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喀斯正在车站等我。当火车沿着海湾缓缓转弯，放慢速度，几乎擦过高大的丝柏树时，我一眼就认出他来。我好爱这些丝柏树，我总是通过它们预见午后三四点波光粼粼的海。我拉下窗户，让风吹拂我的脸，瞥见我们家笨重的汽车就在很远的前方。抵达B城总是令我开心。让我想起每个学年结束、在六月初抵达这里的心情。风、暑气、闪亮的灰色站台（配以一战后就永久关闭的古旧的站长小屋）、死寂，在这段荒芜却被珍爱的时间里，这一切共同拼凑出我最喜欢的季节。夏天正要开始，仿佛事情还没发生，考前最后一分钟死记的东西仍然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看见这片海。你说的奥利弗，是谁？

火车停了几秒，让五名乘客下车。而后隆隆作响，接着响起液压引擎巨大的呜呜声。然后，就像停车一样简单，列车又轰隆轰隆驶离车站，一节接一节滑行离开。鸦雀无声。

我在干燥的木制悬臂梁下站了一会儿。这里的所有地方，包括木板小屋，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气味，混杂着汽油、柏油、剥落的油漆和一股尿骚味。

还有永远不变的乌鸫、松树、蝉。

夏天。

我很少想到即将到来的学年。但此时我感谢炎热的天气带来强烈的夏日气息，让我觉得开学仿佛仍然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

在我抵达的几分钟内，开往罗马的快车嗖地驶入反向的轨道——那班火车一向准时。三天前，我们搭的正是这一班车。我想起当时我边向窗外看边想：再过几天你就会回来，你将是一个人，你会恨透了那感觉，所以千万别让任何东西乘虚而入。要警醒。我预演过失去他的处境，不只是为了提前一点一点地接受，好抵挡痛苦，也像迷信的人那样，想看看如果我愿意接受最糟的状况，命运会不会减轻摧毁的力度。我像为打夜战而受训的士兵，生活在黑暗中，以免黑暗骤降，无法看清周遭。预演痛苦来抑制痛苦。依循顺势疗法的道理。

那么，再来一次。海湾的景观：确认。

松树的气味：确认。

站长的小屋：确认。

远方山丘风景，让我回想起骑车回B城时，加速骑下山坡，差点撞上吉卜赛女孩的那个早上：确认。

尿骚味、汽油、柏油、瓷釉的气味：确认、确认、确认再确认。

安喀斯一把抓住我的背包，说要帮我拿，我让他别这么做；背包的设计，就是专门给背包的主人背的。他还没搞清所以然，就把背包还给我了。

他问我欧里法先生是否离开了。

是的，今天早上。

“真令人难过啊。”他说。

“是啊，有一点。”

“Anche a me duole[意大利语，“我也感到伤心”。].”

我避开他的目光。我不想刺激他再说什么，甚至提起这个话题。

我一到家，母亲就想知道这趟旅行的细节。我告诉她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参观了卡比托山[卡比托山（the Capitol）：当地人称Campidoglio，为罗马七座山丘中最小的一座。这里曾经是古罗马的政治与宗教中心，有许多重要景点，包括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卡比托广场、罗马市政府、朱庇特神庙等。朱庇特神庙曾经是罗马世界的中心，这座山丘和这座神庙象征着罗马“世界之首”的地位，连“首都”（capital）一词都源于这个地名。]、博尔盖塞别墅[博尔盖塞别墅（Villa Borghese）：1605年为教皇保禄五世的侄子波格泽枢机主教（Cardinal Scipione Borghese，1576—1633）设计的别墅和公园。]、圣克莱门特教堂。除此之外，就是到处走。看了许多喷泉。晚上去了许多奇妙的地方。吃了两顿晚餐。“晚餐？”母亲以一种轻描淡写的、“看我说的没错吧”的得意语气问。“跟谁？”“一些人。”“什么人？”“作家、出版商、奥利弗的朋友。我们每天晚上都熬通宵。”“还不满十八岁，已经开始过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指奢华、自我放纵的生活方式。因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的同名电影而广为人知。]了呢。”马法尔达酸溜溜地挖苦道。母亲也同意。

“我们已经帮你把房间恢复原状了。你应该也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吧。”

我立刻觉得悲愤交集。谁给她们这么做的权利？无论是一起或分别这么做，她们显然为了窥探。

我知道我终究得回到我原来的房间，但我希望有更慢、更长的过渡期，再回归奥利弗来之前的样子。我曾经想象自己躺在床上，挣扎着鼓起勇气走到他房间，却没料到马法尔达已经换掉他的床单——我们的床单。还好那天早上，在确定我们停留罗马期间他一直穿着那件宽衬衫之后，我再次要求他把那件“大波浪”给我。我把衬衫放进旅馆房间的塑料洗衣袋里，很可能下半辈子都要把它藏在别人窥探不到的地方。有些晚上，我把“大波浪”从袋子里拿出来，确认没沾染到塑料或我衣服的味道，然后抱着它，将两只长袖围在身上，在黑暗中低声呼唤他的名字。欧里法、欧里法、欧里法——那是奥利弗模仿马法尔达和安喀斯的古怪腔调，以他的名字呼唤我的声音；那也是我在以他的名字呼唤他，希望他也能以我的名字唤我的声音，我愿意代替他对我唤我的名字，再回应他：埃利奥、埃利奥、埃利奥。

为了避免从阳台进入我的卧房，又发现他已不在，于是我走室内楼梯上楼。我打开我房间的门，把背包丢在地上，扑到温暖的、晒得到阳光的床上。谢天谢地。她们没洗床罩。我突然很高兴自己回来了。我说不定转眼间就能睡着，忘记大波浪衬衫和那股气味，以及奥利弗的一切。谁能抗拒在地中海日照地区的午后两三点睡上一觉？

筋疲力尽的我，决定下午晚一点拿出乐谱，从中断的小节处继续改编海顿。不然，我就去网球场，坐在一张温暖的长凳上晒太阳（这么做铁定让我幸福到全身颤抖），看看谁有空跟我比赛。随时都有人的。

我这辈子从未如此平静地欢迎睡意的到来。要哀悼有的是时间，我想。它会悄悄来到，它一向如此，而且也没有任何从轻发落的可能。预期哀伤，好缓和哀伤——明知我是这门技艺的头号实践者，我仍告诉自己，那是微不足道又怯懦的做法。如果它来势汹汹怎么办？如果它来了又不肯松手怎么办？停驻不去的哀伤，像那些夜晚对他的渴望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有什么根本的东西从我的生命中遗失，从我的身体中消失，以致现在失去他，就像失去一只手，你可以在房间里的每张照片里都能看到那只手，少了这只手，你就不可能再是你。你失去它，就像你一直知道你会失去那样，甚至做好了准备；但你无法让自己忍受这份失去。希望自己别去想它，祈祷不要梦到它，然而伤痛依旧。

接着，一个奇怪的念头攫住我：如果我的身体（仅仅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喊着要他的身体怎么办？到时该如何是好？

如果在夜里，除非我有他在我身边、在我体内，否则我一人无法承受时该怎么办？到时又如何？

在痛苦前，思考痛苦的意义。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即使在睡梦中，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一再地为自己打预防针——你终究会这样毁掉一切——鬼鬼祟祟又狡猾的男孩，那就是你，鬼鬼祟祟、薄情又狡猾的男孩。我对内心的这个声音保持微笑。太阳照在我身上，我对太阳的爱，有着近乎异教徒对大地万物的爱。异教徒，那就是你。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爱这片大地、多爱太阳、多爱海——人、事物甚至艺术似乎都是其次。或者我在自欺？

