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丽·费伊·史密斯是个美丽活泼的高三学生，家住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附近。一天，她在附近一家购物中心见过男朋友理查德后便驱车回家了，在自家房前的信箱旁停车时遭到了绑架。时间是1985年5月31日下午3点38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再过两天，她就要在列克星敦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演唱国歌了。

仅仅几分钟后，她的父亲罗伯特就发现她的车停在那条长长的私家车道的入口处。车门敞开着，发动机还在转动，座位上放着莎丽的提包。他大惊失色，立刻打电话给列克星敦县治安局。

此类事件在哥伦比亚从未发生过。这是一个居民以安居乐业而自豪的安宁的社区，随处体现着“家庭价值”这一观念。这个金发碧眼、漂亮外向的女郎怎么会在自家房前失踪呢？什么人竟会干出这种事呢？县治安官吉姆·梅茨找不出任何答案。他的确意识到他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他采取的第一行动便是组织了南卡罗来纳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搜捕行动。来自州有关部门和邻县的执法官员加入了行动，还有1000多名平民志愿者提供协助。梅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不动声色地排除了罗伯特·史密斯的涉嫌可能性，他曾公开恳求绑架者归还他的女儿。在任何失踪案或者针对如此低风险受害者的各种犯罪案件中，都必须排查其配偶、父母和亲密的家庭成员作案的可能。

极度痛苦的史密斯一家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消息，任何消息，哪怕是赎金要求也好。后来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怪腔怪调的男人声称是他扣押了莎丽。

“我让你们知道我可不是在唬人。莎丽在衬衫和运动短裤里面穿的是黑黄相间的泳装。”

莎丽的母亲希尔达向他求情，让他明白莎丽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时补充营养、喝水和服药。打电话的人没有提出赎金要求，只是甩了一句话：“今天晚些时候你们会收到一封信。”听了这话，家人和执法官员变得越发担忧。

梅茨随后采取的步骤反映出他的背景和所受的训练。他和县副治安官刘易斯·麦卡蒂都毕业于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和局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梅茨毫不犹豫地打了电话给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外勤站主管特工罗伯特·艾维和匡蒂科的我们科。我当时不在，但他迅速从吉姆·赖特和罗恩·沃克两位特工那里得到了富于同情的答复。他们分析了绑架前后的情况、现场照片和电话记录之后，一致认为他们的对手是个非常老练而危险的人物，莎丽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担心这个少女可能已经死亡，作案者可能很快会产生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要去再犯一起同样的罪行。他们推测，事情的经过大概是：绑架者看见莎丽和她的男朋友理查德在当地的购物中心接吻，随后就跟踪她一路到家。她在信箱前停车时，厄运就临头了。假若她没有停车，或者假若当时街上有车子驶过，犯罪就根本不会发生。县治安局在史密斯家中安装了录音设备，期待绑架者再次打来电话。

接着就出现了一件至关重要却极其令人心碎的证据。虽然我在执法界工作了那么多年，亲眼见过那么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认，最让人心痛的大概要数这件事了。这是一封莎丽致家人的手写信件，共有两页，左侧页边自上而下用大写字母写着“上帝是爱”。

这封信即使现在读来仍让我心酸不已，它体现出这位少女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勇气，我想将其完整地转载下来：

治安官梅茨将这两页信送往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的犯罪化验室做纸张和指纹分析。我们在匡蒂科看到信件的副本时，就认定绑架已经演变成了谋杀。然而，充满亲情的史密斯一家——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感人至深地反映在莎丽的信中——却仍然抱着一线希望。6月3号下午，希尔达·史密斯接到了一个简短的电话，问信是否收到了。

“你现在该相信我了吧？”

“嗯，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因为我还没有听到莎丽的声音，我需要知道莎丽现在是否还安然无恙。”

“再过两三天你就知道了。”打电话的人阴森森地说。

但当天晚上他又打来电话，说莎丽还活着，并暗示他很快就会放了她。然而，他讲的其中几句话使我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莎丽现在已成为我的一部分了。在肉体上、心灵上、感情上和精神上，我们的灵魂已融为一体。”

当史密斯太太要求他保证她女儿还安然无恙时，他说：“莎丽受到了保护……她现在是我的一部分了。上帝会保佑我们大家的。”

最终经过追查，所有这些电话都是从莎丽家那一带的公用电话亭打进来的。但是在那个年头，要想当即追查到电话，对话时间必须长达15分钟，莎丽家人是无法把谈话拖延这么久的。不过录音系统已经装好，复制的录音带都由联邦调查局当地外勤站派人火速送到我们这里。我、赖特和沃克在倾听每一盘录音带时，无不为史密斯太太与这个怪物谈话时表现出的坚强和自制力所打动。莎丽的优秀品质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

