加德纳先生。您是经典。就像辛纳特拉或者迪安·马丁[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歌手、演员]一样。一些一流的大师是不会过时的。不像那些流行歌星。”

“谢谢你这么说，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唯独今晚，不要开我的玩笑。”

我正想反驳，但加德纳先生举止里的某些东西让我放开了这个话题。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没有人说话。说实话，我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搅和进了一件什么事，这整个小夜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毕竟是美国人啊。说不定当加德纳先生开始唱时，加德纳太太会拿着枪走到窗前，朝我们开火。

也许维托里奥跟我想到了一块儿，因为当我们驶过一面墙上的路灯下时，他朝我递了个眼色，像是在说：“他真是个怪人，不是吗，朋友？”可是我没有理他。我不会跟他那种人一起反对加德纳先生的。在维托里奥看来，像我这种外地人，成天敲诈游客，弄脏河水，总之就是破坏了这座该死的城市。哪天遇上他心情不好，他会说我们是强盗——甚至是强奸犯。有一次，我当面问他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赌誓说全是一派胡言。他有一个他敬如母亲的阿姨是犹太人，他怎么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呢？可是一天下午幕间休息的时候，我靠在多尔索杜罗的一座桥上打发时间，一条刚朵拉从桥下经过。船上有三名游客，维托里奥摇着桨站在他们身后，高谈阔论，讲的正是这些垃圾。所以他尽可以看着我，但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伙伴情谊。

“我来教你一个秘诀，”加德纳先生突然说道。“一个表演的小秘诀。给同行的你。很简单。你要多少了解你的观众，不管是哪个方面，你得知道一点儿。一件让你心里觉得今晚的观众跟昨晚的不同的事。比如说你在密尔沃基演出。你就得问问自己，有什么不同，密尔沃基的观众有何特别之处？他们跟麦迪逊的观众有何不同？想不出来也要一直想，直到想到为止。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密尔沃基有上好的猪排。这就行了，当你走上台时心里就想着这个。不用说出来让观众知道，你唱歌的时候心里知道就行。你面前的这些人吃上好的猪排。他们对猪排非常讲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观众就成了你知道的人了，成了你可以为之演出的人。这就是我的秘诀。给同行的你。”

“谢谢，加德纳先生。我以前从没这样想过。像您这样的人的指点，我永生难忘。”

“那么今晚，”他接着说，“我们是为琳迪表演。琳迪是我们的观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琳迪的事情。你想听吗？”

“当然，加德纳先生，”我说。“我很想听听她的事情。”

*

接下来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坐在刚朵拉里，顺着水流漂，听加德纳先生讲。他的声音时而低得近乎耳语，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当路灯或者沿途窗户的灯光照到船上时，他就会突然想起我，提高音量，然后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之类的。

他说，他妻子来自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学校的老师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她老看电影明星的杂志，不学习。

“老师们不知道琳迪有远大的计划。看看现在的她。富有、美丽、周游世界。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呢，他们如今有什么成就？过得怎么样呢？他们要是多看些电影杂志，多些梦想，也许也能够拥有一些琳迪今日的成就。”

十九岁时，她搭便车到了加州，想进好莱坞，却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路边餐厅当起了服务生。

“意想不到啊，”加德纳先生说。“这家餐厅，这个高速公路旁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成了她最好的去处。因为这里是所有野心勃勃的姑娘来的地方，从早到晚。她们在这里见面，七个、八个、十来个。她们吃啊喝啊，坐在那里聊上好几个钟头。”

这些姑娘都比琳迪大一些，来自美国的四面八方，在洛杉矶待了至少两三年了。她们聚在餐厅里聊八卦，聊倒霉事，讨论计策，汇报大家的进展。可是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梅格的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招待。

“梅格是这群姑娘的大姐头，智囊袋。因为以前她就和她们一样。你得明白，她们是一群正经的姑娘，野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姑娘。她们是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谈论衣服、鞋子、化妆品？是，她们也谈这些。但是她们只关心哪些衣服、鞋子、化妆品能帮助她们嫁给明星。她们谈不谈论电影？她们谈不谈论歌坛？当然了。但是她们谈的是哪个电影明星或者歌星还是单身，哪个婚姻不幸，哪个离了婚。而所有这些，梅格都能告诉她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梅格走过她们要走的路。她知道钓到大腕的所有规矩和门道。琳迪和她们坐在一起，一字不落地听着。这家小小的热狗店就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明尼苏达来的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现在想想她可能会变成什么样，都让我哆嗦。可是她是走运的。”

