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我在伦敦度过。总的来说，虽然我没有完成所有的预定任务，但这段日子还是相当激动人心的。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天临近，以往的烦躁不安又回来了。比方说，我隐隐地害怕再遇见以前的大学同学。当我在卡姆登区闲逛时，当我搜寻着我在西区大商场买不起的CD时，总能遇见以前的同学，问我自从离开学校出来“追求功名利禄”以后，混得怎么样。我不是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现状，而是他们没人——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例外——能理解对现在的我来说，什么才叫“成功的”数个月。

我说了，我没有完成所有的预定任务，但这些任务更像是长期的奋斗目标。所有的这些试音，就算是最无聊的，也是很宝贵的经验。几乎每一次我都不会空手而归，我都能了解到一些伦敦，甚至全世界乐坛的事情。

有的试音挺正式的。你到一个仓库或改装的车库里去，有经理或者乐队成员的女朋友记下你的名字，端茶给你，叫你等一会儿，这时隔壁传来很大声的、乐队时断时续的演奏。但是大部分试音则很随便。事实上，看了大多数乐队行为处事的方式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伦敦乐坛每况愈下。我一次次穿梭于伦敦郊区不知名的街道间，带着我的原声吉他走上楼梯，走进散发着霉味的公寓。屋子里的地板上垫子和睡袋扔得到处都是。乐队的人嘴里一直嘀咕着，几乎不看你的眼睛。我弹唱的时候他们只是两眼空洞地看着你，直到其中一个人叫我停下来，说：“噢，可以了。谢谢你来试音，但这跟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

我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其实很多都很害羞，对试音这事儿很不自在。若我和他们聊些别的，他们就放松多了。我就是这样收集到各种有用的信息的：哪儿有有意思的夜总会，哪个乐队需要吉他手。或者只是推荐你听听哪里的乐队。我说了，我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我吉他弹得不错，很多人还说我的声音很适合和声。但我很快就发现有两个因素对我不利。一是我没有装备。很多乐队都希望找到一个自带电吉他、扩音器、喇叭，最好还有交通工具的人，能够马上开始和他们一起表演。我只有两条腿和一把破破烂烂的原声吉他。所以不管他们多喜欢我的演奏或声音，都不得不叫我走人。公平得很。

另一主要障碍才让人难以接受——而且我得说，这一点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自己写歌竟然成了问题。真不敢相信。我在某个乱糟糟的公寓里，对着一群面无表情的脸孔演奏，弹完了以后，经过十五、甚至三十秒钟的停顿，会有一个人疑惑地问道：“这是谁的歌？”我说是我自己的歌，刷的一声，窗子关上了。耸肩的耸肩，摇头的摇头，还诡异地互相笑一笑，然后送上他们打发人的那套说辞。

在这种情况发生到第无数次的时候，我实在生气了。我说：“我不明白。难道你们想永远做一支翻唱乐队？就算是这样，你们以为那些歌打哪儿来的？当然是有人写的！”

可是听我说话的那个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没有冒犯之意，伙计。只是写歌的浑球儿太多了。”

似乎整个伦敦乐坛都是这种傻瓜论调。正是这一点使我相信：在这里，就在最根部，有一种就算不是完全腐烂，但至少也是极其肤浅、极其虚伪的东西在蔓延；这种现象无疑直达最上层，反映了整个音乐界的现状。

这一发现，加上夏天临近，使得我再没有地方可以寄居，我决定：虽然伦敦魅力四射——我的大学生活跟它一比，真是暗淡无光——我还是离开一阵子的好。于是我打电话给家姐玛吉。她和丈夫在莫尔文山经营一家小餐厅。就这样，我决定这个夏天和他们一起住。

*

玛吉比我大四岁，而且老是为我担心，所以我知道她一定赞成我到她那里去。其实，我还知道她很高兴有人帮她。我说她在莫尔文山开小餐厅，并不是指在大莫尔文镇或一级公路上，而是确确实实在山上。餐厅是一栋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房子，面朝西独自屹立在山上，因此天气晴朗时，可以把茶和蛋糕拿到店外的露台上去，俯瞰整个赫里福郡的景色。冬天的时候只得关门大吉，但夏天则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客人主要是本地人——他们把车停在山下一百米的“西英格兰”停车场，穿着凉鞋和花花绿绿的衣服，气喘吁吁地沿着小路爬上来——有时也有手拿地图、穿戴整齐、徒步登山的游客。

玛吉说她和杰夫没钱付我工资，这正合我意，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做得很辛苦。但是既然我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大家自然把我当作第三名店员。一开始的时候事情有点乱，特别是杰夫，有时很想揍我一顿，因为我干得太少，有时又不好意思叫我做事情，好像我是客人。但情况很快就步入了正轨。工作很简单——我特别会做三明治——但我得时不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最初决定来乡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写一批新歌，秋天回伦敦的时候用。

我天生就是个早起的人，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店里的早餐时间真是噩梦：客人要的蛋要做成这样、面包要烤成那样，东西常常煮过头。于是我决定十一点之前不出现。当楼下吵吵嚷嚷的时候，我打开房里的凸窗，坐在宽大的窗台上，面向绵延数英里的山丘弹奏吉他。我刚来的时候，一连几个早上都是大晴天，感觉好极了，景色一望无际。我随意拨弄琴弦，琴声好像能传遍整个英国。只有当我把脑袋伸出窗外，才会看见底下餐厅的露台，看见人们牵着狗、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

