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没错，事情确实发生了，一切可能性刚刚打开，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接着，一切又都关闭了。膨胀，然后收紧。你终会明白的。可瓦尔也说过，为什么每种秩序非得永恒呢？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来到了海边。我看到自己手里拿着的蒲公英嫩芽。它们是怎么来到我手上的，你知道吗？

如果有膨胀和收紧，那么，还会再有膨胀。不然接下来就是死亡。这是自然法则。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

瓦尔死了。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却浑然不知。只有需要找她倾诉的时候，米拉才会想起她。不，这么说不公平。瓦尔对她来说很重要，对她们所有人都是，只是没有她期望的以及她们期望的那般重要而已。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叫安妮塔·莫罗，她白天当用人，晚上去东北地区上夜校。她想当一名老师（审判的时候，公诉人还嘲笑她，说安妮塔几乎就是文盲）。一天晚上，安妮塔在上完课去车站的路上，一个男人袭击了她。他来到她身后，掐住她的咽喉，把她拖进一条巷子。他把她放倒，掀起她的裙子，但安妮塔是在黑人街区长大的，她的包里随时揣着一把刀。她猛踢他的下巴，迅速翻身起来。他又抓住了她，于是她开始用刀刺他。她不停地往他身上刺，血和恐惧在她耳中跳动，吵闹声和她的尖叫声引来了人们的注意。他们看见，他倒下了，她还在刺他，于是上前阻止。他们抓住她，叫来了警察。

她因为谋杀罪被起诉。那个男人来自一个体面的白人家庭，他有妻子和六个儿子。刀是安妮塔的。公诉人说她是个妓女，是她引诱他到了小巷，她想抢劫他，他要走，她就拿刀刺他。法庭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安妮塔是否受过教育。如果她去学校只是为了揽生意，那她就是妓女，妓女是可以被强奸的。这些不言自明。

安妮塔接受了《波士顿凤凰报》的采访。据说，在采访中，从她说话的语法和句法可以看出，她还颇有文学功底。报纸上引用了她的话：“我想回到学校。他们也没办法，那里的老师们——也就是我们——很野蛮，我们不会听的。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过，你知道吗？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和孩子们聊天，因为我了解他们，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我能让他们明白我所明白的。正如布莱克的诗里所写：‘我的母亲呻吟，我的父亲流泪——我一头跳进这危险的世界……’你们都知道婴儿是不会跳的。布莱克是在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这么来的——这样跳出来，哪怕跳进危险中，甚至跳进犹如我童年一般可怕的环境里，也在所不惜。那首诗后面写道：‘赤身裸体，无依无靠’——仿佛婴儿的哭声是某种音乐，就像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鸣笛。我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随身带刀。然后‘就像云中的恶魔大呼大叫’，哇哦！他把婴儿类比为魔鬼！哎，你我都知道，确实如此，是真的！”她笑了笑，然后继续讲诗歌。记者说，她当时的眼神很明亮。

他们让鉴定人来判断安妮塔的语法、句法和拼写是否合格。遗憾的是，他们觉得她不合格，而且，他们说，她永远不够格当一名英语老师。他们以她是文盲为由，判了她谋杀罪。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头到尾参与了她的审判，瓦尔也在那里。她被判刑的那一天，法院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只有《波士顿凤凰报》报道了那件事，可是，报纸上是这群女权主义者一边呐喊一边挥舞标语的照片。安妮塔以一级谋杀罪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有一张她被带出法庭的照片，照片上，她的表情像孩子般无辜，满是困惑和恐惧。“他要强奸我，所以我才刺他的。”他们把她押送进警车之前，她对那群女人说。

