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好像是无稽之谈，就这件事而言，我指的是这场战争。我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不喜欢琐碎的事，对物质享受也不感兴趣。我到那边的第一天，军医院院长便把我找去：“什么事迫使您非到这儿来不可？”我不得不讲述我的一生，讲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听，而且他还是军人……讲自己……活像是把自己拉到广场上示众……任何秘密、隐私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来说，这太折磨人、太伤自尊了。

您看过《境外》那部影片吗？描写集中营里的犯人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按照他们的那种法则制定的……也是那种铁蒺藜，也是那么一块小地方……

我周围是一些年轻的女服务员、女炊事员，她们的谈话不外是关于卢布，关于兑换券，关于带骨头和不带骨头的肉、半生不熟的熏肠，还有保加利亚饼干。在我看来，保护我国的娃娃们，拯救他们的生命，这应该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女人应尽的职务！

我把一切想象得多么崇高。有人失血过多，我献出自己的血。在塔什干转运站，我已经明白了，我去的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坐在飞机里哭，泪水怎么也止不住。那边和这儿一样，我本来想逃离此地，逃离我厌恶的地方。转运站里，伏特加酒像河一般流淌。“我们梦见了航天站的青草……青草绿油油……”我真像是要飞往太空……在苏联，在这里，每个人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堡垒……可是到了那边……我们一个房间里住四个人。当炊事员的那个姑娘，从食堂带回肉来，把肉塞到床下……

“你擦地板……”她对我说。

“昨天我已经擦过了，今天轮到你了。”

“你替我擦，我给你一百卢布……”

我一声不吭。

“我给你肉吃。”

我一声不吭，她提起一桶水就泼在我的床上。

“哈——哈——哈——哈……”大家大笑起来。

另一个姑娘是个女服务员，她开口闭口就骂娘，同时她又喜欢茨维塔耶娃的诗。下班以后，她坐下来摆纸牌算命。

“有——没有……有——没有……”

“什么‘有——没有’？”

“当然是爱情了，还能是什么？”

那边也举行过婚礼，真正的婚礼。也有过真正的爱情，但不多。去塔什干之前是爱情，从那儿开始就分道扬镳了，他往东，她往西。

塔尼娅·贝特尔，这家伙又高又大，喜欢坐着聊天，一聊就聊到深更半夜。她只喝纯酒精。

“你怎么喝这东西？”

“你不用管，伏特加酒没劲，我喝着不过瘾。”

她随身带着五六百张电影明星照片，这种照片在商店卖的价钱很高。她神气十足地说：“为艺术我是不惜花钱的。”

维罗奇卡·哈尔科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整天坐在镜子前，张着嘴，伸着舌头，她怕传染肠伤寒。有人告诉她，每天早晨要对着镜子看一看，一旦得了肠伤寒，舌头上就会出现牙齿划的痕迹。

她们不尊重我，他们认为我是个愚蠢的女人，整天拿着微生物试管。我在军医院传染病病房做细菌学医生，我每句话都离不开肠伤寒、肝炎、副伤寒。伤员不是马上就能被送到军医院的，有的人要过五到十个小时，有的人在山里，在沙漠里，要过两天两夜才能被送进军医院，那时候伤口已经化脓，长了细菌，也就是所谓的伤口感染。有的伤员还处在复苏状态中，可是我发现他已经感染了肠伤寒。

他们死的时候不声不响，只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军官哭了。他是摩尔达维亚人，外科医生也是摩尔达维亚人，他来到军官面前，用摩尔达维亚语问他：“老乡，哪儿不舒服？哪儿疼？”

那位军官哭了：“救救我吧，我应当活下去！我有心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女儿，我应当回去……”

他本来也会默默地死去，但他哭了，因为他听见了母语。

我不敢进停尸房，送到那里的尸体——肉和泥土搅拌在一起。那个姑娘的床下也是肉……她们把煎锅摆在桌子上：“卢巴！卢巴！”这是阿富汗语“前进，前进”的意思。天气炎热……汗水滴到煎锅里……我只见过伤员，我只和各种细菌打交道……我不会出售细菌……军人商店里用兑换券可以买些糖块，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阿富汗，多么美丽的国家》，那边唱过这么一首歌。如果让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在那边时什么都怕……我到那边时，甚至分不清肩章上的星星，不知道是什么军衔。我和任何人谈话都称呼“您”。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在军医院的厨房里给了我两个生鸡蛋。他们知道医生们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只能吃到土豆泥、冻肉——这些都是为战争准备的，像木材，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我匆匆接过那两个鸡蛋，用餐纸包了起来，心想：喏，回家拌上葱可以美餐一顿了，那天尽想着怎么吃晚饭了。这时，有人用滑轮车推着一个小伙子从我身边经过，准备把他送回塔什干。他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下边是什么样的，我看不见，只见一个漂亮的头颅在枕头上摇摆。

他睁开眼睛望着我：“我饿。”

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饭盒还没有送来，可是已经准备把他送上飞机了。他什么时候能飞到塔什干，什么时候能吃上饭，不得而知。

“给你。”我把那两个鸡蛋给了他，转身走了。我没有问他是否有手，是否有脚。我把鸡蛋放在他的枕头上，我没有替他剥皮，也没有喂他。万一他没有手怎么办？

我坐车走了两个小时，身边停着尸体，四具尸体……他们身上穿的是运动衣……

回到家了，我不敢听音乐，不敢在街上、在无轨汽车里讲话。我恨不得把房间门一关，只留下我和电视机。

乘飞机回苏联的前一天，我们军医院的院长尤里·叶菲莫维奇·日勃科夫自杀了……

我在阿富汗时，从一位军官那儿抄了一句话：“如果一个外国人有机会来到阿富汗，又能健康地没有伤残地、肩膀上扛着脑袋离开这里，那么他将会受到苍天的特殊保护。”这是法国人傅立叶的话……

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年轻人，他也许是“阿富汗人”？可是我没有叫他，免得自己显得可笑。我本来性情温柔，现在却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咄咄逼人、残忍无情的生物了。我们准备让一些娃娃出院……他们躲藏到军医院的顶层阁楼里、地下室里……我们到处找他们，把他们拖出来……年轻的姑娘们在转运站教我应当给谁一瓶伏特加，以便能分配到好的工作岗位上去……她们教我这样做，她们才二十来岁，而我——四十五岁。

回国过海关时，他们让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甚至乳罩也不能戴。

“您的职业？”

“细菌学医生。”

“请出示证件。”

他们接过证件：“把皮箱打开，我们要检查……”

我把旧大衣、被褥、床单、发卡、叉子都带回来了……如今，我把从家里带去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您这是干什么，疯啦？您大概写诗吧？”

我在这儿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这儿比那边更可怕。从苏联回到那边时，谁带来什么东西，大家都会围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一起享用。第三次祝酒，默默地，为阵亡的人。我们坐在桌前，老鼠窜来窜去，钻进鞋子里。凌晨四点钟听见嚎叫声……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时，腾地跳了起来：“姑娘们，狼！”姑娘们都笑了：“是毛拉在唱经。”很长一段时间，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就会醒。

我想继续工作，我申请去尼加拉瓜，到打仗的地方去。我不甘心过这种生活，我的心不希望如此。在战场上会更舒服些，在那边干什么事都可以找到理由，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不可思议吗？！可是我脑子里常常出现这种念头。

——一位细菌学女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