我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玛吉和我就在离这里只有几英里的珀肖尔长大，父母经常带我们到山上来散步。可是那时候我不喜欢这里，等我长大一点，我就不跟他们一起来了。但是那年夏天，我感到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感到从许多方面说来，我来自并且属于这片山丘。这种感觉也许跟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异有关，多年来，理发店对面的那间灰色小屋不再是“我们的”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我对这里的感觉不再是童年印象中的幽闭、可怕，而是亲切，甚至是怀念。

我几乎每天都到山上去走一走，要是确定不会下雨的话，还会把吉他带上。我特别喜欢位于山脉北端的桌山和尾山，当天来、当天回的人一般不会到这里来。有时候，我在这里坐上好几个小时，独自思考，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感觉就好像我是第一次发现这里，有无数的新旋律在我脑子里冒出来。

然而在店里帮忙就是另一回事了。做三明治的时候，总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或面孔，朝柜台这边过来，把我猛地拉回到过去。父母的老朋友会过来盘问我的近况，我只好瞎扯一通，直到他们不再烦我。离开之前他们常常会一边看我切面包、切西红柿，一边点点头，说“啊，至少你现在有事可做”之类的话，才拿着杯子、碟子蹒跚地回到座位上去。有时是遇见我的老同学，操着一副新学来的“大学”腔跟我搭话，对最新的蝙蝠侠电影评头论足一番，或者侃侃而谈世界贫困的根本原因。

我不是真的介意这些事，有些人我很高兴见到他们。可是那年夏天，当这个人走进店里时，我一看见她浑身就僵掉了。等我想到我应该躲到厨房里去时，她已经看见我了。

这个人就是弗雷泽太太——或者按照以前我们的叫法：哈格·弗雷泽。当她牵着一只脏兮兮的小斗牛犬进来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我真想告诉她不可以带狗进来，虽说很多人进来点餐时都会把狗带进来。哈格·弗雷泽是我在珀肖尔读书时的一个老师。谢天谢地，她在我上中学六年级以前就退休了，可是她的阴影却留在了我整个读书阶段。除她之外，学校里的日子并不坏，可是她从一开始就讨厌我、处处为难我，面对她这种人，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只能逆来顺受。她所用的伎俩是变态老师常用的那种，比如上课时专挑我不会的问题叫我起来回答，让全班同学笑话我。后来就更高明了。记得有一次，我十四岁那年，一个新来的老师，特拉维斯先生，在课堂上跟我互相开玩笑，不是挖苦我的笑话，而是好像我们是朋友，同学们都笑了，我感觉挺好。可是两天后，我下楼梯时，碰巧特拉维斯先生和她一起说着话，迎面走来。我走过去时，哈格·弗雷泽把我叫住，说我迟交作业还是什么的，把我臭骂一顿。她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特拉维斯先生知道我是个“捣蛋学生”；要是特拉维斯先生以为我是个值得他尊敬的孩子，就大错特错了。或许是因为她年纪大，我说不准，但是其他老师好像从来都不怀疑她，都把她的话当真。

那天哈格·弗雷泽进来时显然认出了我，但她既没有笑一笑也没有叫我的名字。她要了一杯茶和一包奶油夹心饼干以后就到露台去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把空茶杯和空碟子放到柜台上，说：“我想你不会去收拾桌子，就自己拿进来了。”她还是用以前那副“真想揍你”的眼神看我，目光在我身上多停留了两三秒钟才离开。

我对这个老妖婆的仇恨一下子又回来了。几分钟后玛吉下来时，我已经是怒不可遏。她一眼就看出来，问我怎么了。那时只有几个客人在露台上，屋里没人，我就大喊大叫起来，把哈格·弗雷泽骂得狗血淋头。玛吉要我冷静下来，然后说：

“她不再是谁的老师了，只是一个丈夫离她而去的可怜的老妇人。”

“活该。”

“可你应该稍微同情她一下。正当她准备享受退休生活时，她的丈夫却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抛弃了她。如今她只得自己一个人经营旅馆，人们都说那个地方一天不如一天了。”

玛吉的话让我高兴了不少。我很快就把哈格·弗雷泽抛到了脑后，因为来了一群人，要很多金枪鱼沙拉。几天以后，我在厨房里和杰夫闲聊时，知道了更多的细节：比如说她结婚四十多年的丈夫怎么跟他的秘书跑了；又比如他们的旅馆最初经营得还可以，可是后来谣传客人们都要求退钱，或者刚住进去没几个小时就退房。我亲眼见过那地方一次，一天我帮玛吉去采购东西时开车路过。哈格·弗雷泽的旅馆就在埃尔加路[伍斯特郡为纪念当地名人、英国著名作曲家爱德华·威廉·埃尔加爵士（1857—1934）而将与其生平有关的四十多个地方连在一起，组成一条约四十英里的环形公路]上，是一栋挺大的花岗岩房子，特大的牌子上写着“莫尔文旅馆”。

可是我并不想多说哈格·弗雷泽的事。我对她或她的旅馆不感兴趣。我在这里说到她是为以后的事——蒂洛和索尼娅的出现——做交待。

那天杰夫到大莫尔文镇上去了，只有我和玛吉坚守岗位。午饭的客流高峰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但是“德国佬”进来时，我们还挺忙的。一听到他们的口音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德国佬”。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当你站在柜台后面，要记住谁不要甜菜、谁多要一份面包、谁又多点了什么时，就不得不把客人都区别开来，给他们取外号、记住他们的外貌特征。那个驴子脸要一份面包、腌菜配奶酪和两杯咖啡。温斯顿·丘吉尔和他老婆要金枪鱼配蛋黄酱的法式长棍三明治。我就是这么记的。因此，蒂洛和索尼娅就成了“德国佬”。

