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在我磕磕绊绊的大学生活宣告完结回到家中时，我同父母亲在长岛的尤宁代尔餐馆共进啤酒和比萨馅饼。正当我一口咬下馅饼时，母亲神色忧郁地问我：“约翰，你有没有与女人发生过性关系？”

我竭力想吞咽下那口馅饼。在60年代中期，19或20岁的小伙子可不习惯被母亲这么追问。我转向父亲，期望他能解围，可是他却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同我一样感到措手不及。

“哎，有没有过？”她逼问道。她姓福尔摩斯可不是平白无故的。

“呃……有过吧，妈妈。我是有过。”

我看见母亲的脸上风云突变。“那么，她是谁？”她又问。

“呃……好吧……”我走进餐馆时的好胃口好像丧失了。“实际上，有过好几位。”我没有如实告诉她其中一位才十五六岁，是在博兹曼未婚母亲之家认识的。不过你们大概会以为，我应该索性向她招认我把她们分尸了，尸体就藏匿在地下室里。“现在谁还会要你做丈夫呢？”她感叹道。

我再次转向异常沉默的父亲。别装蒜啦，爸爸！快来帮帮我！

“哦，我不清楚，多洛里丝。如今这种事算不上什么大事。”

“这永远是一件‘大事’，杰克，”她反驳道，然后又转向我，“约翰，要是你未来的新娘子有一天问起你，在认识她之前你有没有与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那该怎么办？”

我停止了咽食。“哦，妈妈，我会对她讲实话的。”

“不，不要讲实话。”父亲尖叫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杰克？”母亲问道。好样的，爸爸，让我们瞧瞧你这回怎样收场吧。

这次审问在不愉快的气氛中收场了。我说不准是否从这次冲突中得到了什么收获。要么我如实告诉帕姆我的过去，要么让她对此抱有疑虑。无论如何，她的确同意嫁给我，尽管母亲曾担心没有人愿意嫁给我。不过，当我成为一名联邦执法官员、画像师和犯罪行为及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时，再从我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待这场审问，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使像我这样经历过各种训练且富有分析经验的人，倘若再次面对母亲的追问，仍然不能答得更好！

那是因为她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不得不说实话。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自从成为联邦调查局首席画像师以来，我亲自挑选和训练了所有其他画像师。因此，我与曾在科里工作过的所有男女下属关系融洽、合作紧密，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耀眼的明星。不过，假如可以说我曾经有过一名得意门生，那便是格雷格·库珀。格雷格30岁刚出头时，放弃了在犹他州一个城镇的警察局局长这一颇有身份的工作来到这里。他在一次执法研讨会上听过肯·兰宁和比尔·哈格梅尔的演讲，于是决定加盟联邦调查局。他在西雅图外勤站表现不俗，但一直向往来匡蒂科的行为科学科工作。他曾经要求查阅并研究过我对格林河杀人案所做的画像和分析。在我飞往西雅图参加有观众参与的一个特别电视节目《搜捕凶手》期间，他自愿担任我的司机和向导。当我出任重新改组的调查支援科科长时，格雷格正供职于调查局设在加州奥兰治县的常设办事处，居住在拉古纳尼古尔。我把他调到匡蒂科，他后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

刚刚调到科里时，格雷格被分配与让娜·门罗共用一间无窗地下办公室。让娜在干特工之前曾在加州做过警官和调查杀人案的警探。她身上的优秀品质多多，巧得很，还是一位魅力无限的金发碧眼的美女。换句话说，她集全部优点于一身。可以说，不会有什么男人会拒绝同让娜在一起办公。然而格雷格偏偏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教徒、一个正直专一并注重家庭的男子汉，身边有5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位迷人的妻子，朗达。对于朗达来说，从阳光明媚、天堂一般的加利福尼亚迁到闷热潮湿、令人困乏的弗吉尼亚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她每每问及他的办公室同事时，格雷格总是支支吾吾，竭力想转移这一话题。

