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很渺小的。我们总是听到，没有人是带着恶意说话的。大家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警员们总是说：“我只是在这里干活。”这就是没人问起那男生做了什么事情的原因。小女孩一开始描述，他们反而打断她，问她做了什么。她是在他前面，还是跟在他后面上楼的？她是自愿躺在床上，还是被迫的？她是自己解开衬衣纽扣的吗？她吻他了吗？没有吗？那么，她回吻他了吗？她喝酒了吗？她吸大麻了吗？她说不了吗？她说得很清楚吗？她叫得够大声吗？她奋力地挣扎了吗？她为什么不马上对那些瘀伤照相存证？她为什么从派对上逃离，而没有告诉其他来宾？

当他们以不同方式问了相同的问题十次、测试她是否改变说法时，他们表示：他们必须收集所有信息。他们提醒她，这项指控是很严重的，仿佛这项指控本身才是问题。她做了所有别人告诉她不该做的事情：她不应该等上整整一个星期才报警；她不应该扔掉自己当时穿过的衣服；不应该淋浴；当初不应该喝酒；不应该将自己置于这种情况；当初不该上楼，到房间去，给了他那种印象。仿佛假如她不存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她怎么没想过这一点呢？

她十五岁，他十七岁。但在每段对话中，他仍然是那个“小男孩”，而她已经是“少女”了。

言语是很强大的。

蜜拉吼叫着，打起电话，制造了麻烦，别人要她冷静下来。其实，每个人不过就是在这里干活，混口饭吃。彼得的手放在玛雅的手指尖上，坐在赫德镇警察局讯问室的小桌前，他并不知道，女儿是否因为他没有跟着大吼大叫而痛恨他。因为他没受过法律知识的训练，他不知道该吼叫些什么；因为他并没有尝试杀人，杀什么人都好。因为他手无缚鸡之力。当他将手从她手边抽开时，两人都打着寒战。

玛雅从双亲的眼中分别看见了无名的怒火与永恒的空洞。她跟着母亲到医院去，父亲则朝另一个方向，朝熊镇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玛雅将被询问，她是否真的理解到警局报案、说出真相会有什么后果。她将会点头。有时，她会相信，她其实是唯一真正理解的人。再晚一些，十年后，她将会想：这里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她并不像所有成年人那样受到惊吓。他们比她单纯，当时她十五岁，使用互联网，当时她已经知道：要是你是女生，世界可是很残酷的。她的父母不能理解，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但玛雅只是没有预见到这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许，这稍微降低了她灵魂所能摔落的幅度。

“理解这么一件事，是多么恐怖。”十年后，她将会这么想。那时，她将会记起最光怪陆离的细节。例如，其中一名警官戴着一枚过大的结婚戒指，它老是滑落下来，砸在桌面上；以及他总是不正眼看她，只顾将目光聚焦在她前额或嘴上。

她坐在那里，想到读高中时一堂关于液体和温度的物理课。水在结冰时，体积会膨胀。要是你想在熊镇盖房子，就得知道这一点。夏天时，雨水渗入砖块的缝隙间；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水将会结冰，砖石就会裂开。她将会记得，作为一个已死去哥哥的小妹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样的童年是一种漫长、绝望、努力不要变成液态的过程，不要去探寻父母心中的裂缝。

当你在成长时如此接近死亡，你会知道，这对许多不同的人来说会是不同的事情，但对一个家长来说，死亡最主要就意味着寂静。它在厨房里、玄关里、电话中、轿车后座、星期五晚上、星期一早上，包覆在枕头套里和皱巴巴的床单中、在顶楼玩具箱的底部、在厨房流理台的小板凳上、在已经不再扔在浴缸旁边地板上的潮湿毛巾里。子女死后，在各处留下的，就是寂静。

玛雅非常清楚，这种寂静可以和水一样。要是你让它渗透到体内，它会结冰，将我们的心炸开。在赫德镇的警察局里，她就已经知道：她能够挺住这一切。她当时就已经知道：她的爸妈是挺不住的。双亲的伤痛是不会痊愈的。

受害者通常对其他人有着最显著的同理心。对这个世界来说，这真是一件无比可耻的事情。在某些日子里，玛雅将被询问，她是否真正理解这些后果。她将会点点头。在她心里的所有感觉当中，就属罪恶感最为明显。为了她对最爱她的人们所展现的无以名状的残酷而感到罪恶。

他们坐在警局里。她和盘托出。她从双亲的眼中能够看出，这个故事让那恐怖的句子在他们心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响着。那是每个爸爸和妈妈在内心深处最害怕承认的事实——

“我们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

冰球馆外面停着一辆漆成绿色的巴士。大批群众已经聚集起来，包括家长们、球员们、赞助商和理事会成员。他们都在挥着手、互拥着。

凯文的父亲一路直驶到前方。他下车和人们握手，慢条斯理地说话。凯文的妈妈犹豫许久，才将手臂搭在儿子的肩膀上。他任由她这样做。她并没说出来，她感到骄傲；他并未说出来，他知道她感到骄傲。