那天下午很热，可是大多数客人——都是英国人——还是想坐在外面的露台上，有些还不用遮阳伞，想把皮肤晒得通红。那两个“德国佬”却决定坐在里面乘凉。他们穿着普通的宽松驼色裤子、运动鞋和T恤衫，但看上去挺聪明，欧洲大陆来的人常给人这种感觉。我猜他们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出头——那时我没太在意。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轻声交谈，跟大多数欧洲来的和蔼的中年夫妇没什么两样。过了一会儿，那个男的站起来，在店里头溜达，走到玛吉挂在墙上的一张褪色老照片前时停下来欣赏，那是这所房子1915年时的照片。然后他伸展了一下胳膊，说道：

“你们这儿的景色真漂亮！瑞士也有很多漂亮的山，可你们这儿的不一样。瑞士是高山，你们这儿是小山，但平缓、亲切，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哦，您是从瑞士来的，”玛吉礼貌地说。“我一直想去瑞士。阿尔卑斯啊、缆车啊，听上去很棒。”

“是啊，我们国家有很多美景。但是这里，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们很早以前就想到这里来了。说了那么久，现在终于来了！”说着他开怀大笑。“真高兴啊！”

“太好了，”玛吉说道。“祝愿你们玩得开心。你们会在这里待很久吗？”

“我们还可以再待三天，然后就得回去工作。很多年前我们看了一部关于埃尔加的纪录片，从那以后就一直想来这里。显然埃尔加热爱这些山，骑着自行车把这些山都走遍了。如今我们终于来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玛吉和他聊起了他们到过的英国景点，在这里哪些地方值得一看，就是你常跟游客聊的那一套。这些话我听了无数遍了，自己也能不假思索地说一遍，所以渐渐把注意力移开。我只听见这两个德国佬其实是瑞士人，正在租车旅游。那男的反复赞美英国是个很棒的地方，英国人都很友好，有时玛吉插几句玩笑话，他都会哈哈大笑。可是我说了，我把注意力移开了，觉得他们只是一对挺无趣的普通夫妇。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注意他们，因为我发现那男的一直想把他妻子带到谈话里来，可他妻子就是不说话，眼睛直盯着旅游指南，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人在跟她说话。这让我留意他们。

他们两个的皮肤都被晒黑了，肤色自然、均匀，不像外面那群满头大汗、皮肤红得活像龙虾的当地人。尽管上了年纪，两人身材还都很好，身体健康的样子。男的头发灰白，但是浓密，梳得很整齐，虽说有点阿巴乐队[瑞典流行乐队名（1973—1982）]的感觉。女的是金黄头发，差不多褪成白色的了，表情严肃，嘴角有几道小皱纹，要不然这会是一张美丽的中年女人的脸。而那个男的就像我刚说的那样，一直想把他妻子带到谈话里来。

“当然了，我妻子很喜欢埃尔加，很想去看看他出生的房子。”

沉默。

或者：“我得承认我不太喜欢巴黎。我更喜欢伦敦。可是索尼娅她喜欢巴黎。”

没有回答。

每次他说这些话时，都要转头看看坐在角落的妻子，玛吉只好也朝她那里看一看。可他妻子只顾看书，头也不抬一下。那男的似乎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仍旧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然后他又一次伸展了一下胳膊，说：“请原谅，我想我要出去欣赏一下你们这里的美丽景色！”

他走了出去。起先我们看见他在露台上溜达，后来就不见了。他妻子仍旧坐在角落里读旅游指南。一会儿，玛吉过去擦桌子。那女的完全没有理睬玛吉，直到我姐姐要把还剩一小块面包卷的盘子收拾走时，她突然啪地放下书，挺大声地说：“我还没吃完呢！”

玛吉向她道歉，放下盘子，走开了——而我看她根本没有去动那盘子。玛吉从我身边走过去时看了我一眼，我耸耸肩。过了一会儿，我姐姐很客气地问那女的还要不要别的。

“不，不要了。”

我能听出来那女的不想别人去吵她，可是对于玛吉来说，她条件反射地问道（好像她真的想知道）：“食物什么的都还好吗？”

那女的只是看书，好像没有听见。过了五六秒钟，她才放下书，看着我姐姐，说：

“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食物很好，比附近其他鬼地方的好多了。可是，我们只不过要了三明治和沙拉，却等了三十五分钟。三十五分钟。”

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个女人满腔怒火。不是突然间来了气，等下就会没了。不是，我看得出这个女人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她是那种一旦生气就不会轻易消气的人，怒气会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类似严重的头痛，不会达到顶点，但也不想发泄出来。玛吉一向脾气好，不会察觉到这些征兆，大概以为对方只是在合情合理地抱怨。玛吉向她道歉，然后说：“可是您看，刚才客人太多了……”

“肯定每天都这样咯？不是吗？不是这样？到了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客人？是吗？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提前准备好呢？每天都有这么多客人超出你们的预料了，你是想这么说吗？”

那女人本来看着我姐姐，我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站在玛吉旁边，她就把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可能是因为我脸上的表情，我感觉她的怒气又增加了两度。玛吉转头看我，轻轻把我推开，可我没动，一直看着那个女人。我要她明白这不单单是她和玛吉之间的事。谁知道事情可能变成什么样，可就在这时，她丈夫回来了。

“这儿的风景太棒了！很棒的风景，很棒的午餐，很棒的国家！”

