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一个久违的声音，是岐阜老家的哥哥一茂，“幸久告诉我的。我一看，还真是你家。那个接受采访的，是春日部的聪美吧？”

一登将手机放在耳边，胳膊肘撑着桌面。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但并没工作。他上网搜索与案情相关的消息，时而发呆走神、叹息不已，然后接了这通电话。

“是，没错，”一登答道，他也懒得绕弯子了，“规士牵涉到一起案件，现在还不知在哪里。”

“就是后备厢里发现了尸体的那个吧？”哥哥的语气强硬而尖锐，像是在责备一登，“你说的牵涉是怎么样的牵涉？”

“现在还不清楚。”

“不清楚？这个时候不知去向，不就代表他在逃窜吗？”

“并不一定就是。”

“你别跟我绕弯子。聪美接受采访时那副模样，不就是在替你们赔罪？”

“我没跟你绕弯子。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连规士究竟是凶手还是被害人都不知道。”

一登说得很清楚了，可一茂似乎并未过多咀嚼他话中真意，不怀好意地啧啧咂嘴。

“我管你那么多，真是的，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幸久明年就要开始找工作了，你可别给我们找麻烦。”

幸久在京都念大学，小时候和规士在暑假时常一起玩，自规士上初中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也可能正因为有这层关系，他们才在担心规士安危之前，首先考虑了自己是否会遭受拖累。

当然，现在一登也不好就此抱怨。

“我没打算给你们找麻烦。”无论规士跟案子有什么关系，都不大可能影响到千里之外幸久和一茂的家庭，一登刻意用了近乎冷淡的口吻。

“你打不打算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多难办吗？”一茂说得仿佛他们已经受到了牵连，“家族里居然出了一个罪犯，干出那种事来。光这就够麻烦了。对子孙后代来说都是耻辱，你明不明白？”

一瞬间，一登有种自己遭到了父亲责备的错觉。心情不好时，一茂和父亲的口气很像。父亲是大学教师，一茂身为长子，父亲对他的管教很严格，他在当地一家化学纤维工厂的研究室工作，二人甚至连气质都很相似。父亲如果还活着，应该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吧？——一登深陷这些思考当中，痛苦不已。

“现在我们担心的事情如果成真了，以后老家做法事也好什么也好，都不会再通知你们了，你们家有什么事，我们也不会过去。我心里也不愿意这样讲，但情况就是这么严重。”

也就是说要断绝关系——在体会到冷酷和严苛之前，一登首先想到的是，这的确很像哥哥的作风。

“随你的便。我家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现在真的没心思顾你们，也顾不上你们，”一登努力保持冷静而不是草率地回应，“但是，我真的认为规士在这件案子里是被害的一方。所以，没想过要给你们找麻烦是真的。另外，不管做法事的时候你叫不叫我，扫墓我会自己找合适的时间去。”

“到时候你还能有脸见父亲当然最好。唉，我也希望如此吧。”

他的话里满是令人厌恶的怀疑和无情，说什么“希望如此”全是做样子，而且话音刚落，电话便挂断了。

一登自幼就很独立，大学也选择了去东京读；一茂则不同，他觉得扎根老家是理所当然的，一直以来都这样生活着。他的学习成绩比一登好，却没有选择离开老家。岐阜那片土地上过于保守的风气深深浸染了他，而且，他们那个时代还很讲究长子应该如何，次子又该如何，这些对他应该也有影响。

虽然一登长这么大一直都刻意逃避那种保守的风气，但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万一规士是案子的凶手，往后想不顾周围的眼光自由地生活下去绝对不可能。这一前景当然不可能不使人恐惧。

与此同时，贵代美却几乎没有这种观念，她的想法在一登看来激进而不顾一切。一登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终究没能摆脱故乡土地上固有观念的束缚，还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选择立场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又或者是因为他将重心放在社会上，而她将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为了排除规士已遭杀害的可能，就寄希望于他是加害于人的一方，并且选择无条件地盲信，这种行为一登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这不是如何看待规士性命的问题。以思考扭曲现实并强行使之迎合自身的盲目，这毫无意义。

