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十支红色小蜡烛，插满一个五斤重的大生日蛋糕。

全家人围桌而坐，预备向姚玉慧祝贺生日。

蛋糕是母亲买的，蜡烛是妹妹插的。

一九七九年过去了。一九八〇年的最初几天也过去了。一年的概念压缩在她返城后一晃而过的日子里，使她切身体会到了“年华如水”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咄咄逼人的意味。

每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个年龄界线使人对生命产生一种紧迫感，一种惶惑。二十五岁、三十岁、三十五岁。二十五岁之前我们总以为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而青春正从我们身旁一天天悄然逝去。当我们不经意地就跨过了这人生的第一个界线后，我们才往往大吃一惊，但那被诗人们赞美为“黄金时代”的年华已永远不再属于我们。我们不免对前面的两个界线望而却步，幻想着要逗留在二十五岁和三十岁之间。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华，如同白天照射在墙壁上的光影，你看不出它的移动。你一旦发现它确是移动了，白天已经接近黄昏它暗了，马上就要消失，于是你懵懵懂懂地跨过了人生的第二个界线……

三十支小蜡烛，给姚玉慧的生日增添了类似宗教的色彩。望着它们所形成的一小片辉煌，充满在她心间的，不是快乐，而是无边无际的惆怅和茫然。烛光晃在她对面的父亲的脸上，父亲身穿黑色毛衣，虔诚地注视着她。她觉得父亲像个教士，虔诚的表情是故作给她看的。她明白，父亲和母亲一样，因为她已经三十岁了暗暗感到烦恼。她也知道父亲此时此刻坐在她对面，坐在母亲身旁，并非为了使她高兴，不过是为了使母亲高兴。

女儿们的十岁生日能给予父亲们以快乐。

女儿们的二十岁生日能给予父亲们以欣慰。

三十岁了而未嫁的女儿们的生日，能给她们的父亲们带来什么美好的情绪呢？

母亲竟希望女儿的三十岁生日能造成一种欢娱的家庭气氛！

一个三十岁的，没有工作的，对任何男人都毫无吸引力的老姑娘的生日，和这样的一个老姑娘的追悼会没什么区别，同样造不成什么富有诗意的气氛。

弟弟坐在她左边，妹妹坐在她右边。

弟弟送给她一件生日礼物——一条白色的纯毛长围巾。妹妹告诉她，那原本是他买了送给倩倩的，可是他那个瓷洋娃娃不喜欢白色，不要。

当弟弟将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时，她问清价格，采取一手钱，一手货的方式接受了。钱是向妹妹“借”的。她正缺一条长围巾，省得自己去买了，返城后她最不愿涉足的地方就是商店。一个二十九岁的，不，一个已经三十岁的，没有工作的，对任何男人都毫无吸引力的老姑娘，无所谓喜欢什么颜色或不喜欢什么颜色。

女性选择颜色其实不是用眼而是用心；她内心里没有色彩。

弟弟还装模作样地说：“姐你这是干吗？为什么要给我钱啊？我可是特意给你买的呀，白色象征高洁！”她听了很生气，反唇相讥：“我比你那个瓷洋娃娃更高洁？”所以这会儿弟弟多少有点儿尴尬地躲避着她的目光。

只有妹妹的快乐是由衷的。妹妹分明将给她过生日当成一场游戏。

妹妹比父亲比母亲更爱她。她不愿扫妹妹的兴，也不愿使父亲和母亲在此时此刻感到什么不愉快，于是她就笑，企图用虚假的笑来烘托这场家庭“游戏”的气氛。

母亲见她笑了，母亲也笑了。

父亲见母亲笑了，父亲也笑了。

她明白，父亲和母亲的笑，是向她这个长女的一种牵强的表示——证明他们作为父亲和作为母亲，对于她从今天已经三十岁了这件事，还是满心欢喜的，起码并不忧烦。她太明白了。

她也知道父亲和母亲脸上一边笑心里一边想的是什么。他们准是在想——如果有一个男人以他们未来女婿的身份在座，欢娱气氛才算完美无缺。

他们需要一个女婿比她自己需要一个丈夫的心情迫切得多。

市长家有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比普通人家有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更会引起种种闲言碎语。

她很理解父亲和母亲能够对她做出那种欢喜的微笑是多么不容易。

她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很多余，忽然意识到，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由一个“教导员”重新变成一个女人时，她已经无形中给父母造成了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返城？她想……

妹妹迫不及待地大声嚷：“吹呀！”