“加德纳先生，”我说道，“请原谅我打断您。可要是这个梅格这么神通广大，她干吗不自己嫁个明星？她干吗还在餐厅里端盘子？”

“问得好，可你不太明白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位女士，梅格，她自己没有成功。可是重点是，她看过别人是怎么成功的。你明白吗，朋友？她曾经和这些姑娘一样，她目睹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她见过圈套陷阱，也见过阳关大道。她把所有的故事都讲给她们听，而其中一些人学进去了。琳迪就是其中一个。就像我说的，这里是她的哈佛。这里成就了后来的她。这里给了她日后需要的力量，天啊，她确实需要。她等了六年才交了第一次好运。你想象得到吗？六年的处心积虑，六年的如履薄冰。一次次地遇到挫折。可是就跟我们的事业一样。你不能因为最初的一些小挫折就打退堂鼓。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的姑娘随处可见，在默默无闻的地方嫁给默默无闻的人。而有一些人，有一些像琳迪这样的人，她们从每一次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们屡败屡战，却越战越勇。你以为琳迪没有蒙过羞？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最主要的，一半都不到。用得不对，人们就视你为娼妇。总之，六年之后，琳迪终于有了好运。”

“她遇到您了是吗，加德纳先生？”

“我？不，不是。我没有这么快出现。她嫁给了迪诺·哈特曼。没听说过迪诺？”说到这里加德纳先生微微冷笑了一下。“可怜的迪诺。我想他的唱片没有流传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不过那时他很有些名气。当时他频频在维加斯演出，出了几张金唱片。我刚才说了，琳迪交了好运。我初次见到琳迪时，她是迪诺的妻子。这种情况老梅格早跟她们解释过了。诚然有的姑娘能第一次就撞了大运，一步登天，钓上辛纳特拉或者白兰度这样的人。可是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姑娘们得准备好在二楼就出电梯，走出来。她得习惯二楼的空气。也许将来有一天，她会在二楼这里遇见一个从顶楼公寓下来的人，也许是下来取一下东西。这人对她说，嘿，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一起上顶楼去。琳迪清楚游戏规则。她的战斗力没有因为嫁给了迪诺而减退，她的雄心也没有因此而大打折扣。迪诺是个正派人。我一直都喜欢他。所以虽然我第一次见到琳迪就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是个绝对的绅士。后来我得知琳迪因此而更加下定决心。啊，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我得告诉你，朋友，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红。我猜你母亲就是在那个时期听我的歌的。然而迪诺却开始迅速走下坡路。那段时期很多歌手的日子都不好过。时代变了。孩子们都听披头士、滚石。可怜的迪诺，他的歌太像平·克劳斯贝[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歌手、演员]了。他尝试做了一张巴萨诺瓦[一种融合巴西桑巴节奏与美国酷派爵士乐的新派音乐，被视为拉丁爵士乐的一种]的唱片，却被大家耻笑。这时琳迪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了。当时的情况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我想就是迪诺也没有真的责怪我们。所以我行动了。她就这样到了顶楼公寓。

“我们在维加斯结了婚，我们把酒店的浴缸装满香槟。今晚我们要唱的那首《我太易坠入爱河》，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吗？想知道吗？新婚后不久，有一次我们在伦敦。吃完早饭以后我们回到客房，女佣正在打扫我们的套房。可是我们欲火烧身。于是我们进了房间，我们可以听见女佣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的声音，可是我们看不见她，隔着隔板墙。我们踮着脚尖偷偷地溜进去，像孩子似的，你瞧。我们悄悄地溜回卧室，把门关上。我们看得出卧室已经打扫完了，所以女佣应该不用再回到卧室来了，但我们也不是很肯定。管他呢，我们才不在乎。我们脱掉衣服，在床上大干起来，女佣一直都在隔壁，在套房里走来走去，不晓得我们已经回来了。我说了，我们欲火烧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突然觉得整件事情太好玩了，我们开始笑个不停。后来我们完事了，躺在床上拥抱着对方，女佣还在外面，你知道吗，她居然唱起歌来了！她用完吸尘器，开始放声高歌，天啊，她的声音太难听了！我们笑个不停，当然是尽量不发出声音。你猜接下来怎么着，她不唱了，打开收音机。我们突然听见切特·贝克[美国爵士乐号手、歌手]的声音，在唱《我太易坠入爱河》，优美、舒缓、柔和。我和琳迪躺在床上，听着切特的歌声。过了一会儿，我也唱了起来，很轻地，跟着收音机里的切特·贝克唱，琳迪偎依在我怀里。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选了这首歌。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想起这件事。天晓得。”