梅茨指望对方还会打电话来，所以问我们应该建议这家人怎样去应付。吉姆·赖特告诉他，他们应当尽量表现得像处理人质危机时的警方谈判人员一样。也就是说，要仔细聆听，复述对方所说的任何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话，以确保听懂了他的意图；尽量让对方有所反应，从而更多地暴露他自己及其打算。这样做可能有几点好处：第一，可以拖延对话时间，从而帮助警方当即追查出他的位置；第二，可以“安抚”对方，使其觉得有人怀着同情的心情在倾听他的述说，从而鼓励他多做接触。

毋庸赘言，要表现出如此程度的克制力，对于一个处于惊恐且悲伤之中的家庭来说，确实是要求过高了。然而，史密斯一家以惊人的意志力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为我们赢得了重要信息。

绑架者第二天夜里又打来电话，这一次是跟莎丽21岁的姐姐唐通话。莎丽已经失踪了4天。他跟唐讲述了绑架的细节，说当时看见莎丽站在信箱前，他就停下了车，摆出一副友善的样子，为她拍了几张照片，随后就用枪逼迫她上了他的车。从这次以及其他几次通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游移不定，有时候显得友好，有时候近乎残酷，有时候还对整个事件的“失控”流露出一丝悔意。

他继续着他的讲述：“嗯，凌晨4点58分，不对，很抱歉。稍等一下。哦，是6月1日星期六，凌晨3点10分，她亲手写下了你们收到的那封信。到了6月1日星期六，凌晨4点58分，我俩的灵魂就融为一体了。”

“灵魂就融为一体了。”唐重复道。

“这是什么意思？”希尔达在后面问。

“现在不能提问。”打电话的人说。

但是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尽管他让他们放心，说什么“上帝就要赐福了”，第二天晚上莎丽就会被送回。他甚至还让唐到时准备一辆救护车待命。

“你会接到去哪儿找我们的指令。”

对我们来说，这段电话录音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对时间的表述：先是凌晨4点58分，又回到凌晨3点10分。第二天中午希尔达接到的那个不祥电话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仔细听好。沿378号公路向西行至环形交通枢纽。取道通向普罗斯佩里蒂的出口，往前开一英里半，看到驼鹿小屋103号门牌后向右拐，再走1/4英里，看到一幢白色框架的建筑物后左拐，到后院去，我们在6英尺以外的地方等候。上帝选中了我们。”说罢他就挂断了电话。

治安官梅茨重放了一遍电话录音。按照上面说的路线，他在18英里外邻县萨卢达境内找到了莎丽·史密斯的尸体。她还穿着遭绑架时所穿的黄色上衣和白色运动短裤，但根据尸体腐烂的程度，治安官和验尸官推断她已经死亡好几天了——我们相当肯定确切的死亡时间是6月1日凌晨4点58分。事实上，尸体已腐烂得无法断定凶手采用了何种杀人方式，或者莎丽是否受到过性侵犯。

但是我、吉姆·赖特和罗恩·沃克都确信，凶手一直在用她会归来的谎言欺骗她的家人，以便赢得足够的时间，使警方无法取得至关重要的法医证据。莎丽的脸上和头发上还留着绝缘胶带的黏性残留物，但胶带本身已被撕去，这进一步体现了作案的预谋性和有条理性。初次作案的凶手一般不会策划得如此周密，这表明本案凶手是个年龄较大的聪明人，可能会重返弃尸地点体验某种性满足。只有当尸体完全腐烂，无法再保持这种“关系”时，他才不再重返那里。

于下午时分在乡间住宅区进行绑架，这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策略和经验。我们认定他的年龄在30岁左右，而我则明确倾向于他已30出头。从他和受害者家人大玩心理游戏时的无动于衷和残忍来看，我们一致认为他可能早婚，婚姻短暂且不成功。目前，他不是独居，就是和父母同住。我们预计他可能有某种犯罪前科——骚扰妇女，或至少打过猥亵电话。如果他有杀人前科，对象应该是儿童或少女。跟其他许多系列杀手不同的是，这个家伙不会把妓女作为目标。面对她们时，他可能过分畏惧。

我们从准确无误的指引路线以及对时间的更正中得到了其他的重要启示。他在仔细斟酌后写下了那些路线。他曾数次回到现场，做了精确的测量。他给受害者家人打电话时，是在照着稿子读！他明白，必须尽快把意思表达清楚并挂断电话。有好几次，他因讲话被人打断，忘了读到哪儿，不得不从头念起。不管他是何许人，他处事刻板而有条理，一丝不苟且有洁癖。他可能有不由自主记笔记的习惯，事无巨细都列出清单。一旦忘了事情记在何处，他的思路就会乱成一团。我们知道，他一定在莎丽家门口的那个绑架地点附近多次驾车踩点。根据他的个性，我猜他的车一定很干净，保养得很好，只有3年车龄，甚至更新。总之，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表现出的傲慢自负及对整个愚蠢世界的鄙夷与其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及自卑感不断发生着冲突。