终于，在他到我们科大约6个月以后，格雷格带着朗达参加了科里举办的圣诞晚会。我因外出办案，当时不在场，但是天性活泼的让娜倒是出席了。在晚会这类场合，她自然选择穿一套精致素雅、剪裁合身的低领口红色晚礼服。

我回来以后，科里的二把手、接替我出任画像项目经理的吉姆·赖特告诉我，朗达与格雷格在晚会之后大动干戈。他整天与一位楚楚动人、性格强硬的漂亮女特工待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而她在舞场上还同在靶场上一样游刃有余，对此朗达极为不开心。

于是我让秘书把正在开会的格雷格叫出来，就说我想立即见他。他神色忧郁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刚调来半年，而这里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所以他真心实意想把工作做好。

我抬起头望着他，说：“格雷格，把门关上。请坐吧。”他坐了下来，被我的口气弄得更加心神不定。“我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我接着说，“我知道你碰上了一些麻烦。”

“你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吗？”他甚至不敢看我一眼，两眼直愣愣地盯住办公桌上那台有呼叫指示功能的电话机。

“听着，格雷格，”我以咨询者那种最令人安慰的口气说，“我是想给你打打掩护，但如果你和让娜一道上街，我就无计可施了。这种事你必须自个儿应付。朗达显然了解你和让娜之间的事情……”

“我和让娜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清楚干这种工作会遇到不少压力。可是，你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娇妻以及几个可爱的孩子，可不要前功尽弃呀。”

“约翰，情况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也不是她以为的那样。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期间，他的两眼一直盯住那台电话机，没准他在琢磨，假如集中意念，他就能引燃电话机，把办公桌烧着。他出了一身冷汗。我看见他的颈动脉跳个不停。眼看他就要不行了。

在此关头，我见好就收场了。“看看你吧，你这个可怜虫！”我得意地大笑起来。“看你还敢自称是审讯人员？”当时他正在为《犯罪分类手册》撰写有关审讯的章节。“你做过什么亏心事吗？”

“没有，约翰。我可以发誓！”

“你瞧瞧！你就这样听任我的摆布！你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你曾经干过警察局局长。你是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然而我却能够把你当成傻瓜一样玩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就在那一刻，他如释重负，汗珠从他那秃顶的头上流了下来。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不过他明白了我这番谈话的中心意思。我可以这样任意摆布他，我也曾经被别人以同样成功的方式整治过，而且当那种局面再度出现时，我照样会成功地被人整治。

我们都是有弱点的。不管你多么博学，阅历多么深广，多少次成功地审讯过嫌疑人；也不管你是否掌握了技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制服——只要你能设法找出我们有哪些弱点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暴露弱点。

我是在早年为一个案子进行画像时悟出这个道理的，从此便多次在办案时加以运用，而不仅是对我的科员进行言传身教时才运用。那是我头一回布置审讯场景。

1979年12月间，佐治亚州罗马市常设办事处的特工罗伯特·利里打来电话，讲述了一起极其恐怖的案件，请求我给予优先处理。一个星期前，一位住在离罗马市只有半小时车程的阿代尔斯维尔的12岁漂亮小姑娘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在她家车道口处下了学校班车以后就失踪了，她家离公路大约有100码远。

后来她的尸体在大约10英里以外的一处长满树木的恋人小径一带被一对年轻夫妇发现，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蒙在她脸上的那件鲜黄色外衣。他们报告了警察，原封不动地保护了现场，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死因被确认为脑部受到钝器重击。验尸结果发现，颅骨破裂是大石头敲击造成的。（案发现场的照片显示，她的头部附近就有一块血迹斑斑的大石头。）颈脖处的伤痕还显示，有人从背后用手将其卡死。

