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从最开头说起了，让我把一切从崩溃时讲起吧。

我们常去贾拉拉巴德[贾拉拉巴德，一译“贾拉勒阿巴德”。阿富汗东部城市，南加哈尔省首府，在喀布尔以东一百三十公里。]，路旁站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她的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像被弄坏了的布娃娃，还有一根线挂在身上。她的两只眼睛像两个油橄榄，直勾勾地盯着我……我从汽车上跳下来，想把她抱到我们的女卫生员那里去。她吓坏了，像一只发了疯的小动物，从我身边跳开，同时大喊大叫……她一边跑一边叫，小胳膊摆来摆去，看样子马上就要断掉……我也在跑，也在喊……我追上她，抱住她，安抚她……她咬我，挠我，她全身在颤抖……她好像是被一只野兽，而不是被人抓住了……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念头，如同晴天霹雳，让我自己大为震惊的念头：她不相信我是想救她，她以为我要杀死她！

担架从我们身旁走了过去，上边坐着一个阿富汗老太婆，老太婆脸上笑眯眯的。

有人问：“她哪儿受了伤？”

“心。”女护士说。

我到那边去时，和大家一样，眼睛闪闪发光。我以为我到那边去，会为人民所需要，为他们所需要。可是那个小女孩挣脱我，疯狂地跑了。她全身都在发抖，她那么怕我……我永远忘不掉……

在那边，我没有做过打仗的梦。在这儿，我夜夜都梦见作战。我追赶那个小姑娘……她的眼睛像两个油橄榄……一条小胳膊甩来甩去，马上就要断掉……

“我是不是应当去找精神病学专家去看看病？”我向自己的哥们儿征求意见。

“什么？”

“我夜夜都梦见在打仗。”

“我们也都做打仗的梦……”

请你们不要以为那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你们可曾有过那种时刻，嘴里叼着雪茄，坐在死人身上，打开一听焖肉罐头，或是吃着西瓜？……一派胡说！大家都是普通小伙子，任何人都可能处在我们的位置。谁今天敢谴责我们说：“你们在那边杀过人……”我就恨不得给他一记耳光！你没有到过那边，你没有尝过那边的滋味，那你就别训人！

你们永远不可能和我们站在一起，谁也没有权力审判我们。只有萨哈罗夫[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核物理学家，他有很多观点与苏联当局相悖，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人，他的话我听……谁也不想弄明白这场战争的性质，只留下我们独自面对这场战争，说什么“你们自己弄明白吧”！好像我们真的有罪，应当为自己申辩……向谁申辩？我们是被派去的，我们相信了他们的话。我们带着这种信念，一个一个在那边送了命。不要把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和我们这些被派到那边去的人相提并论。我的一个朋友在那边牺牲了……萨沙·克拉维茨少校……你们告诉他妈，说他有罪……你们告诉他妻子，告诉他的孩子们……是你们派我们到那边去的……

“您的一切都正常！”医生对我说。

我们怎么能是正常人呢？！我们的内心承受了那么多创伤……

在那边，对祖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大家称它为苏联。欢送退伍军人时我们说：“回国以后请向苏联鞠个躬。”

我们总觉得，我们背后有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永远会保护我们。记得有一次，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有损失，有的人阵亡，有的人受了重伤……晚上打开电视，想散散心，看看国内有些什么事——在西伯利亚建成了一座新的巨型工厂……英国女王举行午餐会欢迎贵宾……沃罗涅日市几名少年由于无聊强暴了两个小女学生……非洲有个王子被杀了……

我们有一种感觉，谁也不需要我们，国家过着自己的生活……

萨沙·库钦斯基第一个控制不住自己了：“关上！否则我就把电视机打碎。”

战斗结束，通过便携式无线电话汇报：“请记录：三〇〇——六个，〇二一——四个。”

三〇〇就是伤员，〇二一就是阵亡者。瞧着被打死的战友，你就会想到他的母亲。我们知道她儿子已经阵亡了，可是她还不知道。有人告诉她了吗？更倒霉的是那些掉进河里或山涧里的人，连尸体也找不到。通知他们的母亲时说“失踪”……这是谁的战争？是母亲的战争。