加德纳先生不说了，我看见他擦去眼泪。船又转了个弯，我发现我们第二次经过那家餐厅了。餐厅似乎比先前更加热闹，有个人，我知道他叫安德烈亚，正在角落里弹钢琴。

当我们再次驶入黑暗之中时，我说道：“加德纳先生，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我看得出眼下您和加德纳太太的关系不是很好。我想让您知道我是明白这些事的。以前我母亲经常悲伤，大概就和您现在一样。她以为这次她找到了一个好人，她高兴极了，告诉我这个人要做我的新爸爸了。头几次我相信了。可后来，我知道事情不会尽如人意的。可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停止相信。每当她伤心的时候，大概就像您今晚这样，你猜她怎么着？她会放你的唱片，跟着唱。那些漫长的冬天，在我们住的小公寓里，她坐在那里，蜷起膝盖，手里头拿着一杯喝的，轻轻地跟着唱。有时候，我还记得，加德纳先生，楼上的邻居会用力地敲天花板，特别是当你放一些大声的快歌时，比如《希翼》、《他们都笑话》之类的。我仔细地看着母亲，可是她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专心地听着你的歌，头跟着拍子一点一点，嘴唇跟着歌词一张一合。加德纳先生，我想说的是，您的音乐帮助我母亲度过那些伤心的日子，也一定帮助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也一定能帮助您自己的。”说完我笑了笑，本想作为鼓励，没想到笑得大声了点。“今晚您可以信任我，加德纳先生。我会全力以赴。今晚我的演出不会输给任何一个管弦乐队的，您等着瞧吧。加德纳太太听了以后，天晓得？也许你们就会重归于好。夫妻间都会有不愉快的时候。”

加德纳先生微微一笑。“你是个好人儿。我很感激你今晚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聊了。琳迪回到房里了。我看见灯亮了。”

*

说话间我们正经过一座我们至少已经路过两次的公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维托里奥带着我们兜圈子。加德纳先生在等某个窗户的灯光，每次他看见灯还没亮，我们就再绕一圈。但是这一次，三楼的窗户亮了，百叶窗打开着，从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屋里的一小块带黑色木梁的天花板。加德纳先生示意维托里奥停下，维托里奥早已经停下桨，让船慢慢漂到窗户的正下方。

加德纳先生站起身来，又一次把船弄得激烈地摇晃起来，维托里奥赶紧把船稳住。加德纳先生朝上面轻轻地喊道：“琳迪？琳迪？”然后他终于大声叫道：“琳迪！”

一只手推开百叶窗，接着一个身影出现在狭小的阳台上。虽然公寓墙上不远的地方有一盏灯，但是灯光昏暗，看不清加德纳太太的样子。然而我依稀看出她把头发梳起来了，和上午在广场上不一样，大概是为了刚刚的晚餐。

“是你吗，亲爱的？”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问。“我还以为你被绑架之类了呢。你害我担心死了。”

“别傻了，亲爱的。在这种地方会出什么事呢？再说，我给你留了纸条。”

“我没有看见什么纸条，亲爱的。”

“我给你留了纸条。让你别担心。”

“纸条在哪儿呢？上面写什么？”

“我不记得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生气了。“只是张普通的纸条，说我要去买烟之类的。”

“你现在在那里就是干这个吗？买烟？”

“不是，亲爱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我要唱歌给你听。”

“是在开什么玩笑吗？”

“不，亲爱的，不是开玩笑。这里是威尼斯。这里的人就是这么干的。”说着指了指我和维托里奥，像是要证明他的话。

“我觉得外面有点冷，亲爱的。”

加德纳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你进屋里去听吧。进屋里去，亲爱的，舒舒服服地坐好。只要把窗户开着就能听得很清楚。”

加德纳太太仍旧低头看着他，他也抬头往上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片刻后，加德纳太太进屋里去了，加德纳先生好像很失望的样子，即便是他自己劝她这么做的。他低下头，又叹了口气，我能感觉到加德纳先生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做。于是我说道：

