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太相信了，所以现在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别人对我说什么，无论读到什么，我每次都会为自己留一条小小的后路。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参军前，我毕业于体育学院。最后一次毕业实习，是在儿童夏令营“阿尔捷克”进行的，我担任辅导员，在那儿讲了很多次崇高的话，如“少先队员的誓言”“少先队员的事业”……我主动到军事委员会申请：“派我到阿富汗去吧……”政治部副主任给我们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说我们比美国“绿色贝雷帽”仅仅抢先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在空中了。自己的轻信使人感到难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灌输，说这是“国际主义义务”，最后把这种思想硬灌进了我们的头脑里。但我永远也做不到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对自己说：“把粉红色的眼镜摘掉吧！”我不是1980年去的，也不是1981年，而是1986年，那时大家还守口如瓶。1987年时我已经到了赫斯特，我们占领了一个小山头，七个弟兄被打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个“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好像是他们夺回了小山头……做样子的是阿富汗人，而在停尸房里躺着的是我们的士兵……

他们选择最优秀的士兵到阿富汗去参加“军训”。谁都怕被派到土拉、普斯科夫或者基罗沃巴德去，因为那里又脏又闷，所以大家都要求去阿富汗，争着到那里去。

兹多宾少校劝我和我的朋友萨沙·克里夫佐夫收回自己的申请书：“让你们两人当中某一个去送死，还不如让西尼钦去。国家培养你们花了不少钱。”

西尼钦是个农村小伙子，拖拉机手。

我已经拿到了毕业文凭，萨沙正在克麦罗沃大学日耳曼—罗马语系读书。萨沙歌唱得非常好，会弹钢琴、拉提琴、吹横笛、弹吉他，还能谱曲，他画画也好。我和他情同手足。

上政治课时，教官给我们讲功勋、英雄，说到阿富汗就是当年的西班牙时，他突然插了一句：“与其让你们牺牲，不如让西尼钦去。”

从心理学观点审视战争，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得研究自己，这事挺吸引我。我曾问了去过那边的熟悉的弟兄们。有一个人，按我现在的理解，是给我们胡吹乱编了一通。他胸口有一个很大的伤疤，好像被烧伤的字母“P”，他为此特意穿着开口汗衫，以便向人们炫耀。他编造说他们怎样深夜乘直升机在山上降落，我还记得他说：“空降兵拉开降落伞的前三秒钟是天使，空中飞翔时的三分钟是雄鹰，其余时间是拉套的马。”我们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现在我真想再碰见这位荷马！像他这类人，后来都被当面揭穿了：“如果有脑子的话，一定是受了挫伤。”

另一个小伙子和他相反，他一再劝说：“你不要到那边去。那边是污秽天地，不是浪漫世界。”

我不爱听他的话：“你尝过那种滋味了？我也想去尝一尝。”

他教我怎么活命。有十诫：“放一枪后，就赶快闪开，躲到离开枪地点两米的地方。把自动步枪的枪筒藏到农舍或者山岩后边，免得被对方发现火苗，记下你的位置。走路时，不要喝水，否则走不到目的地。站岗时，不要打盹，可以用手指挠脸，用牙咬手。空降兵先是要拼命跑，而后是能跑多少算多少……”

我的父亲是位学者，我的母亲是位工程师，他们培养我从小要有个性。我想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我曾被开除出十月儿童团[十月儿童团是苏联儿童加入少年先锋队前的组织，吸收一至三年级的小学生或学龄前的儿童。]，很长一段时间不吸收我加入少先队。我为荣誉进行了斗争，后来给我戴上了红领巾，我不肯摘掉，睡觉时也戴着。

上文学课时，女教员打断我的发言：“你不要讲自己的看法，你要照书本上那样说。”

“难道我讲得不对？”

“你讲的和书本上的不一样……”

这像是童话故事中，皇帝除了灰色不喜欢其他颜色，所以这个国家里所有东西都是老鼠皮色。

我现在告诉自己的学员们：“你们要学会动脑子，免得又被造就成一批新的糊涂虫，一批小锡兵。”

参军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我如何生活，在部队里是中士教我如何生活。中士的权力无限大，三个中士一个排。

“听我的命令！空降兵应当具备什么？重复一遍！”

“空降兵应当有一张恶脸、一双铁拳和一颗黑心。”

“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重复一遍！”

“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

“你们是卫生营，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

摘录某士兵信中的一段话：“妈妈，你买一只小狗崽，给它起个名字叫中士，等我回家以后，我就把它宰了。”

制度本身在愚弄人的意识，人家可以随意捉弄你，你没有能力抗拒。

早晨六点起床。起床——重来。下床——上床——反复三次。

三秒钟之内，要在起跑线上排好队——白色的油漆布，白色的，以便经常洗刷、擦亮。三秒内，一百六十人要从床上跳下来、排好队。四十五秒内穿好三号军服，也就是全套衣服，不过不扎腰带、不戴帽子。有个士兵有一次没来得及缠好脚布。

“全体解散，重复一次！”

他又没能跟上。

“全体解散，重复一次！”