在此类案件中，埋尸的地点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埋尸的地理环境表明凶手是当地人，很可能大半生或一辈子都住在这一地区。为了完成他想对莎丽做的事情，然后再处理尸体，他需要在一个僻静的地点，一个他晓得不会受到打扰的地点独自待上一段时间。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地方。

联邦调查局工程处的信号分析科告诉我们，打电话的人是通过一种他们称之为变速控制器的装置使声音失真的。于是我们向全国各地的外勤站发出了电传，请求帮助查找这种产品的制造商和零售店。根据信号分析科的报告，我们断定作案者懂得一定的电子学知识，可能从事住宅建设或制造业之类的工作。

第二天，就在鲍勃·史密斯与殡仪馆的人为小女儿的葬礼做最后安排时，凶手又打来了电话。这次打的是受话人付费电话，而且指名要和唐通话。他说第二天上午就要去自首，还说他在信箱前给莎丽拍的照片已寄往史密斯家。他惺惺作态地恳求唐代表全家宽恕他，并为他祈祷。他还暗示他不会去自首，而是打算自杀。他再次带着悔意说：“这件事就这样失控了，我只不过是想和唐做爱。我已经观察她好几……”“你想和谁？”唐打断了他的话。

“和……对不起，和莎丽，”他纠正道，“我已观察她好几个星期了，哎，事情仅仅是失控了。”

这是他几次把两姐妹混为一谈的第一次。由于两人长得都很漂亮，都是金发碧眼、性格外向的女郎，而且长相又酷似，因此是很容易把她俩弄混的。唐的照片上过报纸和电视，而且无论莎丽对他具有什么吸引力，唐可能也同样具有。在收听录音的过程中，你不可能不对这种性虐待狂的极度自我放纵的表现感到恶心。但就在此刻，我知道可以把唐当成诱饵来抓获凶手，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冷酷和工于心计。

在同一天打给当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查利·凯斯的电话中，他重申了自首的打算，还说想让广受观众欢迎的凯斯担任“中间人”，许诺要让凯斯对他进行独家专访。凯斯听着他讲，但始终明智地保持了超然的态度，没有给打电话的人任何承诺。

我在电话里告诉刘易斯·麦卡蒂，他根本没有自首的意图，他也不会自杀。他跟唐说过，他是“他们家的朋友”，还神经兮兮地要史密斯一家理解并体谅他。我们不相信他认识这家人。这只不过是他认为自己和莎丽很亲密并为她所爱的幻想中的一部分而已。我提醒麦卡蒂，他是个十足的自恋癖，因而这事拖得越久，这家人对他做出的反应越多，他就越感到自在，也就越能充分地体验到满足。他还会再度杀人。如果他要找的话，目标就是酷似莎丽的某个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会随机挑选另一个受害者。他的一切行动都有一个基本主题，那便是权力、操纵、支配和控制。

莎丽葬礼的当晚，他又打来电话跟唐交谈。尤其变态的是，他竟让接线员告诉唐，这是莎丽打来的受话人付费电话。他再次声称要去自首，接着就用一种极其平淡而漫不经心的语气描述起莎丽的死亡过程：

“就这样，从凌晨大约两点她真正知道要死开始，一直到她4点58分死去，我们谈了很多，几乎无所不谈。然后是她选择了时间。她说她已准备好离去了，上帝已准备接纳她为天使。”

他描述了和她做爱的情形，还说他给了她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力：枪杀、过量服毒，抑或窒息而死。他说她选择了最后一种方式，于是他就用绝缘胶带贴住她的嘴巴和鼻子，将她闷死。

“你为什么非得杀她？”唐流着泪质问道。

“情况已无法控制了。我很害怕，因为……啊，只有上帝知道，唐。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宽恕我吧。我希望能解释清楚，也必须这样，否则上帝会把我送进地狱，我就得在那儿度过余生，可我不想进监狱或是坐电椅。”

唐和她母亲都恳求他不要自杀，而是把自己交给上帝。我们科里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两件事情他都不打算去做。

莎丽·史密斯绑架案发生恰好两个星期后，黛布拉·梅·赫尔米克在里奇兰县的自家拖车式活动房屋前院里遭人绑架，这儿离史密斯家有24英里。她父亲当时就在屋里，离现场只有20英尺。有位邻居看见一个人停下车，走出来和黛布拉说话，接着忽然抓住她，猛地拽进了车，然后急速驶离。这位邻居和赫尔米克先生立即驾车追赶，但没有追上。和莎丽一样，黛布拉也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孩。和莎丽不一样的是，她才9岁。