瓦尔所在的群体很小，没多少社会资源，但她们还是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为她们中渗入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因为有她，他们才能得到消息。安妮塔的事激怒了那群人，她们计划营救她。她们还精心安排了营救之后的事宜。她们打算让各个同情女性的社会组织轮流接待她，直到这个案子完全平息，然后把她送往古巴或墨西哥，再找人帮她伪造身份，让她可以在某个地方教书。那是一个在绝望中产生的疯狂计划。也许，她们并不指望这个计划能奏效。也许，她们已经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并且希望它发生，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安妮塔被押送至州监狱的那一天（因为她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危害，所以没有等她上诉），女人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她们像普通女人一样穿着裙子和牛仔裤，在街上闲逛，直到安妮塔被带出来，准备被送走。她们突然聚拢成一圈，从裙子底下和外套里掏出枪来。

可是，当局已经有所防范。砖墙的后面藏着警察，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拿着机关枪走出来——女人们只有手枪——对着她们扫射。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越来越多的警察拿着机关枪冲出来。有两个行人受伤，那六个女人全都死了。安妮塔被推进车里，车子开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不过，那些警察往其中两个人身上射了太多发子弹，结果尸体爆炸了，伤到了附近的警察。后来，据说那两个女人拿了手榴弹，说也奇怪，那些手榴弹之前一直没有爆炸。其中一具爆炸的尸体就是瓦尔的。有一个警察死了，有人为他举行了葬礼，就连市长都亲自参加了。另外一个活了下来，可他的脸和大腿上都留下了伤疤。

有很多人来参加瓦尔的葬礼。伊索说，也许有一半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瓦尔有很多秘密的朋友，她可能只和他们说过一次话，但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东西。我敢打赌，那个有强奸犯潜质的牧师也去了。霍沃德·珀金斯也来了，还有瓦尔的前夫尼尔·特鲁瓦克斯也来了，是克丽丝带他来的，她还介绍他给我们认识。克丽丝脸色苍白，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她的父亲帅气、优雅，有着恰到好处的灰白鬓角、健康的肤色和紧实的小腹（应该是经常打网球或壁球的缘故）。他和我们握手时不住地摇头。他看着克丽丝，摸了摸她的头，冲她笑着，拨乱她的发丝。克丽丝看着他，面无表情。

“不负责任，简直不负责任！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她总是这么不负责任……”他看着远处的云，我们看着他。他转向克丽丝，揽住她的肩：“亲爱的，走吧，跟爸爸回家。”他笑着说，然后优雅地和我们道别。

克丽丝用茫然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米拉回过神来，伸出手去，可他们已经转过身，走远了。克丽丝被肩上那只大手压着，看起来又瘦小又无助。

霍沃德·珀金斯眨着眼朝我们走过来：“她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她是因为更年期失去了理智。女人都这样，不是吗？她老了，对男人不再有吸引力了，她对他们的敌意被……”

“霍沃德，滚蛋。”米拉说。大家纷纷转头看她。霍沃德愤愤地看了她一眼，消失在人群里。

这群朋友一直等待着，直到人群渐渐散去。本也在那儿，他揽着米拉的肩。还有哈利、伊索、克拉丽莎、凯拉、塔德、格兰特和巴特。塔德看上去笨拙而又迷茫；格兰特凶巴巴的；巴特目送克丽丝和她父亲走远，转身面向米拉，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大声说。她握住他的手说：“是啊，是啊。或许到我们的下一代，会改变吧。”

这群人慢慢地朝他们的车走去，一路上沉默不语。然后，本、塔德和格兰特上了哈利的车，伊索、凯拉和克拉丽莎上了米拉的车，两辆车相继驶离，送他们回去。每个人都独自回到了家。

