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幸子回家后从雪子那里听到的情况大致如下：

前天傍晚，女佣说是板仓先生的妹妹给雪子小姐打来电话时，雪子还不知道板仓住院的事，也没见过他妹妹，就问是不是找妙子搞错了。但女佣说，没有错，她是说要找雪子小姐。雪子出来接电话时，对方说，也知道小妹去东京了，非常对不起。接着把她哥哥的情况如此这般地讲了一遍。板仓做耳科手术是在妙子去东京的前一日。那天妙子去探望他时，他的心情颇为愉快，但到了夜间就开始说腿痒，最初他妹妹给他搔一搔痒，可是到第二天早晨开始由叫“痒”转为喊“痛”，而且越来越痛。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一个劲地叫痛，不见好转。尽管病人如此痛苦，院长却一直不理睬，只是说刀口已经愈合了，每天上午来换一次纱布就急急忙忙出去了。到今天已经整整两天了，他把如此痛苦的病人丢在那里不闻不问。护士们说，这次手术是院长先生的一次失败，病人真可怜。板仓病情恶化后，妹妹便把田中的家门锁上，片刻不离地守在病床前。妹妹眼看他病成这样了，想找谁来商量一下，否则万一哥哥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有责任。她想除了让妙子尽快回来别无他法，只好给芦屋打了电话（像是在医院以外的什么地方打的）。她说：“我这样冒冒失失地给您打电话，说不定以后哥哥还会训我。”电话中也听得见她哭泣的声音。不难想象，雪子还是和往常一样，只是“啊啊”地答应着，倾听对方泣诉。但雪子也曾听妙子说过，这位妹妹在农村长大，还不习惯城市生活，只有二十一二岁。从她急促的呼吸声和语调可以察觉，她担心哥哥的安危，才鼓足勇气打来电话。因此雪子回答说，知道了，我马上给东京挂电话。很快就采取了那些措施。另外，妙子昨天从三宫车站下车后，径直去医院了。到傍晚才回来，待了个把小时又出去了。据妙子当时说，平素耐力极强、从不叫苦的板仓，竟那样卑懦地惨叫着“痛呀！痛呀！”持续不断地号着，看了真觉得可怕。今天早晨妙子走进病房时，她妹妹走到病床前说：“小妹回来了！”但病人只是痛苦地瞟了妙子一眼，还是接连不断地喊“痛呀！痛呀！”仿佛他忍受那痛苦需要付出全身的气力，再也顾不上别的了。他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呻吟，既不睡，也不吃。那患处看来既不肿也没脓，到底是哪里痛也不太清楚。病痛部位似乎是从左膝到脚尖，翻个身或者别人轻轻地碰他一下，都会引起剧痛，这时的喊叫声更加撕心裂肺。雪子问，耳科手术和腿痛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妙子也不太清楚。这是因为院长不但不向家属说明病情，而且患者腿痛以来，就尽量躲得远远的。根据护士透露的话，以外行的见识去推测，好像是在手术时感染了什么恶性细菌，细菌产生的毒害影响到腿了。今天早晨，他的老父母和嫂子从乡下赶来了。他们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开始和矶贝院长商量办法，因而院长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下午先请了某外科医院的院长来出诊，两人待在一间房里缜密地讨论了一阵，不一会那位外科院长就告辞了。他刚走，又来一位外科大夫，诊察过后，他和矶贝院长嘀嘀咕咕了一阵也扬长而去了。家属问过护士，据护士说，这里的院长自己无法处理，所以邀请了神户最负盛名的外科大夫，对方说必须从大腿以下截肢，但是现在为时已晚了。事到如今院长更加慌了，请来了另一位外科大夫，但他也说毫无抢救的希望，一走了之。妙子还补充说，今天早晨她看了病人的状况，听他妹妹说了经过后，就想到再也不能犹豫片刻了，现在已不必再顾忌院长，应该立即请信得过的医生来妥善处理。可是乡下的老人们总是慢条斯理的，只是聚在一起商量这琢磨那，始终不能做出决断。妙子明白这样白白浪费时间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但因为自己和那些人是初次见面，太越分的话也没说，即使说点什么意见，他们也只是哼哼哈哈地答应着“啊，是吗”，根本不采取行动，把妙子可急坏了。

