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逼我回忆”

锌皮娃娃兵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样结束还真算不错,以失败告终,这样会擦亮我国人民的眼睛……

我无法讲述发生的一切,那是一种幻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事是我亲眼所见的。我记得的事,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后来出现的事,是我能够讲述的。为谁而讲呢?为了阿廖沙,他死在我怀里,他肚子里有八枚弹片。我们从山上把他运下来,花了十八个小时。他活了十七个小时,到第十八个小时的时候,他死了。为阿廖沙而回忆,这么做是从相信人有所需这一观点出发的。我相信他再也不会疼了,再也不会怕了,再也不会害羞了。既然如此,何必再让往事翻腾呢?

您想知道我们有什么理想?您大概把我们看成另一种人了。您应当了解,在异国他乡多么困难啊。不知为什么而战,还能有什么理想?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大家都是同样的人,但不是志同道合者。使我们变得相同的,是我们都可以杀人,而且也都杀过人。但仅仅把到过那边的人和没到过那边的人调换一下位置,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我们各不相同,但我们处处相同,无论在那边还是在这里。

我记得在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教俄罗斯文学的女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

“谁是你敬爱的英雄人物,是恰巴耶夫[瓦西里·恰巴耶夫(1887—1919),旧译夏伯阳,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红军指挥员。]还是保尔·柯察金?”

“是哈克贝利·费恩。”[哈克贝利·费恩,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为什么是哈克贝利·费恩?”

“哈克贝利·费恩……当他考虑是出卖逃亡的黑人吉姆,还是为他下地狱,让大火把自己烧死时,他对自己说:‘管他呢,让我下地狱去让火烧吧。’他没有出卖吉姆。”

下课后,我的朋友阿廖沙问我:“如果吉姆是白军,你是红军,怎么办?”

我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着的——白军和红军,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

在巴格拉莫附近,我们走进一个村子,请村民给点东西吃。按他们的教规,如果一个饿肚子的人来到你家,你不能拒绝给他热饼吃。妇女们让我们坐在桌前,给了我们吃的。我们离开后,全村人用石头和棍棒活活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给砸死了。她们本来知道自己会被打死,但是并没有把我们赶走,而我们也带着自己的教规走进她们的家……我们甚至还戴着帽子出入他们的清真寺……

为什么逼我回忆?这一切都是不便公开的事,我打死的第一个人,我流在细沙里的血,还有像烟囱一般高的骆驼脑袋,在我失去意识之前,它在我头上摇晃了一下。当时在那边我和大家一样……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拒绝和大家一样。那是在幼儿园里,保育员让我们手拉着手,可我喜欢独来独往,年轻的保育员对我不守规矩的行为容忍了一段时间。过了不久,她们中有一位出嫁了,走了,克拉娃阿姨被派来代替她。

“谢廖沙,拉着手。”克拉娃阿姨把另一个小男孩领到我面前。

“我不愿意。”

“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喜欢一个人走路。”

“你要像所有听话的男孩和女孩一样,手拉手。”

“我不拉。”

那天散完步以后,克拉娃阿姨把我脱了个精光,连裤衩和背心也给扒掉了。然后把我带到一间空荡荡、黑乎乎的房间里,让我在那儿待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我和谢廖沙手拉手地散步了,我变得和大家一样了。

在小学里由班集体做决定,在学院里由系集体做决定,在工厂里由全体职工做决定,处处有人替我做决定,对我的教育是:单枪匹马,一事无成。

我在某本书里读过这么一句话:“扼杀勇气。”派我到那边去时,我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扼杀了。

“志愿战士,向前迈两步。”

所有人都向前迈了两步,我也向前迈了两步。

在申丹德,我见到了两个精神失常的我国士兵,他们一直在和“杜赫”交谈。他们按十年级历史课本里的说法,给他们讲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问题是:偶像是个空壳,祭司坐进去,坐在里边教训百姓。”这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老爷爷说过的话。


我十一岁时,有一天,一位获得“特等射手”称号的大婶来到学校,她说她打死过七十八个“德国鬼子”。那天我回家以后,说话结结巴巴,夜里发起高烧。父母认为我患了流行性感冒,这种病容易传染,我在家里待了一周,天天看自己喜欢的小说《牛虻》。

为什么逼我回忆往事?我不肯再穿上打仗前我穿过的牛仔裤、衬衫了,那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的衣服,虽然衣服上还留着我身上的气味,按妈妈的说法。

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人不存在了。另一个人,也就是现在的我,只是顶着他的名字而已。请不要写出他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喜欢原来那个人。

“神父,”牛虻向蒙泰尼里问道,“现在你的上帝得到满足了吧?”

现在我能向谁抛出这手榴弹一般的问话呢?……

——一位普通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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