体操锻炼，白刃战，学习包括空手道、拳击、桑勃式摔跤，以及与持刀者、持棒者、持工兵锹、持手枪、持自动步枪者的各种格斗方法。

他——手持自动步枪，你——空手。

你——手持工兵锹，他——空手。

像兔子那样跳着前进一百米，用拳头砸碎十块砖。

我们在练兵场上累得半死不活。

“你们学不会就别想离开这儿。”

最困难的是战胜自己，不怕疼。

洗漱时间：五分钟。一百六十人只有十二个水龙头。

“站队！解散。站队！解散。站队……”

清早查房：检查各种金属牌，它们必须闪闪发光，如同公猫的某个部位；检查白色衣领；帽子里要有两根带线的针。

“向前，齐步走，回原位。向前，齐步走……”

一天只有半小时自由时间。午饭后，是写信的时间。

“列兵克里夫佐夫，为什么你坐在那儿不写信？”

“中士同志，我正在想。”

“为什么你回答的声音这么小？”

“中士同志，我在想。”

“为什么不像教你的那样大声喊？看来，需要让你‘对着窟窿’进行一番训练。”

“对着窟窿”训练，就是对着便桶叫喊，练出发号施令的嗓门。中士站在背后看着你，要听到隆隆的回声。

摘录士兵的一些术语：

解除——我爱你，生活。

清晨查房——人们，相信我吧。

晚间查房——我见过他们的面。

蹲禁闭——远离祖国。

复员——远方的星光。

战术训练场地——蠢人乐园。

洗盘器——光盘（盘子像光盘那样旋转）。

政治部副主任——灰姑娘（在军舰上被称为乘客）

卫生营——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

我们总觉得吃不饱，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军人商店，在那儿可以买到蛋糕、糖块、巧克力。射击得了五分，允许你逛一次商店。

没钱花了，便卖几块砖。我们拿上一块砖，两个彪形大汉走到新兵跟前，知道他兜里有钱：“你，买下这块砖。”

“我买它干什么？”

我们把他围起来：

“买下这块砖……”

“多少钱？”

“三卢布。”

他给我们三卢布，然后走到拐弯处，把砖扔了。我们用这三卢布可以饱餐一顿，一块砖值十块蛋糕。

“良心——对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

看来，我是个不错的演员，因为我很快就学会扮演我应当扮演的角色。被人说成“婴儿”最倒霉了，这个词里含有阴柔、缺乏阳刚之气的意思。

三个月以后，我被除名了。怎么什么都忘了呢？不久前我和一个姑娘接过吻，坐在咖啡厅里，还跳过舞。仿佛不是过了三个月，而是三年，你又回到了文明世界。

晚上。

“猴子们，站队！空降兵最重要的是什么？空降兵最重要的是别从地球边上飞过去。”

临行前举行了新年晚会。我化装成严寒老人，萨沙化装成白雪公主，这很像在学校里举办的活动。

我们徒步跋涉了十二个昼夜……只有山比山更可恶……我们在躲避匪帮……我们靠兴奋剂行军……

“卫生指导员，给我一点‘发疯的药’。”

这是精神麻醉药美索卡，我们把所有的药都吃光了。

我连笑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

“您哪儿不舒服？”医生问“猫先生”列奥波利德。不知谁先开了口。

“我讨厌耗子。”

“讨厌耗子——不讨厌耗子……全都明白了。您太善良了。您应当发疯。这是‘发疯的药’，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

“效果呢？”

“您会变得像头野兽。”

第五天，有个士兵等所有人都走到前边去以后，把自动步枪对准喉咙，开枪自杀了。我们不得不拖着他的尸体、他的旅行袋、他的装甲坎肩、他的头盔。我们没有悲伤。他知道，我们不会抛下他的尸体不管，我们会把尸体带走。

当我们退伍准备回家时，第一次可怜起他来了。

“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

“效果呢？”

“您会变得像头野兽。”

炸伤最可怕，一条腿从膝盖处被炸掉了，骨头支在外面，另一条腿炸掉了脚后跟……生殖器也被削掉了……一只眼睛炸没了，一只耳朵也炸掉了……

心脏第一次跳得这么厉害，嗓子眼里发痒……我对自己说：“你现在不动手，永远当不了卫生指导员。”

截掉两条腿……用止血带缠紧，止血、消疼、催眠……爆破弹打入肚子，肠子挂落在外面……包扎、止血、消疼、催眠……坚持了四个小时，还是断了气……

药品不够用，连一般的绿药水也没有了。也不知是未能及时运到，还是定额已经用完了，咱们是计划经济。想办法弄了些缴获品，都是进口药。我的药包里永远有二十支日本制的一次性注射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我国产的“列科尔德”注射器，垫纸被磨损后，就变成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了，一般不能注射，也不能抽血，成了废品。我国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位重伤员需要两升，也就是四瓶。在战场上举着胶皮气管能待一个小时吗？这是办不到的。你又能背上几瓶呢？意大利人采取什么办法？他们的聚乙烯袋容量一升，你就是穿着皮靴跳起来踩它，也不会破。还有，普通的苏联消毒药布，包装极次，包装的重量甚至超过药布本身。而进口的呢……泰国的，澳大利亚的，不知为什么就又薄又白，我们根本就没有有弹性的药布。我们使用的夹板也是缴获来的……法国的，德国的……而我们国产的夹板呢？简直是滑雪板，而不是医疗器材。你随身能携带几条？我曾经用过英国造的，分别用在前肩、膝盖、腰部，有拉链，可充气。把手伸进去就可以拉上，断的骨头就固定住了，运输时还可以防震。