米拉拿出白兰地，坐在电话旁，把脸埋进掌心。电话并没有响。葬礼上，本揽住她肩膀的手唤回了一切：温暖的爱情，以及这爱情对可怕生活的慰藉。她拿起听筒，拨了本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又响，最后，她挂了。她觉得自己有些发狂。她努力地回忆他们之间的所有争吵，回忆她搬出来解释他们分手的每个理由，那些话，那些她说给自己听的话，那些她想用来解释，想彻底说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分手的话。如今看来，这一切显得很可笑。那团炸开的血肉被塞进坟墓里，然后坟前被写上“瓦尔”这个名字——那个穿大喜吉装、高举酒杯的瓦尔，那个朗声大笑、扬起眉头的瓦尔，那个不可能被镇压、如今却被镇压了的瓦尔。米拉和本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本是那么耀眼，他结实的手臂上覆盖着细细的汗毛，头发像青草一样蓬松茂密，他那充满生气的棕色眼睛，他的笑声……她又拿起电话拨了一遍号码。还是没人接。生命太过短暂，太过残酷，令人无法放弃爱情，哪怕拥有爱情就意味着失去其他的一切。她又倒了一杯白兰地，又打了一次电话。仍然没人接。

假如他们的爱情像她第一段婚姻那样结束怎么办？假如她在四十一二岁的时候生了孩子，没有写成论文，或者写了论文并拿到了学位，可后来还是去了非洲，一边纳凉，一边看着她的孩子蹲在院子里观察一株奇异的花朵。那也可能不会结束。他们的爱情还是那么重要，那么温暖，他们也许会永远为彼此兴奋，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一直保有对对方肉体的欲望；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带着不变的兴趣和渴望每天相见……

真可笑，可笑。正因为现实不会如此发展，所以这才成为理想，然后又从理想演变为一种永远无法达到的标准。

她感到无比孤独，于是站起来，穿上外套，拿上酒瓶，开车去了伊索家。凯拉和克拉丽莎已经在那儿了。她们都一言不发地坐着。她把酒瓶递过去。她们斟上酒，举起酒杯：“敬瓦尔。”她们说着，啜了口酒。

“没什么可说的，无话可说。”有人说了一句。

沉默如同寿衣一般包裹住她的身体，就像消过毒的白色绷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她变得干净、雪白、清洁、纯净，直到她的血流干了，炸开的血肉被盖住，直到尸臭味退去，直到她干净、得体，能被公众接受。一架干尸躺在桌子上参加葬礼，它的出现就是一种承诺，一种保证，保证她不再产生威胁，不再怒发冲冠地站起来，手里拿着刀，大叫着：“不！不！在你接受现实之前，杀啊！”

“是啊，可是她接受了。她接受了自己的灭亡，正如她曾经是斯特拉·达拉斯那样的女人。”

“可是，不那么做又能怎么办，是吧？不管斗争还是屈服，不管爬上峭壁还是钻入岩洞，那都是你的命，是你创造了你的命运，所以就得负责到底，是吧？”

“可是，呸，我们不必那么做，不必给她贴标签，不必去定义她，帮着把她送进那个冷库，她这样，她那样，她——像讣告一样简洁。”

流言吸干了她的汁液，就像鱼贩用牛皮纸来包一条被取了内脏、割了头、去了鳞的鱼。

“但也别忘了她。你知道吗，希腊语中的‘真相’，并不是‘谎言’的反义词，而是‘遗忘’的反义词。真相是被记住的东西。”

“没错。那我们就说，她是为真相而死，是因真相而死的。只是，有些真相，是致命的疾病。”

“所有的真相都是致命的疾病。”

她们又一次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2

我们剩下的人活了下来。

凯拉厌倦了寻找论文选题。她去法学院问教授们她是否可以旁听。一个月后，她又精力充沛起来。她很愤世嫉俗，她说：“法律只在乎财富！”但同时也生气勃勃。她认为法律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能让她有所收获的东西。她申请了哈佛法学院，可同时又被斯坦福录取了，她立刻决定去斯坦福，并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好赚钱交学费。

上个月，我收到了她的信。她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正在准备司法考试。她找了一份当律师助理的“小活儿”。那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活儿。我希望看到她像蝙蝠女侠一样，飞过我的窗外，手里拿着新颁布的十条法令。