下午三四点，我意识到我正在享受睡眠，而不只是在睡梦中寻求庇护。睡眠中的睡眠，就像梦中梦，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了，一种近乎极致幸福的美妙情感笼罩住了我。这天一定是星期三，我想。这天也确实是星期三，因为刀具打磨师傅正在我们的庭院里开工，开始打磨家里每一片刀刃，一旁的马法尔达总会跟他聊天，在他用磨刀石磨刀时，替他拿着一杯柠檬汁。齿轮在午后三四点的暑气中，发出噼里啪啦和嘶嘶作响的刺耳摩擦声，将幸福的声波送进我卧房来。我一直无法对自己承认，奥利弗把那颗桃子吞下去的那天，我有多快乐。当然我很感动，但我也觉得受宠若惊，仿佛他的举动已经表明：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相信，你身体里的每个细胞绝不会也永远不会死，如果非死不可，那让它死在我的身体里吧。通往阳台的那扇门半开着，他从外面拉开门闩走进来（那天我们都不怎么想说话）；他没问能不能进来。我该怎么办？难道要说不准他进来？就在此时，我举起手臂迎接他，告诉他我消气了，而且再也不生气了，绝对不会，然后让他掀开被单爬上我的床。这时，我一听到夹杂着磨刀石声的蝉鸣，就知道自己可以醒来，或继续睡，两者都好。做梦或睡觉，都一样，我会任选一种或两种都做。

我醒来时已将近五点钟。我不想打网球，也完全不想没有改编的海顿。该去游泳了，我想。

我穿上泳裤走下楼。维米尼坐在她家旁边的矮墙上。

“你为什么要去游泳？”

“不知道。我就是想。要不要一起来？”

“今天不行。他们强迫我，如果想待在外面就一定得戴这顶蠢帽子。我看起来好像墨西哥强盗。”

“维米尼，如果我去游泳，你要做什么？”

“看你游泳。除非你能扶我爬到一块礁石上，那我就坐在那里，弄湿我的脚，继续戴我的帽子。”

“那我们走吧。”

你从来不必请维米尼伸出手。她总会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来，就像盲人自然而然地挎着你的手肘那样。“只是别走太快。”她说。

我们走下楼梯。到礁岩那里，我找到她最喜欢的那块礁石，坐在她身边。这是她和奥利弗最喜欢的地方。这块礁石很温暖，我好爱下午的太阳照在皮肤上的感觉。“真高兴我回来了。”我说。

“你在罗马玩得开心吗？”

我点头。

“我们想念你。”

“我们指谁？”

“我。马尔齐亚。前几天她来找过你。”

“啊。”我说。

“我告诉她你去哪里了。”

“啊。”我又来了一句。

我感觉到这个孩子正仔细观察我的脸。“我想，她知道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争论这件事没有意义。

“所以呢？”我问。

“没什么。我只是替她难过。我说你走得很匆忙。”

维米尼显然颇为自己的机巧沾沾自喜。

“她相信你吗？”

“我觉得她相信。那不算谎话，你知道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俩是不告而别的。”

“你说得没错，我们是不告而别的。我们这么做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噢，我不在乎你。但是我在乎他。非常在乎。”

“为什么？”

“为什么，埃利奥？你必须原谅我这么说，但你从来就不是太聪明。”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然后恍然大悟。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说。

“不，你还是有可能。我可就不一定了。”

我感觉到喉咙发紧，只好把她留在礁石上，慢慢进入水里。正如我预料。那天晚上我会盯着水看，会有那么一瞬间忘记他已经不在这里，忘记已经没有理由回头往阳台上看，尽管他的形象还没完全消失。然而，不到几小时前，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现在他可能已经在飞机上吃过第二餐，准备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我知道他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盥洗室里最后一次吻我时，充满了悲伤。尽管在飞机上，饮料和电影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可是一旦只身在纽约的房间里，他也会再度感到伤心。我讨厌去想他会感到伤心，我知道他也讨厌看我在我们的卧房里伤心，那个卧房又太快变回我的房间。

有人往礁石这儿走来。我试着想点什么事好驱散我的悲伤，却想到一个讽刺的事实：我和维米尼的年龄差距，与我和奥利弗的正好相同。七岁。相差七岁，我想了又想，突然感觉到有什么几乎要在喉咙里爆裂。我潜入水里。

晚餐后电话铃响。奥利弗已平安抵达。对，在纽约。对，同样的公寓，同样的人，同样的噪音——很不幸，同样的音乐从窗外飘进来——你现在都能听得到。他把听筒伸出窗外，让我们感受一下纽约的西班牙韵味。一百一十四街，他说。要出去跟朋友吃晚餐。我的父母在起居室分别用不同的电话与他通话。我用的是厨房的电话。这里吗？嗯，你也知道啊。跟平常一样的晚餐宾客。刚走。对，这里也非常、非常热。父亲希望这对创作很有帮助。“这”指的是？跟我们一起住啊，父亲解释道。我这辈子最棒的事。如果可能，我想背件衬衫，外加一件泳裤和一支牙刷，跳上同一班飞机回去。大家都笑了。我们敞开双臂欢迎，亲爱的。玩笑的话，你来我往。你知道我们家的传统，母亲解释道，你一定要常常回来，即使只待几天。“即使只待几天”的意思真的就只是几天而已——但她是真心的，奥利弗知道。“Allora ciao，Oliver，e a presto[意大利语，“那拜拜了，奥利弗，希望很快再见到你”。].”她说。父亲大致重复了相同的话，然后补上一句：“那么，我让埃利奥跟你聊喽。”我听到两个电话分机挂上的咔嗒声，这表示没有其他人在线了。父亲多么圆融啊。但突如其来的独处的自由，跨越了类似时间障碍的东西，令我呆住了。他旅途还顺利吗？顺利。他讨厌今天的晚饭吗？讨厌。他想我吗？我没有问题可问了，原本应该想出比拿更多问题轰炸他更好的方法。“你想什么呢？”他的回答模棱两可——他怕有人不小心拿起听筒？维米尼向你问好。非常沮丧。我明天会出门替她买东西，然后用快递寄给她。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罗马。我也是。你喜欢你的房间吗？还算喜欢。窗户面对嘈杂的院子，从来没有一丝阳光，几乎再也放不下什么东西了，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书，现在床也太小了。希望我们能在那个房间重新开始，我说。一起在傍晚时探出窗外，肩膀蹭肩膀，就像我们在罗马时那样——我的一生，天天如此，我说。我也是。带着衬衫、牙刷和乐谱，我就能飞过去，所以不要诱惑我。我从你房间带走一样东西，他说。是什么？你绝对猜不到。是什么？自己找找看。然后我说了——那并非我想对他说的话，然而沉默重重压迫着我们，这是停顿时刻最容易偷偷传递的东西。至少我说出口了：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会通信。我会从邮局打电话给你——那样比较隐秘。我们谈到圣诞节，甚至谈到感恩节。好，圣诞节。在这之前，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原本似乎比不上基娅拉曾经从他肩上撕起的那块皮的厚度，然而此时他的世界却飘到数光年之外那么远。圣诞节前可能都没关系。让我最后一次听听你窗外的嘈杂声。我听到尖锐而急促的声音。让我听听你那时发出的声音……一阵模糊、羞怯的声音——因为屋里有其他人，他说。我们都笑了。朋友正在等我一起出门。我希望他没打这通电话来。原本我想再听他呼唤我的名字。既然我们分隔这么远，我本来想问他和基娅拉之间究竟怎么了。我也忘了问他把红色泳裤放在了哪里。或许他忘记要给我，所以带走了。