可笑的是，一旦以扭曲的方式去看待现实，周边的事物总会附和着追随至面前。这样一来，扭曲的思考便越发顽固起来。

贵代美的态度忽然强硬，应该是因为聪美和岳母顺着她的意思鼓励了她。聪美的姿态那么低，以那样谦卑的方式应对门外的媒体，才导致不知事情真相的外界社会也跟着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一茂就是其中之一。

再看网上的舆论，认定规士也是凶手之一的声音已开始占据压倒性优势。

“S山和I川忘恩负义。先让仓桥参与I川的复仇计划，事情暴露后就打算让仓桥背黑锅去下跪认错。仓桥又怎么可能忍受他们将一切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呢？W村跟仓桥站一边，所以也被干掉了。”

“H田背后有不良团体‘武藏野狂代’替他出头，S山和I川就怕了，想拿钱出来了事。可最终没得逞，仓桥和W村打算逃跑，结果最后闹成了这个样子。”

“要真说起来，S山也就是个受I川摆布的家伙。I川肯定会逃命到最后。”

“警察和媒体好像都盯上了I川，他被捕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这种基于毫无根据的臆测而发表的言论开始在网络世界里扩散。一登上网本是打算找一些较为客观中肯的消息，可接触到的都是这些，简直要让人发疯。他终于明白，这种东西看再多也毫无用处，最终放弃了通过网络搜寻消息的打算。

一登切断工作室的电源回到家里。已经半夜了，贵代美仍在餐桌前工作。二人无话，一登进卧室倒在床上。

想睡着并不那么容易，两点多的时候一登曾起身去了一次厕所，贵代美仍在工作。

前不久她还因为规士的事情而焦头烂额，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工作，现在却像换了个人。可能她想补上落后的进度，又像是试图通过专注于工作去逃避现实。她曾那么担心规士的安危，真的这样简单就能切换心情吗……一登十分讶异。

她那专心致志地翻字典、看稿子的架势，在一登眼里却是从未有过的阴森，仿佛她已拿定了主意，心里只有这份工作了……

不管怎么说，她肯定从未放弃过规士还好好地活在某处的念头。因为这正是她的立场——她甘愿接受规士是罪犯的可能，也不肯放弃这个希望。

如若在这一点上她决不让步……

一登回到卧室，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一丝胆寒。

“难道贵代美认为我的事业已经到头了？”

一登遭到合作伙伴的疏远、顾客的抛弃，以及周遭的批判，最终可能被迫离开户泽。但只要这份校对的工作能继续下去，至少还能有口饭吃——这个想法已在她心底扎根，以至于她竟自顾自地握紧了生活的船舵，打算扬帆起航了吗？

开什么玩笑——他心想。

一登很难接受这种前景，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他的立场。

经营至今的人脉和信誉将被尽数夺走。就算找一片新天地重新开始，也已无法再奢望还能取得同样的成功。如果关于本案的风言风语跟着传到了新的落脚地呢？他做这份事业无法隐姓埋名。最坏的情况是，他只能自诩自己是建筑师却接不到任何工作，就这样老去。

这样的前景光是想想都恐怖。

可贵代美却逐步地将之纳入计划之中。

在她的计划里，一登只是一个吃白饭的存在。

男人在社会上失去了存在价值，就等同于在家庭里失去了存在价值。

他越想越觉得心惊。

他更睡不着了。

直到天快亮了，他才迷迷糊糊地睡了大约三个小时。

睁开眼睛的瞬间，一登觉得整个身子都麻了，无法动弹。他不知道那是因为睡迷糊了，还是因为极度的紧张。

他做了一个梦，恐怖程度足以使他有此反应。

现实很快再次纠缠住了梦醒的自己。可他觉得，就算这样，也比刚才梦境里的世界更具希望。

梦里自己杀死了规士。

严格来说，他并非梦见自己亲手杀死了规士。如果真是那样，就算那是梦他也能及时罢手。

梦见的是他杀死规士之后的情景。

他在梦里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杀死了规士。

是已经杀死了，没有挽回的余地。

规士被自己杀死，丢弃在他的房间里，贵代美和雅都没发现，还像平常一样地生活。助手梅本和高山老板等工作上有来往的人也在家里进进出出。

一登心中忐忑，害怕尸体迟早会被人发现，同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并试图以此说服自己——全怪规士杀了人，把他杀死也是迫不得已。