克拉丽莎整学期都在学习，主要是看文献，文学书籍看得少了。六月，她去芝加哥看望表姐，却不知不觉走到了芝加哥电视台，为某档新开播的有趣历史类节目提了一些建议，结果制片方当场聘用了她。她回剑桥拿东西时，那成熟许多的脸庞焕然一新，熠熠发光。她说，电视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我说，我觉得那是除了天主教会以外最保守的事物。如往常一样，我们各自保留意见。

那些天，她在制作一档节目，那档节目被吹捧为十年来最有趣、最新潮的节目，据说还会面向全国播放。不过，克拉丽莎并未因此而焦虑。她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高效，她的精力聚焦在新的创意和合作伙伴身上。她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女人可以做到。我希望，总有一天，她能像女超人一样，从我的电视屏幕里飞出来，手里拿着一串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面全都是女人的名字。

格蕾特和艾弗里结婚了。他们都完成了各自的学业，似乎过上了一种平静的、丰富多彩的剑桥生活。可不久之后，他们就去了加利福尼亚。格蕾特要参演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怎么演。人们是如何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的呢？虽然她只是演一个小角色，但她表现得很出色，再加上她很漂亮，于是，很多工作找上门来。最后，她在一部除她以外全是男性角色的大片里担任女主角。她写信说，等有了足够的钱和名气，她要改变好莱坞的偏见。她还想导演电影、写剧本，或者把以前那群朋友叫来一起写，写一些有强大女性角色的电影，把瓦尔、伊索、凯拉、克拉丽莎和她自己那样的人写进去。

艾弗里在南加州的一所特殊学校教书。他没有钱，但格蕾特很有钱。他们每个周末都待在一起，努力维持着婚姻。他们似乎对于这种痛苦乐在其中。

艾娃也结婚了。前不久，伊索写信告诉了我她的情况。艾娃去纽约时并没抱多大希望，可她表现得很出色。有几次，她还作为芭蕾舞团的伴舞上台表演了。她不停地跳舞、练习。可是，有一天，她跌倒了。大家都很担心，他们并没有笑。她还挺纳闷。她明白，如果她还年轻，他们也许会笑。后来，她又跌倒了，这一次，她的腿受了点儿伤。大家都跑来帮她。她为此冥思苦想了一番，感到心灰意冷。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当秘书，和一个年轻的男人约会，那男人比她还年轻，非常爱她。他向她求婚，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并不爱他。可是，她累极了，每周工作五天，有四天晚上要去跳舞，偶尔还要去表演，还要打扫房间，晚上回家还要做些烤面包。第三次跌倒的时候，她对那个男人说，如果他愿意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她就嫁给他。他愿意。我无法想象。艾娃做饭、打扫？我是看不到了。我只记得她弹奏钢琴时的样子，她瘦削的肩膀微微一抬，指尖仿佛指挥着千军万马，仿佛在与音乐、与乐器进行沟通。她的脸庞随身体的动作变换着表情，时而平和温柔如同爱神，时而悲伤如悲剧之母赫尔犹巴王后，时而面色严峻如军人；或是她翩翩起舞时的样子，仿佛完全超越了肉身，与音乐融为一体，转化为音乐，成为音乐本身。

但伊索发誓说她真的结婚了，就住在匹兹堡。那就没错了。伊索说，每当有芭蕾舞团去那里，她都会去看。艾娃写信给她：“我不断地跌倒。我老了，没有希望了。”

伊索过得很好。期望值越低，越容易满足。她花一年时间写完了论文，几乎同时，她的论文发表了。她申请到了学术补助，同时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兼职，长期住在英国，并开始着手写一本书。她最近和一个在酒馆认识的女人住在一起。那个女人离过婚，带着两个孩子，以开出租车为生。伊索在信中提到她的孩子时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一样，信末署名“伊索尔德”。可她同时也说，她并不指望这一切能够长久。我希望在她开始下一段新生活之前，她能穿过空气向我们飞来，环绕着我们轻轻盘旋，将中古英语的碎片撒落在我们头顶，如同赐福一般。

