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只能想起可怕的事”

锌皮娃娃兵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是带着这么一种感觉回国的,我会长时间对着镜子梳头。我想生个孩子,我想洗尿布,听婴儿啼哭。可医生们不允许,说:“您的心脏病不能承受。”我艰难地生下了女儿。我做了剖腹产,因为心脏病开始发作了。一位女友来信说:“谁也不会理解,我们是在阿富汗种下这种病根的。他们反而会说,那又不是受伤挂彩……”

大概谁也不会相信,1982年,军委会竟把我这个在大学语言系读三年级课程的函授生找去谈话:“阿富汗需要女护士,您对此事有何看法?您可以得到一倍半的工资,外加兑换券。”

“可是我在读书呀!”

从医校毕业后,我当过护士,但是我梦想着当教员。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我第一次找错了。

“您是共青团员吗?”

“是。”

“请您再考虑考虑。”

“我想读书。”

“我们劝您再考虑考虑,否则,我们会给大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您是怎样一位共青团员。祖国现在需要……”

从塔什干飞往喀布尔的飞机上,我身旁坐着一位休假后又回去的姑娘:“你随身带熨斗了吗?没有?电炉呢?”

“我是上战场。”

“啊,明白了,又一位天真烂漫的傻姑娘。你看的战争小说太多了……”

“我不爱看战争小说。”

“那你去干什么?”

整整两年里,“干什么”这可恶的三个字一直追随着我。

“的确,干什么?”

所谓转运站,只不过是长长的一排帐篷。“食堂”设在帐篷里,提供的是国内稀缺的荞麦和维生素C。

“你是个漂亮姑娘,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官问道。

我哭了。

“有人欺负你?”

“是您欺负了我。”

“我?!”

“您已经是今天第五个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人了……”

从喀布尔到昆都士乘的是飞机,从昆都士到法扎巴德乘的是直升机。不论我跟什么人提法扎巴德,对方都会说:“你怎么啦?那儿在打仗,在杀人,总之一句话,到了那儿就拜拜了!”

我从高空观看阿富汗,这是一个土地辽阔、美丽的国家,山峦和我国的一样,河流和我国的一样(我到过高加索),旷野也和我国的一样。我爱上了这个国家!

我在法扎巴德当了手术台护士。我管的范围就是小帐篷里的“手术室”,卫生营全体人员都分住在帐篷里。大家开玩笑说:“脚一下折叠床,人就上了班。”第一次手术抢救一位锁骨下动脉负伤的阿富汗老大娘。止血钳子呢?止血钳子不够用,用手指捏住。取伤口敷料,拿来一卷绷带,又拿来一卷,一下子碎成了粉末。看来这些东西还是1945年那场战争后仓库里剩下的陈货。

不过,我们还是把那位阿富汗老大娘救活了。晚上,我和外科医生到病房去查房,我们想了解一下老大娘的感觉如何。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见到我们,嘴唇就开始嚅动。我以为她有话要说,其实她想唾我们一口……当时我不理解他们有什么仇恨我们的理由。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们救她的命,可是她却……

伤员们是用直升机运来的。一听到直升机的隆隆声,我们就赶紧跑过去。

温度表上的水银柱停在四十摄氏度上,手术室里热得喘不过气来。外科医生们站在暴露的伤口前,勉强来得及用餐巾纸给他们擦汗。没穿隔离服的医务人员把滴管穿过面罩,让他们喝水。代血浆不够用,叫来一位士兵,他当即躺在手术台上献血。两位外科医生,两张手术台,只有我一个台上护士给内科医生当助手。他们对消毒一窍不通,我在两张手术台之间忙来忙去。一个台上的电灯突然灭了,有人用消过毒的手套把它拧了下来。

“出去!”

“你怎么啦?”

“出去!”

台上躺着一个人……他的胸廓暴露着。

“出去!”

我们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一昼夜,有时两昼夜。一会儿从火线上运来伤员,一会儿突然发生自残,有人往自己的膝盖上开了一枪,或者弄伤自己的手指。到处都是血……药棉不够用了……

大家瞧不起自残的人,连我们医务人员也骂他们。我骂道:“兄弟们在流血牺牲,可你想去找你妈?把膝盖打伤了,把手指割破了,以为就会把你送回苏联?为什么不朝太阳穴开枪呢?如果我是你的话,就朝太阳穴开一枪。”

我发誓,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那时,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卑鄙可恶的胆小鬼,现在我才明白,他们这么做或许是表示一种反抗,或许是不想杀人,但这些事,我到现在才开始明白。

1984年,我回国了。一位相识的小伙子犹犹豫豫地问我:“你怎么想的?我们应当到那边去吗?”