通过电话之后，我先回房间看看，他有可能带走了什么能让他想起我的东西。我看到墙上有一块空白处，未发黄。愿上帝保佑他。他带走了一张可追溯至1905年前后的配框老式明信片，上面印着莫奈的崖径。那是我们早先一位美国夏季住客两年前在巴黎跳蚤市场淘到的，然后把它当作纪念品寄给了我。褪色的明信片最初是在1914年寄出的——背面有仓促手写的深褐色潦草德文字迹，收件人是位英国医生，旁边有那位美国学生自己用黑色墨水写给我的问候语：“有朝一日请想我。”那张照片会让奥利弗想起我第一次大胆说出真心话的那个早上；或我们骑车经过崖径却假装丝毫未察觉的那天；或我们决定在那里野餐，发誓不碰彼此，以便下午能更好地享受床上时光的那天。我希望他把那张明信片永远放在他眼前，一辈子，放在他的书桌前，床前，每个地方。钉在你去的每个地方。

谜底在当晚的睡梦中解开，一如前例。之前我从来没意识到，然而这件事显然已经存在整整两年。那个送我明信片的人叫梅纳德。某天下午一两点，他必定知道大伙儿都去休息了，就来敲我的窗户，问我有没有黑色墨水，说他的用完了，而他只用黑色墨水，他知道我也是。他走进来。只穿一件泳裤的我走到书桌前，把墨水瓶拿给他。他盯着我看，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接过瓶子。当天傍晚，他把墨水瓶放在我阳台门口正前方。换作其他人，应该会再次敲门，把墨水瓶交还给我。当时我十五岁。但我不会拒绝他。我曾经在我们的某次谈话中，将山丘上最令我心仪的地方告诉了他。

奥利弗拿走他送的明信片，我才想起他。

吃过晚餐后一会儿，我看见父亲坐在早餐桌的老位子上。他把椅子转向大海，腿上放着新书的校样。他喝着通常喝的甘菊茶，享受着夜晚。他的身旁放了三大根香茅蜡烛。蚊子今晚来势汹汹。我下楼，跟他同坐。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一起坐坐，但过去这个月我冷落他了。

“跟我说说罗马的事吧。”他一看我打算坐在他身边就开口说。这也是今天他抽自己的最后一支烟的时刻。他有点厌烦似的把手稿丢到一边，透露着“现在我们要进入精彩部分了”的急切感，然后继续像恶作剧似的，用其中一根香茅蜡烛点烟。“怎么样？”

没什么好说的。我重复我跟母亲说过的话：旅馆、卡比托山、博尔盖塞别墅、圣克莱门特教堂和餐厅。

“吃得好吗？”

我点头。

“喝得好吗？”

再点头。

“做的事情你祖父会赞同吗？”我笑了。不，这次不一样。我告诉他在帕斯奎诺雕像附近发生的事。“好主意，在会说话的雕像前吐！”

“看电影了吗？去听音乐会了吗？”

我寒毛直竖，怕他可能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把话题导向某处。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当他不断提出一些旁敲侧击的问题时，甚至在即将降临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真的发生之前，我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在不断地回避他的问题。我提到罗马的广场总是那么肮脏破败。炎热的天气、混乱的交通和四处可见的修女。某某教堂关闭了。到处都是破瓦残砾。草率的修缮。我还抱怨了那里的人、旅客，还有让无数带照相机、戴棒球帽的人上上下下的小型公交车。

“去看了我跟你提过的私人内院？”

我们没能去参观他提到的私人内院。

“替我向布鲁诺[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其最引人注目的是无限宇宙与多重世界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先驱。最后因宣扬异端学说的罪名被教皇处死。]的雕像致敬了吗？”他问。

当然。那天晚上差点也在那儿吐了。

我们大笑。

短暂的停顿。他又抽了一口烟。

此刻。

“你们拥有美好的友谊。”

这比我预想过的任何说法都大胆许多。

“对。”我回答，试着让我的“对”悬在半空中，仿佛被暂时窜出头、但终究会被力压的反方预赛优胜者刺激得情绪高涨一样。我只希望他还没听出我声音里的些微敌意、回避和似乎很疲倦的“对”，所以呢？

但我也希望他能听出我答案里没说出口的“对，所以呢”，然后抓住这个机会骂我一顿，就像他常常因为我对那些完全自认为是我朋友的人表现出的无情、冷漠和太过苛责的态度，而训斥我一样。接着他或许还会加上一段陈词滥调，说什么友谊多么难得，还有，即使相处过一段时间发现不好相处的人，多数还是要保持善意，而且人人都有优点可以分享。没有人是孤岛，不能自绝于他人之外，人们彼此需要，等等一堆空话。

但我猜错了。

“你太聪明，不可能不了解，你们之间所拥有的情谊，是多么稀有、多么特别。”

“奥利弗只是他自己而已。”我说，就像是在下结论。

“Parce que c'était lui, parce que c'était moi[法语，“因为是他，因为是我”。].”父亲引用的，是蒙田针对他与博埃西[博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法国法官、政治哲学家、作家，蒙田好友。]之间的友谊所作的概括。

但我想的却是艾米莉·勃朗特的话：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

“奥利弗或许非常聪明……”我的声调不太真诚地提高了一些，再度宣告我们之间有一个该死的“可是”无形地悬在那里。现在什么都好，只求父亲别再引我继续走这条路。

“聪明？他不只是聪明而已。你们俩之间拥有的一切都跟聪明有关，也都无关。他很善良，你们俩都很幸运能找到彼此，因为你也很善良。”

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谈过善良。我因此卸除防备。

“我觉得他人比我好，爸爸。”

“我想他对你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会让你们都感到受宠若惊。”

他往烟灰缸倾身，弹了弹烟灰，伸手摸了摸我的手。

“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很艰难。”他变了变声音，开始说。他的语气告诉我：我们不必讲出来，不过也别假装听不懂我说什么。

用抽象的方式表达，是向他道出真相的唯一方式。

“别害怕。该来的总会来。至少我希望如此。而且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天性自有其狡猾之处，能够发现我们最脆弱的地方。只要记得：我在这里。现在你可能什么都不想去感受。或许你从来都不希望去感受什么。或许我也不是你想倾诉这些事的对象。但是，去感受你所感受到的东西吧。”

我看着他。这时候我应该说谎，告诉他，他完全搞错了。我正打算这么做。

他打断我：“听着，你有一段美好的友谊。或许超越友谊。我羡慕你。从我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父母都会希望这样的事就此烟消云散，或祈求自己的儿子快点重新站起来。但我不是这样的父母。从你的角度来说，如果感到痛苦，就去抚慰，如果有火焰，不要扑灭，也不要残忍地对待。当退缩让我们整夜难眠时，它可能就会是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但眼见别人在我们愿意被遗忘以前先忘了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以远超我们所需的速度被疗愈，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不到三十岁就枯竭了。每次重新开始一段感情，我们能付出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少。为了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啊！”