她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人物。她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凯拉总会及时地写信给她，克拉丽莎也会写信给她。米拉和格蕾特更是从未和大家中断联络。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书信往来，但我们最在意的还是伊索。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她时，她轻快地走在街上的样子。她会弯下腰和牵狗的孩子说话，突然，那孩子的妈妈来了——她有一头柔顺的长发，穿着黑色的靴子，一脸受惊的表情。伊索会和她聊上几分钟，然后，哇！妈妈、孩子、狗，还有伊索就会一起去公园里散步、喝咖啡，然后做一顿美味的家宴。

本去了非洲。米拉后来才知道，哈利开车送本去了机场，他参加完葬礼就直接走了，其实，他是为了参加葬礼而改签了航班。从此，米拉再没有他的音讯。不过，米拉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小道消息。他在非洲待了一年半，然后就被迫离开了。回国之后，他在一所大型州立学校工作。他是联邦政府和一些基金会的顾问，大家把他当成利阿努问题的专家。三十八岁的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他老婆是他在利阿努时的秘书。她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因为他非常忙，非常成功。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周围的环境很不错，他们是大家眼里的模范夫妻。他们受邀参加各种聚会，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女人们都喜欢他。他老婆有一点儿黏人。是啊。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它还会继续，谁又知道十年、二十年后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听说，塔德去修禅了，但也可能是谣言。格兰特在俄勒冈还是华盛顿的某个大学里教书，他在那里可是一个活跃分子。还有克丽丝。每次想到她，我就感到心痛。我不知道克丽丝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就这么多了。还有米拉，她写完了论文，等它通过后，就带着离婚时拿到的补偿金去了欧洲，一个人游历了八个月，独自品味那种感受。回来之后，她想找份工作，可是经济形势不好，谁愿意聘用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呢？哪怕她有哈佛的学位。最终，她去了缅因附近的一所社区大学教书。她每天都会去海边散步，每晚都会喝白兰地。她总想，自己是不是会发疯。

一天，凌晨两点，克拉克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像往常一样，一边喝白兰地，一边抽烟。他说：“嘿！我闲得无聊，想找个人聊聊，我想——都凌晨两点了，谁这会儿还没睡呢？于是我就给你打电话了。”我骂他。他笑了。他讲了一小时关于数学课上那个女孩的事；他说他对事业的规划很模糊；他还说，他希望娶一个有钱的女人，以后他只管做饭和替她看家。我说我的生活中缺少男人，我对事业的规划也很模糊。我们笑得很开心。只是我的问题比克拉克更严峻。因为除了其他问题，我四十四岁了，这和二十一岁可有着天壤之别。

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些什么的。但我总是做噩梦。对我来说，梦境比现实更加真切。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小地方，只有一家快餐馆，唯一的图书馆本身也是座历史古迹，因为它从前是一座十八世纪的民居。小镇上只有一家超市，只有一座小教堂，没几个人去。

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间公寓里，它和我在剑桥的公寓很像。我躺在床上，一个男人出现在房间里。我有点儿害怕，可我还是好奇地看着他。他是个白人，比我还高，嘴唇上有一道疤痕。但我最在意的还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对表情空洞的眼睛。他的出现并没有吓到我，可他眼里的无知吓到我了。他手里拿着东西——一只烟斗和一把小刀，又可怕，又可憎。令他显得可怕的是他的无知，而不是他手里的工具。可是，我坐了起来，装作一副不害怕的样子，说：“你不觉得冷吗？不介意我开暖气吧？”他点点头，于是我离开了房间。我一走出门就开始往楼下跑，然后又下了一段台阶，来到前门。这时，我就得想该怎么办了。我听到了他下楼的声音。于是我决定逃出去。