我等着他明白这会儿的情况，可就算他注意到了，也没太在意的样子。他微笑着对他妻子说（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他说英语）：“索尼娅，你真该去看看。就沿着那边那条小路一直走到头！”

他妻子则用德语回答他，然后又埋头看书。他往里走了些，对我们说：

“本来我们今天下午要继续开车到威尔士去的。可是你们这儿的莫尔文山太漂亮了，我真想剩下这三天就都待在这里得了。要是索尼娅同意，那就太好了！”

他看看他妻子，对方耸耸肩，又说了几句德语。说完，男的开怀大笑。

“太好了！她同意！那就这么定了。不去威尔士了。接下来这三天我们就都待在你们这里！”

说完朝我们笑了笑，玛吉应了几句客套话。看见他妻子把书收起来准备离开，我松了口气。那男的也走回餐桌，提起一个小背包，搭在肩上。这时他问玛吉：

“我在想不知你能不能介绍一家附近的小旅馆给我们？不用太贵的，但要舒适、整洁。带点英国味儿的就更好了！”

玛吉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净问些没有用的问题，比如：“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旅馆？”而我马上说道：

“这附近最好的旅馆是弗雷泽太太的。就在去伍斯特郡的路上。叫莫尔文旅馆。”

“莫尔文旅馆！好像正是我们需要的！”

玛吉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假装继续擦桌子，我则把旅馆的位置详细地告诉他们。然后这对夫妇就离开了，那男的满面笑容感谢我们，那女的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姐姐疲惫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我却笑了笑，说：

“你得承认，那女的和哈格·弗雷泽真是天生一对。机不可失。”

“你倒好，给自己找乐子，”玛吉推开我，走到厨房里去。“我可得住在这里。”

“那又怎么样？听着，你再也不会见到那两个德国佬了。而要是哈格·弗雷泽知道我们把她的旅馆介绍给过路的游客，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玛吉摇摇头，可是这次不再板着一张脸了。

*

德国夫妇走了以后店里安静了许多，后来杰夫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做了超出我应做的份儿，就上楼去了。我回到房间，拿出吉他坐在窗台上，开始全神贯注地继续想一首写到一半的歌。可后来——好像才没过多久——我就听见楼下来喝下午茶的客人渐渐多起来了。若又像平时一样客人太多，玛吉肯定会叫我下去的。我决定我最好偷偷溜出去，到山上继续写歌。

我从后门出去，没有遇到一个人，一出来就感到到外面来太好了。天还很热，特别是我背着吉他箱，但是微风习习、沁人心脾。

我朝上周发现的一处地方走去。这个地方在餐厅后面，要先爬一段陡峭的小路，再走一段较平缓的斜坡，走几分钟，就来到了这条长椅跟前。我精心挑选了这个地方，不单单因为这里风景好，还因为这里不在山路的交界处，没有大人带着筋疲力尽的小孩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坐在你旁边。但另一方面，这里也不是完全看不见人，偶尔会有散步的人经过，随意地跟你打声招呼，有时还会拿我的吉他开个玩笑，但都不会停下脚步。对此我并不介意。这样好像有听众，又好像没有，给了我所需的想象空间。

我在长椅上待了大约半个小时，突然感觉到刚刚有人像平常一样打了声招呼走过去，但现在站在几码远的地方不动了，看着我。我恼了，略带讥讽地说：

“好了，你们不用给我钱。”

只听一阵熟悉的开怀大笑，我抬起头来，看见那对德国夫妇朝长椅这折回来。

我马上想到可能他们去了哈格·弗雷泽的旅馆，发现我骗了他们，现在回来找我算账。可我又看见不仅是那个男的，连那女的也笑嘻嘻的。他们走回到我面前，那时太阳快落山了，所以有一会儿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轮廓，身后是一轮巨大的落日。他们又走近了些，我看见两个人都惊喜地看着我的吉他——我还在弹着——像在看着一个婴孩。更令人吃惊的是，那女的跟着我的节拍点着脚。我突然觉得不好意思，便把手停下。

“嘿，接着弹！”那女的说。“你弹得真好听。”

“是啊，”男的说，“太好听了！我们远远地听到了。”他指了指。“刚才我们在那里，在那个山脊上。我对索尼娅说我听见弹琴的声音。”

“还有唱歌的声音，”女的说。“我对蒂洛说，听，有人在唱歌。我说对了，不是？刚刚你还唱了一小段。”

我一时无法接受面前这个面带微笑的女人就是中午刁难我们的那一个。我把他俩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生怕认错了人。可是错不了，他们还穿着刚才那身衣服，虽然那男的阿巴头型被风吹得有点乱。不管怎样，只听那男的说道：

“我想你是中午给我们做了好吃的那家餐厅里的那位先生？”

我说是。那女的又说：

“你刚刚唱的那首曲子。我们隐隐约约远远地听到了。我特别喜欢每一小节结束时的调子。”

“谢谢，”我说。“这是我的新歌，还没写完。”

“你自己写的歌？真是个天才！请把你的歌再唱一遍，像刚刚那个样子。”

“知道吗？”男的说，“你录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制作人你要这首歌听起来是这种感觉。像这样！”他转身指了指我们面前一望无际的赫里福郡。“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要像这样的音响环境。你要听众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听到这首歌，下山的时候，在风中隐约听见……”

“不过当然要清楚些才行，”女的说。“不然听众就听不清歌词了。但蒂洛说得对。一定要让人联想到户外、空气、回声。”

两个人越说越激动，仿佛在山上遇到了又一个埃尔加似的。虽然我刚刚怀疑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但现在禁不住热情以待。