在翻阅案情卷宗之前，我想尽可能充分了解有关受害者的情况。人人都对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赞不绝口。人们都说她待人热情友好，善于交际，讨人喜欢。她长得很可爱，天真无邪，在学校担任乐队女指挥，经常穿着指挥制服去上学。她是个人见人爱的12岁小女孩，看上去就是12岁，绝不会装成18岁那般老练。她没有性乱行为，从未染指毒品或酒类。验尸结果清楚地表明，她遭到强暴时还是处女身。归根结底，她就是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出自低风险环境下的低风险受害者。

在听罢案情汇报、听完利里的描述以及研究了案情资料和现场照片之后，我简略地写下了半页纸篇幅的纪要：

这是一起随机性的强奸案，杀人不是有预谋或故意的。尸体上的衣物看上去凌乱不齐，显示出玛丽·弗朗西斯是在逼迫之下脱去衣服的，强暴以后又被允许匆匆穿上衣服。从照片上我可以看出，有只鞋尚未系好鞋带。调查报告中指出她内裤上沾有血迹。她的背部、臀部和双脚都没有杂物，这表明她是在车子里，而不是在尸体被发现的林地上被强奸的。

在仔细观察那些相当常规的犯罪现场照片时，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设想出此案的全过程。

由于玛丽·弗朗西斯年幼、性格外向、容易相信别人，在一个像学校班车停靠点这样毫无威胁的环境中，是可以被人轻易接近的。凶手很可能哄骗她走近他的车子，然后把她拽上了车或者持枪或持刀胁迫她上了车。发现尸体的地点非常偏远，这表明他熟悉这一地区，知道他在那里是不会被打扰的。

从拐骗地点来看，我断定这不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而是在他驾车经过时才决定下手的。诚如奥多姆和劳森一案所显示的，倘若另有人在恰当的时间碰巧出现在现场，罪犯就不会得手。正是因为小女孩伶俐可爱和性格开朗，凶手的内心才受到幻想的刺激，才把她那天真烂漫的友好态度错看成是愿意与他玩性游戏的表示。

当然，实际上，事实真相打破了他的幻想。她对他的施暴感到惊恐，在极度痛楚中会大声呼救或者央求他饶命。他多年来的幻想是一回事，可是现实却是另一回事。面对小女孩，他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同时意识到情况已经被他弄得一团糟。

在此节骨眼上，他意识到他惟一的出路就是杀人灭口。可是她又害怕性命难保，所以控制住她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为了让事情更好办，为了让她更能配合和顺从，他告诉她赶紧穿好衣服，他会放她一条生路——要么他会让她自己逃走，要么他会把她绑在树上自己离开现场。

但她刚刚转身要走时，他从后面上来勒住她的脖子。他也许能把她勒个不省人事，可那需要上半身使出很大的力气。他先前就控制不住她，现在就更没法勒死她了。他把她拖到一棵树下，就近抓起一块大石头，朝她头部猛击三四下，致使她丧了命。

我感觉凶手与玛丽·弗朗西斯并不很熟，只是在城里见过几面，但足以使她一见面就认出他，也足以使他对她想入非非。有可能他看见过她身穿那套小号指挥服去上学。

从用外衣盖住她头部这一行为中，我知道我们要缉拿的作案者对犯罪感觉并不太好。我也知道时间越长对警方越不利。从这类案子以及这类智慧型、有条理的凶手的情况来看，凶手会对犯罪进行思考、进行自我辩解、认定过错应归咎于受害者而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这一思考过程越长，就越是难以让他坦白认罪。即使他接受测谎器测试，结果顶多也就是得不出结论。一旦他感觉调查工作有所降温，他的离去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他就会潜逃到国内另一地区，到那时再跟踪他就会难度很大，而另一个小女孩将要面临危险。