为了寻找黛布拉，治安官梅茨又发起了一次强有力的搜索行动。与此同时，这一事态开始使我心情沉重。如果你从事的是我和我的科员干的这一行，并以此谋生，就不得不跟案件卷宗和主要案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采取客观的态度，不然你准会发疯的。在史密斯一案中做到这一点已相当不易，而事态的可怕的最新发展已使人几乎无法做到保持距离和采取客观的态度。小黛布拉·赫尔米克只有9岁，和我女儿埃里卡同龄，也是金发碧眼。我的二女儿劳伦才刚刚5岁。除了产生“遭绑架的也许会是我的孩子”之类的恐惧和揪心的感觉外，你还会很自然地想把你的孩子拴在身边，让他们一刻也不离开你的视线。如果你目睹过我所见过的事情，就难以真正给予你的孩子们所需要的生活空间和自由，你会感到左右为难。

尽管史密斯和赫尔米克两家的小姑娘在年龄上有所不同，但作案时机、现场环境和惯用手法都表明，我们要对付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我知道县治安局和我们科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尽管心情沉重，刘易斯·麦卡蒂不得不接受这种可能性，即他们手头正式有了一名系列杀手，于是他带着所有的案情卷宗飞到了匡蒂科。

沃克和赖特复审了画像所依据的每一个判断和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建议。结合新出现的情况，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先前的评估。

尽管声音经过了处理，作案者几乎可以确定是个白人。这两起案子都是出于性原因的犯罪，案犯是个缺乏安全感且有某种缺陷的成年男性。两位受害者都是白人，而凭我们的经验，那种跨越种族界线的犯罪是很少见的。凶手可能在外表上显得腼腆和彬彬有礼，但自我感觉不佳，可能体格粗壮或身体超重，对女性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告诉麦卡蒂，我们推测这个家伙现在会表现得行为异常。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会注意到他体重有所减轻，可能开始酗酒，不再定期刮胡子，而且热衷于谈论谋杀案。像他这样细心的人会狂热地跟踪电视报道和收集剪报。他可能还有收集色情书刊的癖好，尤其是含有性奴役和施虐受虐狂内容的书刊。此时他或许正陶醉于他的知名度、对受害者和社区的控制，以及玩弄心情悲伤的史密斯一家人于股掌之间的能力。正如我所担心的，当他找不到一个符合其幻想和欲念的犯罪对象时，就会随机性地对最脆弱的人下手。从莎丽的年龄来看，她至少还算比较符合他的要求。但是如果他事后真正思考一番，我们认为这家伙不会对黛布拉·赫尔米克感到特别满意，所以我们预料他不会给其家人打任何电话。

麦卡蒂返回时，带去了一份列有22点结论和凶手特征的清单。他回去以后告诉梅茨：“我已经了解到了凶手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要查出他的姓名就可以了。”

虽然他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感到愉快，事情却很少会如此简单。该州各执法部门和哥伦比亚外勤站联合搜查了这一地区，寻找黛布拉的踪迹。然而，作案者没有与她家人联系，没有提出要求，我们也没有发现新的证据。我们在匡蒂科静候消息，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尽量做好心理准备。设身处地想想失踪孩子的家庭的痛苦，那滋味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应主管特工艾维和县治安官梅茨的一致要求，我打点行装飞往哥伦比亚，为这起有望不久侦破的案子提供现场帮助。罗恩·沃克随我同行。自从他和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在西雅图救我一命之后，这还是我俩头一次一起出差。

卢·麦卡蒂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赴案发现场。麦卡蒂开车带我们去了每个绑架地点。天气炎热潮湿，即便按我们弗吉尼亚州的标准来衡量亦如此。两家房子前都无明显的搏斗痕迹。史密斯的弃尸地点也一样——谋杀案显然是发生在他处。但在察看完那些地点之后，我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作案者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尽管打给史密斯家人的电话有几次是长途，但他一定是本地人。

办案主要人员在县治安局开了个会。治安官梅茨有一间给我深刻印象的宽敞的办公室，大约30英尺长、20英尺高，四壁挂满或贴满了奖章、证书和纪念品：从侦破谋杀案的奖状到女童子军的感谢信，应有尽有。他的工作经历都写在了墙上。他坐在那张硕大的写字台后面，包括我和罗恩、鲍勃·艾维及卢·麦卡蒂在内的其他人围着他呈半圆形坐开。“他不再给史密斯家打电话了。”梅茨叹息着说。

“我会让他再打电话的。”我说。

我告诉他们，画像应当可以为警方的调查提供重要帮助，但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设法迫使凶手尽快暴露自己。我讲解了我想到的一些前摄手法。我问了问能否找到一位肯与我们合作的当地报社记者。我们可不是搞新闻审查或直接命令他或她写什么东西，但要找的人必须同情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且不能像许多记者那样过于急切，以致弄巧成拙，坏了我们的大事。