“来吧，加德纳先生，我们开始吧。第一首《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

我轻轻地弹了几个开始的音符，拍子还没有出来，只是一些音符，可以是歌曲的导入，也可以就这么渐渐退去。我试着弹得美国一点，伤心的路边酒吧，长长的高速公路。我还想起了我母亲，想我以前是怎么走进屋里，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唱片的封面，封面上画着一条美国公路，或者一个歌手坐在一辆美国车里。我的意思是，我试着要弹得让我母亲能听出就是那个国家，她唱片封面上的那个国家。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还没等我弹出什么连续的拍子来，加德纳先生就唱了起来。他站在摇摇晃晃的刚朵拉上，我担心他随时会掉下去。然而他的声音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温柔、近乎沙哑，但是集结了全身的力量，像是从一个看不见的麦克风里传出来的。而且和所有一流的美国歌手一样，他的声音略带疲倦，甚至是丝丝的犹豫，仿佛他并非一个惯于如此敞开心扉的人。所有的大师都是这样。

我弹着，他唱着，一首充满漂泊和离别的歌。一个美国人离开他的情人。歌曲一节节，城镇一座座，凤凰城、阿尔伯克基、俄克拉何马，他一路不停地思念着情人。车子沿着大路一直开，这是我母亲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要是我们能像这样子将事情抛在身后——我猜母亲听这首歌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是我们能像这样子将悲伤抛在身后。

这首歌结束了，加德纳先生说：“好，直接唱下一首吧。《我太易坠入爱河》。”

这是我第一次为加德纳先生演奏，我小心翼翼地弹每一个音，结果我们配合得还不错。听了他给我讲的这首歌的故事以后，我不停地抬头看窗户，然而加德纳太太那里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没有动静，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歌唱完了，宁静和黑暗包围了我们。我听见不远处有人推开百叶窗，估计是住在附近的人想听得清楚些。可是加德纳太太的窗户什么情况也没有。

我们慢慢地唱起了《给我的宝贝》，慢到几乎没有拍子，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一直抬头看着窗户，过了许久，大概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终于听见了。声音若隐若现，但是绝对错不了，是加德纳太太在啜泣。

“我们成功了，加德纳先生！”我轻声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打动她了。”

可是加德纳先生的样子并不高兴。他疲倦地摇摇头，坐了下来，朝维托里奥摆了摆手。“把船划到另一边去吧。我该进去了。”

当船再次开动时，我觉得加德纳先生一直在避开我的眼睛，几乎像是在为今晚的事情感到羞愧。我不禁想到这整件事情也许是一个恶作剧。因为就我我我我我所知，这些歌对加德纳太太都有讨厌的含义。于是我收起吉他，坐在那里，或许有点儿闷闷不乐，我们就这么往前划去。

船到了开阔一些的水面，突然一艘观光游艇迎面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在刚朵拉边溅起不小的波浪。然而我们快到加德纳先生公寓的门口了。维托里奥把船慢慢靠近岸边时，我说道：

“加德纳先生，您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今晚对我来说太特别了。如果我们就此告别，以后我不会再见到您，那么我余生都会一直琢磨。所以加德纳先生，请您告诉我。刚才，加德纳太太是因为喜悦而哭泣，还是因为伤心？”

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昏暗的灯光下，我只能看见船头加德纳先生弓着背的身影。可是当维托里奥系缆绳时，加德纳先生静静说道：

“我想我以这种方式唱歌给她听，她很高兴。但当然了，她很伤心。我们俩都很伤心。漫长的二十七年，这次旅行之后，我们就要分开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了。”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加德纳先生，”我轻轻地说。“我想很多婚姻最后都走到了尽头，即便是一起过了二十七年。但至少你们能以这种方式分开。一起到威尼斯度假，在刚朵拉上唱歌。很少有夫妻能这么友好地分手。”

“我们为什么不友好呢？我们仍然深爱着对方。这就是她为什么哭了。她还像我爱着她一样地爱着我。”

维托里奥已经上岸了，可是加德纳先生和我都还坐在黑暗里。我等着他往下讲，果然，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