“这个嘛，”我说，“既然我这首歌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写的，歌里有些这里的感觉也不奇怪。”

“没错，”两人一齐点点头说道。那女的又说：“别不好意思。把你的歌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很好听。”

“好吧，”我随意拨弄着琴弦，说。“好吧，你们真想听的话，我就给你们唱一首。不唱这首还没写完的。唱另外一首。但是，你们这样子站在我面前我没法唱。”

“当然了，”蒂洛说。“是我们失礼了。我和索尼娅经常要在很多奇奇怪怪的场合表演，都忘了要替别的乐手着想了。”

他在小路旁找了块矮草地坐下，背对着我，面朝风景。索尼娅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在他身旁坐下。她一坐下，蒂洛就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两人偎依在一起，好像当我不存在了，只是一对情意绵绵的夫妇在一起欣赏乡村的黄昏。

“那好，我唱了，”说完，我弹起了试音时经常唱的那首歌。我对着远处的地平线唱歌，但眼睛不停地去瞅他们两个。虽然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但看到他们一直紧紧地靠在一起，没有丝毫不自在，我知道他们很享受我的音乐。唱完以后，他们转过来，笑容灿烂，还鼓起了掌，掌声在群山间回荡。

“太好听了！”索尼娅说。“真是天才！”

“太棒了，太棒了，”蒂洛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假装忙着摆弄吉他。当我再次抬起头来时，他们还坐在那里，但把身子转了过来，好跟我说话。

“那么说你们是乐手咯？”我问。“我是指职业乐手？”

“对，”蒂洛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职业的。索尼娅和我表演二重奏。在旅馆啦、酒店啦、婚礼上啦、宴会上表演。满欧洲跑，但还是最喜欢在瑞士和奥地利演出。我们以此为生，所以，对，可以说我们是职业的。”

“但是首先在于，”索尼娅说，“我们干这行是因为我们相信音乐。我看得出你也一样。”

我答道：“若有一天我不再相信音乐，我就撒手不干了，就这样。”说完我补充道：“我也想成为职业乐手。那种生活一定很棒。”

“是啊，是很棒，”蒂洛说。“我们很庆幸自己能干这一行。”

“对了，”我有点唐突地说道，“你们去了我说的那家旅馆了吗？”

“我们真是太失礼了！”蒂洛惊呼道。“我们被你的音乐吸引住了，压根儿忘了要谢谢你。是，我们去了，正是我们想要的旅馆。幸好还有空房间。”

“那旅馆正合我们的意，”索尼娅说。“谢谢你。”

我又假装忙着摆弄琴弦。然后尽量装出很随意的样子，说道：“我突然想到我还知道一家旅馆，比莫尔文旅馆好些。我想你们不妨换一下。”

“哦，可是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蒂洛说。“我们已经把行李都拿出来了，而且，那旅馆正是我们想要的旅馆。”

“是啊，但是……但是，之前，你们问我有没有旅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乐手。我还以为你们是银行职员什么的。”

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好像我说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接着，蒂洛说道：

“不，不，我们不是银行职员。虽说我们常常希望自己是银行职员！”

“我意思是，”我说，“有其他的旅馆更适合，嗯，搞艺术的人。很难跟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推荐合适的旅馆。”

“多谢你费心，”蒂洛说。“可是请别再为我们操心了。我们现在这样很好。再说了，人与人的差别没那么大。银行家也好，音乐家也罢，我们对生活的基本需求是一样的。”

“我想你说的不全对，”索尼娅说道。“我们这位年轻朋友，你瞧他没有到银行里去谋职。他的梦想很不一样呢。”

“也许你说得对，索尼娅。总之，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旅馆很好。”

我低头随意弹了几个小节，一时间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问：“那你们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蒂洛耸耸肩。“索尼娅和我都会几种乐器。我们都会弹键盘。我喜欢单簧管。索尼娅善于拉小提琴，还很会唱歌。我想我们最喜欢演奏的是传统的瑞士民歌，但是是用现代的方式来演绎。有时都称得上是激进的了。我们从类似这样做的大作曲家那里吸取灵感。比方说扬纳切克。你们英国的沃恩·威廉斯[列奥西·扬纳切克（1854—1928），捷克作曲家。沃恩·威廉斯（1872—1958），英国作曲家。两人都热衷于收集本国的民歌，并将人民的音乐语言融入自己的创作，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但是我们现在不常表演这些了，”索尼娅说。

他们递了一下眼色，我想这是紧张的暗示。但转眼蒂洛一贯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

“是啊，就像索尼娅说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大部分时候，我们得演观众想听的东西。所以我们多演一些热门歌曲。披头士啦，卡彭特啦。也有新一点的歌。观众们很喜欢。”

“那阿巴乐队呢？”我脱口而出，马上就后悔了。但蒂洛好像并没有听出我话里的调侃。

“啊，我们也唱阿巴的。《舞会皇后》，这歌永远受欢迎。其实，在《舞会皇后》里我还自己唱上一段，和声的部分。索尼娅会告诉你我的嗓音有多难听。所以我们一定得在听众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唱这首歌，这样他们才不会跑掉。”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索尼娅也笑了，但没有他笑得厉害。这时，一个穿着像是黑色潜水衣、职业打扮的自行车手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我们默默地看着他剧烈运动的背影渐渐远去。

“我去过瑞士一次，”我打破沉默。“两年前的夏天。我去了因特拉肯，住在当地的青年旅社。”