以上是昨天傍晚的事。今天早晨六点左右，妙子又回来了一次，休息了两个小时又出去了。当时雪子问她时，她说，昨天深夜，院长又拉来了一位叫铃木的外科医生，他也不能保证手术结果怎样，如果家属同意的话，他答应来做手术。可是即使到这地步，他父母还下不了决心，两位老人特别是他母亲说，反正救不了，就别做那种残酷的截肢手术，想让他保一个全尸。他妹妹主张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哪怕是救不活也罢，显而易见，他妹妹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那些老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不过，妙子说无论怎样都回天无力了，自己已经死了心。那位护理板仓的护士似乎对院长有意见，动辄说院长坏话，虽然不可尽信，但是她说了，这位院长是个大酒鬼，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已经患了酒精中毒症，双手颤抖，做手术经常失败，过去也有一两个病人毁在他手上。

事后妙子把这事讲给栉田医生听了。据栉田说，耳科手术感染细菌侵入四肢的事，哪怕是第一流的专家，万分注意地操刀，也往往会发生。医生不是神仙，没有办法万无一失。不过，在手术后万一出现细菌感染的症状，患者的身体某处有点疼痛，如不及时请外科医生处置就有抢救不及的危险，实在是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因此，矶贝院长的手术失败即使可以原谅，而对一位痛苦呻吟的患者三天内竟看也不看一眼，这种做法，用“怠慢”“毫无诚意”“冷漠”都不足以形容。如果患者父母不是来自乡下的无知无识的老夫妇，说不定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一桩医疗事故就这么轻易了结，可说是矶贝院长幸运。同时，板仓不知道他如此不可靠而进了他的医院，只好说自己命蹇时乖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幸子听雪子说完后，紧接着问她是在哪间房和板仓的妹妹打的电话，电话内容是不是被阿春她们听到了，贞之助知不知道，等等。雪子回答说，最初打电话来时，自己和阿春正在书房，就挂到那里来了。悦子、“水户小姐”和阿春都听到了。“水户小姐”和阿春都是一副感到惊奇的表情，但什么也没说。只有悦子啰啰唆唆地问板仓怎么的了，为什么小姨回来了，真拿她没办法。雪子想既然让阿春听见了，她总归会讲给女佣们听，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无奈的，而被“水户小姐”听见了可不妙。所以，从第二次以后，都是在正屋打的电话。雪子还把电话内容及自己采取的措施报告了贞之助，得到了他的认可。据雪子说，贞之助也暗中为板仓担心，今天早晨临出门前，还向妙子问了详细经过，还叫妙子劝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板仓动手术。

“我也想去看望一下，不过……”幸子说。

“那……先打个电话和二姐夫商量一下看……”

“不管怎样，先睡一觉再说。”

幸子坐夜车没睡好，想补一下觉，走到楼上的八铺席间躺下来，但总觉得放心不下，怎么也睡不着，干脆下楼来洗了脸，吩咐厨房早点准备午饭，然后给贞之助打电话：“板仓得了病，小妹被他们叫回来了，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也出面了，结果像是公开承认他们的关系似的，有点不妥当。但是，闹水灾的时候板仓照顾过小妹，明明知道他病危了都不去看望、最后见他一面，我又觉得会睡不安稳。况且，板仓看来也无药可救了，枉有那样结实的身体，但是总觉得他有些薄命相。”贞之助回答说：“我也有那种感觉，你去看一下也没什么……但是，奥畑会不会去呢？如果他也去，你还是不去为好。”两人商量了一阵，最后，贞之助概括自己的意见说：“如果不会碰上奥畑的话，还是去看一下，不要待太久就回来，也不要让小妹老守在那里，你回来的时候尽可能把她也带回来。”

