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珊·赖兰，是三叶草图书公司小说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重要，因为整栋大楼里只有十五个人（还有一条狗）。我们一年出版的书不超过二十本，其中大约一半还是我做的。尽管我们是个小公司，但签的都是好作家。有几位备受尊敬的文学奖得主，一位奇幻畅销书作家，还有一位新近儿童文学奖得主。我们无法承受烹饪书籍的制作成本，但之前我们做的旅行指南、自助和传记类书籍都卖得很好。然而，有一个明显的事实，艾伦·康威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牌的作者，我们的整个商业计划都取决于《喜鹊谋杀案》大卖。

公司十一年前由查尔斯·克洛弗成立，他是出版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跟着他白手起家。我们在猎户星出版集团共事过，那时他决定跳出来单干。他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买了一栋建筑用来办公。那栋建筑完全符合他的要求：三层楼，狭窄的走廊，破旧的地毯，木头隔板，光线不足。当时其他所有人都紧张兴奋地迎接二十一世纪——每当涉及社会或是科技变革时，出版社通常不是最先响应的行业——出版人往往都守着古老的行当怡然自得。查尔斯·克洛弗和格雷厄姆·格林[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一生获得二十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一九七六年，他荣获美国侦探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大师奖。]，安东尼·伯吉斯[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17—1993），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发条橙》。]和缪丽尔·斯帕克[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英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她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苏格兰小说家，代表作《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一起工作过。他甚至还有一张和年迈的诺埃尔·考沃德[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作曲家、导演，因影片《与祖国同在》获得一九四三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共进晚餐的照片，虽然他总是说他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想不起餐馆的名字，也回忆不起这位杰出人士说过的只言片语。

我和查尔斯一同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以至于大家以为我们以前一定是恋人，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他已婚，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劳拉，马上要为他诞下第一个外孙。他住在帕森格林居民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双门脸，十分气派。他和妻子伊莱恩已经拥有房子的所有权三十年了。我在那里吃过几次晚饭，总有风趣的同伴作陪：美酒佳肴，谈天说地，一直聊到深夜。据说，他不太喜欢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社交，至少不和出版界的人交往。他读过很多书，会拉大提琴。我听说他在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吸食了不少毒品，但你现在看他的状态，简直不敢相信这段往事。

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他了。从上周二到周五，我一直在陪一位作家东奔西跑；我们在伯明翰、曼彻斯特、爱丁堡和都柏林都举办了活动，还接受了电台和纸媒的采访。读者反应出乎意料得好。当我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公司，他已经下班去过周末了。《喜鹊谋杀案》的打印稿一直在我桌上等着我。等星期一来到公司，我把包放下，打开电脑，我突然想到，他和我一定是同时开始审稿，那么他把稿件留给我的时候就不可能知道它是残缺的。

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了，就在一层我办公室外走廊的另一端。他从办公室里可以望见外面的大街——新牛津街和布卢姆茨伯里街。我办公室所处的位置更加安静。他有一间雅致的方形办公室，里面有三扇窗户，当然还有书架，陈列着数量惊人的奖杯。查尔斯其实并不喜欢颁奖典礼。他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的祸害，但这些年来，“三叶草”赢得了大大小小的奖项——金笔尖[金笔尖，此处指代的是英国国家图书奖。它是英国图书行业的奥斯卡，因颁发给获奖者的奖杯是金色的笔尖形状而得名。]、金匕首、独立出版奖——不知怎么，它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房间里井井有条。查尔斯喜欢知道每样东西的位置，他有一个秘书，杰迈玛，帮他打理琐事。她似乎不在他附近。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给自己打印的那份《喜鹊谋杀案》纸稿。我看到他一直在用一支红色钢笔在纸张空白处做笔记。

我必须要描述一下查尔斯那天的样子。他六十三岁了，像往常一样穿西装打领带，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细边的金戒指。这是伊莱恩送给他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每次走进光线有些昏暗的房间里，他总是让我感觉，他就像那部经典电影中的教父一样。虽然没有那种危险的气质，但是查尔斯的外表很像意大利人：他的目光犀利、鼻梁非常窄，颧骨颇有几分贵族特征。他的头发花白，随意地垂下，发尾扫过锁骨。以他这个年龄来说，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不是因为他天天往健身房跑，而是他很有自制力。他来上班时经常带着他的狗，它现在就在屋里——一只金色的拉布拉多犬卧在桌子下面的折叠毯上打瞌睡。