在我看来，作案者显然就住在这一带，几乎可以肯定警察曾约见过他。他会表现出很配合刑事调查工作，但相当傲慢。如果警察起诉他，他是不会被整垮的。我告诉警方，这么复杂的案子的作案者不会是头一次犯罪，尽管很有可能这是他头一次杀人。他那辆蓝色或黑色汽车可能已使用了好几个年头，因为他买不起新车；不过车子性能还不错且保养得很好，车里的每一件物品会摆放得井然有序。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像他这样做事有条不紊、具有强迫[即compulsive，心理学术语，指行为受难以抵抗的冲动左右。——译者]性格的人一般都喜欢深色汽车。

在听罢这番推断后，电话那头的一个警官说：“你描述的这个家伙不正是我们刚刚放走的一个嫌疑人嘛。”他还被列为另一案件的嫌疑人，完全符合这一画像。他的名字叫达雷尔·吉恩·德维尔，一个白人男子，24岁，曾经两度结婚又离婚，目前与首任太太同居。他在佐治亚州罗马市做树枝修剪工作，是该市一起13岁女孩遭强奸的案子的重大嫌疑人，但是从未被起诉过。第一次离婚后，他进了陆军部队服兵役，因擅离职守于7个月后被解除了兵役。他驾驶一辆已有3年车龄的黑色福特平托车，车况良好。他承认，青少年时因私藏莫洛托夫鸡尾酒而被拘捕过。他八年级时就已辍学，不过智商测验显示，他的智商在100至110之间。

警方曾经约见过他，问他是否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他在玛丽·弗朗西斯被劫持的前两个星期一直在斯托纳一家居住的街道为供电公司修剪树枝。警察告诉我，他原定就在当天要接受一次测谎检查。

我告诉他们，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他们不会从测谎中有所获，而且这样做只会提高嫌疑人对付审讯程序的能力。当时，我们在审讯嫌疑人方面并不具备丰富的现场经验，但是从对囚犯访谈以及从正在进行中的系列杀人犯研究中，我认为我心里有数。果然不错，他们次日打来电话告诉我，测谎器未能测出什么结果。

既然他知道能够战胜机器，我认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逼其就范：将审讯放在晚间进行，地点就设在警察局。让嫌疑人一上来感觉比较自在，目的是使他面对审问时容易暴露出薄弱环节。这样的安排会向他发出一个讯息：我们是认真严肃的，是忠于职守的。他明白这回不会有类似吃午饭或晚饭那样可以任意放松一下的机会了，同时也明白如果他表示了屈服，他是不会被当成战利品吊起来示众的。要让当地警察局与调查局亚特兰大外勤站一同主持审讯，以体现出统一战线的形象，也暗示出美国政府是全力以赴在对付他的。把标有他姓名的一叠叠档案袋堆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即使里面放的全是白纸也无妨。

最要紧的一点是：不要做任何说明，只把沾有血迹的石头放在一张矮桌子上，与他的视线保持45度角，这样他不得不转一下头才可看到。要密切注意他的所有非言语线索——他的行为、呼吸、冒汗、颈动脉的搏动。如果他就是凶手，他是无法视而不见那块石头的，尽管你对它及它的来历只字不提。

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氛围，使被我称为“如坐针毡的因素”起作用。我实际上是在把斯托纳一案作为我的理论的试验品。我们后来完善了不少破案技巧，其试验基础均出自于此。

他不肯招供，我们则穷追不舍。佐治亚州可是有死刑的；即使他只是被判监禁，猥亵儿童的罪名也会让他在第一次冲淋浴时就遭到骚扰。所有其他囚犯都会伺机伤害这家伙。

要使用带有神秘性的微弱灯光，审讯场合一次不要超过两名警官或特工在场，最好是一名来自调查局、一名来自阿代尔斯维尔警察局。你必须做出暗示，你已掌握了凶手的情况，知道他内心正在思考些什么以及承受的压力。不管那多么令你作呕，你必须投射出你的看法，即应当怪罪那个受害者。要暗示出是她在勾引他。要询问他，是不是她当时在引诱他、撩得他急不可耐，是不是她以敲诈手段来威胁他。给他提供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给他一个解释自己行动的途径。

