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国学专修社的办公室已布置成一间很漂亮的会议室。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文学研究社就在这间会议室举行了成立大会。

大院里停放着一辆辆小汽车，贵宾陆续到会，最后到了一辆最大最新的车，首长都到了，正待正式开会。

余楠打算早些到场，可是他却是到会最迟的一个。他特地做了一套蓝布制服，穿上了左照右照，总觉得不顺眼。恰好他女儿从外边赶回来，看见了大惊小怪说：

“哟，爸爸，你活像猪八戒变的黄胖和尚了！”

余楠生气地说：“和尚穿制服吗？”

宛英说，她熨的新西装挂在衣架上呢，领带也熨了。

余楠发狠说，这套西装太新，他不想穿西装，尤其不要新熨的。

余楠的女儿单名一个“照”字。她已经进了本市的中学，走读。这时她是出了门忙又赶回来的。她解释说：

“我刚出去，看见‘标准美人’去开会。她穿的是西装。不识货的看着很朴素，藏蓝的裙子，白色长袖的上衣，披一件毛茸茸的灰色短毛衣，那衣料和剪裁可讲究，可漂亮呢！我忙着回来看看爸爸怎么打扮。”她说完没头没脑地急忙走了。

“标准美人”是回国投奔光明的许彦成夫人杜丽琳，据说她原是什么大学的校花，绰号“标准美人”。她是余照目前最倾慕的人。

余楠听了“黄胖和尚”之称很不乐意。经女儿这么一说，越觉得这套制服不合适，他来不及追问许彦成是否穿西装，忙着换了一套半旧的西服，不及选择合适的领带，匆匆系上一条就赶到会场，只见会场已经人满，各占一席，正待坐下。

中间一条长桌是几张长桌拼成的，铺着白桌布，上面放着热水瓶、茶杯茶碟和烟灰缸。沿墙四面排着一大圈椅子，都坐满了人。长桌四面都坐满了。面南的一排显然是贵宾、领导和首长的位子，还有空座。余楠惶急中看见傅今在这一排的尽头向他招手，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自己坐在最尽头的空椅上。余楠不及推让，感激不尽地随着大众坐下。他看见丁宝桂就在近旁，坐在长桌侧面，下首就是许彦成。他还是平常装束，西装的裤子，对襟的短袄，不中不西，随随便便。“标准美人”披着“嘉宝式”的长发坐在长桌的那一侧面，和许彦成遥遥相对。

社长马任之站起来宣布开会。全室肃然。余楠觉得对面沿墙许多人的目光都射着他，浑身不自在，生怕自己坐错了位子。他伸头看看他这一排上还有什么熟人，只见那位法国文学专家朱千里坐在面南席上那一尽头，也穿着西装。他才放下心来——不仅放了心，也打落了长期怀在肚里的一个鬼胎。看来马任之并没有看破他捣鬼，当初很豪爽地欢迎他，并不是敷衍，而确是把他看作头面人物的。他舒了一口气，一面听社长讲话，一面观看四周的同事。

长桌对面多半是中年的文艺干部，都穿制服。他认识办公室主任范凡，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专家黄土。年轻人都坐在沿墙椅上，不过他对面的那位女同志年纪不轻了，好像从未见过。她身材高大，也穿西装，紧紧地裹着一身灰蓝色的套服。她两指夹着一支香烟，悠然吐着烟雾。烟雾里只见她那张脸像俊俏的河马。俊，因为嘴巴比例上较河马的小，可是嘴型和鼻子眼睛都像河马，尤其眼睛，而这双眼睛又像林黛玉那样“似嗔非嗔”。也许因为她身躯大，旁边那位女同志侧着身子，好像是挤坐在她的怀抱里。余楠认识这一位是女作家江滔滔，傅今的新夫人，余楠的紧邻。她穿一件蓝底绿花的假丝绒旗袍，涂了两颊火黄胭脂。她确是坐在河马夫人的怀抱里，不是挤的。余楠忽然明白了，河马夫人准是他闻名已久的施妮娜，“南下工作”刚回来。她曾和前丈夫同在苏联，认识傅今。听说江滔滔是她的密友，傅今的婚事是她一手促成的。