我张口结舌，很难接受这一切。

“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吗？”他问。

我摇摇头。

“那再让我讲一件事。这么做能够扫除我们之间的芥蒂。我或许曾经很接近，却从来没拥有过你所拥有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在制止或阻挠我。你怎么过日子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切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自己有两个人生，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成品，甚至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版本。但你只有一个人生，而在你终于领悟以前，你的心已经疲倦了。至于你的身体，总有一天没有人要再看它，更没有人愿意接近。现在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羡慕痛苦本身。但我羡慕你会痛。”

他倒吸了一口气。

“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谈起这件事，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今晚我们的谈话而对我有成见。如果有一天，你想跟我聊聊，却觉得门是关上的，或者不够敞开，那我将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我想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母亲知道吗？”我问。我本来是要用起疑心这个词。“我觉得她不知道。”他的话意指：即使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态度应该与我无异。

我们互道晚安。上楼时我发誓有一天一定要问有关他人生的事。我们都听说过他年轻时交往过几个女人，对其他事情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是另一个人吗？如果他是另一个人，那我是谁？

奥利弗信守承诺。就在圣诞之前，他回来了，并一直待到新年。起初他因为时差的关系累得不得了。他需要时间，我想。但我也是。他和我父母一起消磨了许多时间，然后是和维米尼——她因为觉得两人的关系完全没变而狂喜不已。我则害怕我们会不知不觉又回到最初，除了在院子里讲些客套话之外，回避和冷漠才是常态。他的电话怎么没让我为此做好心理准备？我是那个该为我们友谊的新进程而负责的人吗？我的父母说了什么吗？他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或者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栋房子？为了逃离？他是为了他的书回来的。他的书已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现在总算要在意大利推出。那是一本典雅的书，我们都为他高兴，包括B城的书店老板，他答应明年夏天要为奥利弗办一场新书发布会。“或许吧，到时候再说。”我们骑自行车路过停留时，奥利弗对老板说。这个季节，冰激凌小贩不营业。我们第一次离开崖径时（就是他给我看他的擦伤多么严重的那次），曾经逗留过的花店和药房也关门了。那些事都已经属于上辈子了。这个小镇空荡荡的，天空是灰色的。有一晚他和父亲长谈。他们很可能在讨论我，谈论我上大学的前景，或过去这个夏天，或他的新书。他们打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楼下过道有笑声传来，母亲吻了他。过了一会儿，有人敲我卧房的门，而不是落地窗——那么，那个入口就要永远封闭了。“想聊聊吗？”我已经在床上了。他穿了一件长袖运动衫，像是要出门散步的打扮。他坐在我的床边，我一定看上去很紧张，就像这个房间还属于他时，他第一次坐在我床边时那样。“今年春天我可能会结婚。”他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可是你从来没提过。”“嗯，已经断断续续交往两年多了。”“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说。有人结婚总是天大的好消息，我为他们高兴，结婚很好，我脸上灿烂的笑容也够真实，即使不久之后我会明白，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个好预兆。我介意吗？他问。“你在装傻。”我说。漫长的沉默。“你现在要到床上来吗？”我问。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就一会儿。不过我什么都不想做。”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再说吧，或许吧”的修正更新版。所以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我有一种模仿他的冲动，却克制住了。他穿着长袖运动衫，躺在我身边的毛毯上。除了乐福鞋，什么都没脱。“你觉得这会持续多久？”他挖苦地问道。“不久吧，我希望。”他吻我的嘴，但不像在帕斯奎诺雕像后面，他用力把我压在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墙上时的那种吻。我立刻认出那种味道。我从来没意识到我有多喜欢这个味道或想念它多久了。在我永远失去他之前，为我的难忘事物清单再多记录一项。我正要钻出毛毯，他突然说：“我不能这么做。”他说，然后突然变换姿势。“我可以。”我回答。“对，但是我不能。”我的眼神必定冰冷如刃，因为他突然明白我有多愤怒。“我最想做的是脱掉你的衣服，至少抱抱你。可是我不能。”我伸出双臂环抱他的头。“那你或许不该留下来。他们知道我们的事了。”“我猜到了。”他说。“怎么猜到的？”“从你父亲的讲话方式。你很幸运。要是我老爸，一定送我去管教所。”我看着他：我还想要一个吻。

我本来应该，或许可以，抓住他的。

次日早上，我们的关系正式变得冷淡。

但那星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小事。午餐过后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喝咖啡，这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大活页夹，里面塞了六份申请书，还有每位申请者的证件照。明年夏天的候选人。父亲想听听奥利弗的意见，接着他把活页夹传给母亲、我及一位偕同妻子来午餐的教授，也是父亲的大学同事——他去年也曾经为相同的理由来过。“我的后继者。”奥利弗边说边挑出一位优于其他人的申请者传给大家看。父亲本能地朝我这儿飞快瞥了一眼，然后立刻收回他的目光。

将近一年前，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梅纳德的后继者帕维尔在圣诞节来访，看过档案之后，他强烈推荐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学者——事实上，他们很熟。帕维尔和屋里其他人都对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什么不好研究）竟然专攻前苏格拉底学派[前苏格拉底学派（pre-Socratics）：指未受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公元前399）影响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这样的分类方法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他认为苏格拉底特别强调人道主义以及伦理问题，可视为哲学史的转折点。相对地，前苏哲学家比较强调自然哲学和宇宙论，而非伦理学。]的年轻博士后研究员没什么兴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看他的照片，然后因为自己没感觉而松了一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确定，我们之间的一切，早在圣诞假期那时，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开始了。

“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吗？”他带着一种诚恳、笨拙的率直问道，那种坦率总是能卸下母亲的心防。

“当时我希望是你。”后来那天傍晚，在曼弗雷迪载他去车站前几分钟，我帮他把东西装上车时，告诉他：“是我让他们选你的。”

那晚，我快速浏览父亲的柜子，找出装有去年申请书的档案夹。我找到他的照片。敞开的衣领、大波浪衬衫、长头发，带着一点电影明星不情愿被狗仔拍照的架势。怪不得我会盯着这张照片看。但愿我记得整整一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有什么感觉——满溢的欲望旋即带来欲望的解毒剂：恐惧。真正的奥利弗，和一个接一个、每天穿着不同颜色泳裤的奥利弗，或赤裸躺在床上的奥利弗，或斜倚在罗马旅馆窗台前的奥利弗——阻挡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快照时，为他描绘的那个不安又困惑的形象之前。

我看着其他申请者的脸。这个也不差。我开始好奇，若换作其他人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转变。我大概就不会去罗马了。但我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我可能会对圣克莱门特一无所知。我可能会发现其他我已错过而且再也无从知晓的东西。也可能不会有改变，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

我想知道另一个人如今已变成谁。他会更快乐吗？我能否浸入他的生活几小时、几天，自己体验看看？不仅是要测试一下另一种人生是否更好，或者估量一下我们的人生如何因为奥利弗而渐行渐远，而且是要深思一下：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匆匆见上他一面，我会对另一个我说什么。我会喜欢他吗？他会喜欢我吗？他或我能理解为什么对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或我会惊讶地得知，事实上我们都曾分别遇见过这样、那样或男或女的奥利弗吗？而且不管那年夏天谁来跟我们同住，我们依然非常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母亲讨厌帕维尔，并且有可能会迫使父亲拒绝帕维尔推荐的任何人选，从而扭转了命运。我们或许是谨慎的犹太人，她说，但这个帕维尔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不准再有任何反犹太主义者踏进我家。