可仔细一想，自己同样是对人下了杀手，一旦被身边的人发现，这辈子也就完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再怎么说服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想到这些，他又感到一阵茫然。

家里的人始终谈论着户泽警局的寺沼和野田要来的事情，他终于开始一点点地绝望了——从这个噩梦中醒来，刚一睁眼，一登就浑身疲惫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是个多么讽刺的隐喻。待呼吸慢慢平静后，一登翻了个身思索着。

自己正是在要规士的命。如果相信规士是案件中的被害人，就等于是这么回事。这是栖息在心底的恶魔故意将这一事实摆到自己面前。

而规士在梦中是杀人的凶手，这必然是受了贵代美的观念的影响。自己虽然嘴上说相信规士的清白，可潜意识里已经受到这样的影响。又或者，自己并非真的相信规士的清白。当贵代美所支持的一面成为现实，便同时意味着自己的人生将走投无路。一登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不愿意去面对这种可能。

心底的恶魔同样看穿了这一点，它或许是在警告自己——“不管你怎么坚持认为规士是受害者，你放弃自己的儿子并要了他的命的事实不会改变，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都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将来，真是太不自量力。”

开什么玩笑。

头脑逐渐清醒，一登冷静了下来。

无论是心里想的也好，怎样也好，自己都没有杀死规士。

自己真的只是，单纯地相信。

相信自己的儿子，这有什么错？这跟试图保住自己的人生完全不是一回事。

总把这些当作不可分割的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这才越想越乱。自己只需要相信规士，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

屋外似乎有什么动静。一登听见门铃的声音穿过客厅进了耳里。还这么早，媒体就来了吗？看见时针正指向八点，一登下了床。

他扫了一眼客厅，贵代美正趴在餐桌上看稿子。卧室床上没有她休息过的痕迹，她应当是熬夜工作了。

不过，昨晚那甚至让人感觉阴森的背影，如今也透露出了疲惫。

“太乱来会搞坏身体的。”

一登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话，仿佛成了一句号令，贵代美随即搁下了笔。可能进度已经赶上了不少，她留下一句“我歇一会儿”，就跟一登擦肩而过进卧室去了。

门铃又响了。机器的液晶屏上出现了一张脸，像是记者。

他不理会而是倒了杯咖啡，就在这时，二楼传来雅的惨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赶忙冲上二楼雅的房间查看情况。

雅穿着睡衣，面露怯意，见一登来了她指着拉上了帘子的窗户，带着哭腔道：“有人拿摄像机往屋里拍。”

一登稍稍掀开窗帘，发现一名摄影师正把摄像机朝着房间的方向架在三脚架上。可能是打算拍规士的房间。不过，从马路的方位来看，规士的房间是靠里的，所以现在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的是雅的房间。

雅的恐慌当然是因为这架摄像机的存在，或许也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前来采访的人。他们有将近十人，并非来自同一家媒体。当初他就担心，随着案情调查的推进可能会有此境况，但没想到这么快这些就在眼前发生了。

“别害怕。窗帘拉上。”

他这样叮嘱雅，虽然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就回了客厅，打开电视，看了一遍各个台的新闻、时事节目和专题节目，并没有报道说户泽案件的调查有什么进展。

门铃又响了。

“你们适可而止吧。一大早的究竟想怎么样？”一登忍无可忍，按下通话键质问对方道。

“您是规士的父亲吧？请您接受一下采访可以吗？”

