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走运，回到家里时，有胳膊有腿，有眼睛，没有被烧伤，也没有变成疯子。我在那边已经认识到，我们参加的不是想要参加的那场战争。我们下定决心：把仗打完，活着回家，然后再弄清是非……

我们顶替的是第一批进驻阿富汗的军人，我们没什么想法，我们只是执行命令。命令是不允许讨论的，一讨论就不成其为军队了。您不妨翻阅一下恩格斯的著作，他说：“士兵应当像子弹，随时准备射击。”这话我背得滚瓜烂熟。上战场就是去杀人，我的职业是杀人，我学的就是那一套。个人的恐惧？别人可以被杀死，但我不能被杀死。可以杀死别的人，但杀不死我，我的头脑接受不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可能性。去那边时，我已不是个毛孩子了，我已到了而立之年。

我在那边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告诉您，那几年是我最好的年华。

我们在这儿过的是灰色的、庸庸碌碌的日子，上班、回家、上班。我们在那边什么都尝试了，什么都见识了。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男子汉的友情。

我们见到了异国风光：清晨的雾霭在窄窄的峡谷里飘来飘去；涂得花花绿绿的阿富汗载重卡车，车帮很高；红色的公共汽车，车里有人，有羊，还有牛；黄色的出租汽车。

那边有些地方给人的感觉像是月光下的世界，像幻觉，像化外世界。到处都是永恒的山，那片土地上似乎没有人，只有石头，而石头又在向你射击。你觉得大自然对你也充满敌意，认为你是外来者。我们生活在生死之间，我们手里也掌握着某些人的生死。生活中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感觉吗？

我们在那边饱尝了逍遥的甜头，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任我们那么自由自在了。那边的女人是怎样地爱过我们呀，再也不会有一个地方的女人能那么爱我们了。时时刻刻感受到人与死亡近在咫尺，我们总是围着死亡打转。五花八门的奇遇何其繁多，我觉得我已能感知什么是危险，我一看见别人的后脑勺，就会感受到危险的临近。我在那边什么都干过，总算没有出什么事。那边有男性想要的生活，我们的怀旧之情由此而生，这是一种阿富汗综合征啊……

当时，没有人考虑那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事业。他们命令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养成的就是这种习惯。如今，当然对什么事都得进行反思，对什么事都用时间、记忆、信息和向我们揭示的真实情况进行衡量，但这是几乎十年后的衡量了！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个敌人的形象，那个熟悉的形象来自书本、课堂教育和电影中的巴斯马奇[巴斯马奇，1918—1924年，活动于中亚细亚的一股匪徒。]分子。《沙漠白日》这部电影我看了不下五次，他就是敌人！如今你遇上了机会，否则总要后悔自己出生晚了，没有赶上1941年[此处指苏联卫国战争。——编者注]。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憧憬，要么参加战争，要么参加革命，没有人说过别的念头。

我们接替了第一批军人，高高兴兴地为未来的兵营、食堂、部队俱乐部打桩。上头给大家都发了TT44手枪，政治指导员总是带着这种手枪。这种手枪只能用来自杀，或者卖给农民。大家的装束活像一群游击队员，大多数人穿的是运动衣裤、旅游鞋，我的一身打扮和威武的士兵帅克[捷克作家雅·哈谢克小说《好兵帅克》中的主人公。]差不多。气温高达五十摄氏度，首长要求我们打领带、整装，因为军规里要求从勘察加到喀布尔都要整装。

停尸房里，一口袋又一口袋炸成碎块的人肉……让人休克！这半年里，我们看着露天电影，曳光弹飞向银幕，我们照看不误……我们打着排球，敌军开始扫射，我们任子弹飞来飞去，照打不误……运来的影片都是表现战争的，表现列宁的，或者表现妻子背叛丈夫的……大家想看的是喜剧片，可是根本不送喜剧片……他走了，她便跟别人鬼混……我恨不得端起自动步枪把她钉死在银幕上！银幕是用三四条床单缝起来的，挂在露天，观众坐在沙地上。

每周洗一次澡，喝一次酒，每瓶伏特加要三十张兑换券。伏特加是从苏联运来的，海关规定：每人可以随身携带两瓶伏特加和四瓶葡萄酒，啤酒不限量。于是有人把啤酒倒出来，灌上伏特加，那些贴着“包尔热米矿泉水”标签的瓶子，喝一口——四十度的伏特加。我们养了一条狗，叫“维尔慕特”，它的眼睛一直是红的，没有变黄过。我们喝过“什帕加”——飞机上用过的废酒精，防冻液——机器上用的一种液体。

你提醒士兵们：“你们什么都可以喝，但不能喝防冻液。”

他们到达之后，过了一两天，便开始找医生。

“什么事？”

“新兵喝防冻液中毒了……”

