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前，大学时代的师兄清濑直弘联系上我，说他想开一家保洁公司，希望我能帮忙。当时我刚开了一家税务师事务所，工作很少，因此二话没说便答应下来。我知道清濑的人品和能力，相信他不会太失败。

结果，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远超我的想象。我没想到那是一个有那么大需求量的行业。公司在眨眼之间变大了。

我想那应该是清濑结婚后不久，他决定再开一家公司，专门处理保洁公司的税务，并让妻子峰子当社长，给她发薪水，还为此给她开了一个银行账户。账户虽然名义上是峰子的，但实际由我管理。储备这些资金是为了不时之需。

二十年过去了，我和清濑夫妇关系很好。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他们夫妻俩的关系。您也知道，他们离婚了。我不太清楚具体原因。离婚后，清濑便请宫本祐理当秘书，但我想至少她们离婚并不是因为宫本的出现。至于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以后再说。

两人没有对簿公堂，而是选择协议离婚。峰子请了律师，要求依法分割财产。他们对两人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公证，当然我也在场，但并没多说话。

峰子得到了应得的部分。清濑的账户中没有用途不明的支出，峰子也同意了分割方案。就这样，离婚事宜顺利解决，我也认为不会再有问题。

但到了这个月，峰子联系了我，说有件事想见面确认，还让我不要告诉清濑。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们在东京站旁的咖啡馆见了面。峰子看起来比离婚前更加年轻。我看她生活得很充实，也就放心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峰子便进入正题，是关于宫本祐理的事。她听说宫本当了社长秘书，还是清濑的恋人，想确认是否属实。我刚才说他们离婚并不是因为宫本祐理，就是因为峰子的这番话。离婚时，峰子甚至不知道有宫本其人。

我回答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宫本原来是清濑中意的女招待，不太可能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清濑从未跟我说过。

峰子说，宫本祐理即便是清濑的女朋友也没关系，她只想知道两人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由此察觉了她的目的。如果两人果真是在他们离婚前便开始交往，她就打算向清濑索要精神赔偿金。我回答说，我连清濑和宫本祐理是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即便他们是恋人，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于是峰子问是否可通过账户收支情况查明此事。她认为，如果宫本是清濑的情人，清濑肯定给过她钱，或者给她买过贵重的礼物。

账户的收支情况在两人签离婚协议时就已调查过。我一说起这一点，峰子又怀疑清濑随便立了个名目，把公司的钱转入了情人的账户。的确，身为社长，清濑能够这么做。但我否定了她的猜测。如果清濑那么做，姑且不说别人，起码我会知道。我对峰子说，有我把关，请相信我。

但峰子并不同意我的说法，甚至说我是清濑的朋友，可能会包庇他。她坚持要看公司的账本，而且似乎已经打算另请税务师或会计师进行调查。

那时我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事态开始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然后，峰子说出了我最担心的事。她提起了二十年前创立的那家子公司，想查那个账户的现状。在签离婚协议时，那个账户作为实质上的公司资产被排除在外。

我拼命装出平静的样子，心里却非常紧张，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那家子公司的情况。

从多年前起，我便开始未经社长峰子许可擅自从她的账户里取钱。不仅如此，我还利用清濑全权委托我负责子公司的会计事务之便，暗地操作，使得远高于税务师报酬的钱流向我的事务所，金额大概多达三千万。

我将这些钱都用来还债。税务师事务所的经营状况不好，我还因赌博欠了不少钱。我想在清濑尚未发现时还回去，但直到今天都没能还上。

我们约好一周后在同一家店见面，便就此分开。但这件事让我一直寝食难安。我请她先不要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如果我一直放手不管，她肯定会开始行动，或许会请律师直接跟清濑交涉。清濑肯定不在乎，反正他没做亏心事，可以任人调查，但我就完了。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日子却一天天过去。一周后，我与峰子如约见面。她非常着急，让我感觉如果什么都不做，她现在就可能会去找清濑。我焦躁起来，脱口说出在两三天内会给她一份报告。实际上我根本毫无头绪。

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仍一直在想应该怎样对付峰子，然而什么都做不了，时间却比平时流逝得更快。

我也不知道脑子里何时有了那种想法，只是清晰地记得，傍晚离开事务所时，我已下定决心。证据就是我往儿子家打了电话，告诉儿媳我会在八点左右过去，这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对，那个邪恶的想法就是让峰子死。

我夹着公文包朝小传马町出发。上次见面时，我问了峰子的住址。

坐地铁时，我发现了一件事，于是在人形町站下了车。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杀人方案。力气大的人或许能徒手将人掐死，但我完全没有自信，也不认为现场会有适合当凶器的物品。

我想找件刀具，便开始在人形町转悠。人形町有各种各样的商店，不久我便在一家商店门前停下脚步。那是一家叫刻剪刀的刀具专营店，是创办于江户时代的老店，陈列柜上摆放着手工制造的菜刀、剪子和镊子等物品。