“啊是，因特拉肯，漂亮的地方。一些瑞士人瞧不起那儿，觉得那里只是给游客观光用的。可索尼娅和我都很喜欢在那里表演。其实，夏天的夜晚，在因特拉肯给来自全世界的欢欢喜喜的人们演出，是一件非常棒的事。你在那里玩得开心吗？”

“是，很开心。”

“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因特拉肯的一个餐厅表演几个晚上。我们坐在帐篷里表演，面对餐桌，这种晚上餐桌当然是在外面啦。我们表演时能看见所有的游客在星空下一边吃着一边有说有笑。游客的身后是一大片空地，白天用来给滑翔伞降落，到了晚上就被何维克街的灯火照亮了。如果你还能看得更远，可以看见远处耸立的阿尔卑斯山。艾格尔峰、门希峰、少女峰。而且空气温暖宜人，还洋溢着我们演奏的音乐。每次在那里演出我都觉得是特别的荣幸。我心想，啊，干这行真是太好了。”

“去年，那家餐厅的经理叫我们演出时穿上全套的传统服装，”索尼娅说。“可天热得不得了，很不舒服。我们说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一定要穿上大大的马甲、围围巾、戴帽子？我们就算只是穿衬衫也一样很像瑞士人，又整洁。可是餐厅经理说我们要么穿上全套衣服，要么走人，自己选，说完就走了，就这样。”

“可是索尼娅，哪个工作都一样，都有制服，老板都要求你一定要穿。在银行工作也一样！而人家要我们穿的至少是我们所相信的。瑞士的文化。瑞士的传统。”

这时我又一次隐隐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两秒钟，他们看着我的吉他，就又都露出了微笑。我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就讲道：

“我想到不同的国家去表演一定很有趣。你得保持敏感，了解你的听众。”

“是，”蒂洛说，“我很高兴我们能给各种各样的人表演。不单单在欧洲。总而言之，我们因此得去了解很多的城市。”

“比如说杜塞尔多夫，”索尼娅说。她的口气变了——变的有些硬——我仿佛又见到了中午餐厅里的那个人。可蒂洛似乎并没有察觉出什么异常，愉快地说道：

“我们的儿子现在就住在杜塞尔多夫。他跟你差不多大，可能比你大一些。”

“今年初，”索尼娅说，“我们去了杜塞尔多夫。有人邀请我们去表演。不是常有的事，是表演我们自己真正的音乐的机会。所以我们给儿子打了电话，我们的独子，告诉他我们要去他的城市。他没有接电话，我们就留了言。我们留了好几次留言。没有回音。我们到了杜塞尔多夫又给他留言，说我们到了，到你这里了。还是没有回音。蒂洛说别担心，也许他那天晚上会来，来看我们表演。可是他没有来。我们表演完了又去了别的城市，进行下一场演出。”

蒂洛咯咯地笑了。“我想彼得大概是受够了我们的音乐，从小听到大！可怜的孩子，不得不听我们排练，日复一日。”

“我想又要带孩子又要搞音乐挺难的。”我说。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蒂洛说，“所以还不算太难。当然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外出表演不能带着他，他的祖父母总是很乐意帮忙。等他长大一点，我们就把他送到一家很好的寄宿学校。他的祖父母又帮了我们大忙，不然我们付不起那么高的学费。所以说我们是幸运的。”

“是，我们很幸运，”索尼娅说。“除了彼得讨厌那所学校。”

很显然之前的愉快气氛正在流逝。为了活跃气氛，我赶忙说：“不管怎么说，看样子你们很喜欢你们的工作。”

“哦，没错，我们很喜欢这个工作，”蒂洛说。“工作就是我们的一切。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很想放个假。知道吗？这是我们这三年来头一次像样的假期。”

蒂洛的话又一次让我觉得特别不好受，我想再次劝他们换旅馆，但我知道这么做很可笑。我只能希望哈格·弗雷泽对他们好一点。我心里想着这个，嘴上却说：

“瞧，要是你们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刚刚那首歌再唱一遍给你们听。那歌还没写完，我不常演唱还没完成的作品。可既然你们已经听到了一些，我不妨把已经写出来的部分唱给你们听。”

索尼娅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说：“好啊，快唱来听。那歌儿太好听了。”

我准备演唱的时候，他们把身子转回去，像刚刚那样面对着赫里福郡，背对着我。但是这次他们没有拥抱在一起，而是坐得异常的笔直，一只手放在眉毛上挡太阳。我弹的时候他们一直是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在草地上留下两道长长的夕照的影子，像两尊塑像。我慢慢地结束这首还没写完的歌。歌唱完了，他们仍旧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才放松身子，鼓了鼓掌，虽然没有前一次那么热烈。蒂洛一面称赞着一面站起来，然后扶索尼娅起来。看着他们站起来的样子我才意识到他们的年纪确实不小了。也有可能他们只是累了。就我所知，遇到我之前他们已经走了不少的路。总之就是我觉得他们起身的时候挺吃力的。

“你的演出太精彩了，”蒂洛说。“今天我们是游客，别人唱歌给我们听！调了过来，多有意思啊！”

“歌写完了以后要唱给我听，”索尼娅说，很认真的样子。“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在电台里听到呢。”

“是啊，”蒂洛说，“到时索尼娅和我就可以翻唱给客人们听！”他洪亮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接着他礼貌地微微鞠了一躬，说：“今天我们总共欠了你三次人情。可口的午餐，舒适的旅馆，还有美妙的山上音乐会！”

分别的时候，我很想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我故意给他们推荐了这里最烂的旅馆，希望他们趁还来得及赶紧搬出来。可是看着他们欢欢喜喜地跟我握手道别，我真是说不出口。就这样，他们下山了，又剩我一个人坐在长椅上。