我的办案经历告诉我：在钝器致伤或持刀杀人的案件中，攻击者难免会沾上被害人的血。这种事情很常见，你完全可以加以利用。我指出，当他开始闪烁其词时，哪怕只是稍微有点这种迹象，你只管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最让人困惑的事情是：他身上沾有玛丽的血。

“吉恩，我们知道你身上沾了别人的血，在你的手上和衣服上都有。我们要问你的并不是：‘是你干的吗？’我们晓得那是你干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那是为什么，而且我们能够理解。你只需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弄对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他们把德维尔带进来。他一眼就看到那块石头，开始冒虚汗、呼吸急促，身势语与先前几次访谈时截然不同，呈现出试探性和防卫性。审讯人员将罪过和责任都投射到小女孩身上，当他看上去表示附和时，他们把血迹的事提了出来。这确实让他坐立不安。当你发现那个家伙一声不吭地听你说话时，你常常可以判定你没搞错人。一个无辜者是要大喊大叫的。当然一个有罪的家伙也会大喊大叫，想让你相信他的无辜。但你能够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异。

他承认了强奸行为，赞同审讯人员的看法，认为当时是她威胁了他。鲍勃·利里告诉他，他们知道他并没有预谋杀害她。如果要有预谋，他本可以使用比石头更有效的凶器。末了，他供认了这起谋杀案，还供认一年前在罗马市犯下的强奸罪行。达雷尔·吉恩·德维尔因奸杀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受到了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于1995年5月18日在佐治亚州坐在电椅上被处死，这已是谋杀案发生和他被捕近16年之后了——几乎要比玛丽·弗朗西斯活在世上的时间还多4年。

我发现，要使审讯获得成功，关键在于要有创意，要运用想象力。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作的案，什么事情会让我露出马脚昵？”我们都有弱点。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拿我来说吧，由于记账马马虎虎，我的主管特工就可能把我叫进去，让我看一看摆在他桌上的我的账单，搞得我直冒虚汗。总是能找出点问题的。

人人都有弱点。

从德维尔一案中得到的收获可以应用于广泛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谋杀这一病态领域。无论你要侦破的是侵占公款案、政府部门贪污腐败案、销赃案，还是工会组织受贿案，都不会有多大区别。原则是一样的。我对处理此类案件的建议是：将你认为具有“最薄弱环节”的人确定为目标，想出一种办法引他上钩，让他看到他面临的麻烦，然后效仿其他案件的成功做法赢得他的合作。

在任何类型的合谋案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事项。你要做的就是选定一个家伙作为政府见证人，然后就观看整个赌场分崩离析吧。选择什么人做突破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选人不当，过后又无法打出他这张牌，他就会向其他人走漏风声，而你将一切从零开始。

比如说我们调查的是一个大城市政府部门的贪污案，我们怀疑某个机构里有8至10人卷入此案。假设该机构的一号人物或二号人物是最佳“捕获物”。可是，当我们画像这家伙时，发现尽管有贪污的劣迹，他却是个人行为完美的人。他既不贪杯，也不沉溺于女色。事实上，他是一个注重家庭的男人，没有疾病、没有金钱问题、没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如果局里派人找他了解情况，有可能他会矢口否认，让我们都见鬼去，同时向其他人发出警报。

你制服这种人的办法就是从捉小鱼着手，正如对付有组织犯罪一样。在我们查阅全部案情记录时，也许从其他嫌疑人中注定会出现一个能满足我们意图的人。这家伙不是高层人士，只是处理文件工作的办事人员。他从事这个工作已有20个年头，因此这个工作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他有金钱问题和健康问题，这两项皆成了他的严重薄弱环节。