接着幸子又打电话问妙子，她去医院会不会碰上启少爷，她回答说：“现在除了病人父母兄弟以外谁也没来，谁也没有通知，即使病情再恶化也没必要告诉奥畑。特别是启少爷一来说不定会使病人兴奋，所以我反对通知奥畑。其实，我正想请二姐来一趟。因为究竟要不要转往外科医院，意见不一致，还没商量出个结果。我和他妹妹极力主张转外科医院治疗，而他父母亲仍然犹豫不决。如果二姐来了也帮我说说就好了。”幸子说：“那么，我吃了饭就来。”说完挂断了电话。

幸子和雪子两人提前吃午饭，幸子一边吃一边和雪子商量“水户小姐”的事。这时要是她把妙子的事泄露出去可不太好，而且近来她已无事可做了，只是陪着悦子玩儿，因而考虑是否今天就辞退“水户小姐”。雪子说“水户小姐”自己也提出想辞工。幸子说，既然是这样，虽然显得有点突然，雪子你还是去说一下，叫她等我回来，吃了晚饭后再让她回去。这样说定后，幸子要女佣叫了部出租车，于十二点钟直接到医院去。

到那里一看，医院坐落在从中山手的电车道往山手方向上去五十米左右的一条狭窄的坡道的半中间。名为医院，实则只是一栋寒碜的二层楼房，楼上只有两三间日本式病房而已。板仓的病房是六铺席间，窗户外紧挨着里面人家的晒台，晾的衣服横七竖八地挡着光线，使房内显得闷热。已是穿哔叽单衣的时节，四五个人挤在一间房内，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席地而坐，室内通风不良，充满汗臭味。在右手靠墙的铁床上，病人正面向墙壁弓身躺着。从幸子进入这间房起，就听见病人用低沉而非常急促的声音，一秒也不停地连连喊“痛”。经妙子介绍，幸子与病人的双亲、嫂嫂和妹妹互相致礼，哪怕在这过程中病人也一直如此叫痛。妙子介绍完毕，在床头枕边屈膝小声唤道：

“米！二姐来看你了！”

“痛！痛呀！”

病人依旧背朝着外面，木然地注视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不断哀号着。幸子站在妙子身后，颇为恐惧地瞅着他，只看见右侧朝上横卧着的脸庞并不太瘦，气色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坏。病人的毯子只盖到腰部，身上穿一件纱布的睡衣，从敞开的衣襟和卷上的袖口看他那胸部和两臂，肌肉还是那样健壮。只见一条绷带从他的头顶部拉到下颏部，另一条从额部拉到后头部，正在耳部打一个十字。

“米！”妙子又喊了一遍，“二姐来看你了。”

幸子这是第一次听见妙子叫板仓“米”。在芦屋的家里说到他时，妙子总是称他为“板仓”，幸子、雪子，甚至连悦子在背地里也直呼其姓“板仓、板仓”。他本名叫“板仓勇作”，“米”这种叫法是缘于他在奥畑商店做学徒时，人们都称他为“米吉”。

“板仓先生！”幸子说，“你可真遭罪了！像你这样坚强的人都那样叫痛……”她说着掏出手绢来捏起鼻子。

“哥哥，是芦屋的太太来了！”妹妹也走近来叫他。

“哎，快别那样说！”幸子制止了她，接着问妙子，“不是说痛的是左腿吗？”

“是的。因为右耳动了手术，不得不右侧朝上躺着，所以痛的腿在下面了。”

“这太不合适了！”

“所以就痛得更加厉害。”

病人忍受着剧痛，那皮肤粗糙的前额，油汗往外直渗。刚才有只苍蝇时不时飞到病人的脸上，妙子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撵苍蝇。突然，病人没叫痛了。