*

我从山上下来时餐厅已经关门了。玛吉和杰夫看上去都累坏了。玛吉说这是他们最忙的一天，挺高兴的样子。可是晚餐上——我们的晚饭是店里各种各样的剩菜——杰夫说到同一件事时却是一脸的不高兴，像是在责怪我：他们累得半死的时候，我不帮忙跑哪儿去了？玛吉问我下午干什么去了，我没有提起蒂洛和索尼娅——说起来太复杂了——只是告诉她我到山上写歌去了。她又问我可有进展，我说有，大有进展。这时杰夫闷闷不乐地走了出去，盘子里的东西还没吃完。玛吉假装没看见，也对，几分钟后杰夫拿着一罐啤酒回来，坐下看报纸，一声不吭。我不希望他们俩为了我吵架，便很快离开了餐桌，回到楼上继续写歌。

白天我的房间很可以给人灵感，但到了晚上就不那么吸引人了。首先，窗帘不能把整个窗子遮住。大热天的时候，我把窗户一打开，数英里以内的蚊虫看到灯光，就会蜂拥而入。其次，房里只有一只赤裸裸的灯泡从天花板的灯线盒垂下来，投下昏暗的灯光，原本简陋的房间看起来更加不堪。那天晚上，我本想开灯把脑子里想到的歌词写下来。可是天实在太热了，最后我关掉灯，拉开窗帘，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像白天那样抱着吉他坐在窗台上。

我就这样坐了大约一个小时，试验着各种桥段，突然听见敲门声，玛吉的头探了进来。房里漆黑一片，但是楼下露台的安全灯亮着，所以我能依稀辨认出她的脸。她的脸上挂着不自然的微笑，我心想她又要叫我下去帮忙干活了。她走到房间里，关上身后的门，说：

“对不起，亲爱的。今天实在把杰夫累坏了。他说他现在想安安静静地看电影？”

她的语气像是在发问。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是要我别再弹琴了。

“可我正写到关键的地方呢，”我答道。

“我知道。可是杰夫今天真的累坏了。他说你的吉他让他没办法休息。”

“杰夫应该知道：他有他的工作，我也有我的。”我说。

玛吉像是在掂量我的话，过了一会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想我不该把这话告诉杰夫。”

“为什么？为什么不该告诉他？他应该知道。”

“为什么？因为他会不高兴，这就是为什么。而且我想他会认为你的工作跟他的工作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

一时间我看着玛吉，说不出话来。“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你说什么蠢话呢？”

玛吉疲惫地摇摇头，没有说什么。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这种蠢话，”我说。“而且是正当我进展得很顺利的时候。”

“你进展得很顺利，是吗，亲爱的？”昏暗中她一直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道，“好了，我不跟你吵。”她转身打开门。“你愿意的话就下来跟我们一起看电影吧，”离开前她说道。

我看着在她身后关上的门，气得整个人都僵掉了。楼下隐隐约约传来电视的声音。即便是正在气头上，大脑深处仍旧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不应该朝玛吉发火，我应该气的人是杰夫，是他从我一到这里就有计划一步步地想要搞我。但我还是生我姐姐的气。我在她家待了这么久，她从来没有像蒂洛和索尼娅那样要我唱首歌给她听。这个要求对自己的姐姐来说不过分，而且我突然想到，她十几岁的时候也热衷于音乐。可现在，她在我想专心写歌的时候打断我，说些愚不可及的话。我一想到她说“好了，我不跟你吵”的样子，气又上来了。

我从窗台上下来，收起吉他，躺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如今我总算明白了他们叫我来是有目的的，是在旺季找一个廉价的，甚至不用付工资的帮手。而玛吉不懂得我现在奋斗的目标比她那个笨蛋老公大得多。我真应该明天就离开这里回伦敦去，让他们自己收拾烂摊子。我就这么胡思乱想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冷静了一些，决定脱衣服睡觉。

*

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在早餐的高峰过后下楼去，没有怎么跟玛吉和杰夫说话。我烤了几片面包，泡了咖啡，还吃了些剩下的炒鸡蛋，然后在店内的角落坐下。吃早饭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今天会不会在山上再次遇到蒂洛和索尼娅。虽说见到他们我可能得面对旅馆的事情，但我发现我还是想再遇到他们。再说，就算哈格·弗雷泽的旅馆真的很糟糕，他们也不会想到我是故意耍他们的。我有好些理由替自己开脱。

玛吉和杰夫可能想要我在午餐的时候帮忙，但我决定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他们不应该不把别人当一回事。于是吃完早饭，我回到楼上，拿上吉他，从后门溜走了。

又是一个大热天，我爬上通往长椅的小路，汗不停地从脸上流下来。虽说早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蒂洛和索尼娅，但这会儿早把他们抛在了脑后，所以当我爬上最后一段斜坡，看见索尼娅独自一人坐在梯田上时，不禁吓了一跳。索尼娅一眼就看见了我，朝我挥手。

我对她仍旧有点提防，特别是蒂洛不在这里，我不是很想跟她坐在一起。可是她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还往旁边挪了挪，像是给我让位，我别无选择。

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排坐在一起，彼此都不说话。一开始这样并不奇怪，一方面是因为我还气喘吁吁，一方面是因为眼前的景色。今天的天气没有昨天晴朗，云也比较多，但是你注意看的话，还是可以看见威尔士境内的布莱克群山。风挺大的，但不会感觉不舒服。