我很气愤:“如果我们不去,美国人就会去。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我这么说,好像能说明什么似的。

我们在那边很少考虑这些事,真令人惊讶,我们闭着眼睛在那边生活。我们见过我们的弟兄们疼得抽搐,火把他烧得遍体鳞伤。看见这些惨相,我们就学会了仇恨,但没有学会思考。乘直升机飞到天上,下边是连绵的山峦,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或者其他我没有见过的野花,可是我已经不能欣赏这种美景了。我那时更喜欢五月,晒枯万物的五月,那时我怀着得意的复仇心理望着那枯干荒芜的大地,你们活该如此。我们因为你们,才来此地送命、受难。我们恨死你们了!

枪伤,炸伤……一架又一架直升机着陆,一副又一副担架把伤员送来,他们身上盖着床单……

“受伤了还是打死了?”

“不,没受伤……”

“那怎么了?”我掀开床单的一边。

那上面躺着一个人,像一副骨架,瘦得皮包骨头,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运送过来的。

“他怎么了?”

“把有苍蝇的茶给人喝。”

“给谁?”

“他给‘爷爷兵’上茶,一只苍蝇落到了里面。被揍了两个星期,不让进厨房……”

我的老天爷!这就是发生在血流成河的地方的事……这就是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沙土地上的事……

在昆都斯,两位“爷爷兵”逼迫一个“新兵蛋子”在深夜挖坑……他挖好后,他们命令:站到坑里……他就站到坑里……他们就往里填土,直到没过他的脖子……他扭动着脑袋……他们折磨了他一个晚上……早晨,他被挖出来后,开枪打死了那两个家伙……后来全军都宣读了上级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理命令……

我一边讲给您听,一边在想:讲的都是这么可怕的事,为什么我只能想起可怕的事呢?不是也有过友谊,有过互救互助,有过英雄行为吗?也许是那位阿富汗老大娘坏了我的事?我们救她的命,可是她却想唾我们……不过,我的话还没有讲完……老大娘是从一个村庄抬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的特殊使命部队曾经经过她们的村庄……除了她一个人以外,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如果再往前说,那么这个村庄有人开枪击落了我们两架直升机……他们用木杈把几个烧伤的飞行员给活活捅死了……如果再往前追,再……我们当时没有考虑:谁先动的手,谁后动的手?我们只心疼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这儿派了一位医生到火线上去。第一次回来时,他哭了:“一辈子都教我救死扶伤,可是今天我杀了人……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过了一个月,他心平气和地分析了自己的感情:“开枪的时候,你就会进入狂热状态:喏,你行的!”

晚上,耗子从帐篷顶上掉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用纱布把床围了起来……苍蝇的个头有茶勺那么大。我们已经习惯于和苍蝇相处了,没有别的动物比人的要求更低了,没有!

姑娘们把一些蝎子晒干了,留作纪念。又肥又大的蝎子,钉在大头针上,或者挂在线上,如同坠饰。我当时从事的是“纺织业”,从飞行员那儿要来降落伞的吊绳,从里面抽出线来,然后进行消毒,以后我们就用这些线缝伤口。休假归来时,我带了一箱子针头、钳子、伤口敷料。有人说我是疯女人!因为我带来了熨斗,免得冬天靠自己的体温来烘干潮湿的罩衣,我还带了电炉。

每天夜里,帐篷里的人都在卷棉球、洗涤和烘干纱布巾,大家像一家人。我们当时已经预感到,等我们回国时,我们便会成为被遗弃的一代,成为多余的人。比方说,我们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派那么多妇女去参加这场战争?”

当此地来了一些妇女——清洁工、图书管理员、旅馆负责人时,最初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只有两三个仓室,何必专门用一个清洁女工呢?只有二十几本翻破了的书,何必专门用一个女管理员呢?何必呢?您说呢?……我们都有意避开这些妇女,虽然她们没有干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

我在那边还爱过一个人……我有一个情人,他现在还活着……我干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我骗他,说我爱的那个人已经被打死了……

“你见过活的‘杜赫’吗?”家里有人问我,“他一定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用牙咬着匕首?”

“我见过,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毕业于莫斯科工业学院。”

我弟弟觉得,他们的样子应当介乎国内战争时期的巴斯马奇和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哈泽·穆拉特》中的山民之间。

“为什么您一工作就是连着两三个昼夜?干完八小时,就可以去休息嘛。”

“怎么,您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可是我知道,我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像在那边那样为别人所需要。你们不明白,我在雨后看到了多么美丽的彩虹:高高的彩带布满了整个天空,我从来都没见到过这样的彩虹,也不会再看到了……布满整个天空……

——一位女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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