那只狗的名字叫贝拉。

“进来吧，苏珊。”他边说边在房间里冲我挥手。

我带着那份手稿，走进办公室，坐下，这才发现他脸色很苍白，几乎是一脸震惊。“你听说了吗？”他说。

我点了点头。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文章，我听说作者伊恩·兰金在《今日》节目里还聊起他。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一定是心脏病发作。难道这不是最常压垮他这个年龄段男人的疾病吗？但是我错了。现在有人说，他的死是一个意外，就发生在弗瑞林姆镇附近他的家中。

“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查尔斯说，“实在是可怕。”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问道。

“警察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和洛克警司通过话。我想，他是从伊普斯威奇镇打来的。他的消息和广播中说的一样——是一场意外事故，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然后，今天早上，就在几分钟前，我收到了这个。”他拿起桌子上的一封信，旁边的信封被粗鲁地撕开了。“早上邮递员送来的，是艾伦写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他把信递给我。

那封信很重要，所以我又原封不动地复印了一份。

亲爱的查尔斯：

我不喜欢道歉，但是我承认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身体就不太舒服。你知道我最近都身体不适，我不想告诉你，但是我还是坦白说吧，我身体不好。

其实，这是委婉的说法。伦敦诊所的医生希拉·班尼特了解具体情况，但是事实上我就要死了，是这个世界上最他妈老套的死法。我得了癌症，不能动手术。

为什么是我？我不抽烟，很少喝酒。我的父母都活到很大年纪。总之，我还有大概六个月的时间，如果我去接受化疗和其他各种治疗的话也许还能活得更久一些。

但我已经决定不接受治疗了。我很抱歉，但是我不打算把剩下的日子花费在徒劳无益地输液、趴在马桶上呕吐、头发掉得卧室满地都是这些事上。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也不打算坐在轮椅上，在伦敦四处参加文学活动，发挥我最后的余热，瘦得一把骨头，咳得肠子都要出来了，而人们排队告诉我他们有多遗憾，实际上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我离开。

不管怎样，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你很恶劣，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一团糟，不如好聚好散。你和我初次见面的时候，我记得你向我许下的承诺，公平地说，它们全都实现了。不管怎样，我赚了好多钱。所以谢谢你。

至于钱，我死后，注定有纷争。詹姆斯不会乐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个，这也不关你的事，但是你最好还是要知道，我们俩已经渐行渐远，我恐怕要把他的名字从遗嘱里删掉。

天啊！我的口气就像我自己书里的某个人物。总之，他不得不接受现实。我希望他不会给你找太多麻烦。

文学方面，事情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推进，但我们已经聊过好多次了，我不打算浪费时间再说一遍。你才不在乎我如何看待我的事业，你从来都不在乎，这也是你身上我喜欢的一点。销量，畅销书排行榜，还有那些该死的尼尔森销售图表——关于出版我讨厌的那些东西对于你来说却如同面包、黄油和果酱一样不可或缺。没有了我你会怎么办？很遗憾，你还不能解雇我。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要原谅我没有早点告诉你，原谅我没有和你推心置腹，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

关于我的病情和我做的决定，我记了一些笔记，你会在我的书桌上看到。我希望你们了解，医生的诊断没有问题，我的病情没有缓解的可能。我不害怕死亡。我只是想让我的名字被后人记住。

我这一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辉煌岁月。你会发现我在遗嘱里给你留了一小笔遗产。这些钱一部分是念在我们这些年的交情，同样也是希望你可以将我未完成的书稿终结并将它出版。你现在是它唯一的监护人，但是我相信它在你手里很安全。

不然，没有人会来悼念我。我身后没有需要赡养的人。当我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好好利用了我的时间；希望我死后，世人会因我们共同的成功而记住我的名字。

就像是一场冒险，是不是？（看在过去的情面上，不如再看看《滑梯》）不要生我的气。想想你赚的那些钱。最后，是我最爱的两个字：

此致。

“这封信是早上到的？”我问道。

“是的，我们俩周四晚上一起吃过晚饭，我带他去了常春藤俱乐部，信上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八号，就是我们吃饭的第二天。他一定是一回到家就开始写信。

“艾伦在菲茨罗维亚有一间公寓。他本来要在那里过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去利物浦街车站搭乘火车。”

“《滑梯》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艾伦之前交稿的一本书。”

“你都没给我看过。”

“我不认为你会感兴趣，说实话，它不是侦探小说，更严肃一些，有点对二十一世纪的英国的讽刺，以一个贵族府邸为背景。”

“我还是想看看。”

“相信我，苏珊。你是在浪费时间。我绝对不会出版它。”

“你有没有告诉艾伦？”