我被那些物品的气势压倒了。尤其在看到像是由两把切生肉的刀组合而成的大型裁切剪时，我不由得向后退去。

我觉得自己用不了刀具。这不是切肉或鱼，如果无法立刻致死，她便有可能逃掉。即便很顺利，血也可能溅到我身上，事后凶器也很难处理。况且如果在这种地方买刀，警方在调查时肯定会发现。

如果不用刀具，那用什么当凶器呢？如果既能不让她出声，身上又不会溅到血，就只有绞杀了。我决定找绳子。我戴着领带，却不能使用。我觉得领带的纤维会留在勒痕上成为物证。

绳子哪里都有卖，但当我走进便利店要买塑料绳时又犹豫起来。店里有监视摄像头，如果警察查到凶器是塑料绳，肯定会到这家店来，于是我没去拿绳子。另外，我还在意绳子的长度。用于行凶的绳子顶多也就几十厘米，剩下的绳子该如何处理呢？

从便利店出来后，我继续在街上走，寻找可用的绳子。绸缎庄里有很多种绳子，但像我这样的人到那种店里专门买绳子会令人生疑，店员肯定会记住我。我也看了卖领带和皮带的店，但始终没能下定决心。我觉得不管在哪里买什么，都会被店员记住。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个陀螺。我没看店名，只看到一个玩具店前摆着很多木质玩具，其中就有陀螺。

幸亏周围没人，店里好像也没人。我迅速将陀螺放进西装口袋，随即离开那里。活了这么大年纪，我还从未偷过东西，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走到离玩具店很远的地方，我解下陀螺线，将陀螺放进提包。陀螺线很结实，非常适合绞杀。我把线放进口袋，走进一个电话亭。我不用手机，自然是因为害怕峰子手机的来电记录里会留下我的号码。

峰子很快就接了电话。她见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有点奇怪，我便谎称我的手机坏了。她当时在外面，但表示已经快到家了。

我说有些事要向她报告，问现在是否可以去她家。她说八点与人有约，如果我们此前能够说完就没问题。我说我就在她家附近，应该花不了太长时间。

那时大概刚过七点。我唯恐别人看见，小心翼翼地来到她门前，按响门铃。当时我已从口袋里拿出绳子，藏在右手里。

峰子毫无防备地让我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别人。

在峰子转身的瞬间，我从后面用绳子套住她的脖子，在后脖颈处交叉勒紧。

峰子大概惊呆了，没有反抗。十几秒后，她的四肢才开始剧烈挣扎。她使出浑身力气摇晃身体，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想她恐怕发不出声音吧。

不久她便瘫倒在地，一动不动。我尽量不看她，将绳子从她脖子上取下，然后从门缝里看了看外面，确认没人后走了出来，用手绢擦掉了门把手和门铃上的指纹。

我走到昭和大道上，打车去了我儿子家，大概八点前就到了。本来想商量我妻子三周年忌的事，但我心不在焉，只跟儿媳胡乱聊了些家常。

不料，五岁的孙子看到了我提包里的陀螺。儿媳问我为什么有这东西，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只得说是熟人送的，但陀螺线忘在事务所了。当时绳子就在我裤兜里，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拿杀过人的绳子给孙子玩。于是我说下次连陀螺线一起带来，暂时要回了陀螺。我想另配根陀螺线。

离开儿子家后，我去了新桥，在常去的酒吧喝了一点威士忌。其实遗体在这时已被发现，这种不在场证明根本没作用。但我不知道这一点，只想尽量不一个人待着。我在深夜回到家，烧掉了绳子。

第二天，凶杀案的消息传到了我的事务所。那天我实在没心情去找陀螺线，一整天都战战兢兢，觉得警察很快便会拿着逮捕令将我抓走。

第一次跟警察接触是在十二号。警察打来电话，因为峰子手机的通话记录上有我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警察说如果方便，希望我能告诉他峰子找我有什么事。

我谎称是为了确定申报事宜。峰子离婚后打算成为译者，靠稿酬生活，今后确定申报应该是必要的。听了我的回答，打电话的警察没有怀疑。

取得了警察的信任，我放下心来，傍晚便去找陀螺线，却完全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虽然我只想要一根绳子，但只能重新买一个陀螺，于是又去了人形町。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地方外，还有哪里会卖这种传统陀螺。

但我不敢去偷过陀螺的那家店。我在商店街上走着，很快发现了一家民间艺术品店的门口摆着木质陀螺，有大中小三种。我一个个拿在手里，在脑中跟偷来的那个陀螺比较大小，买了最小的陀螺。走出商店后，我在去往车站的路上解下陀螺线，用纸将陀螺包起来，扔进了便利店的垃圾箱。我去了儿子家，将前几天买的陀螺和刚买的陀螺线一起送给了孙子。所有的掩饰就这样完成了。

但警察还是怀疑我了，而且程度似乎一天深似一天。得知刑警去了我儿子家时，我心中充满恐慌，觉得警察马上就要来抓我了。

此后我又听说一个姓加贺的刑警拿来了我送给孙子的那个陀螺的原装陀螺线，便意识到自己已无处可逃。

我在深深地忏悔，自己的确对不起峰子。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了。我本应承认自己的贪污行为，补偿过失。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活，我夺去了一个无辜的人宝贵的生命。我甘愿接受任何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