法提玛不开心地站在大厅里，问亚马哪里出了错。他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独自走出家门，手中提着冰球鞋。利法就等在门外，看起来像是已经等了一段时间。

亚马虚弱地微笑道：“你是想借钱，还是怎样？你通常不会等我的。”

利法笑着，伸出握紧的拳头，亚马用拳头和他互碰。

“痛宰他们吧！”利法要求道。

亚马点点头。他暂停一下，也许在想着要说些什么，但决定不说。他转而问道：“阿札在哪里？”

利法面露惊讶之色。

“在练球。”

亚马满脸羞愧。他居然这么快就忘记了，男童冰球队总会在这个时间点练球，而他现在已经被晋升到青少年代表队了。利法再度伸出拳头，随后又改变心意，紧紧拥抱自己的童年好友。

“你是第一个进入青少年代表队的洼地人。”

“班杰也算是洼地人吧……”亚马说道，但利法坚决地摇头。

“班杰住在独栋住宅，他跟我们不一样。”

亚马想到，自己从家里阳台就能看见班杰的家，但那不够。利法在亚马落籍熊镇以后来到此地，他的家人起先住在赫德镇，但这里的公寓房比较便宜。他和亚马、札卡利亚一同打了一两年冰球，直到哥哥叫他停止。根据他哥哥的说法，那是该死的上流社会人在玩的游戏，只有富家子弟才会打冰球。“利法，他们会痛恨你，他们憎恨我们，他们不会希望来自我们这里的人在任何方面超越他们的。”他是对的。他们小时候在更衣室、在冰上一再听到这种话，熊镇的任何人都不会让你忘记自己的出身。亚马和札卡利亚忍了下来，但利法受够了。他们读小学中高年级时，几个比较年长的球员带着签字笔溜进更衣室，将他们连身训练服上的“熊镇冰球协会”字样涂掉，改成“贫民窟冰球协会”。

所有男生都知道这是谁干的，却没人吭声。但是，利法从此以后不再打冰球。现在，他站在洼地一座租赁式公寓外，热泪盈眶地拥抱亚马，低语道：“昨天我看见六七个小男孩在我家大门外拿着冰球杆玩耍。他们假装是自己的偶像。其中一个是帕维尔·达丘克[Pavel Datsyuk (1978— )，俄罗斯籍冰球明星，曾效力于底特律红翼队。]，一个是辛尼·克罗斯比[Sidney Crosby（1987— ），加拿大籍冰球明星，效力于匹兹堡企鹅队。]，一个是帕特里克·凯恩[Patrick Kane（1988— ），美籍冰球明星，效力于芝加哥黑鹰队。]……你知道最后一个喊了什么吗？他喊‘我是亚马！’”

“你在鬼扯淡……”亚马微笑着。

但利法摇摇头，抱紧自己的朋友，说：“兄弟，你要痛宰他们。拿下总冠军，成为职业选手，把他们全都杀光。向他们证明，你是我们的一分子。”

“你可以告诉这些男生，更衣室里有惊喜。”凯文的爸爸神秘兮兮地在小男孩的耳边说。

“谢谢。”小男孩回答。

他们握握手，但就在他握手时，爸爸将一只手搭在小男孩肩膀后方，几乎成了一个拥抱。

凯文走进更衣室时，那里已经回响着充满喜悦的咒骂声，他的队友们就像跨年夜那快乐的小型冲天炮一样，跳来跳去。波博拍拍凯文的背，兴奋地用另一只手握着新的冰球杆，吼叫道：“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你老爸真是个天杀的传奇！”

凯文当然知道这些冰球杆要花多少钱。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球队里每名球员都分得一根。

在男童冰球队的训练时间结束后，札卡利亚是最后离开冰面的，他自己收拾了橡皮圆盘和路锥。他在最后一刻低头，他后方所造成的效果导致有机玻璃摇晃起来。他疯狂地四处张望，橡皮圆盘呼啸着朝他扑来，但方向却错了：它从走道上扑来，而不是在冰面上。

“胖子，小心！”利特嘲笑着，挥动他的新球杆。

札卡利亚完全知道这根球杆的价格——青少年只会知道自己买不起的东西的价格。

“滚开。”他说道。

“你说什么？”利特随即号叫起来，脸色阴沉下来。

“我说：滚——开。”

走道上，波博站在利特后方，仿佛在说“这只是在开玩笑”，试着阻止他。他说着“想想总冠军赛吧”之类的话。利特在表面上克制住自己，嘲弄地对着札卡利亚哼了一声。

“好漂亮的球杆！是社会局给你妈买的，还是怎么回事？”

札卡利亚非但没有低头，还抬起头来。

“小威利，你老妈是不是又到更衣室里把你的下体护具捡起来啦？她有没有小心翼翼地把你的蛋蛋拱起来啊？你不是最喜欢这样吗？她是不是还买太大的……”

这句话还没说完，利特就将冰球杆举到头部高度，直直冲向他。要不是波博挡住，他会把这个小他两岁的球员送进医院。亚马在他们后方狂奔，恐慌不已，站在他们中间，同时对利特和札卡利亚说话：“天杀的……别闹了！我说，拜托，别闹了！”