我记得那段对话。那段话也铭刻在他的证件照上。所以他也是犹太人，我想。

接着，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做了当晚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假装不知道这个叫奥利弗的家伙是谁。这是去年圣诞的事。帕维尔仍在努力说服我们接待他的朋友。夏天尚未到来。奥利弗会搭出租车来。我会帮他拿行李，带他去他的房间，领着他走下通往礁石的阶梯到达海边。如果时间够，我会带他四处参观我们家远至老火车站的地产，然后说说住在悬挂萨伏依王室标志的废弃火车里的吉卜赛人。几周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能会骑自行车到B城。我们会停下来吃茶点。我会向他介绍那家书店。接着我会带他去莫奈的崖径。一切都还没发生。

第二年夏天，我们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们寄了礼物过去，我在里面加了一小句箴言。夏天来了又去。我常常想告诉他有关他的“后继者”的事，并渲染各种与我共享一个阳台的新邻居的故事。但我什么也没寄给他。我一年后真正寄的唯一一封信，是为了通知他维米尼的死讯。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多么难过。当时他在亚洲旅行，所以信寄到的时候，他对维米尼过世的反应与其说是安抚了尚未愈合的伤口，不如说更像是轻轻擦破了已经愈合的伤口。写信跟他谈维米尼，仿佛正在穿过我们之间最后一座步桥，尤其在我们显然不会再提我们的过往以后，或者，因此，我们甚至连提都不提。如果积极跟所有过往住客都通信的父亲还没告诉他，那么我也会写信跟他说，我即将去美国的哪所大学读书。讽刺的是，奥利弗把回信寄到我在意大利的住址；这是另一个延误的原因。

接着是几年空档期。如果我用床伴来为自己的人生加标点，如果这些人可以分为“奥利弗之前”与“奥利弗之后”两类，那么人生所能赠予我的最大礼物，便是将这个时间分隔标记往前挪了。许多人帮我把人生区分为某人之前与某人之后的两部分，一些人带来欢喜和忧伤，一些人迫使我的人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其他人则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长期如天平支点般隐约出现的奥利弗，最终有很多后继者。这些人或让他失色，或将他降格为一座早期的里程碑，一条不重要的岔路，或是在前往冥王星或更远处的旅程途中一颗炽热的小水星。想不到吧！我可能会说：认识奥利弗的时候，我还没跟某某邂逅呢。但人生少了某某，根本无法想象。

有一年夏天，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后九年，我在美国接到父母来电。“你一定猜不到谁来我们家住两天。就住在你的旧卧房。而且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当然早就猜到，却假装猜不出来。“你拒绝说你已经猜到了，其实已经透露了许多事实。” 道别前，父亲窃笑着说，接着父母争论谁该把电话交出来。总算传来他的声音。“埃利奥。”他说。我听见父母和背景中小孩的声音。没有人会这样呼唤我的名字。“埃利奥。”我重复，意思是我在听，也为了点燃我们过去的游戏，证明自己什么都没忘。“我是奥利弗。”他说。他已经忘了。

“他们给我看照片，你没变呐。”他说。他谈起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八岁和六岁，此刻正跟我的母亲在起居室里玩。说我应该见见他的妻子，说他很高兴又回到这里。你不明白，不会明白的。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说，假装以为他是因为地方而感到快乐。你无法明白我到这里来有多快乐。因为信号的关系，他的话断断续续。他把电话交还给母亲，母亲跟我讲话之前，仍亲切地对他说话。“Ma s'è tutto commosso[意大利语，“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呢”。].”她最后对我说。“真希望我跟你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回答，为了一个几乎已完全不再想起的人而激动不已。时间让我们变得多愁善感。或许，到头来，令我们受苦的就是时间。

四年后，经过他所在的大学城，我做了件不寻常的事。我决定露面。我坐在他下午授课的讲堂里，下课后，趁他收拾书本、把散落的纸张收回文件夹时，我向他走去。我不会要他猜我是谁，却也不打算让他好过。

有一个学生想问他问题，所以我在旁等候，好不容易那学生总算离开了。“你或许不记得我了。”他略微眯起眼猜想我是谁时，我开口说。他突然变得冷淡，仿佛害怕我们是在他不愿想起的地方认识的。他一脸踌躇、讥讽和质疑，还有一抹不自在和不安的微笑，仿佛在预演一场“我恐怕你认错人了”的戏码。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老天爷——埃利奥！”是我的胡子让他感到困惑，他说。他拥抱我，轻轻拍了几下我毛茸茸的脸，仿佛我甚至比多年前那个夏天还年轻。他拥抱我的方式，是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快要结婚那一晚做不到的。“多少年了？”

“十五年。昨晚我来这儿的路上数了一下，”接着我补充说，“不是真的啦。我就知道。”

“十五年了。看看你！”

他又说：“嘿！来喝一杯吧。来我家吃晚餐，今晚。见见我太太和我儿子。拜托，拜托，拜托。”

“我很乐意……”

“我得去办公室放东西，然后我们就走。走到停车场的那段路很漂亮。”

“你不明白。我很乐意。可是我没办法。”

“没办法”不是说我没空拜访他，而是我做不到。

他一边继续把文件收进皮包里，一边看着我。

“你一直没有真的原谅我，对不对？”

“原谅？没什么好原谅的。如果有什么，那就是我对一切都很感恩。我只记得好的部分。”

我在电影里听过这种话。那些角色似乎都信以为真。

“那是为什么？”他问。

我们离开教室，走进公共草地，从那儿看得见，东岸秋季漫长慵懒的日落在邻近山丘上投射出一道橘色的光。

我要如何向他或向自己解释，为什么尽管我的每一部分都渴望去他家，拜访他的家人，但我却做不到？奥利弗的妻子。奥利弗的儿子。奥利弗的宠物。奥利弗的书房、书桌、书、世界和生活。我在期待什么？一个拥抱，一个握手，一个例行公事的“欢迎老兄，幸会啊”，然后是那句无可避免的再说吧？

有可能会见到他的家人，让我惊慌失措——太真实，太突然，太直接了，演练得还不够。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把他存放在永恒的过去，视他为过去完成式的恋人，将他冰存，以回忆和樟脑丸填满他，就像在与夜的幽灵交谈的动物标本。我偶尔把他拿出来掸一掸灰尘，再放回壁炉架上。他不再属于尘世或生活。此时我发现，不只是我们选择的路相距有多远，还有即将向我袭来的失落有多大，无非是这些东西而已。我不介意用抽象的术语去思考这份失落，但被盯着看却令人心痛。在我们已经不再想起已经失去的，或许可能也不会再在乎之后很久，怀旧之情仍然令人心痛。

或者我是在嫉妒他的家庭、他为自己成就的人生，还有那些我从未被分享也不可能了解的事物？他渴望过、爱过和失去过的东西，当它们遗失时，他感到崩溃，当他拥有它们时，我却未能在现场见证，并且对它们一无所知。当他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在场；当他放弃时，我亦缺席。或者其实更简单？我就是来看看自己对他还有没有感觉，是否仍有感情存在。问题是，我也并不想还有任何感情存在。