“就像我说的，我对琳迪一见钟情。可是她也爱我吗？我想她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个明星，她只关心这一点。我是她梦寐以求的，是她在那家小餐厅里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她爱不爱我不是问题。可是二十七年的婚姻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多夫妻，他们渐渐地越来越不喜欢对方，厌倦对方，最后憎恨对方。而有时候情况刚好相反。过了很多年，琳迪逐渐慢慢地开始喜欢我。一开始我不敢相信，可是后来没什么可怀疑的了。离开餐桌时轻轻碰一下我的肩膀。在房间那一头莫名其妙地微微一笑，没什么好笑的事，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在乐什么。我敢说她自己也很惊讶，但事实如此。五六年后，我们发现我们在一起非常惬意。我们关心对方，在乎对方。总而言之，我们爱对方。而如今我们仍旧爱着对方。”

“我不明白，加德纳先生。那您和加德纳太太为什么要分开呢？”

他又叹了一口气。“你怎么可能明白呢，朋友，从那样的国家来的？但是今天晚上你对我太好了，我试着解释给你听吧。事实是，我的名声已经不如从前了。你尽可以反对，但在美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不再是大明星了。如今的我可以接受现实，慢慢隐退，生活在过去的荣誉之上。但我也可以说，不，我还没玩完呢。换句话说，我的朋友，我可以重返歌坛。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甚至还不如我的人，都这么做了。但是重返歌坛并非易事。你得做好做出种种改变的心理准备，有些改变是很困难的。你得改变你的做法，甚至改变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加德纳先生，您的意思是，因为您要重返歌坛，您和加德纳太太不得不分开？”

“看看其他人，看看那些成功重返歌坛的人，看看那些至今仍活跃在歌坛的我这一辈人。他们每一个，每一个都再婚了。两次，甚至三次。他们每一个都牵着年轻的妻子。我和琳迪会成为笑柄的。而且，现在有一个我看上眼的姑娘，她也看上了我。琳迪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比我还早明白，也许在餐厅里听梅格讲各种奇闻轶事时就明白了。我们商量过了。她明白我们该各走各的了。”

“我还是不明白，加德纳先生。您和加德纳太太来的地方不会和其他地方相差到哪儿去。所以，加德纳先生，这些年来您唱的歌能感动各个地方的人。甚至是我生长的地方。这些歌里头都唱些什么呢？两个人不再相爱了，只好分开，所以伤心。可要是两人还彼此相爱，就应该永远在一起。这就是那些歌里唱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朋友。我知道你很难明白这件事情。但事实如此。而且，这对琳迪也好。我们现在就分开对她来说最好。她还不老。你见过她，她依旧美丽动人。她得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抽身。还来得及再找一个爱人，再结一次婚。她得趁还为时未晚赶紧抽身。”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加德纳先生突然问道：“我猜你母亲始终没能再找到一个好人吧。”

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我想了想，轻声说：“没有，加德纳先生。她始终没能再婚。她没能活着看见我们国家的变化。”

“太遗憾了。我相信她是个好女人。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的歌真的让她感到幸福，那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很遗憾她最终没能再找到一个好人。我不希望我的琳迪会这样。不，我的琳迪不会的。我要我的琳迪再找到一个好人。”

刚朵拉轻轻地敲打着河岸。维托里奥轻声唤着，伸出一只手，几秒钟后，加德纳先生站起来，爬上岸去。等我也拿着吉他爬上岸时——我不想求维托里奥让我白搭一程——加德纳先生已经掏出了钱包。

看来维托里奥对自己的酬劳非常满意，他带着一贯的彬彬有礼，说着一贯的恭维话，回到刚朵拉上，划走了。

我们看着船消失在黑暗之中。加德纳先生往我手里塞进一大把钞票。我对他说太多了，而且今晚是我极大的荣幸。可他一点儿也不肯收回去。

“不，不，”他边说边在眼前摆了摆手，像是要了结这件事，不仅是钱，还包括我、包括这个夜晚，或许还包括他人生的这整个阶段。他迈步朝公寓走去，可才走了几步，他就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们所在的小街，运河，一切都很安静，只有远方模糊的电视的声音。

“今天晚上你弹得很好，我的朋友，”他说。“你的指法很好。”

“谢谢您，加德纳先生。您唱得也很好，和以前一样好。”

“也许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会再到广场去一次。去听听你和同事们的演出。”

“我希望如此，加德纳先生。”

可是我没有再见到他。几个月后，秋天的时候，我听说加德纳先生和加德纳太太离婚了——弗洛里安的一个侍者在哪里看到，告诉我的。那天晚上的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回想起这件事情，我黯然神伤。因为加德纳先生看上去是个很正派的人，不管你怎么看，无论复出与否，他都是伟大的歌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