“没有细说。我只是说，它不适合我们的产品线。”这是出版界老掉牙的托词了。你不会和你最火的作者说他的新作品不怎么样。

我们俩沉默地坐着。桌子下面，那条狗翻了个身，呜呜地叫着。“这是一封遗书。”我说。

“是的。”

“我们必须把它交给警察。”

“我同意。我正打算报警。”

“你不知道他生病了？”

“我完全蒙在鼓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周四晚上他也没有说。我们一起吃晚饭，他把手稿给我。他很兴奋，他说这是他最好的作品。”

我不在现场，这是我事后的回忆，但这是查尔斯口中事情的经过。艾伦·康威承诺说要在年底交付《喜鹊谋杀案》的稿件。他与我之前共事过的其他作家不同，交稿总是非常及时。这顿饭几周前就计划好了，不是心血来潮；可意外的是，偏偏趁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安排好了。艾伦和我不是很合得来，原因我稍后会解释。他和查尔斯约在了常春藤俱乐部见面，他们没有选择一家餐馆，而是选择了剑桥商圈外一个会员制的私密俱乐部。那家俱乐部的一楼是一个钢琴酒吧，楼上是餐厅，所有的窗户都是彩色玻璃，所以你看不到外面的光景——或者说，从外面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形。这里不乏名流进进出出，正是艾伦喜欢待的地方。查尔斯在进门左手边预订了他平时常坐的那张桌子，后面有一面书架。如果这是剧院里的一幕剧，那么布景简直堪称完美。事实上，圣马丁剧院和大使剧院也都在一条街上，大使剧院在俱乐部和圣马丁剧院的中间，天知道放了多少年《捕鼠器》[《捕鼠器》，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一九四七年，为庆祝英女王八十五岁生日，阿加莎将自己的短篇小说《三只瞎老鼠》改编创作三幕惊险剧《捕鼠器》，该剧在英国舞台连演几十年不衰，成为英国戏剧史上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他们俩会先喝大杯的马提尼，俱乐部调制的鸡尾酒非常地道。他们会闲聊一会儿亲朋好友，伦敦，萨福克郡，书籍交易，一些八卦，什么样的书好卖什么样的不好卖之类的话题；接着，他们会各自点餐，因为艾伦中意昂贵的葡萄酒，为了讨好他，查尔斯会点一瓶勃艮第哲维瑞香贝丹特级红酒[勃艮第哲维瑞香贝丹特级红酒，有“葡萄酒中国王”的美誉。]，艾伦一个人能喝掉一多半。我可以想象，这顿饭吃下去，他的嗓门会越来越大，话会越来越密。他很容易喝多。他们吃完头菜之后，艾伦会从他常背的皮包里取出书稿。

“我很惊讶，”查尔斯说，“我还以为要再过几个月它才能完稿。”

“你知道吗，我这份稿件不完整，”我说，“没有最后几章。”

“我的也是。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琢磨这件事。”

“他有说什么吗？”我不确定艾伦这么做是不是故意的。也许，他是希望查尔斯能够在谜底最终揭晓前猜到结局。

查尔斯回忆了一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他觉得这部作品有多好，然后就交给我了。”

这很有意思。艾伦·康威一定以为所有章节都齐全了。不然，他肯定会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

收到新作后，查尔斯很高兴，该配合的反应一个都不少。他告诉艾伦，他周末会看。不幸的是，那一晚过后，情况直转急下。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讨论了一下书名。我不是那么喜欢——你知道的，艾伦有多敏感。也许是我糊涂，不该当时就提出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小插曲。一名服务员把手里的盘子掉在了地上。我想，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俱乐部里一向很安静，那个动静不亚于一颗炸弹爆炸，艾伦当时就站起来叱责服务员。整个晚上，他都烦躁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他生病了，并且已经在考虑自杀，我想，那样的话，他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

“那顿饭是怎么结束的？”我问道。

“等艾伦冷静一点后，我们喝了杯咖啡，但他的状态还是不太好。你知道几杯葡萄酒下肚他会变成什么样。还记得上次在眼镜救星[眼镜救星（Specsavers），英国的眼镜连锁品牌。]出的那场洋相吗？总之，等他坐进出租车里，他说他想把广播采访的活动取消。”

“西蒙·梅奥，”我说，“广播二台。”

“没错。下周五。我想过说服他不要这么做。你不会想要得罪这些媒体人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以后还会不会再邀请你。但他听不进去。”查尔斯手里拿着那封信。我心中疑惑，他甚至该不该碰它？这不是证据吗？“我想，我应该报警，”他说，“他们需要知道这件事。”

我离开办公室，不打扰他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