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位于尤斯顿路的大学医院住了三天，经历了那番遭遇之后，我真的觉得待的时间不够长。但这就是如今的形势：现代科学的奇迹。当然，他们也需要床位。安德鲁一直陪在我身边，真正的重症监护是由他提供的。我断了两根肋骨，全身有大面积瘀伤，头骨处有线性骨折。他们给我做了CT，所幸我不需要手术。大火给我的肺部和黏膜留下了一些疤痕。我止不住地咳嗽，烦透了。我的眼睛还没有痊愈。这种情况在头部受伤后相当常见，但医生提醒过我，这种损伤可能是永久性的。

原来，安德鲁那天赶到办公室，是因为我们周日晚上的争吵让他感到不安，他决定捧着鲜花给我一个惊喜，然后和我一起去餐厅吃饭。这个主意太棒了，它救了我的命。但这不是我最想问的问题。

“安德鲁？”那是火灾过后的第二天早晨。安德鲁是我唯一的访客，尽管我收到了我妹妹凯蒂的短信，她正在赶过来的路上。我的喉咙很痛，只是耳语。“你为什么去见查尔斯？我去巡回签售的那个星期，你来过办公室。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安德鲁一直在为他的旅馆波吕多洛斯追一笔贷款。他飞回英国，和银行的人见面。他们基本同意贷款，但需要一个担保人，于是他找到了查尔斯。

“我想给你个惊喜，”他说，“当我意识到你不在办公室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内疚，苏珊。我不能告诉你和查尔斯见面的事，因为我还没有把旅馆的事告诉你。所以我让他什么也别说。第二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就和你说了旅馆的事。但我还是感觉很不是滋味。”

我没有告诉安德鲁，在我和梅丽莎聊过之后，我有怀疑过是他杀了艾伦。他有充分的动机，而且他在国内。在最后关头，他难道不是最不像凶手的人？我差点儿就把他当成了凶手。

查尔斯被捕了。在我出院的那天，有两个警察来找我，他们和洛克警司——或者说，雷蒙德·丘伯——完全不同。一位是女警官，另一位警官是一名友好的亚裔男人。他们和我聊了大约半个小时，边聊边做笔记，但我不能说太久，我的声音仍然沙哑。我服了药，惊魂未定，还咳嗽个不停。他们说，等我身体好转，再来做一次完整的笔录。

有趣的是，经历过种种之后，我甚至不再想看《喜鹊谋杀案》缺失的章节。我倒不是对谁杀了玛丽·布莱基斯顿和她的老板马格纳斯·派伊爵士丧失了兴趣，只是觉得，线索和谋杀已经超出了我能承受的份额，而且反正我也没办法阅读，我的眼睛受不了。直到回到伏尾区的公寓，我的好奇心才又重新复苏。安德鲁仍然陪着我。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我让他把整本书跳着读了一遍，这样他在大声朗读最后几章之前就能知道大概情节了。我觉得从他那里听到结局合情合理。多亏了他，这些章节才得救。

这就是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