九年来，我国没有开发任何新产品。药布和原来的一样，夹板也是原来的那种。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也最耐用。1941年如此，五十年后仍然如此，为什么？

别人向你开枪，而不是你朝他们开枪，那是可怕的。如果经常想这些事，就可以活下来。我从来没坐过第一辆和最后一辆装甲输送车，从来不把双腿伸进舱口，最好让它们在装甲钢板外边吊着，免得爆炸时被炸断。我总是随身带着能抑制恐惧感的德国药片，可是没人用过。

战场上很少有像苏联士兵这样的。他们自己搞鞋子穿，自己找衣服穿，自己找食物吃。我国生产的装甲坎肩抬不动，而美国造的装甲坎肩没有一点铁的东西，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子弹穿不透的材料，用“马卡洛夫”牌手枪近射也打不穿，用自动步枪在一百米内才能打穿。美国睡袋是1949年样式的，天鹅绒，非常轻。我国的棉袄最少有七公斤重。我们从击毙的雇佣兵身上扒下上衣、长檐帽、中国裤子，中国裤子不勒股沟。什么都要，连裤衩也要，因为裤衩不够用，还有袜子、旅游鞋。我弄到一个小手电筒、一把匕首。我们猎野羊，凡是离群五米的羊都算是野羊。有时也以物换物，用两公斤茶叶可以换一只羊，茶叶是缴获的。从火线上还能带回一些钱来——阿币，谁官大，谁就从我们手中抢走。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就把钱分了，不回避，不躲躲藏藏。你要是把阿币塞进弹壳里，上边撒点火药，或许能留下两张。

有的人想喝醉，有的人想活命，有的人盼望获奖，我也想获奖。在苏联国内见了面，人家会问：“喏，你得了什么？怎么，司务长，你只管过军需？”

我为自己的轻信而感到委屈。政治部副主任让我们接受的是他们早已弄清楚、自己也不相信的事。

回国前，政治部副主任叮嘱我们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不能讲阵亡的人，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关于非条令规定之外的关系也不能扩散，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道德也是健康的。照片要撕碎，底片要销毁。我们在这边没有射击，没有轰炸，没有下毒，没有爆破，我们是庞大的、强大的、道德健康的军队。

海关把我们携带的各种礼品都没收了：化妆品、头巾、手表……

“弟兄们，禁止携带这些东西。”

没收的东西根本不登记，其实成了他们捞的外快。

春天的绿叶真香啊！姑娘们身穿薄薄的连衣裙走在路上……脑海里闪现出斯维特卡·阿弗什卡，然后又消逝了（我不记得她的姓了，大家都叫她阿弗什卡）。她到达喀布尔的第一天，就和一个士兵睡了一夜，得了一百阿币。后来她弄清楚了行情，两周以后，她收费三千阿币，士兵付不起。“保尔·柯察金”到哪里去了？他的本名叫安德烈·柯察金，因为他姓柯察金，所以便叫他“保尔·柯察金”了。

“保尔，你瞧瞧，多么漂亮的姑娘！”

保尔·安德烈有个女友，她把自己的结婚照给他寄来了。我们一夜一夜地陪着他，怕他出事。有一天早晨，他把照片挂在山岩上，然后用机关枪把它打得粉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夜都能听见他在哭泣。

“保尔，你瞧，多么漂亮的姑娘！”

我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准备出发去打仗。

萨沙·克里夫佐夫问道：“为什么你只有三百五十发子弹，而不是四百发？”

“因为我这儿装着药。”

他沉默片刻，又问了一句：“你能够打死那个阿富汗姑娘吗？”

“哪一个？”

“就是那个让我们中了埋伏的姑娘。你还记得吧，咱们牺牲了四个人的那次？”

“我不知道，也许不会把她打死。我在托儿所和小学时，大家就都说我喜欢女孩，因为我总是保护女孩子们。你能打死她吗？”

“我感到羞耻……”

他没有把话说完，不知他为什么感到羞耻，这时我醒了。

到了家里，萨沙母亲的电报已经在等我了：“速来，萨沙已阵亡。”

“萨沙，”我来到墓地，“毕业考试时，回答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对资产阶级多元论进行了批判，因而得了五分，我为此感到羞耻……在这之后，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这场战争是我们的耻辱，向我们颁发了‘国际主义军人’纪念章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表彰状，为此我感到羞耻。”

萨沙，你在那边，我在这里……

——一位司务长，侦察连卫生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