他们在打仗，可是人民不痛苦，人民不知道。向人民介绍的是我们在打“匪帮”。十万正规大军，用九年时间，打不过小股的“匪帮”？而且这支大军是用最新武器装备起来的……等我们的火箭装置“冰雹”或“龙卷风”找到目标，并开始炮火轰击时，碰到这种情况可就倒霉了……电线杆子炸得满天乱飞……那时真想变成蚯蚓钻进地里去……而“匪帮”用的是马克沁机关枪，这种武器我们只在电影里见过……毒刺式导弹，日本无坐力炮……这都是后来才出现的。押来的俘虏枯瘦如柴、疲惫不堪，长着一双农民的大手……这哪是匪帮？这是普通老百姓！

我们在那边认识到：他们不需要这场战争。既然他们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当你经过遗弃的村庄时，烟火还在缭绕，可以闻到食物的气味……一只骆驼在行走，拖着自己的肠子，好像它在为自己的驼峰松绑……应该把它打死……可是人的意识还停留在和平时期的生活里，下不了手……有个人却端起枪来就朝骆驼射击，随便打着玩！也许是为了取乐，也许是一时犯浑。这种行为在苏联国内会被关进监狱，可在这儿却是英雄行为，为报仇而消灭匪帮。为什么十八九岁的人能比三十岁的人更容易杀人呢？他们不会心疼。战争结束以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可怕的童话，故事里总是有人杀人，妖婆在炉子里烧活人，孩子也不觉得害怕，他们很少哭泣。

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活下去。有位女歌唱家来到我们部队，她长得很漂亮，唱的歌也动人。在那边可想女人了，等她到来如同等待亲人光临。

她出场了：“我飞到你们这儿来以后，试着用机枪扫射了一番。开枪射击可真让人开心……”

她开始演唱，唱到副歌时，她要求大家拍手：“弟兄们，拍手啊！拍手呀，弟兄们！”

谁也不拍手，鸦雀无声，她离开了舞台，演唱会告吹。自命不凡的女孩来看望自命不凡的男孩，而在这些自命不凡的男孩的兵营里，每个月会增加十来个空床位……曾经睡在这些床上的人，现在已经躺在冰库里了……只有给他们的信还斜放在床单上，妈妈寄来的，姑娘寄来的：“带着问候飞去呀，带着音讯回来吧……”

在这场战争中，首要的是争取活下来，不要让地雷炸死，不要在装甲运输车里被烧死，不要成为神枪手的靶子。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但要活下来，还要带回一些东西，电视机呀，紫羔皮短大衣呀……有这么一个笑话流传开了：苏联人可以从寄卖商行那里了解战争的情况。冬天，我们走在斯摩棱斯克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身穿阿富汗皮大衣的少女，这已经成了时髦的装束！

每个士兵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小小的护身符。

“你挂的是什么？”

“是妈妈让带来的祈告文。”

等我回家后，妈妈才说出她的心里话：“托里亚，你并不知道，我对着土地做了祈祷，所以你才完整无缺地活着回来了。”

我们出发去袭击时，会把一张小纸条装在上衣口袋里，另一张装在裤兜里。假如踩上地雷，被炸死了，总还能保留一部分身体，或是上半部或是下半部。有人戴着手镯，上面刻着自己的名字、血型、Rh因子和部队番号。

大家从来不说“我去”，总是说“派我去”，也从不说“最后”两字。

“走，最后去一次……”

“你疯了？这里没有这么个词……如果要说，起码要说那个……喏，第四个，第五个……那个词，这儿谁也不讲。”

战场上有一套糟糕的规律：出征前拍过照的准被打死，出征前刮了脸的也会被打死。凡是有一双天蓝色眼睛，到这边来想表现一下英雄气概的人，会率先送命。我见过这么一个人，他说：“我会成为英雄！”他没走几步就被打死了。对不起，作战时躺在哪儿，就得在哪儿拉屎撒尿。士兵有句谚语：“宁可在自己的屎堆里待着，也不在地雷上开花。”