“我没什么可说的。还有，请你们不要乱拍我女儿的房间。那可是非法偷拍。”

“那个不是我们公司的。”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这种行为十分荒唐，请你们注意。”

“总之请您先出来再说可以吗？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刚才没告诉你吗，我没什么好说的。”

“规士父亲……”

“失陪。”

一登正要强行结束对话，对方见状慌忙喊了声“请稍等”，随后又道：“您家门牌上好像被人泼了油漆还是什么东西，您就那样放着不管吗？”

“什么？”

“还有鸡蛋砸在门上。”

怎么会这样？！他不耐烦地咂嘴。有些人就是偏要往别人伤口上撒盐。

一登换上棉质短裤和Polo衫，拿上清洁用具出了门。

媒体早严阵以待，全拥了上来。大门口像昨天一样，蛋壳和蛋液溅得四处都是，门柱和门牌上都是红色涂料，应该是来自那种罐装喷漆。

“这是谁，做出这种事情？”一登不悦地嘀咕着，眼睛瞪着媒体的采访阵容。

似乎有人以为他这样是在问罪，其中一人应道：“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来时就已经这样了。”

如果媒体的人承认是他们干的，那才真叫人意外呢。——一登心里想着，但全然笑不出来。他决定先从门口开始打扫，就像昨天那样。

“您儿子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一名记者问道。

“没有。”

“警方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自打我向他们反映孩子一直没回家，他们就什么也没对我们讲过。”

“昨天您这边是不是收到了什么新的风声？”

“我不是说了吗，什么都没有。警察调查到什么程度，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得多。”

“那不会，对于这样的案子警方的嘴也很严，我们现在也是完全不知情。”

“昨天有一位女性接受了电视台采访，那是您家亲戚吧？听她的口气，我们感觉您这边应该是从警方那里听到了什么消息吧？”另一个记者开始套话。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家孩子是罪犯。警察那边也没这个意思。我倒是觉得，我儿子很有可能是被害人。”

“有证据证明他是被害人吗？”记者以慎重的语气问道。

“很遗憾，也没有。”一登老实地回答道。媒体众人闻言发出一阵扫兴而失望的叹息。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他，”一登动着手上的扫帚道，“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孩子。当然，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我妻子的这种期盼尤其强烈。所以，她姐姐才会像昨天那样接受采访。现在考虑到各种可能性，我们家里人心里都有动摇。希望各位媒体的报道也慎重对待每一个细节。现在明明什么都不明了，发生这种挑衅的事情，只会让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登停下手上动作，看着媒体众人：“你们倒是说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些？”

一瞬间，他们陷入了沉默。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人开口回应，仿佛他并不想让气氛过于尴尬：“我们一向十分尊重案件相关人士的人权和采访对象的个人隐私。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受到保护，但现在由于网络的存在，恶意中伤的情况也确实越来越多。”

也是，罪不在他们媒体，是社会上那些对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恶意造谣中伤的人不好——一登也觉得他的话可以理解，可又觉得这番话里多少有些敷衍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媒体不光要探求事情的本质，也有责任让人们关注这些问题。如果您有什么话不想放在心里想说出来的，请您一定在这里讲给我们听听。”

“想说的刚才已经说过了。再没别的了。”

“有消息说，您儿子大约十天前在家庭用品商店买过刀具，这事您知道吗？”

“今天是给被害人仓桥与志彦守夜的日子，请您对他说句话吧。”

“您有什么话想对失踪的儿子说吗？”

记者们排着队抛出这些问题，其中有两三个其实想答的话也可以回答，但是一登选择了闭口不谈。

他们听从他们认为正确的理念而行动，认为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于是围住了一登。但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这样，事情才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的言行俨然没有任何温度，面对他们只能让人感觉心寒。一登觉得，就算跟他们聊上几个小时，也不可能彼此相互理解。

一登继续打扫卫生，无视他们接二连三的问题。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疑问。

一登自己同样是凭着自认为正确的理念行动，也因此被指责过爱讲大道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贵代美看来，一登是否同样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呢？