下一个问题便是选择何人来“扮演”主持这场审讯的角色。我通常选择一个比嫌疑人年岁大一点、更具权威性的人，一个穿着讲究、威风凛凛的人，一个可以表现得友好爽直、让嫌疑人感觉轻松的人，但在必要时，他可以一转脸就变得绝对严肃和不留情面。

如果几个星期之后有什么重大节日，也许是嫌疑人的生日或周年纪念日什么的，我会建议推迟审讯时间以利用这一时机。如果你到充满节庆气氛的房间里当面向他发难，使他意识到如果不肯合作这可能会成为他与家人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那么你就能够平添一些优势。

在对付非暴力嫌疑人时，“布景”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效，如同斯托纳被杀案一样。对任何大规模或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我建议将手头所有资料集中在一起，无论是不是为本案准备的。如果你的“专案组”占用了一间会议室，里面有特工、警方人员，桌上放着案情档案，这就会向嫌疑人表明你对此案很慎重。如果你能把墙壁“装饰”一下，比方说挂上几张放大的照片以及资料图片，就能显示这场进行中的调查正式而规模大，这样你的目的就更容易达到了。要是还能摆上几台放像机，播放一下被监视嫌疑人作案过程的录像带，可以取得良好的渲染效果。

我个人喜欢运用的招数是在墙上悬挂一些图表，显示出每个嫌疑人一旦被定罪即将面临的刑罚。这种做法说不上有什么意义深远的效果，但它的确总是给作案者造成压力，提醒他注意切身的利害关系。我就是要尽可能使那种“如坐针毡的因素”起的作用越大越好。

我始终认为，深夜或凌晨那几个小时是进行提审的最佳时段。人们这时往往比较松懈，同时也比较容易暴露弱点。而且，如果你和你的伙计们在通宵工作，就可立即传递出这一信息：此案非同小可，你们正在全力以赴侦破它。夜间提审对于合谋嫌疑人来说还有一层实际的考虑，即你手中的嫌疑人不应该被其他任何人看见。如果他认为已经“被人发现”，就不会进行任何交易。

取得成功交易的基础将是掌握真实情况和诉诸作案者的理智和常识。布景就是要对作案者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要是由我来主持对政府部门贪污案中有代表性的嫌疑人的审讯，我会深更半夜打电话到他家，这样告诉他：“先生，今晚我与您的谈话事关重大。在我们通话之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朝您家走来。”我会强调他并不是被拘捕，不必被特工们带走。但是我会强烈建议他跟他们到城里走一趟，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此时还不必告诉他所享有的权利[系指依据米兰达原则，审讯在押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做使自己有罪的证词，有权聘请律师并要求其在场等等。——译者]，因为他并未受到任何指控。

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后，我会让他先冷静片刻。当橄榄球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不得不远距离射中球门才能赢得冠军时，你就会叫一次暂停，好让射门选手有时间进行思考。每个有重大约诊在身、不得不等候医生的人都知道，这样做会多么有效。

在他被带进我的办公室后，我会关上门，努力表现得热情友好、善解人意，一切都开诚布公。我会直呼这家伙的名字。“我想把话说明白，您要理解您并没有被拘捕，”我会重申一遍，“任何时候只要您愿意，都可以自由离开这里，我手下的人还会开车送您回家。不过我想您应该听一听我的忠告。这可能是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约会。”

我可能会让他谈论几句有关此次约会的话题，以确保我们已经相互理解。

“我还想让您知道，我们了解您的病史，已经让一名护士做好了准备。”这是真话。我们之所以选中这个家伙，原因之一就是他有这个弱点。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坦率的对话。我会强调联邦调查局了解他不过是个小人物，干的活多、拿的报酬少，并不是我们最想捉拿的人。“眼下，如您能看到的，我们正在约见许多涉案人士。毫无疑问你们的贼船正在下沉。您可以随贼船一道沉没，或者在淹死以前第三次伸出手去抓住一只救生圈。我们清楚您是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使用、所操纵、所利用的。我们已经找来一位律师，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做一笔真正的交易。”