他们吸毒。吸饱了，就会产生各种幻觉，觉得每一颗子弹都在朝自己打来……有一个人夜里吸，然后幻想联翩，整夜梦见家里人，梦见自己搂着老婆……有些人的幻觉是有颜色的，好像在看电影……

一开始，阿富汗人的商店向我们出售毒品，后来他们干脆白送：“吸吧，俄国人，给你，吸吧！”

孩子们边跑边把麻醉品塞给士兵。

有这么一个笑话：

“中校同志，您的军衔怎么个写法？‘中’——‘校’——连在一起写还是分开来写？”

“当然是分开了写，比如听写单词‘桌子下面’。”[俄语“中校”一词由под（……之下）和полковник（上校）两部分组成，意为上校之下的军衔。]

朋友们一个个牺牲了……皮鞋后跟挂住拉杆，听到引信砰的一声。这个时候，大家都不会想到要趴下，不是赶紧匍匐在地上，而是惊异地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一眼，结果身上挨了几十个弹片……坦克被炸得像掀起盖子的罐头盒，滚杆、履带都被炸断了。驾驶员想从舱口出来，只伸出两只手，就再也爬不动了，只能和坦克一起被火焰吞掉。

兵营里谁也不愿意睡在死人的床上，等新兵来了，我们就把他称作“接班人”……

“你先睡在这儿，睡在这张床上，反正你没有见过他……”

大家经常念叨那些抛下孤儿的人，孩子长大没有爹……至于那些没有留下亲人的人，人走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人间……

我们去打仗，军饷极低，仅仅发双份工资，一份折成二百七十张兑换券，还得扣税，扣除订阅的资料等费用。而在萨兰格，一个普通雇工每个月可以得到一千五百张兑换券。再和军官的收入比一下吧，军事顾问的收入要多五倍到十倍。从这边带货物过海关时，也可以看出不平等的待遇……有人带的是磁带录音机和两条牛仔裤，有人带的是摄像设备，外加五个或七个褥垫那么长的箱子，士兵们勉勉强强搬得动。

到了塔什干——

“好兄弟，从阿富汗来？想找个姑娘吗……姑娘水灵灵的，像水蜜桃。”有人引诱你找私娼。

“谢谢，好兄弟，不想去。我急着回家，去见老婆。我需要的是飞机票。”

“飞机票，好办，没问题。来点好处，有意大利眼镜吗？”

“可以弄到。”

还没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已经花掉了一百卢布，送出了意大利眼镜、日本金银线绣的头巾和一套法国化妆品。

排队时，有人教我：“何必排队呢？公务护照里夹上四十张兑换券，过一天就能到家。”

我心里有数了：“小姐，我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没票。你戴上眼镜，看看显示牌。”

我在公务护照里夹了四十张兑换券。

“小姐，我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等一下，让我查一查。您来得正是时候，恰好有个人退了张票。”

你到了家，在家人身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头几天只能看见人，只能摸到他们，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怎么才能讲清楚，什么样的感觉叫用手爱抚自己孩子的小脑袋呢……一切之后……早晨，厨房里飘着咖啡和薄饼的香味……妻子召唤我去吃早点……

过了一个月，又该离家了。到哪儿去？干什么去？实在不明白。你不去考虑这些事，这些事简直没法考虑。你只知道一件事，你得去，因为需要。

夜里，总觉得阿富汗的沙子在牙缝里咯咯作响，软软的像是扑粉，像是面粉。你刚才躺在红色的灰尘中……这是泥巴……身边汽车的机泵在吼叫……你被惊醒，腾地跳下床——不，你还在家里……明天要走了……父亲要求今天宰一头小猪……过去总是他动手，我不去。我堵住耳朵，怕听那种叫声，有时远远跑到家外去……

父亲：“来，帮我一把……”

“您捅的不是地方……刀子要捅在它的心脏上，捅这儿……”我抄起家什就把小猪宰了。

停尸房里一口袋又一口袋炸成碎块的人肉……让人快要休克！

不能杀第一个人，让第一个人流了血，以后就难以住手了……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活命而操心！为自己活命！

几个士兵坐在一起，一个老汉赶着一头毛驴从下边经过。他们架起火箭筒，“哗啦”一声！老汉完了，毛驴也完了……

“兄弟们，你们怎么啦，疯了？！老汉和毛驴走路，碍你们什么事？”

“昨天也有一个老汉赶着毛驴走路，有个士兵从他们身旁经过……老汉和毛驴走了过去，士兵倒了下来，躺在地上……”

“也许那是另外一个老汉，另外一头毛驴。”

不能让人流第一次血……因为你会不停地枪杀昨天那个老汉和昨天那头毛驴……

仗——打完了，命——保住了。回了家，现在我们得弄清是非……

——一位炮兵大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