“尿！”他说。

“妈妈，哥哥要尿尿。”妹妹说罢，靠在对面墙壁坐着的母亲站起来走到床边。

“对不起！”她说着弯下腰，从床下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尿壶，从病人的毯子中间插进去。

“哎，又要受罪了！”他母亲说。

“痛啊！”就在这时，病人原来一直像说胡话似的叫痛，现在是全然不同地发狂地吼着：“痛啊！痛啊！”

“痛也没办法，你忍着点儿。”

“痛啊！痛啊！——别碰我，别碰！”

“忍着点，不这样就尿不出来。”

幸子觉得奇怪，不知道碰着什么地方板仓才会发出这样卑屈的声音，又三番五次地去端详病人。病人把左腿移动一尺左右，使身体稍微仰一点，就花了两三分钟，姿势摆停当后，又得暂时默不出声地调整呼吸，等到呼吸平稳下来后，才开始撒尿，一边呆呆地张着嘴，用幸子不曾见过的怯懦的眼神，直勾勾地环视旁边人们的脸。

“他吃什么呢？”幸子问他母亲。

“不，一点儿也不吃。”

“光喝柠檬水，就因为喝这个，才有尿。”

幸子看病人伸到毯子外的那条腿，并无任何变化。也许是她的心理作用，透过皮肤可见青色的血管稍有怒张。病人为了恢复成原来的姿势，那惨叫声仍然毫无二致，只是夹杂在“痛啊”的台词中还有：

“哎呀，我想死！让我死吧！”，或者是“快弄死我！弄死我呀！”

板仓的父亲是一位沉默寡言、眼神不安、没有主见的淳朴老头。母亲像是比父亲有板眼些，不知是睡眠不足，是哭泣过多，还是害了眼病，眼泡浮肿又耷拉着，始终像是闭着眼睛的模样，所以貌似一个表情迟钝、呆头呆脑的老太婆。然而，据幸子刚才的观察，一心一意在身边照料病人的正是这位母亲。病人也像是在母亲面前撒娇似的，凡是母亲说的话不论什么他都默默地听着。据妙子说，病人没有转往外科医院，就是因为老太婆不同意。幸子来后，一方是妙子和妹妹，另一方是板仓父母亲，分成两组，时不时在病房的屋角或者外面走廊上嘀嘀咕咕。似乎处在中间充当调停者的嫂子，一会给叫到那边一会给拉到这边。老夫妇说话声音很低，幸子听不清楚，只听得他母亲像是在频频叹息，那位父亲一副颇为所动的表情倾耳听她说话。这时，妙子和妹妹缠住了嫂子，絮絮叨叨地跟她说，如果不做外科手术、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这是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过失，求她想方设法说服母亲。嫂子听她俩这一说，好像认为这也有道理，就走到母亲那里如此这般地劝说一番。但是母亲坚持己见，认为反正要死不如落个全尸。当嫂子劝她不要顾忌这一点时，她反驳说：“做那样残忍的事，你保证他一定得救吗？”嫂子只得又退回来，劝慰妹妹说：“无论我怎样磨破嘴皮，妈妈还是不答应，给老人家说这些道理她也不明白。”于是，妹妹走到母亲跟前说：“妈妈你说什么‘可怜呀’‘残忍呀’，光想着眼前的痛苦，不想真正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不管能不能得救，为了今后没有遗憾，要采取一切办法抢救，这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吗？”妹妹一边哽咽着攻击冥顽不灵的老太婆。总之，这一幕短剧在幸子眼前翻来覆去地重演。

最后，妙子喊一声“二姐”，将幸子拉到走廊尽头，说道：“这些乡下人，怎么这样慢吞吞的，真叫人吃惊。”

“不过，设身处地为他母亲着想，她那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知道反正已经耽误了，我已经死了心了。不过，他妹妹说了：‘请你求太太去跟我妈妈说一说。别看我妈在家里人面前很顽固，但是一到大人物面前她什么也不会说了，只会满口答应。’”