末了我会甩下几句尖刻的话，强调说：“千万要记住，这笔交易现在不做就没有机会了。我手下有20名特工正在办理此案。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随时出动，捉拿任何人归案。就算你不合作，你以为别人会和你一样吗？到时候你就随贼船一同葬身吧。你如果想同那些大人物一起完蛋，那随你的便。不过这可是我们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你愿意合作吗？”

如果他愿意——其实这样对他最有利，我们再告诉他他的权利，让他联系一位律师。不过作为一种善意的举动，我可能会要他打电话约见另外一位审讯人员。你可不希望他另做考虑、打退堂鼓。一旦你得到了第一个家伙愿意合作的承诺，其他的案情就会逐步明朗起来。

即使你事先就了解我的全套手法，它依然会十分奏效，其原因就在于它对于调查人员和嫌疑人双方都有利。它以真实情况作为基础，并且是针对嫌疑人的生活、境况以及情感需求制定的。假如我就是被提供交易的嫌疑人，即使知道这是经过一番布置来达到最佳效果的，我也会接受交易，因为它的确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这类审讯的策略与我在斯托纳谋杀案中采取的策略是一致的。我总是在思索：“有什么东西能把我制服？”

因为人人都有弱点。

我曾在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联邦监狱访谈过持枪抢劫及劫机犯加里·特拉普内尔，他就像我所研究过的其他罪犯一样聪明和有思想。他这人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向我保证，他可以愚弄监狱里任何一个精神病医生，让他们相信他患有我能具体指明的任何精神疾病。他还很自信地说如果放他出狱，他就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你就是抓不住我的把柄。”他断言。

“好吧，加里，”我假设性地说，“就当你出了狱。你非常机敏，晓得必须与家人断绝一切来往，这样才能避开联邦调查局的追踪。”

“我知道你父亲曾经是一位授过勋的高级军官。你非常敬爱他和尊重他。你希望能像他一样。你是在他去世后才开始大肆犯罪的。”

从他的面部表情我可以看出，我说到了点子上，触痛了他的某根神经。

“你爸爸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因此，假设在圣诞节期间，在他生日那天，以及在他逝世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派出特工去监视他的坟墓，结果会怎么样呢？”

特拉普内尔无可奈何地笑了。“我算是服了你！”他宣称说。

同样，我之所以能找到应对之策，原因就在于我力图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力图发现什么东西可以把我制服。我的以往经历告诉我，总会有办法制服一个人的，只是你得找出这个办法。

就我自己而言，制服特拉普内尔的东西同样可以制服我。某一特殊日期可能会触发某种情感。

我姐姐阿伦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儿，名叫金。她出生在我的生日那天，6月18日，我一直觉得跟她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年满16岁时，她在睡眠中死去。我们一直无法找出确切的死因。让我又痛苦又喜悦的是，我的大女儿埃里卡长得酷似金。她如今已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我可以肯定，每当阿伦看见埃里卡时，不可能不在内心看见金的身影，不可能不去想象金如果还活着会是什么模样。我母亲亦有同感。

假如我把自己当做审讯对象，我就会在我生日之前策划行动。我当时很情绪化，一心指望能与家人共同庆贺一番。可是我还惦念着我的外甥女金，我们有共同的生日，她长得又很像埃里卡。这时，我便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假如我碰巧看见了挂在墙上的两个女孩子的合影，就会更加心烦意乱。

我知道对付我的总体策略是什么这一点并不重要。是我本人提出了这个策略这一点也并不重要。如果引发紧张性刺激的是一种正当合理的、有根有据的事情，它就有可能一举奏效。这可能是我的薄弱环节。而你有你的薄弱环节，我们还得设法事先弄清楚它会是什么。但是总归会有薄弱环节的。

因为人人都有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