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5日至25日

塔什干航空港里闷热，处处是瓜味，简直不像航空港，而像是瓜棚。半夜两点钟，我望了一眼水银柱——三十摄氏度。半野不野的肥猫，据说是阿富汗种，毫不胆怯地往出租车下边钻。

年纪轻轻的士兵们（他们还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从疗养地归来的、皮肤晒成酱紫色的人之间，在木箱之间，在水果筐之间一跳一跳地走动。谁也不理会他们，大家习以为常了。他们铺上一张旧报纸或一本旧杂志，便席地而睡，席地用餐，过了一周又一周，他们就是买不到飞往萨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亚、伏罗希洛夫格勒、基辅、明斯克的机票……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弄成残废的？他们在那边保卫了什么？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只有一个小孩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还有一个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说：

“你过来……让我可怜可怜你……”

他用拐杖把她轰走了。可她并没有生气，还说了两句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的让人伤心的话。

我身旁坐着几位军官，他们在议论我国生产的假肢如何不好，还在谈论伤寒、霍乱、疟疾和肝炎。他们说，头几年没有水井，没有厨房，没有浴室，没有东西可以刷洗锅碗瓢盆。还议论谁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有人带回来摄影机，有的是“夏普”，有的是“索尼”。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亲妈。我还记得他们用怎样的目光观望那些休假归来的漂亮妇女，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连衣裙……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过军人武夫，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动脑子的人”。

人杂的地方散发着厕所堵塞的气味。我们长时间等候飞往喀布尔的飞机，突然出现了很多女人。

下边是她们谈话中的零碎句子：

“我的耳朵开始听不清了。最初是听不见鸟儿在高空鸣唱，比如，我一点儿也听不见鹀雀的叫声。我把它们的叫声录了下来，调到最高频率……这是头部挫伤的后遗症……”

“你得先开枪，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

“枪声一响，毛驴就躺下，枪声停了，它就站起来。”

“我在苏联是什么人？是妓女？这事我们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里赚几个钱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样？个个是酒鬼。”

“将军说过要尽国际主义义务，要保卫南部国境。他甚至动了感情，说：‘给他们带点水果糖。他们还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礼物。’”

“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

“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因流血过多而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他们治疗。”

“海关看见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带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没有带？’他们不相信，逼我脱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裤衩。因为人人都带了两个皮包。”

“起来，否则就睡过站了……”飞机已到了喀布尔上空。

飞机在下降。

……炮声隆隆。巡逻兵端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检查通行证。

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观察他人怎样显示勇气，怎样去冒险，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去食堂吃早饭，路上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半小时以后，这位哨兵被一块飞进卫戍区的流弹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忆这个孩子的相貌……

此地把记者称为编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样。我们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我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了什么？”

“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

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

“我靠近开了一枪，眼看着那个人的头骨飞散开了。我心想：‘这是第一个。’战斗之后，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语……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面团的香味……”

“你和一个好小伙交了朋友……后来，你看见他的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这时，你就开始想要替他报仇了。”

“我们在等待驮运队，等了两三天。我们躺在滚热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疯了，你满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弹……一阵枪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们发现驮运队载的是香蕉和果子酱……那次吃的甜玩意儿足够回味一辈子……”

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

……坦克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为马尔金报仇雪恨。”

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婴儿。大概只有受了伤的野兽才能嚎得这么凄惨。

我乘车经过一个个被摧毁的村庄，村庄活像翻耕后的田地。不久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座农舍，现在成了一堆堆没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枪的黑暗还可怕。

我在军医院里看见，一个俄罗斯姑娘把一个绒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两条胳膊都没有了。有人把他母亲的话译给我听：“是你们俄国人开枪打的。”又问：“你有孩子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在她的话里，更多的是恐惧还是宽恕。

人们在讲圣战者对付我们俘虏的残酷手段，活像中世纪时的所作所为。这个国家的确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年代现在是14世纪。

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马克西莫维奇评价一个山民杀死贝拉父亲的行为时说：“当然喽，按他们的观点，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国人的观点，那是兽性行为。作家发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一惊人特点：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场上，并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理解事物。

可是现在……

俘虏了几个“杜赫”[苏军对阿富汗圣战者的称呼。（以下除特别标明外，均为译者注）]……我们审讯他们：“军用仓库在哪儿？”他们不语。我们用直升机把其中的两个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儿？指给我们看……”他们不语。于是我们把其中一个抛向山岩。

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他们还想笑，还想高兴？他已经不存在了……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

是的，我预料到我们不愿意聆听，也不想写下这些事。但是任何一场战争，不管是谁指挥的，又是为何而战的，尤利乌斯·恺撒也好，约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这是杀人，但我们国内对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为什么学校里不提爱国主义教育，而提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何必为“为什么”而惊讶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军事社会主义、军事国家、军事思维方法。难道我们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吗？……

不能如此考验一个人，人是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在医学上，这叫“活体试验”，即用活人进行实验。

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人是川流不息的”。

晚上打开录音机，欣赏“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们的嗓音还没有定型，他们模仿维索茨基[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1938—1980），苏联著名诗人、戏剧演员和音乐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吟诗歌的主要代表。因歌词内容的敏感性而得不到公开出版，其行吟诗歌只能通过普通录音机相互转录的形式在数以千万计的听众中间传播。]，沙哑地叫着：“太阳像颗大炸弹，落在村庄上”“我不需要荣誉，我们能活下去就算是褒奖”“我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可爱的俄罗斯呀，你怎么竟把我出卖了”“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你是我们的宇宙”“独腿汉子像只大鸟，在海滨跳跃”“死者已不属于任何人，他脸上已经没有仇恨”。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士兵返回苏联，我站在送行的人们中间。我走到一个娃娃兵面前，他没有舌头，成了哑巴，他被俘过，小兵制服里边露出军医院的病号衣。我问他话，他一个劲儿地写自己的名字：万涅奇卡，万涅奇卡。他写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万涅奇卡……他长得很像我白天谈过话的那个小伙子，他反反复复地说：“妈妈在家等着我。”

……我们乘车最后一次穿过冰雪封冻的喀布尔市区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贴画前开过去：“共产主义是光明的未来”“喀布尔是和平的城市”“党和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我国印刷厂印制的招贴画。我们的列宁站在这里，举着一只手……

在航空港遇见了几位熟悉的摄影师，他们在拍摄装运“黑色郁金香”[黑色郁金香，指战争期间死亡的士兵的棺材。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用安-12飞机把牺牲的苏联军人的尸体从阿富汗运送回国。]的过程。他们讲话时不抬眼皮，讲如何给死者穿上旧军服，还有马裤，有时这类衣服也不够用，就不穿军衣，光着身子装进棺材。旧木板、锈钉子……“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

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