“蒂洛呢？”我终于开口问道。

“蒂洛？哦……”她把手罩在眼睛上。然后她指着远处说：“在那。看见了吗？那里。那个就是蒂洛。”

远远的我看见一个人影，隐约穿着绿色T恤衫、戴着白色太阳帽，朝着伍斯特郡的比肯山往上爬。

“蒂洛说他想去散步，”索尼娅说。

“你不和他一起？”

“不。我想留在这里。”

虽说她现在不是那个在店里发飙的顾客，但也不是昨天那个对我那么热情和鼓励的人。肯定出了什么事，我心里准备着对哈格·弗雷泽旅馆的说辞。

“对了，”我说，“昨天那首歌我又写了一点。想不想听听看？”

她想了想，说：“你要是不介意，恐怕现在不太合适。蒂洛和我刚刚发生了口角，或者可以叫做争吵。”

“哦，好吧。很抱歉听你这么说。”

“所以他散他的步去了。”

我们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叹了口气，说道：“我想都是因为我。”

索尼娅转过来看着我。“因为你？为什么？”

“你们吵架，你们的假期搞砸了，都是因为我，因为那旅馆，不是吗？那旅馆不是很好，对吧？”

“旅馆？”她一脸困惑。“这个嘛，那旅馆是有些毛病。可它就是个旅馆，跟其他的旅馆一样。”

“可你注意到了是吧？你注意到所有的毛病了。一定注意到了。”

她像是想了想我的话，才点点头，说：“没错，我注意到了旅馆的毛病。可蒂洛没有。他当然是觉得旅馆很好。他老说我们运气很好。很幸运能找到一家那样的旅馆。然后，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蒂洛说早饭真不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早餐。我说蒂洛，别傻了，这早饭不怎么样，这旅馆也不怎么样。他说不，不，我们很幸运。我生气了，向女主人投诉所有的问题。蒂洛把我拉开，说，我们去散步吧。走一走你就会感觉好些了。于是我们就到这儿来了。他说，索尼娅，看看这些山，不漂亮吗？我们能到这种地方来度假不是很幸运吗？他说，这些山比他听埃尔加的时候想象的还要美丽。他问我，不是吗？我可能是又生气了，说，这些山不怎么样，不是我听埃尔加的时候想象的那个样子。埃尔加的山雄伟、神秘，这儿只不过像个公园。我这么跟他说的，这回轮到他生气了。他说既然这样，他要自个儿去散步。他说我们完了，如今我们什么都说不到一块儿去了。他说，没有错，索尼娅，你和我，我们完了。说完他就走了！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那里，我在这里。”说完她又把手罩在眼睛上，追随着蒂洛的身影。

“真的很抱歉，”我说。“当初我要是没有推荐你们到那里去……”

“别这么说。旅馆不重要。”她往前探了探身子，好把蒂洛看得清楚些。然后转过来对我微微一笑，我想她的眼睛里噙着些许泪水。她说：“说说你今天是不是打算再写几首歌？”

“我是这么打算的。或者至少把还没写完的那首写完。昨天你们听的那首。”

“那首歌很美。你在这里写完这些歌以后要做什么呢？有什么计划吗？”

“我要回伦敦去组建一支乐队。这些歌需要一支合适的乐队，不然就没有用了。”

“多令人兴奋啊。我衷心地祝你好运。”

过了一会儿，我轻声说：“也有可能我不会去费这个劲。你知道组建一支乐队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没有回答，我想她可能没听见，因为她又转过头去看蒂洛了。

“知道吗？”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道，“以前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生气。可现在我老是生气。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样不好。咳，我想蒂洛不会回这边来了。我回旅馆等他吧。”她站起来，视线没有离开远处的身影。

我也站了起来，说道：“真遗憾你们在度假的时候吵架。昨天我弹琴给你们听的时候，你们看上去是那么幸福的一对。”

“是啊，多美好的时刻。谢谢你的歌。”她突然伸过手来，亲切地笑着。“认识你真好。”

我和她轻轻地握了握手。她转身准备离开，突然又停下来，看着我。

“如果蒂洛在这，”她说，“他会对你说，永远别灰心。他会说你一定要回到伦敦试着组建自己的乐队。你一定会成功的。蒂洛会这么说的。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你会说什么呢？”

“我也会这么说。因为你既年轻又有才华。可是我不那么肯定。生活总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如果那是你的梦想……”她又笑了笑，耸耸肩。“可我不应该说这些。我不是你的好榜样。而且，我看得出来你跟蒂洛比较像。假设真的遇上困难，你也不会放弃。你会跟他一样，说我太幸运了。”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像是要记住我的模样。微风吹动了她的头发，使得她看上去比平时老。“我衷心地祝你好运，”她最后说道。

“也祝你好运，”我说。“希望你们能重归于好。”

她最后一次挥了挥手，走下坡去，不见了。

我从盒子里拿出吉他，坐回到长椅上，并没有马上弹起来，而是看着远方，看着伍斯特郡的比肯山和斜坡上蒂洛细小的身影。也许是太阳照射在山上的角度的问题，现在蒂洛的身影比刚才清楚多了，虽然他离得更远了。他在小路上驻足了片刻，似乎在环顾四周的山峰，就好像是想重新评价它们。然后他的身影又开始移动。

我继续写歌，可老是开小差，老是在想早上索尼娅去找哈格·弗雷泽理论时，哈格·弗雷泽会是什么表情。我看了看天上的白云，又看了看脚下广袤的大地，然后把思绪重新拉回到我的歌上，拉回到还没写好的桥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