这些年来，每次想到他，我就想起B城，或我们在罗马的最后几天。一切都能逐渐引向两个场景：附带着痛苦的阳台和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前的路（那个他用力把我压在古墙上亲吻，让我用腿环绕他的地方）。每次回罗马，我都会回到那里。对我来说，过去依旧鲜活，依旧回响着完全属于当下的声音，仿佛从爱伦·坡故事里偷来的心仍在古老的石板路下跳动，并且要提醒我，在这里，我终于和适合自己但却无法拥有的人生邂逅了。我永远无法想象奥利弗在新英格兰的生活。我在新英格兰住过一段时间，距离他不过五十英里，却继续想象着他困在意大利某处，不真实而且有如幻影。他住过的地方也同样令人感到单调乏味，每次我一去想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就会立刻浮动、漂离，同样不真实而如幻觉。如今，结果却是，不仅新英格兰的城镇生气勃勃，连他也是。多年前，无论他结婚与否，我都会轻易地把自己托付给他——除非，抛开表象，其实我自己才是那个不真实而有如幻影的人。

还是说，我是抱着更为卑微的目的而来？为了发现他独居，在等着我，渴望我带他回B城？是啊，我们共用同一副人工呼吸机的生命，正等待着我们最终的相遇和重登皮亚韦河纪念碑的时刻。

接着我这样说道：“真相就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毫无所感。如果我要见你的家人，我宁可不要有任何感觉。”接着是突如其来的沉默。“或许我们之间的事一直没有过去。”

我说的是实话吗？或者因为当时紧张棘手的气氛，让我说出我从来不曾对自己承认，而且仍然无法保证全然是事实的话？“我认为事情还没过去。”我重复道。

“所以。”他说。他的“所以”，是唯一能为我的不确定做总结的词语。但或许他也有“所以呢”的意思，仿佛要问，多年后我依然渴望他，这有什么好震惊的。

“所以。”我重复道，仿佛在谈及一个爱小题大做的第三者那反复无常的痛苦和悲哀，只是这个第三者恰巧是我。

“所以，这是你不能来我家喝一杯的理由？”

“所以，这是我不能去你家喝一杯的理由。”

“真是个呆头鹅！”

我完全忘了他的这句口头禅。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把我介绍给两三位刚好也在系里的同事，他对我的人生了如指掌，这令我意外。他什么都知道，了解我最近发生的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从某些事情看来，他一定是去找了一些只有从网络上才能获取到的信息。这一点令我感动。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他已经完全忘记我了。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他说。他办公室里有张皮质大沙发。奥利弗的沙发，我想。所以，这里是他坐下来读书的地方。文件散落沙发各处和地板上，只有条纹大理石台灯下的角落座位除外。奥利弗的台灯。我记起在B城时，他把床单铺在地板上的样子。“认得吗？”他问。墙上挂着保存不佳的配框彩色湿壁画的复制品，画着留胡须的密特拉像。去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那个早上，我们各自买了一幅。我已经好久没看过我那一幅了。旁边的墙上挂着印有莫奈崖径的配框明信片。我立刻认了出来。

“这本来是我的，但你拥有它的时间远远超过我。”我们曾经属于彼此，但因为距离如此遥远，所以我们如今已经属于其他人了。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唯有擅自占用者才是真正的债权人。

“关于这张明信片，说来话长。”我说。

“我知道。我拿去重新配框时看过背面的题字，你现在也能看得到背后的字。我常常会想起这个叫梅纳德的家伙。‘有朝一日请想我。’”

“他是你的前辈，”我这么取笑他，“不，没那回事。未来你会把它交给谁？”

“我曾经希望哪天我其中一个儿子实习的时候，让他亲自来拿。我已经加上了我的题字，但你不能看。你会在这里逗留吗？”他边穿雨衣，边岔开话题。

“会的，停留一晚。我明天早上在大学跟人有约，然后我就会离开。”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想圣诞假期的那一晚，他也知道我明白。“所以，你已经原谅我了。”

他抿着嘴，无声地道歉。

“来我的旅馆喝一杯吧。”

我感觉到他的不安。

“我是说喝一杯，不是说上个床。”

他看着我，满脸通红。我盯着他看。他依然帅气得让人惊羡，头发没变少，也没有赘肉，每天早上还是会慢跑，他说。皮肤仍像当年一样光滑。只是手上有些雀斑。雀斑，我想着，无法摆脱这个念头。“这是什么？”我指着他的手，碰了一下。“我全身都有这个。”雀斑。雀斑让我心碎，我想吻去他的每一颗雀斑。“我少不更事时晒了太多太阳。而且，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我已经上了年纪。再过三年，我的大儿子就跟你当年一样大了。事实上，比起现在的你，他更像我们在一起时我所认识的埃利奥。说来也怪。”

你就是这么称呼那段日子的吗——我们在一起时？

我们在老旧的新英格兰旅馆的酒吧里，找到了一个安静的位置，可以俯瞰河流，还有鲜花盛开的大花园。我们点了两杯马提尼（他特别指定了蓝宝石琴酒），紧挨着坐在马蹄形雅座上，像两个因为妻子去化妆室而被迫局促地坐在一起的丈夫。

“再过八年，我四十七岁，你四十岁。然后再过五年，我五十二岁，你四十五岁。到时候你会来吃晚餐吗？”

“会，我保证。”

“所以你真正的意思是，只有等你老得没办法在乎了才会来。等我的孩子都离开才会来。或者等我已经当了祖父。我似乎能够预见那个晚上，我们会坐在一起，喝烈性的白兰地，就像你父亲过去偶尔会在晚上端出来的格拉巴酒。”

“我们会像小广场上那些面对皮亚韦河纪念碑而坐的老人，谈起两个年轻人在短短几周里，发现了那么多快乐，然后在往后的人生里，将棉花棒浸入那一碗快乐，生怕用完，每逢周年纪念也只敢喝像顶针那么大的一小杯。”但这件几乎未曾发生的事仍然召唤着我。我想告诉他。未来的那两人永远无法抹除、撤销、忘却或重温过去——过去就困在过去，像夏日黄昏将近时原野上的萤火虫，不断在说：你原本可以如此。但回头是错。向前是错。看开是错。努力纠正所有的错，结果同样是错。

他们的人生就像错乱的回音，永远埋藏在封闭的密特拉神殿里。

沉默。

“天哪，罗马的第一夜，晚餐时坐我们对面的人，多么羡慕我们啊，”他说，“晚餐桌上的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始终目瞪口呆盯着我们瞧，因为我们是那么快乐。

“在我们变老以后的那个晚上，我们仍然要谈论这两个年轻人，仿佛他们是与我们在火车上邂逅，令我们欣赏而想要给予帮助的陌生人。之所以羡慕，是因为‘遗憾’这个词令我们心碎。”

再度沉默。

“或许我还没做好把他们说成陌生人的准备。”我说。

“如果这么说会让你觉得好过一点，我想你我永远都不可能准备好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来一杯。”

他连需要回家的不充分理由都还来不及提出，就让步了。

我们把客套话扔到一边。他的人生，我的人生，他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好事，坏事。他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我们避谈我的父母。我假定他知道。他没问，而是暗示我他已经知道。

一个钟头过去了。

“你最美好的时刻是？”他总算打破沉默。

我想了一会儿。

“初夜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或许是因为我实在太笨手笨脚了。罗马也很棒。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前的路上有个地方，我每次到罗马都会再去。我会凝视那儿片刻，瞬间，记忆全部复活。那天晚上我刚吐过，在回酒吧的路上你吻了我。人来人往，但我不在乎，你也是。那个吻仍然铭刻在那里，谢天谢地。那个吻和你的衬衫，是我从你那里得到的一切。”