利特用双臂推挤着，迫使波博放开他，然后迅速地审视了亚马一眼，才冲向札卡利亚，从他手上抽走冰球杆，使尽全力将它砸在墙面上，将它捣烂。他捡起落在札卡利亚面前地板上的碎片，咆哮道：“告诉社会局下次买根好一点的，不然有人会受伤！”

利特转身走进更衣室，他的队友高声欢呼、迎接他，高唱着“来自熊镇的熊”，还将每个人的名字都传唱了一遍。

亚马捡起被捣烂的冰球杆的碎片。札卡利亚袖手旁观。

“你这白痴，它毁了……”

亚马失去理智，飞跳起来，大声吼道：“阿札，你他妈的有什么问题？嗯？你想怎么样？为什么你总是非要挑衅每个人不可？”

札卡利亚恶狠狠地回瞪他，多年的友情从他眼中消逝。

“祝你今天好运，大明星。”

他走开了。亚马站在原地许久。当他走进更衣室、将一根旧冰球杆的残骸扔进废纸篓时，一根新的球杆正在他的位置上等着他。这可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拥有全新的冰球杆。

波博坐进巴士，坐在利特前方两排的座位上。他听见利特描述关于札卡利亚球杆的故事，伴随着“小乞丐”和“臭杂种”的笑闹声。阿札的母亲目前正请着可领补贴的病假，在这之前，她和波博的妈妈在医院同一个部门上班。亚马上巴士时，波博在身旁为他挪出座位。

“我试着阻止他了……”波博说道。

“我知道。”亚马简短地点点头。

两人都记得那两件被签字笔涂写着“贫民窟冰球协会”的连身训练装。那是利特的主意，波博写了那几个字。利特住在高地，波博家离洼地只有一分钟的步行距离。针对那件事，波博想向亚马说些什么，却来不及想清楚。因为下一刻有人高喊“警察来这里干吗”。一辆警车开进停车场，堵住巴士的出口。

戴维迟到了。其实，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迟到。他昨天呕吐了三次，甚至试图说服女友跟他共饮一杯葡萄酒，好让他冷静下来。他可是滴酒不沾的。在他效力过的每支球队，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正是因为，每年有一两次喝得烂醉仿佛是每个人遵循的成规。就因为戴维并不准备在酒店里酒吧的拼花地板上、队友身旁吐个痛快，所以他在他们眼中似乎就不那么可靠了。

他的女友看起来非常惊讶。戴维耸耸肩。

“大家总是说，喝酒能让神经放松下来。”

她笑了起来。然后，她开始哭泣。随后，她的前额倚着他的前额，小声道：“小白痴，我什么都不想说，可是我不能喝葡萄酒。”

“什么？”

“我想在决赛后再告诉你。我不想……让你分心。可是我……我不能喝酒。”

“你在说什么？”

她在他的唇间咯咯笑了起来：“你真是够迟钝的，你知道吗？拜托，亲爱的，我怀孕了。”

因此，戴维今天迟到了，感到困惑、高兴不已。他直接进入停车场上那团狂暴的混乱，差点就被一辆警车撞倒。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不快乐，同时更是最光怪陆离的一天。

假如是主场比赛，他们说不定会让凯文出赛。然而，总决赛是在另一座城市举行，之间有着数小时的车程，他们用上了“安全性”与“逃亡风险”之类的字眼。他们只不过是做着自己的工作。警察们从停车场上、惊骇的家长们之间挤出一条路来，登上巴士。当他们要求凯文下车时，所有男生都吼叫起来。一名身穿制服、身材结实的男警员抓住他的手臂将他从座位上拉起，引爆了整车球员的狂怒。波博和利特试图挡住警员们的去路，他们体形够壮硕，四名警员经过一番苦斗才勉强将凯文拖下车。在这一团混乱中，凯文看起来是如此渺小、脆弱、毫无防备。也许这就是旁边所有成人做出这种反应的原因；又或许，他们有其他无数理由做出这种反应。

凯文的父亲逮住抓着他儿子的那名警员，当另一名警官将他推开时，“尾巴”将那名警员的头夹在腋下。一名理事会成员使尽全力，狠狠在警车的引擎罩上擂了一拳。玛格·利特从不到半米的距离对所有警察摄影，向他们之中每一个人保证：他们会丢掉工作。

只有亚马和班杰两人沉默地坐在巴士座位上。言语，是很困难的。

彼得站在停车场的最远端，那正是沥青路面和森林的交界处。他对自己开车到这里来感到憎恨不已。他来这里做什么？暴力就像威士忌，在过度暴力家庭中成长的小孩不是浑身充满暴力气息，就是完全没有暴力倾向。彼得的老爸杀人不眨眼，而他的儿子却连打架都不会。在冰面上，甚至是现在，对凯文，他都不会打架。彼得没法伤害任何人，但他仍站在这里，因为他在内心深处热切地希望有人能替他动手。

所有人当中，只有戴维注意到了他。两人的目光交会。彼得并未退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