“我是大人物吗？”

老实说，幸子丝毫不想牵涉进这场争论中去，她认为，局外人多嘴多舌而结果又不太妙时，看那老太婆的样子，以后还不知会怎样怨恨自己，况且眼见得手术十之八九会失败。所以幸子接着说：“……等一等再看吧。她虽然那样说，但是心里明白到头来还得照大家说的那样做，只是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发发牢骚罢了。”

幸子此时主要考虑的是，现在人情上也说得过去了，必须设法把妙子带回去。她正为没找到好机会而为难。

这时，护士走上来了，正要朝病房走时，看到妙子在走廊上便说：

“喂，院长先生想和家属见见面，请哪一位去吧。”

妙子进房来传话，只见嫂子和妹妹蹲在病人的头这一方，而那对老夫妇站在脚那头。这时，这对老人又犹犹豫豫了，“你去吧”“我去吧”地互相推诿了一阵，最后两个人一块去了。过了一刻钟他们才回来，父亲仿佛非常为难似的长叹一声颓然坐下，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在父亲耳边嘟嘟哝哝。不知道院长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后来打听当时的情况，似乎院长认为让病人死在这家医院里是件麻烦事，所以，他连哄带骗地说服两位老人，无论如何都要动外科手术。院长说：“对令郎耳朵疾病的处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消毒也很彻底，治疗中没有什么失误。这样看来，令郎腿脚的疾患和耳部的毛病完全是两码事。你们也看到了，他的耳朵已经好了，已经没有必要再住在本医院了。本院考虑到，不能把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留在本院，以防万一，所以昨天晚上已经托铃木先生处理，并且得到他的同意。而你们做父母的却迟迟下不了决心，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事到如今，我认为说不定已经错过治疗时机了，你们再这样磨磨蹭蹭的，即使发生意外，本院也不负任何责任。”他这样说是推诿自己的过失，好像是由于两位老人犹豫不决而贻误了病机，为自己预设了一道防线。老夫妇只是唯唯诺诺地听院长说完这番话，最后说一句“那就请您多多关照”以后就退出来了。母亲回到病房后，便埋怨父亲，似乎被院长花言巧语哄骗了也是老头子的罪过。但不出幸子所料，母亲也只是过分悲伤而发发怨言罢了。看来，她早有听天由命的想法：最后不得不把儿子转往外科医院，听院长这么一说她也就让步了。

铃木医院位于上筒井六丁目，从前的阪急线的终点站附近。好不容易安排停当把病人抬出矶贝医院时，天色已暗下来了。当时矶贝院长的做法极其冷酷，自从决定转院后，他完全采取甩包袱的态度，自己根本不露面了，连一句客套话也不说。所有照料搬运病人的工作，都是由铃木医院派来的医生和护士担当。在亲属们时不时凑在一起商量的这几小时内，病人不知是否知道他们是在讨论自己的截肢手术，他只是不断地叫痛，像是一个离开了人群的、只会呻吟的怪物，而他的家属也把自己的儿子、小叔子、哥哥看成这样一种怪物，完全不必征求他的意见，或者向他说明原委。他们最担心的是从病房抬往救护车时那“怪物”将发出多么恐怖的惨叫声。因为这病房外面的走廊，像普通住宅一样只有三尺宽，楼梯狭窄，呈螺旋状而且中间没有平台。病人连小便都要发出那样的哀鸣，用担架抬下楼梯时，他所遭受痛苦之剧烈可想而知。家属们与其说是同情病人，不如说是怕忍受不了那刺耳的号叫，一个个提心吊胆。幸子看不下去了，便对护士说：“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呢？”铃木医生回答说：“您不必担心，给他打一针再抬下去。”大家这才放心了。果然，病人注射过后稍微安静了些，由医生、护士和母亲把他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