梅茨推荐了《哥伦比亚州报》的玛格丽特·奥谢。她应邀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和罗恩耐心地向她讲解了有关罪犯个性的知识，以及我们认为此人会对媒体报道做出的反应。

我们告诉她，他会密切关注媒体的报道，特别是有关唐的任何报道。我们根据研究得知，这种类型的罪犯通常会回到犯罪现场或者受害者的墓地。我告诉她，如果报道对路子，我认为我们就能够引蛇出洞、抓个正着。至少我们希望能让他再开始打电话。我告诉她，我们在泰莱诺尔投毒案中就曾得到过记者的密切合作，那已成为我们以此类方式办案的典范。

奥谢答应写出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报道。接着麦卡蒂领我去见了史密斯一家，我向他们解释了我的想法。我的设想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唐作为诱饵，设下我们的圈套。罗伯特·史密斯对此极度紧张，他不想再让仅存的女儿置身于危险之中。虽然我对这个计策也有所顾虑，但觉得它是我们的一手绝招，所以一再向史密斯先生保证，杀害莎丽的凶手是个胆小鬼，不会在公众关注和警方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对唐图谋不轨。而且经过分析电话录音，我深信唐既聪明又勇敢，完全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唐带我看了莎丽的房间，那里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莎丽生前的布置。正如你会料到的，这种做法在突然之间痛失孩子的家庭当中是相当普遍的。首先吸引我的是莎丽收集的树袋熊填充玩具，有各种式样和各种颜色。唐说莎丽很珍视这些收藏品，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点。

我在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莎丽生前会有的那种感觉。杀害她的凶手一定能抓到，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过了许久，我拿起一只小树袋熊，就是那种你一捏它肩膀，它的胳膊就会一张一合的玩具。我跟她家人解释，再过几天，等到报纸做过充分报道后，我们要在莎丽位于列克星敦纪念公墓的墓前举行一次追悼仪式，到时唐要把这只填充动物玩具拴在花束上。我认为凶手很有可能会参加这一仪式，更有可能会在仪式结束后重返公墓，取走那只树袋熊，以作为对莎丽的有形纪念。

玛格丽特·奥谢完全明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道，让报社派了一位摄影记者到达仪式现场。由于还没有立墓碑，我们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木制的白色念经台，正面镶嵌着莎丽的照片。她的家人轮流站到墓前为莎丽和黛布拉祈祷。然后，唐拿起莎丽的小树袋熊，把它的胳膊拴在已摆在墓上的玫瑰花花茎上。总体来看，祈祷者情真意切，整个仪式催人泪下。在史密斯一家人轮流祈祷、一组摄影记者为当地报刊拍摄照片的时候，梅茨的手下正悄悄记下所有过往车辆的车牌号。使我伤脑筋的是，莎丽的墓离道路太近。这样一个缺乏隐蔽性的地点可能会让凶手望而生畏，不敢走近，而他却能从路上看到他想看的一切。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照片。杀害莎丽的凶手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于当晚去拿树袋熊。我想他果然因为离路太近而感到害怕了。不过他倒是又打来了电话。午夜过后不久，唐再次接到“莎丽·费伊·史密斯打来的”受话人付费电话。在认定听电话的人真的是唐，并且说了“你知道我可不是在唬人，对吧”之后，他发出了到那时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明：

“好的，你知道吧，上帝要你跟莎丽·费伊做伴。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个月，下个月，今年，明年。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受到保护的。”说罢，他问她是否听说过黛布拉·梅·赫尔米克。

“嗯，没有。”

“没听说那个9岁小女孩吗？赫——尔——米——克。”

“哦，是里奇兰县的吧？”

“对。”

“怎么？”

“好，仔细听着。沿1号公路往北……噢，往西走，到皮奇费斯特弗尔路或比尔烤肉馆向左拐，往前走3英里半，穿过吉尔伯特再向右拐，走完最后一段土路就会来到图诺奇路上的一块停车标志前。穿过链索桥，经过‘禁止入内’的告示牌，往前走50码，再往左走10码。黛布拉·梅就在那里等着。上帝宽恕我们大家。”

他变得越来越胆大狂妄，不再使用变音装置。虽然生命受到他的公然威胁，唐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延长通话时间。她表现得极其理智冷静，向他索要妹妹的照片，就是那些他说过已寄出但一直未收到的照片。

“显然被联邦调查局截获了。”他为自己辩解道，意在表明他了解我们在这件案子中所起的作用。

“不是的，先生，”唐反驳道，“因为你知道吧，如果他们得到什么，我们也会得到。你会把照片寄来吗？”

“噢，好吧。”他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我觉得你在耍我，因为你说过已经寄出，可到现在还没收到。”