他回忆着。

“你呢？是什么时候？”

“也是在罗马的时候。在纳沃纳广场唱歌唱到天亮。”

我完全忘了。结果那晚我们不只唱了那不勒斯歌谣。一群来自荷兰的年轻人拿出吉他，一首接一首地唱起披头士的歌，主喷泉旁的人一一加入，我们也是。甚至连“但丁”也再次出现，用他蹩脚的英文跟着唱。“他们曾经为我们唱了小夜曲，对吗？还是这只是我的幻想？”

他困惑地看着我。

“他们的确为你唱了小夜曲。你那时酩酊大醉，还向其中一个人借了吉他开始弹，接着突然唱起歌来。他们都傻眼了。全世界的瘾君子都像绵羊一样乖乖听着亨德尔。”其中一个荷兰女孩情绪失控。你想带她去旅馆。她也想来。多么奇妙的一夜啊。最后我们坐在广场后方一家已经打烊的咖啡馆空荡荡的露台上看日出，就只有你、我和那个女孩，我们通通累瘫在椅子上。

他看着我。“你来，我好高兴啊。”

“我也很高兴我来了。”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话突然让我紧张？“说吧。”

“如果可以，你愿意重新开始吗？”

我看着他。“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回答就是了。”

“如果可以，我愿意重新开始吗？稍等。可是我已经喝两杯这个了，我想再点第三杯。”

他微笑。显然轮到我来问相同的问题，但我不想让他难堪。这是我最喜欢的奥利弗：想法与我如出一辙的他。

“来这里看你，就像昏迷二十年后醒来。你看看四周，发现老婆已经离开你，你完全错过孩子的童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有些已经结婚了。你的父母早已离世，你没有朋友，那些通过眼镜看你的小脸蛋属于你如假包换的孙子，他来欢迎自己的爷爷从长眠中苏醒。你镜中的脸像瑞普·凡·温克尔[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十九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的主角。故事中，温克尔上山遇到背酒桶的怪老头，他趁机偷喝一口酒，结果昏睡二十年，醒来已人事全非。]一样苍白。可是陷阱就在这里：你仍然比你身边的人年轻二十岁，这是我能够立刻变成二十四岁的原因——我二十四岁。如果你把这个寓言往前推几年，我醒来时可能比我的大儿子还年轻。”

“那么，你会怎样评价你活过的人生？”

“一部分人生——只有一部分——处于昏迷状态，但我宁可称之为平行人生。听起来好一点。问题是大部分人都拥有——换言之，过着——不止两重平行人生。”

或许是酒精，或许是真相，或许我不想把事情变抽象，总之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因为现在正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明白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为了告诉他：“在我死去的时候，你是我唯一想要道别的人，因为唯有那时，我所谓的‘我的人生’才有意义。万一我听到你过世的消息，我所知道的自己的人生，还有这个此刻正在跟你说话的我，将不复存在。有时候我脑中会出现这样可怕的画面：我在我们B城的家醒来，朝海的方向望去，听到海浪传来你已在昨晚过世的消息。我们错过了太多。那就是处于昏迷状态。明天我回到我的昏迷状态，你也回到你的昏迷状态。对不起，我无意冒犯——我相信你的人生里没有昏迷状态。”

“对，平行人生。”

或许我这一生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的哀伤，突然间都决定与此时的悲伤合而为一。我必须将它击退。如果他没察觉，或许是因为他并未对此免疫。

我一时兴起，问他是否读过哈代的小说《意中人》。没有，他没读过。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离开他多年以后，死了。他去拜访她家，邂逅了她的女儿，并且爱上了她。后来也失去了她，过了许多年，偶遇她的女儿，然后又是一段风流韵事。“这些事都会自行消逝吗，还是需要几代、几辈子才能理出头绪？”

“我可不希望我儿子跟你上床，也同样不愿意你儿子（如果你有儿子的话）出现在我儿子床上。”

我们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倒是对我们的父亲很好奇。”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微笑。

“我可不想收到你儿子捎信来报告坏消息：‘对了，随信附上的配框明信片是家父要我交还给你的。’我也不想回这样的话：‘你随时可以来，我相信他会希望你住在他的房间。’答应我，不要让这种事发生。”

“我答应你。”

“你在明信片后面写了什么？”

“那将会是个惊喜。”

“我已经老得不适合惊喜了。况且，惊喜总是伴随着刻意伤人的利刃。我不想被伤害——不想被你伤害。告诉我吧。”

“只有两个字。”

“我猜猜看：回头不做，更待何时？”

“两个字，我说了。况且，那太残忍了。”

我想了一会儿。

“我放弃。”

“Cor cordium。这是我此生对别人说过的最真实的话。”

我凝视着他。

幸好我们在公共场所。

“我们该走了。”他伸手去拿折好的放在座位旁的雨衣，准备站起来。

我打算陪他走到旅馆大厅外，然后站在那里目送他离开。我们随时就会道别。霎时，我生命的一部分就要被带走，再也不会归还。

“我送你去开车吧。”我说。

“来吃晚餐吧。”

“就当我去过了吧。”

天黑得很快。我喜欢乡间的平和与宁静，逐渐黯淡的染山霞，渐暗的河流景观。奥利弗的乡间，我想。对岸斑斑点点的灯光照在水面上，让我想起梵高的《罗纳河上的星夜》。非常秋天，非常新学年，非常秋老虎，秋老虎时的黄昏一向如此，夏天未竟的工作、未完成的作业，以及夏天永远还剩几个月的幻觉，全混在一起，久久徘徊，此刻太阳一下山，它们就自己消磨殆尽了。

我试着想象他的幸福家庭：两个男孩专心写作业，或在傍晚球队练习之后踏着沉重的步伐回来，当然，还有沾满泥巴的靴子，急躁的砰砰走路声，一个个老套场景飞快掠过我心头。当年我在意大利，就是住在这个人家里，他会这么说；对意大利人或意大利房子毫无兴趣的两个少年会无礼地清清嗓子，但如果这么说肯定会让他们傻眼：喔，对了，这个人当时跟你们差不多大，大部分的时间，他白天都在静静地改编《十字架上的基督临终七言》，晚上却偷偷溜进我房间，我们操到脑汁都流出来了。所以，跟他握握手，好好招待人家。

接着我想起深夜开车回程途中，沿着星光闪耀的河流，来到这间位于海岸线上的摇摇欲坠的古旧新英格兰旅馆。我希望这条海岸线让我们俩都想起B城的海湾，想起梵高的星夜，想起我到礁石上与他做伴、吻他脖子的那一夜。还有最后一晚，我们一起走在岸边，感觉我们已经用尽推迟他离开的最后奇迹。我想象我在他的车里问自己，天晓得，我是否想要，他是否想要；或许在酒吧里喝一杯睡前酒就能决定。明明知道那一晚整顿晚餐吃下来，他和我担心的恰恰是同一件事：希望事情发生，祈祷事情不发生。或许一杯睡前酒就能决定。我想象他拔去酒瓶瓶塞或换音乐时望向一边的样子，光凭他的表情我就揣摩得出来，因为他同样也了解飞掠过我心头的想法，并且希望我知道他也为同一件事挣扎着。当他为他的妻子、为我和为他自己倒酒时，我们俩终究会明白，他比任何时候的我都更像我自己，因为多年前在床上，在他成为我、我成为他之后，在人生的每条岔路上完成使命许久之后，他会是、也将永远是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恋人和我自己。在那年夏天偶遇的几周，我们的人生几乎未受影响，可是我们却跨越到时间静止、天堂降临人间的彼岸，得到从降生以来神注定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望向一边。除了这件事，我们无所不谈。但我们始终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说却更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找到星星、你和我。而这是仅此一次的恩赐。