我们在交流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黑话：

舱——飞机

装甲——装甲坎肩

绿的——灌木和芦苇丛

陀螺——直升机

见过老幻——吸毒后产生的幻觉

在地雷上跳舞——被地雷炸死

下岗人——准备回家的人

……

我们创造了那么多词，甚至可以编成一本阿富汗词典。开头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月死的人最多，开头——什么都好奇，最后几个月——警惕中心失灵，人变得愚钝了。到了夜里，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问自己：这是我吗？

“下岗人”会一连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不能入睡。他们有自己计算日期的办法：3月43日或者2月56日，也就是说，他本应在3月底或2月底被替换下来，他在焦虑中等待。这时他看到什么都心烦，食堂的菜谱：红鱼——番茄鲱鱼；白鱼——奶油鲱鱼。一看就来火，看见驻军所在地的中心花坛也来火。不久前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的笑话，现在也不爱听了。说也奇怪，昨天和前天听起来都觉得那么有趣，其实有什么可笑呢？

一位军官出差，回到苏联，走进理发店。

女服务员请他坐好：“阿富汗的形势如何？”

“开始正常了……”

过了几分钟，她又问：“阿富汗的形势如何？”

“开始正常了……”

过了一段时间：“阿富汗的形势如何？”

“开始正常了……”

军官理完发走了。理发馆里的人都莫名其妙：“你为什么总用那句话折磨人家？”

“我一问阿富汗，他的头发就竖起来，理起来方便。”

在这儿总想回去（已经过了三年），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见那边的人。盼啊盼啊，盼到最后一天又舍不得走了，我恨不得把所有人的住址都要到，所有人的住址。

我向“麻秆”要了他家的地址，“麻秆”是大家给瓦列里·什罗科夫起的外号。他小巧玲珑，动不动就会有人唱道：“你的胳膊像麻秆……”可是他有钢铁般的性格，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我们当中有个吝啬鬼，什么都攒，什么都买，什么都换。瓦列里走到他跟前，从自己钱包里取出两百元兑换券，给他看了看，然后当着他的面把兑换券撕得粉碎，弄得那个小子傻了眼，瓦列里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向萨沙·鲁狄克也要了住址，我和他在作战出击时一起过的新年。我们把自动步枪架在一起，像座金字塔，这就是新年的枞树。树上挂满了手榴弹，这就是新年玩具。用牙膏在“冰雹”火箭推动器上写着：“新年好！”也不知为什么，画了三个惊叹号。萨沙擅长绘画，我带回一条有他画的风景的床单：画里有狗，有个小姑娘，还有枫树。他没有画山，我们在那边一点也不喜欢山了。你问任何一个人：“你怎么闷闷不乐？”“我想到森林里去走一走……在河里好好洗个澡……喝一大杯牛奶……”

我们在塔什干一家餐厅里，服务员小姐走过来：“可爱的小伙子们，要牛奶吗？”

“每人来两杯普通的凉水，明天再喝牛奶，我们刚下飞机……”

每个人从苏联回去时，都带了一箱果酱和一把洗澡用的桦笤帚。那边也出售桉笤帚——理想的洗澡用具！可是不行，总是带家乡的桦笤帚……

我向萨什卡·拉舒克也要了他家的地址。这是一个纯朴的小伙子，经常往家里写信。“我爸妈都老了，他们不知道我在这边，我给他们编造了我在蒙古的故事。”他带着吉他来的，又带着吉他回去了。

那边什么人都有，可别把我们看成是一模一样的人。最初人们是不提起我们，后来把我们都想象成英雄，如今又把我们说扁了，恨不得把我们忘得干干净净。在那边，有的人可以纵身扑在地雷上，以便拯救和他完全不相识的弟兄；有的人可能走到你面前乞求：“我给您洗衣服，您愿意吗？只求您别派我上火线。”