我们在越来越接近目标，可是让唐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也让我不安。我和罗恩在协助当地执法部门破案的同时，设在哥伦比亚市的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化验室的技术人员正在对该案的惟一确凿物证——莎丽的遗嘱——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检验。遗嘱写在从标准拍纸簿里撕下的划线纸上，这使一位分析人员灵机一动。

他想起有一种称为“埃斯塔机”的装置，可以查出在拍纸簿前几页纸上书写而留在纸张上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轻微凹痕。借助这种装置，他发现了一份食品杂货的部分清单，以及一串数字。他最终在一组10位数字中辨认出了9位：205-837-13□8。

亚拉巴马州的区号是205，837则是亨茨维尔市的地区号码。在南方贝尔公司安全处的配合下，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调查了亨茨维尔所有有可能性的电话号码，然后加以反复查证，看看其中是否有哪个电话的主人与哥伦比亚市-列克星敦县这一地区的人有过联系。其中一个号码曾在莎丽遭绑架的数星期前接到过距史密斯家只有15英里的一处住宅打出的多个电话。这是目前最重大的线索。据市政档案记载，那处住宅属于一对中年夫妇，埃利斯和沙伦·谢泼德。

掌握这一情况后，麦卡蒂立即带上几名手下人员直奔谢泼德家。这家人热情友好，但年过半百的男主人埃利斯除了是个电工之外，没有一点符合我们的画像。谢泼德夫妇已经结婚多年，婚姻幸福美满，没有任何背景与我们推测的凶手相吻合。他们承认曾往亨茨维尔打过电话，因为他们的儿子在那里的陆军部队服役，而且还说两起可怕谋杀案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城里。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似乎就此中断了，这个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但是，麦卡蒂和我们并肩工作已有时日，坚信我们画像的正确性。他向谢泼德夫妇描述了一番，问他们是否认识什么人符合这些特征。

夫妇俩对视了一眼，顿时一致认定那可能是拉里·吉恩·贝尔。

在麦卡蒂的仔细询问下，他们向这位治安官介绍了贝尔的全部情况。他30出头，离了婚，一个儿子随前妻生活，性格腼腆，体格粗壮，替埃利斯干活，从事住宅用电的布线工作，也干些杂活。他做事很细致，有条不紊。在他们外出的6个星期里，他代为照看房屋，随后回去同父母住在一起。离婚以后他一直与父母同住。沙伦·谢泼德还记得，曾经在一本拍纸簿上把儿子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吉恩——他们就这样称呼他——以备吉恩在看家期间发生什么事时好联系。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机场接到他们之后，一心想谈论的就是史密斯家的姑娘遭绑架并被谋杀的事。他们初看到他时，很吃惊地发现他瘦了不少，胡子拉碴，显得情绪很激动。

麦卡蒂问谢泼德先生是否拥有枪支。埃利斯回答说，他在家里放有一把子弹始终上膛的0.38口径手枪以备自卫。麦卡蒂提出想看一看，埃利斯爽快地带他去存放手枪的地方。但枪已不在原处。两人找遍了整个房子，最后才在吉恩睡过的床铺的床垫下找到了它。枪已发射过，当时处于卡壳状态。床垫底下还发现一本《风尘女》杂志，封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奴役的画面。麦卡蒂随即放了一段打给唐的电话录音，埃利斯肯定地说那就是拉里·吉恩·贝尔的声音：“毫无疑问。”

大约深夜两点，罗恩·沃克敲门把我叫了起来。他刚接到麦卡蒂打来的电话，说要告诉我们有关拉里·吉恩·贝尔的情况，叫我们马上赶到治安官办公室。我们都认为嫌疑人与画像是吻合的。两者如此之吻合，令人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是正中靶心。治安官的手下拍摄的照片显示，有一辆登记在贝尔名下的车出现在墓地附近的道路上，但开车人没有下来。

梅茨打算在贝尔早晨离家上班时逮捕他，问我该如何进行审讯。在梅茨办公室后面停放着一辆拖车，那是县治安局在一次缉毒行动中缴获的，他们一向把它作为备用办公室。在我的建议下，他们迅速将其改变为“专案小组”的指挥部。他们在墙上挂起案件照片和犯罪现场示意图，在办公桌上堆起一摞摞文件夹和案件卷宗。我告诉他们，要在拖车里安排一些看上去忙忙碌碌的警察，从而造成一种印象——已经收集到大量不利于嫌疑人的证据。

我们提醒他们，要让他招供不会是件易事。南卡罗来纳是个有死刑判决的州，而这个家伙若被证明犯有猥亵儿童罪和杀人罪最轻也会被判处长期徒刑，要在狱中艰难度日——对于一个珍惜自己生命和身体的人来说，这种命运可不大妙。我觉得最大的希望就是提供某种保留面子的方案：要么想办法把部分责任推卸到受害者身上，尽管这样做会使审讯人员极为反感；要么让他用精神失常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无法逃脱罪责的被告经常把这一招作为救命稻草，尽管从统计数字来看，陪审团鲜有相信的时候。

