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欲的过程，若从外面来说，是各种官能的印象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官能接受外来的印象，印象造成刺激，刺激唤起反应，反应就是积欲。冒尔所说的厮磨，实际上不是别的，就是通常一性对于另一性的刺激所造成的一切身心两方面的印象的总和。一个异性的人，最能供给合意的印象的，就是中选的人，这就叫作性选择。

我们用这个“性选择”或“性择”的名词，就牵涉达尔文的进化论。性择论是达氏进化论的一部分[详见达尔文所著《人类的由来》一书。]。不过，就达氏原有的说法而言，性择论并没有完全得到学者的公认。第一，我们要特别记住，这种选择很难说是建立在审美观念之上的。求偶之际，所选择的不见得是美，而是强壮，与其他显著的特点。第二，在一般的动物界中，性择的效力究有多大，也还是一个问题，即在对动物生活有专门研究的人，也认为这问题并没有解决。换言之，这种发乎本能的求偶的方法，究有几分力量，一面可以选择一部分的品性，使遗传到下一代，一面可以淘汰另一部分的品性，使不再遗传，是很大的一个疑问。近年以来，自从孟德尔的遗传论（Mendelian inheritance）流行之后，性择的问题就更见得隐晦不明。不过这问题实在有两个部分，一是有选择的求偶，即对于性对象不能无轩轾取舍；一是此种轩轾取舍，因遗传的道理，而影响到后代族类的品质与品性。成问题的是后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也是和我们实际上有关系的部分，是比较不成问题的。配偶是有选择的，不过落选的分子是不是根本得不到配偶的机会，因而独处终身，我们还不明白；在高等动物里和未开化的民族里，这种找不到配偶的分子，在数量上似乎是很不足挂齿的[即在文明大开的中国，我怕连这种分子也是为数不多的。江南有两句俚诗说：“懒妇自有懒郎勾，从无懒妇上灰堆。”]。在鸟类中间，求爱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既费精力，又费时间，无疑地表示一种选择的工作。但此种求爱的成功是否影响族类的品性遗传，有如达尔文所假定，还是很难确定。霍华德（Eliot Howard）是一位很精到的鸟类学专家，在他的《不列颠的莺类》那本巨著里，他虽不完全否认达氏的性择论，但是对于性择的影响究有多广，意义究有多大，言论之间，是很犹豫的。许多别的鸟类的专家也是一样的小心。

到了人类，性选择的影响似乎比较清楚了一些。即远在古代，落选的人要找到配偶而留传他们的品性，事实上恐怕总有几分困难。古代的巴比伦有一个宗教的习惯，就是，凡属女子都要到米立达（Mylitta）的神社那里去操几年的淫业[按这种习惯叫作宗教卖淫，详见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一册，中国人对卖淫者有“神女生涯”的说法，拿这说法用在这一类卖淫者的身上，是最贴切的。]。据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那些姿色稍差的女子也许要等上三年四年才有男子过问，古代任何民族的婚姻习惯里，无疑地也很有这种现象，即健美者容易得偶，而反是者不免怨旷终身。不过在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里，女子似乎迟早会怀孕（有的观察家说野蛮民族中就是最丑陋的女子也不成例外）。所以，就在人类，此种展缓的性择也许可以减少不中选的品性的遗传的机会，但对于族类全般的选择影响毕竟是有限的[近代的优生学，就其应用的一部分学说而言，即建筑在此种选择的观念与方法上。优生学的定义的一个就是“人类演进的自觉与自主的导引”。]。

就以往的情形而论，达氏所称的性择的影响固属有限，但若就人类文明的前途而论，这种影响是可以很快地扩大的。就在今日，有大量的男女便终身不偶，其所以不偶的缘故，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没有能力去打动异性的求偶的愿望。假如未来的文明，一面能够使求偶的事脱离种种世俗的计虑，一面更能把求偶的真正健全的选择标准与理想严格树立起来，那么，性选择真可以成就一番取精用宏的事业，而成为人类进化的一派强有力的导引的力量。黑曼斯（Heymans）说得好，“假如男子希望未来的女子要比现在的高大些，感情用事得好一些，他们只需就目前已有的女子中，找高大的与不大感情用事的分子做配偶就是了[类乎这种选择的行为，中国人很早就有人做过，并且做的时候往往很能撇开所谓世俗的计虑。姑且举两个例子，一是成功的，一是没有成功的，后者无疑的是半途吃了世俗计虑的亏。《后汉书·冯勤传》：冯勤曾祖父扬，有八子，“兄弟形皆壮伟，惟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生劝，长八尺三寸。”这显而易见是成功的。《晋书·贾惠皇后传》：初武帝愿为太子取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后来惠帝终于取了贾后，可以说是选择失败了；而贾郭亲党的话里，大约包括不少的世俗的计虑。这两例，不妨再指出一下，都是和身材的选择有关的，故而引注于此。]。这种女子目前何尝没有呢？不过这种自由选择的趋势，一时怕还不容易发展。”那就是因为健全的标准还没有树立起来，而世俗的不相干的计虑还是太多的缘故。

总之，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把达尔文的性选择论看作造化的一把凿子，把未来的生物不断地凿成许多翻新的花样，同时又把凿坏了的随时抛置一边。在相当限度以内，女子之所以为女子，或女性的形式的演变，多少总要受男子选择标准的影响，而为所陶冶；男子之所以为男子，或男性形式的演变，也不免同样地要适应女子的理想。黑曼斯也有过这个见解，我以为这见解是很准确的。独惜所谓相当限度的限度，似乎是不宽绰的，并且也不容易捉摸；因此，我们到如今还不能把男子看作一个经由女子再三选择后的创造物，看女子亦然。

上文的一番讨论是很必须的；在进而研究性心理学的基本事实之前，这也是一些不可少的准备。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虽袭用“性选择”的名词，我们实际上所注意的只是求偶时一些抉择的功夫和抉择时所依据的各种官能的作用。至于这种抉择的功夫对未来的族类究有何种影响，那就属于达氏进化论的范围，我们除了上文一些旁敲侧击的话以外，暂且存而不论。

求偶是目的，求爱是手段。当手段进行之际，其间虽有比较与抉择，却不一定发生与情敌竞争的行为。自达氏的学说流行以后，一般人不察，总以为自然生活里必须有“物竞天择”，而求偶生活里必须有“男竞女择”，但至少在性择范围以内，这竞争的成分是可有可无的。不过求爱手段的本身是无所不在的，任何人求偶，要用到它；求偶成功以后，要维持性生活的正常与满足，在每一度性交之前，也要用到它；求爱所费的功夫，可以有大小，但不能或缺则一。研究家若霍华德，一面尽管怀疑动物生活中“性择”的功用，一面对于求爱现象的铺叙却是不辞琐碎的。

与求爱及求偶有关的官能是触觉、嗅觉、听觉和视觉。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把味觉牵引进来，因为所谓味觉，一大部分还是由通于口腔的后鼻孔所传达的嗅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我们不引进味觉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要知味觉是人生另一个大欲——饮食——的工具，假若味觉局部也成为男子一大欲的工具，则人生两大欲不免发生夹杂混乱的危险，而男女在求爱之际，兴会所至，也许不走交合的路子，而走吞噬的路子，把求爱的对象变作果腹的对象了。动物之中，有时候也有以对偶做食粮的，但毕竟是一些很少的例外，并且总是雌的吞食雄的，而吞食的时候总在交合与受精作用已经成就之后。味觉与求爱很不相干，不但于常态的人如此，即于变态的人亦未尝不如此，这也是应当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