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长期在德国服役，后来又去了蒙古。我非常想念祖国，我有二十年时间是在境外度过的，我对祖国的爱无法抑制。我给总参谋部打了一份报告，说：“我一辈子都在国外，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请求帮我们回家……”

我们已经坐上了火车，可我还不相信，隔一分钟就问我丈夫一次：“我们是去苏联吗？你不会骗我吧？”

到了国内的第一站，我就抓了一把祖国的土，一边看一边微笑，这是家乡的土呀！请您相信我，我甚至吃了一口，还用它擦洗了脸。

尤拉是我的大儿子。我爱他甚于其他所有家人，虽然当母亲的承认这一点是不好的。我爱他甚于丈夫，甚于小儿子。他小时候，我睡觉都摸着他的小脚丫。有的妈妈去看电影，把儿子交给别人带，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能做出这种事。他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带上几瓶牛奶，一起去看电影。可以说，我打算一辈子都和他在一起。

我全是按书本上的话，按理想人物的标准在教育他。他读一年级时，背诵的不是童话故事，不是儿童诗歌，而是整页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女老师惊赞不已：“尤拉，你妈妈是干什么的？你已经读了这么多作品。”

“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

他知道理想，但不知道人生。我也这样，多年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以为人生就是由理想组成的。

有这么一件事。那时我们已经回到了故乡，住在契尔诺夫茨市，尤拉在军事学校读书。有一天半夜两点钟，门铃响了，是他站在门口。

“是你呀，儿子？怎么这么晚回来了？为什么要冒着雨？看你全身都湿透了……”

“妈妈，我回来是要告诉你：我活得太艰难了。你所教的一切，生活中都没有……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呀？……这还只是开始，以后我该怎么生活呢？……”

我俩在厨房里坐了整整一夜。我能说些什么呢？不外乎还是那些：生活是美好的，人们是善良的。这都是真理。

他静静地听我讲。天一亮，他又返校了。

我不止一次对他说：“尤拉，放弃军校，到非军事学校去读书吧。你的位置在那儿！我能看见你现在是多么痛苦。”

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满意，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军人的。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名学者，他生活在《古希腊——何其美好的国度》这样的书里。

十年级寒假时，他去了一趟莫斯科。我有个哥哥住在那里，是位退役中校。

尤拉跟舅舅说：“我想报考大学的哲学系。”

舅舅不赞成：“尤拉，你是诚实的小伙子。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名哲学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骗自己，又得欺骗别人。你要讲真话，就可能会尝到铁窗的滋味，也许会把你送进疯人院。”

到了春天，尤拉决定了：“妈妈，你什么也不要问，我要当军人。”

我在一个军事小镇见过锌皮棺材。那时老大在读七年级，老二还很小。我当时盼望着，等他们长大，战争也就结束了。难道战争会持续那么久？

“没想到战争和上学时间一般长，也是十年。”有人在尤拉的追悼会上说。

军校毕业晚会后，儿子当了军官。可是我不明白，尤拉为什么要到外地去。我从没想过，我生活中会有一瞬间和他不在一起。

“能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申请去阿富汗。”

“尤拉——”

“妈妈，是你把我培养成了这样的人，现在你休想改造我了。你对我的教育是正确的，我在生活中遇到过那些败类，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也不能代表我们的祖国。我去阿富汗，是为了向他们证实：人生中有崇高，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有了满冰箱的肉食就有了幸福。”

申请去阿富汗的并非他一个人，许多男孩都写了申请报告。他们都是良家子弟，有的父亲是集体农庄主席，有的父亲是教员……

我能对自己的儿子说什么呢？说祖国不需要这样做？他想向那些人证明人生中有崇高——那些人过去认为，将来也认为，他们去阿富汗只是为了捞点儿破烂衣服，捞点儿兑换券，捞几枚勋章，捞个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不过是个狂热分子，而不是个理想人物，因为正常人是不会那么做的……

哭诉、哀求，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向他承认了我对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说我失败了，或者觉醒了，我不知道应当怎么说。

“小尤拉，生活完全不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旦我知道你到了阿富汗，我就会到广场上去，到断头台上去……我会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然后自焚。你在那边会被打死的，不是为了祖国……你会被打死的，不知道为了什么……没有伟大的理想目标，难道祖国能派自己优秀的儿子去送死？这算什么祖国啊？”

他骗了我，说去蒙古。可我知道他一定会去阿富汗，他是我的儿子。

和他同时，我的小儿子盖纳也参军了。我对他比较放心，他成长为另一种人了。他们哥儿俩总是吵个没完。

尤拉：“盖纳，你看书看得太少了。从来不见你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总是在摆弄吉他……”

盖纳：“我不想成为你那种人，我想和大家一样。”

他们哥儿俩都走了，我搬到他们住的房间里去。除了他们的书、他们的东西和他们的来信以外，我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尤拉来信讲到蒙古，可是他把地理位置讲得混乱无比，这样我对他身在何处已不再存疑了。白天夜里想的尽是自己的经历，我仿佛把自己切成了碎块。这种痛苦，是用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种音乐也讲不清的。是我亲自把他送到那边去的，我亲自送的呀！

几个陌生人走进家里，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们给我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我退到屋里去，剩下最后一个可怕的希望：“盖纳？！”

他们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当时下决心把一个儿子交给他们，以便拯救另一个。

“盖纳？！”

他们中间有个人轻声说：“不，是尤拉。”

我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我已经死了两年了……我没有任何病，可我已经死了。我的整个肉体都是死的……我没有在广场上自焚……我丈夫没有把自己的党证退回去，也没有把它扔到他们的脸上……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不过，谁也不知道，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一位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