治安人员在拉里·吉恩·贝尔早晨离开父母家去上班时逮捕了他。在他被带进“专案小组”拖车指挥部时，吉姆·梅茨仔细观察了他的表情。“他的脸煞白，就像突然刷了一层石灰水似的，”治安官告诉我们，“他在掩盖内心的慌乱。”他被告知有权保持沉默，但他放弃了这一权利，同意回答调查人员的问题。

警官们审问了他几乎一整天，我和罗恩在此期间则呆在梅茨办公室里，一边看送来的审讯进展的报告，一边指导他们采取下一步对策。同时，梅茨的手下带上搜查证搜查了贝尔的家。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的鞋子在床底下排放得整整齐齐，书桌收拾得干净利落，就连那辆已有3年车龄的精心保养的汽车行李厢里的工具也摆放得井然有序。在他的书桌上，他们发现一张到他父母家的路线说明，其写法与前往史密斯和赫尔米克两人的弃尸地点的路线说明毫无二致。他们找到了大量反映奴役和性施虐受虐狂内容的色情书刊，其数量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多。技术人员在他床上找到的一些毛发与莎丽的毛发相符，而且用来寄发她的遗嘱的纪念邮票与他书桌抽屉里的邮票一样。当他的照片随后出现在电视新闻中时，赫尔米克绑架案的目击证人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的背景很快就查清了。如我们所料，他自幼就涉足过各种性事件，发展到后来越发不可收拾，终于在26岁时试图持刀胁迫一名19岁的已婚女性上他的车。为了避免坐牢，他同意接受精神病咨询，但只去了两次便不去了。5个月后，他又试图持枪胁迫一名女大学生上他的车。他为此被判处5年徒刑，但21个月后获假释。假释期间，他打了80多个猥亵电话骚扰一个10岁女孩。他表示服罪，再度被判刑。

然而在拖车里，贝尔却不肯招供。他否认与两起案子有任何牵连，只承认对其感兴趣。就是在给他放了录音带之后，他仍然拒不招供。大约过了6个小时，他说想跟治安官梅茨个别谈谈。梅茨进去后，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但他还是不肯承认任何罪行。

将至傍晚时，我和罗恩还待在治安官办公室，突然梅茨和地方检察官（在南卡罗来纳州称为“县法务官”）唐·迈耶斯带着贝尔走了进来。他体肥肉嫩，不禁使我想起了皮尔斯伯里的油炸面团。我和罗恩都感到意外，只听迈耶斯用他那南卡罗来纳州口音对贝尔说：“你知道这些伙计是什么人吗？这些伙计是联——邦——调——查——局——的。你要知道，他们搞了一个画像，与你的情况丝毫不差！现在这些伙计想跟你谈一谈。”他们要他坐在靠墙的白沙发上，然后一起走了出去，留下我们和贝尔单独在一起。

我就坐在贝尔面前的咖啡茶几的边沿上，罗恩站在我身后。我仍然穿着凌晨离开汽车旅馆时穿的衣服，一件白衬衣和一条格调差不多的白色长裤。我把这身衣服称为“我的哈里·贝拉方特装束”。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摆有白色沙发的白色房间里，我看起来有点像诊所的大夫，仿佛是天外来客。

我开始向贝尔介绍我们在系列杀人犯研究方面的一些背景情况，并且跟他说明：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完全了解对这些凶杀案负有责任的个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告诉他，因为他在尽力压抑他感觉不舒服的想法，所以可能一整天都拒不承认那些罪行。

我说：“我们深入过很多监狱，访谈过很多类似的案犯，从中得出的一大发现是：他们个人背景的真相几乎是从来不为公众所了解的。一般而言，这类犯罪的发生对于犯案的人来说恍如一场噩梦。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突如其来的紧张性刺激，什么经济拮据呀、婚姻危机呀、恋爱受挫呀，等等。”我说到这里时，他点了点头，好像这些问题他都有过。

我接着说道：“我们的问题是，拉里，你出庭受审时，你的律师可能会不想让你上证人席作证，那样的话你就永远没有机会解释自己的行为。人们了解你的尽是些黑暗面，觉得你一无是处，仅仅是一个冷酷的杀人犯。而如我所说，我们发现的通常情况是，人们做这种事的时候，恍若置身于一场噩梦，第二天早晨清醒过来时，无法相信自己真的犯下了这些罪行。”

我说话的过程中，贝尔仍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此刻，我并没有直截了当地问他那两起谋杀案是不是他干的，因为我知道如果那样提问，只会得到否定的回答。所以我往前倾了倾身，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那起罪行感到不自在的，拉里？”