去年夏天他总算真的回来了。他要从罗马去芒通，途经这里，只待一晚。他搭出租车沿着林荫车道而来，车子停在和二十年前差不多的地方。他带着笔记本电脑、一个运动粗呢大包和一个用缎带包装的大盒子（显然是礼物），突然出现。“这是送你母亲的。”他捕捉到我的匆匆一瞥时说道。“最好告诉她里面装了什么，”我帮他把东西放在门厅后立刻说，“她怀疑每个人。”他明白。这事令他伤心。

“老房间？”我问。

“老房间。”他确认道，尽管我们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安排好一切。

“那么就住老房间吧。”

我不急着跟他上楼，看见马法尔达和曼弗雷迪一听到他搭出租车抵达，就从厨房里拖着脚步走出来欢迎他，我松了一口气。他们轻佻的拥抱和吻，安抚了一些只要他在我家住下来我就会有的不自在。我希望他们过度兴奋的欢迎能持续到他在这里的第一个小时里。什么都好，只求能避免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喝咖啡，最后说出无可避免的那四个字：二十年了。

我们把他的东西留在门厅，希望曼弗雷迪趁奥利弗和我很快绕着屋子走了一圈时，把东西搬上楼。“我相信你一定急着想看吧。”我会这么说，指的是花园、栏杆和海景。我们好不容易走到游泳池后面，回到落地窗边放着旧钢琴的起居室，最后回到门厅，发现他的东西真的拿上楼了。我可能希望他明白，自从他上次来过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天堂的门阶”依然在那儿，通往海边那扇歪斜的门依旧嘎吱作响，世界仍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少了维米尼、安喀斯和父亲。这是我想展现出的欢迎。但我也希望他意识到我们现在没必要叙旧。我们在少了彼此陪伴的状况下走过、也经历过太多，彼此已经没有任何共有的底色。或许我希望他感觉到失去的刺痛，以及悲伤。但到头来，或许经由妥协，我断定最简单的办法是表示我什么都没忘。我提议带他去那块仍然和二十年前带他去时一样灼热、一样正在休耕的空地。我还没说完，他就说：“去过了，已完成。”那是他告诉我他也没忘的方式。“或许你宁可赶紧去一趟银行。”他笑出声来，“我敢跟你打赌，他们一直没关掉我的账户。”“如果有时间，而且你愿意的话，我带你去钟塔。我知道你从来没上去过。”

“死也要看？”

我冲他笑了笑。他记得我们给钟塔取的名字。

当我们来到能够俯瞰辽阔的蓝色大海的院子时，我站在他身旁，看着他倚着栏杆眺望海湾。

属于他的那块礁石就在我们脚下，那是他晚上独坐，以及和维米尼一起消磨整个下午的地方。

“她如果还在，现在已经三十岁了。”他说。

“我知道。”

“她每天都写信给我。每一天。”

他凝视着他们的天地。我记得他们是如何一起手牵手、一路往下蹦蹦跳跳到海边的。

“然后有一天她不再写，我就知道了。我就是知道。我把她的信全留着。”

我若有所失地望着他。

“我也留着你的。”为了让我安心，他立刻补充说，尽管含糊，而且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听的话。

轮到我了。“我也保留着你所有的信。其他东西也是。我可以拿给你看，或者再说吧。”

他不记得大波浪衬衫了吗？或者他太谦虚、太谨慎，以致不想表现出他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再度凝视远处的海面。

他来得正是时候。没有一抹云彩，没有一圈涟漪，没有一丝风。“我都忘了我多爱这个地方了。但这里跟我记得的一模一样。中午的这里是天堂。”

我让他继续说。看着他的目光飘进遥远的海面，真好啊。或许他也想避免面对面相视。

“安喀斯呢？”他总算问道。

“癌症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太可怜了。过去我以为他很老。结果他连五十岁都不到。”

“他也好爱这里，我也记得他和他的嫁接法，还有果园。”

“他是在我祖父的卧房里过世的。”

再度沉默。我本来要说“我的”旧房间，却改了主意。

“回到这里，你高兴吗？”

他比我早看穿我的问题。

“我回来，你高兴吗？”他回嘴。

我看着他，感觉防备已经卸得差不多了，不过，没有被威胁的感觉。就像容易脸红却不引以为耻的人，我知道我不该压抑这种感觉，让自己被左右。

“你知道我很高兴。或许，还有点过了头呢。”

“我也是。”

这句话说明了一切。

“来，我带你看看我们埋葬父亲部分骨灰的地方。”

我们从后面的楼梯间下楼，走进花园，到过去摆早餐桌的地方。“这个地方属于我的父亲。我称之为父亲的魂牵梦萦处。如果你记得的话，以前那边属于我。”我指着泳池边过去摆着我的桌子的地方。

“这里有属于我的地方吗？”他半咧着嘴笑问。

“一直都有。”

我想告诉他，游泳池、花园、房子、网球场、“天堂的门阶”、所有地方，将永远是他的魂牵梦萦处。然而，我却指了指楼上他房间的落地窗。我本来想说：你的眼睛永远在那里，困在轻薄窗的帘里，从楼上我的那间近来已无人入住的卧房望出去。微风吹拂、窗帘飘飞的时候，我从这里往上看，或站在阳台外，我发现自己以为你在里面，正从你的世界望向我的世界，如同我发现你坐在礁石上那晚一般地告诉我：“我在这里很快乐。”你人在数千里外，但我一看到这扇窗，就想起一件泳裤、一件匆忙披上的衬衫和倚在栏杆上的手臂，然后你突然出现，点上当天的第一根烟——那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只要这幢房子还在，这都将会是你的魂牵梦萦处——也是我的。我本来想这么说。

我们伫立片刻。我和父亲曾经在这里讨论过奥利弗。现在则是他和我在谈论父亲。明天，我将回想这一刻，让他们缺席的灵魂在薄暮时分游荡。

“我知道他会乐见这样的事发生，尤其是在如此绚丽的夏日。”

“我相信他会的。你把他的其他骨灰埋在了哪里？”他问。

“喔，撒向了四方。哈德逊河、爱琴海和死海。但这里才是我来与他做伴的地方。”

他什么都没说。没什么要说的。

“来，在你改变主意之前，我带你去圣贾科莫。”我最后说，“午餐前还有点时间。记得路吗？”

“我记得路。”

“你记得路啊。”我附和他说。

他看着我微笑。我感到欢欣鼓舞。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他在嘲笑我。

二十年恍如昨日，昨天只比今天早上早了一点，然而早上却似乎有几光年那么远。

“我和你一样，”他说，“我什么都记得。”

暂停片刻。我想说：如果你什么都记得，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那么在你明天离开以前，或即将关上出租车门的瞬间，当你已经向其他每个人都告别，此生已再无其他的话可说时，那么，就这一次，请转身面对我，即使用开玩笑的口吻，或当作事后无意间想起。当我们在一起时，这对我来说可能极为重要。就像你过去所做的那样，看着我的脸，与我四目相视，以你的名字呼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