突然间，我有那么一点点清醒了，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梦境。做梦的时候，我经常会出现这种状态。之后，当我真的醒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根本就没醒，我只是梦见自己醒了。总之，梦就是那样的梦。在梦里，我意识到，在深夜的这个时候，剑桥的公寓黑暗又安静。于是在梦中，我决定在家旁边放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我跑进便利店里，让他们把我藏起来，然后报警。他们照做了，很好。我在其他梦里也做过同样的事，可他们因为害怕而拒绝了。

还有一些场景我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就来到了镇上，我坐着警车来到了警察局。在我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我家，走了进去。可是，这时，应该有五个人在我家里，他们都很野蛮、无知，还跷着二郎腿，围成一圈坐在我家客厅里。我知道，令我害怕的不是他们的块头，而是他们空洞无物的眼神。我看到房间里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警察带走了他们，我一边走一边想，应该是吧。然后，当我返回客厅时，他们还在那儿。我又跑出去叫警察回来，可是台阶被撤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抓着弯曲的栏杆往下滑。

之后，我又回去了。那些男人走了，其他的东西也不见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冷冷清清。警察过来看我，让我把前门关好。我去锁门，却发现里面的门把手不见了。我大声喊：“他拿走了把手！”我不知道谁站在门外，我也不管谁在外面，只管直面自己的困境。如果我关门，门就会锁上，我就别想从里面打开它。也许会有人从外面打开，但我可不相信睡美人的童话。即便我相信，我也不够格做睡美人。有哪个王子会披荆斩棘来救我呢？再说，他们大多是来自无历史记载的公国的假王子。我恐惧地站在那儿。如果关上门，我会被困在里面，如果打开门，我就又要面对那些无知而空洞的眼神。然后，我就醒了。

八月快过去了。还有两周就开学了，可我还什么都没做，我还没看乔姆斯基的书，也没看童话集，更没发现什么新的值得阅读的文集。不过没关系。

我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在别的领域，我都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可是在这个领域，却显得很无望。不过我还是会努力去做，就算是为了自己。毕竟，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就像诺姆曾问我的那样。

我想，我一直都在期待能有什么东西让这里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就像那些蜗牛，你知道吗？除了存在，它们什么也不用做。这不是我所期待的世界。

我还是做了一件事情：我让我亲爱的灵魂得以安息。“不！”其中一个抗议道。好吧，也许，我还是让你活着吧，我亲爱的灵魂。她安定下来，可是她一直凝视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神。

结束了。是时候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如果我还有力气，还有心情的话。

海滩也一天比一天空了。我在沙滩上走很远也不会有人回头盯着这个疯女人看。其实，人们最近不怎么注意我了。他们似乎习惯了我的存在。有时候，甚至有人对我点点头说“早上好”，好像我是他们其中一员似的。

沙子开始褪成琥珀色。天色苍白，日渐变浅，靠近北方的部分开始发白，渐渐变得洁白无瑕。

生命很短暂。

天空一天比一天冰冷，它很大、很空、很无知。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死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机器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有活力，头发像电线，手里拿着刀。偶尔，思想一打滑，我就以为自己回到了梦里，并关上了那扇没有把手的门。我想象第二天我会一边敲门一边大喊着放我出去，可是，没有人听得见，没有人来救我。其他时候，我觉得自己要疯了，只会说实话，就像莉莉，就像瓦尔。有一天，当我在沙滩上散步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挡住我的去路，笑着对我说：“真是美好的一天，对吧？”那是一个头发花白、面目可憎的人。我看着他，厉声说：“你当然得这么说，因为你只剩这一天了！”

他若有所思，然后点点头，往前走去。

也许我需要一个守门人。我不想让他们把我关起来，电击我，以让我忘记。在希腊语中，“遗忘”的反义词是“真相”。

我打开了头脑中的每一道门。

我打开了身体里的每一个孔。

可只有浪花涌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