他说：“当我在报纸上看到那家人在墓地祈祷的照片和文章时。”

接着我说：“拉里，既然现在你坐在这里，我不妨问一下，是你干的那件事吗？你可能会干吗？”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尽量避免使用诸如杀害、罪行、谋杀一类的谴责性或刺激性字眼。

他眼含泪水，抬头望着我，说：“我只知道坐在这里的拉里·吉恩·贝尔不会干那样的事，但那个坏拉里·吉恩·贝尔可能会。”

我知道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于招供的交代。但唐·迈耶斯还想让我们试一件事，而我也同意了他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让贝尔与莎丽的母亲和姐姐面对面相见，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他的瞬间反应。

希尔达和唐答应接受这种安排，于是我告诉她们该说些什么和该如何去做，好让她们有所准备。我们来到了梅茨的办公室。梅茨坐在那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我和罗恩·沃克位于房间的两侧，形成一个三角形。他们把贝尔押了进来，让他坐在中间，面对着门。随后他们把希尔达和唐领了进来，要贝尔跟她们说几句话。他耷拉着脑袋，好像不敢正视她们。

不过唐按照我的说法直盯着他的眼睛，说：“正是你！我知道那是你。我听得出你的声音。”

他没有否认，但也没有承认。他只是把我诱使他招供时对他说的那一套又倒给了她们。他说，坐在这里的拉里·吉恩·贝尔不会干这样的事，以及其他一些屁话。这时我仍然抱着希望，他可能会抓住精神失常的这一辩解理由，把一切都向她们和盘托出。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会儿。史密斯太太不断地问他问题，想要他说出真相。我相信，在场每个人在内心里都对不得不听他那些屁话而厌恶至极。

突然间，我脑中闪现一个念头。我不知道唐或希尔达有没有携带武器。有没有人检查过她们是否带有枪支？因为我不记得有人检查过。从这一刻起，我便一直是几乎踮着脚坐在椅子边缘，随时准备在她俩中的哪一位伸手掏包时一跃而起，夺下枪支，解除她的武装。我知道，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想到干什么，其他许多做父母的也会有同感。这是杀掉这个家伙的绝佳机会，而且世界上没有哪个陪审团会裁定她们有罪。

所幸的是，唐和希尔达没有试图偷偷带进武器。她们比我有克制力，也比我对现存制度有信心。罗恩事后查问过，她们并没有受过检查。

第二年1月底，拉里·吉恩·贝尔因谋杀莎丽·费伊·史密斯而受到审判。由于该案在当地做过甚为大量的报道，审判地点改在靠近查尔斯顿市的伯克利县。唐·迈耶斯请我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就画像和画像的产生方法，以及我对被告所做的审问在法庭上进行陈述。

贝尔没有上证人席作证，也没有承认过任何罪责。他在治安官梅茨的办公室里对我所说的即是他最接近于认罪的供述。庭审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由自主地在莎丽·史密斯写遗嘱所用的那种标准拍纸簿上做着详尽的笔记。然而，起诉方的论据颇有说服力。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作证之后，陪审团只审议了47分钟，就做出了他犯有绑架罪和一级谋杀罪的裁定。4天后，经陪审团进一步审议和建议，他被判电刑处死。他又因绑架和谋杀黛布拉·梅·赫尔米克而另案受审。陪审团没有比上一案多花多少时间就做出了同样的裁定和刑罚。

在我看来，拉里·吉恩·贝尔一案是执法功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范例。在此案中，诸多联邦、州和县的各级机构进行了通力合作；当地领导人机敏而精力充沛；两个家庭英勇无畏；还有画像与犯罪分析跟传统刑侦与法医技术完美地结合。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使一个危险性与日俱增的系列杀手在犯罪的早期阶段被捉拿归案。我希望它成为未来案件调查工作的一个典范。

唐·史密斯继续表现出色。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年，她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小姐，并且在美国小姐选美赛上夺得亚军。她已结婚，并按照自己的志向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成为一名乡村和福音音乐歌手。我时不时会在电视上看到她。

直到写作此书时，拉里·吉恩·贝尔依然关押在南卡罗来纳州中心监狱的死囚区。他把单人囚室收拾得异常整洁有序。警方相信，他还应对南北卡罗来纳两州发生的几起女孩和年轻妇女被杀案负有罪责。就我而言，根据我的研究和经验，这种人没有改过自新的可能。只要把他放出去，他还会杀人。有些人认为，把他关在死囚区这么长时间实属残酷而不正常的惩罚，对这种看法我只能表示部分的赞同。对史密斯和赫尔米克两家人来说，对众多认识并喜欢这两个姑娘的人来说，以及对盼望正义得到伸张的我们所有其他人来说，推迟极刑的执行同样是残酷而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