或许是。

就算道理是对的，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基于讲话者个人立场和自身个性的观点。立场不同，道理也随之不同。道理说得通不代表对方就一定听得进去，更有甚者，有时正因为道理合乎道理才反而更难得到对方的理解。

应该怎么办？他找不到答案。

问题严重到这种程度，已经不是靠互相理解、让步就能解决的，恐怕只有忍，直到真相大白为止。

扫干净门口，一登来到门柱前。

那是专门找爱尔兰工匠定制的锻铁门柱，丙烯玻璃的门牌通过金属套件镶嵌在上面。锻铁表面被锻造成巨大鳞片一般，闪着深沉的银光，像是某种艺术装置，显得很有品位，可现在红色喷漆毁掉了这一切。

一登压抑着心中的愤怒，用相机拍下损坏情况。

很显然，这完全属于犯罪行为。可他心里明白，就算报警恐怕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更想赶快清理掉这些污垢。

先用家里的清洗剂试试，能擦掉多少是多少吧。一登想着，就朝工作室走去。

门牌可能还是先拿掉比较好。他想着这些事情，走进工作室，从工具柜里拿出涂料清洗剂和摘门牌需要用到的扳手。

拿完扳手后，他正要关上抽屉的手忽然停住了。

那是个很宽的抽屉，里面放了扳手、螺丝刀之类的小型工具，通过隔板被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右手边靠里放着十件套的雕刻刀，靠外就是放刀具的盒子。

从规士手里没收来的小刀应该也放在里面。

现在它却不见了。

一登又看向窗边梅本总坐的那张桌子。他有时会从这里拿工具使用。然而，规士的那把刀并没在桌上。视线范围内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有。最近梅本一直在做建筑模型，好像并没见他用过那东西。他常用的是美工刀，那把刀就放在笔筒里。

心乱如麻的一登走到屋外。他摘下门牌，用清洗剂擦拭喷漆的污渍。他一声不吭地做着手上的事情，脑子里想的全是那把刀。

有可能梅本为了做一些手工或者其他东西把刀带回家了。这不是说他偷东西，他不是那种人。他可能是忘记告诉一登，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这十分有可能，一登自己也希望事实就是如此。他知道，在明天梅本来上班揭开谜题之前，这颗悬着的心是放不下来了。

打电话给梅本问问——正当他做出这一决定时，在场记者们当中有许多人的手机响了起来。只见他们各自嘀嘀咕咕地讲着电话，像是在谈工作，刚讲完就作鸟兽状从家门口四散不见了，连个像样的招呼也不打。可能他们有了新的采访对象，觉得一登已不再具备什么采访价值。他们前一秒还在纠缠不休，现在竟以这样扫兴的方式散去。

门口只剩下一登一人，他挥散心中困惑，带着刚摘下来的门牌回到工作室。将工具整理一番过后，他拿起电话，按下了梅本的手机号码。

“早上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电话接通，一登开口道。

“哦，没事，早上好。”那头传来梅本无精打采的声音，听起来跟平时并没什么两样。

“我想问个事情。”

“什么事？”

“我放在工作室柜子里的刀有一把找不到了，你有没有印象？”

“哦，”梅本并未感到意外，他答道，“我想应该是规士拿了吧。”

“什么？”

“我看到他在抽屉里翻找一通，然后拿走了个什么东西。东西看在眼里也就一眨眼的工夫，感觉应该是把刀。”

一登喘不过气来，喉咙里挤出一声：“什么时候？”

“应该是长假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五。他趁您傍晚出去时，进来拿走了。我没用过。”

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击打在头上。

一登近似呻吟地哼了声“是吗”，就挂断了电话。他瘫倒在椅子上，重复着短促而艰难的呼吸。头脑里已一片空白，无法进行任何思考了。

这臭小子！——只剩这句话，慢慢爬到了嗓子眼。

紧抓在手里的唯一一根稻草，就如此轻易地不见了。

一登不知道还能够相信什么，该怎样去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