马任之约略叙说文学研究社怎样从国学专修社脱胎发展，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余楠一只耳朵听讲，两只眼睛四处溜达。他曾听丁宝桂说，社里最标致的还数姚小姐，尽管这几年来太辛苦，不像从前那样娇滴滴的了。余楠到图书室去过多次，从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难道姚小姐比“标准美人”还美？他眼光一路扫去。一个女同志眉眼略似他的胡小姐，梳着两根小辫儿，身体很丰满，只管和旁边一个粉面小生式的人交头接耳，一面遮着脸吃吃地笑，一面用肩膀撞旁边的“小生”。难道她是姚小姐吗？那边还有个穿鹅黄色毛衣的年轻姑娘，白白的圆脸，一双亮汪汪的眼睛，余楠认识她是上海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姜敏。两侧椅上挤坐着好些穿制服的。余楠不敢回过头去。他自信美人逃不过他的眼睛，可是他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

马任之简短地结束了他的开场白。他很实际地说，俗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文学研究社还只是蛋里没有孵出来的麻雀呢。有一位贵宾风趣地插话，说文学研究社是个“鸵鸟蛋”，或者可称“凤凰蛋”，凤凰就是大鹏鸟。

一位首长在众人笑声中起立，接着“凤凰蛋”谈了他的期望，随即转入正题，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齐心协力，为新中国的文化做出贡献，为全人类做出贡献。他说：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文武两条战线同样重要，而要促使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促使全世界人民同心协力，笔杆子比枪杆子的力量更大。

余楠觉得这倒是自己从未想过的，听了大为兴奋，并觉得老共产党员确像人家说的那样，像陈年老酒，味醇而厚。他忘掉了“最标致的小姐”，正襟危坐，倾听讲话。

丁宝桂却在伤感。这间会议室是他从前常来喝茶聊天的办公室。姚謇突然倒地，就在这间屋里——就在他目前坐着的地方。那时候姚謇才五十五岁。姚太太和他同岁，看来还很年轻很漂亮呢，现在却成了残废，虽然口眼不复歪斜，半边脸究竟呆木了，手不能弹琴，一只脚也瘸了。姚小姐当年是多么娇贵的小姐呀，却没能上完大学，当了一名图书室的职员，好好一门亲事也吹了。马任之那时候不过是姚謇的助手，连个副社长都不是，现在一跃而当了社长！那时候，他和丁宝桂最谈得投机。丁宝桂常常骂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罢课。另两位老先生谈到政治都有顾忌，只有马任之和他一吹一唱地骂。丁宝桂听说马任之当了社长，方知他原来是个地下党员，不觉骇然，见了马任之又窘又怕，忍不住埋怨说：“任之兄，你太不够朋友了。我说话没遮拦，你也不言语一声，老让我当着和尚骂贼秃。”他说完马上后悔失言，心想糟糕，马任之尽管不拿架子，他究竟是社长了呀，怎么还把他当做姚謇的助手呢！马任之只哈哈大笑说：“共产党不怕骂。你有什么意见，尽管直说，别有顾虑。”他还邀请丁宝桂到文学研究社来当研究员。据丁宝桂了解，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呢，他原先不过是个副教授，哪有不乐意的。马任之对他还是老样儿，有时也和他商量事情（例如聘请余楠的事）。丁宝桂渐渐忘了自己原是反共老手，而多少以元老自居了。他的好饭碗是共产党给的，他当然感激。只是想到去世的姚謇和他的寡妇孤儿，不免凄恻。

他看见姚宓坐在沿墙的后排，和王正在一起。几个年轻人可能都是对她有意思的，也坐在近处。她在做记录，正凝神听讲。忽然她眼睛一亮，好像和谁打了一个无线电，立即低头继续写她的笔记。“呀！”丁宝桂别的事糊涂，对这种事却特别灵敏，“姚小姐不是随便给人打‘无线电’的女孩子，她给谁打‘无线电’呀？”他四顾寻找。坐在面南一排的余楠一脸严肃，他当然看不见后排的人。他旁边的许彦成呆呆地注视着他的“标准美人”。俊俏的河马夫人已经停止抽烟，和女作家仍挤坐在一处。那个粉面“小生”在打瞌睡。他一路看过去，都是他还不知姓名的中青年，看来并没有出色的人物。谁呢？丁宝桂未及侦察出任何线索，首长的讲话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来宾的自由发言也完了。傅今站起来请大家别动，先让来宾退席。他通知全体人员下星期开会谈谈体会。

文学研究社就此正式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