卡玛斯载重大汽车一辆辆开过去，遮护板上大字写着：科斯特罗马、杜勃纳、列宁格勒、乔尔诺河畔……有的写着：“我想回阿拉木图！”列宁格勒人能找到列宁格勒人，科斯特罗马人能找到科斯特罗马人……像兄弟一般拥抱，我们在苏联也像是兄弟。喏，今天哪个年轻人会拄着拐杖、佩戴勋章走在街上？只能是自己人。只能是我的哥们儿……我们的哥们儿见面就拥抱，有时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吸支烟，感觉像是聊了一整天。我们大家个个营养不良……在那边，这表现在体重与身高不成正比上……在这儿，感情不适于用语言表达，也不适合在工作中表达出来……

我们离开机场，向旅馆驶去。在回国后的头几个小时里，大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静静地坐着。可转眼之间，大家的神经承受不住了，异口同声地对司机喊道：“注意车轨！车轨！注意车轨！”

然后，一阵哈哈大笑。然后，一种幸福的感觉：我们已经到了苏联！可以在路边上行车……沿着车轨走……在大地上，到处都可以走了……一想到这些就心醉神迷……

几天以后，我们发现：“弟兄们，我们都是驼背！”

我们不会挺胸走路了，不习惯了。有半年时间，我每天夜里把自己绑在床上，以便能挺起胸来。

在“军官之家”举行会见时，有人提问：“请您讲一讲，在阿富汗工作中的罗曼蒂克。”“您亲手杀过人吗？”姑娘们特别爱提一些血淋淋的问题。周围的生活枯燥乏味，使你觉得有些无力。可是没有一个人谈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罗曼蒂克！那时参战的是儿子，是父亲，是爷爷，而在这儿，清一色是娃娃兵。盲目，狂喜，他们什么事都想亲自试一试，已经让人看腻了。大麻，有人尝了一口腾云驾雾，另一个人头昏眼花，树丛变成了大树，石头变成了山冈，走路时脚抬得比平常高两倍，他的感觉是更可怕。

有人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时，您不去阿富汗行吗？”

我？我……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拒绝去，他是炮兵连长邦达连科少校。

“如果是祖国，我会去保卫。阿富汗——我不去。”

对他采取的第一个处治办法是：召开军官荣誉审判会，他因“胆怯”被除名！男子汉的自尊心受到凌辱承受得起吗？这就相当于绳索套在脖颈上，手枪对准太阳穴。第二个办法：降级，用我们军人的说法，就是弄掉肩上的星星，从少校降为大尉，打发到建筑营去，能承受得起吗？从党内被赶出去，能承受得起吗？从军队里被赶出去，能承受得起吗？军人的骨气，毕竟在部队里已经度过了三十年。

“你能干什么？”有人问这位军官。

“我可以指挥一个排，也可以指挥一个连或一个炮兵连。”

“你还能干什么？”

“我还可以挖地。”

“还能干什么？”

“我也可以不挖地……”

这也要承受？

……过海关时，他们把我录音带上罗森鲍姆[亚历山大·罗森鲍姆，1951年生，俄罗斯著名演员、歌手、作家。]演唱会的歌给消掉了……

“老兄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这儿有个名单……”对方拿给我看，“……什么东西可带，什么东西不能带。”

我回到了斯摩棱斯克，从大学生宿舍每个窗口传出来的，都是罗森鲍姆的歌声……

而如今，需要吓唬一下那些敲诈勒索者，民警找来了：“弟兄们，来帮个忙吧！”

需要把非法集会的人驱散：“咱们把‘阿富汗人’找来。”

也就是说，“阿富汗人”是杀人机器，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有结实的拳头、幼稚的头脑，谁都怕他们，谁都讨厌他们。

当您手疼时，千万别把它砍掉，您得细心照料它，把它治好。您会把它治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聚会？我们全靠大家聚在一起而自救。不过，你还是得一个人回家……

——一位炮兵团少校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