她知道应该一支一支吹灭蜡烛。

她吸一大口气，噗地吹去，希望一口就将三十支蜡烛全吹灭。

可怜，只吹灭了四支。

她又深吸一口气，想再来一次就结束这场家庭“游戏”。

“嗨，别那么性急！”妹妹在她后背上拍了一下。

妹妹希望玩得从从容容，郑重其事。

母亲皱起了眉头。

她赶紧笑。

我可不能使全家人扫兴，她想，我得陪全家人将这场“游戏”进行到底。

“三十年哪，你一口气吹不灭的。”弟弟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挖苦她。

不知从哪一天起，弟弟好像与她在感情上产生了某种隔阂。大概因为她不喜欢倩倩。不错，她承认自己对那个漂亮的瓷洋娃娃多少存在一点儿女性的嫉妒心理。嫉妒对方比自己年轻，嫉妒对方有一张对男性们具有吸引力的脸，嫉妒对方是个美人儿，还嫉妒对方时时处处都善于恰到好处地显示自己的美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女性本能。而她自己则完全丧失掉了这种本能，刚刚重新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性。但所有这一切嫉妒并非她不喜欢倩倩的原因。不，绝对不是。恰恰相反，许多比自己年轻，脸蛋比自己漂亮的姑娘都能够获得她的好感。作为一个女性，她有嫉妒心理，但却从未因此而敌视过谁。

她不喜欢那个瓷洋娃娃是因为那个瓷洋娃娃居然敢对她表示怜悯和同情。

她不能够忍受这一点。

瓷洋娃娃虽不曾对她说过什么怜悯和同情的话，但那种流露出怜悯和同情的目光，常常使她想大声叫嚷：“别用这种目光看我！”

谁怜悯我，谁同情我，谁就等于侮辱我！这种思想从她返城那一天就在她头脑中深深扎根了。

这乃是她——二十九岁的，不，三十岁的，没有工作的，对任何男人毫无吸引力的老姑娘的尊严。

好几次她想对那个瓷洋娃娃说：“可爱的小鸟儿，你除了可爱之外还趁什么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资本？你怜悯我同情我太不够档次！”

瓷洋娃娃到家中来的次数少了，所以弟弟对她怀着心照不宣的怨恼。

她被弟弟挖苦了一句之后，瞪了弟弟一眼，冷冷地说：“你今后再敢挖苦我，你那个瓷洋娃娃来了，我就把她轰出去！”

弟弟倏地站起，要离去，被母亲一把扯住，不得已悻悻坐下。

父亲责备地注视着她。

母亲不满地说：“玉慧，从你返城以后，全家人在哪点上对你关心得不够？”

妹妹嚷：“得了得了，这又不是谈判桌，蜡都淌到蛋糕上了，姐你还不快吹！”

她不再说什么，接连吸气猛吹。

当最后一支蜡烛被姚玉慧吹灭时，姚守义在家中穿完了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

2

家，对孩子们是一座城堡：他们在外受到威胁时就赶快往家里逃。对中年人是一个王国：最最普通的男人或女人在家里可能是颐指气使，说一不二的君主。对老头儿老太太们是事业，是江山社稷：儿孙满堂使他们感到劳苦功高。

对返城知识青年们，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十年前他们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离家而去，又究竟为什么十年后他们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多岁了，真正到了不应该再恋家的年龄了，反而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返回城市扑进家门呢？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呢？

他们毅然决然地返回城市，急急切切地扑进家门，乃是因为他们醒悟到从“红卫兵时代”到“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原来不过是石头。“西西弗斯的石头”。他们被一位巨人滚上山顶，然后从山顶滚下来，然后再被那位巨人滚上山顶，再滚下来……这是西西弗斯的事业。西西弗斯是不知疲倦的，因为那巨人是神。可他们的血肉之躯已再经不起几番滚动，滚动中他们遍体鳞伤。他们最初认为这种不间断的滚动即是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使命，可后来他们的头脑终于在滚动中产生了怀疑。这是本能的清醒。他们终于向西西弗斯也向他们自己呻吟着发问：这种滚动的目的何在？

西西弗斯不回答。

那位巨人是神，也是一页历史，也是一个时代。

而一代人再也不甘心充满热情地做神的石头。

他们十年前离开家门是为了去寻找他们要寻找的东西，结果他们什么也没寻找到。他们十年后扑进家门是因为寻找累了，心灰意冷。他们扑进家门是预备第二次迈出家门，是预备开始他们人生的第二次寻找。东西南北中，这一次他们预备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认定一个去向。即使旧巢毁坏了，燕子也要在那个地方盘旋几圈才飞向别处。这是生物本能。即使家庭分化改组了，做儿子做女儿的也要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打算。这是人性。

家对返城知识青年们已不再是城堡，因为他们不再是孩子。

家也并非他们的王国，因为他们的家庭地位依然是孩子。

他们原本希望对家庭对父母一尽儿女的义务和责任，现实却使他们成了家庭成了父母的负担和烦愁，过去是如今依然是。城市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写下了两个看不见的“红字”——待业。

如果说当年的知青教导员对待业感到的不过是茫然和惆怅的话，那么姚守义们对待业感到的则是内心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怒了。

幸亏这会儿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幸亏一个姑娘，不，一个少妇，不，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他面对面坐着，和他一块儿穿糖葫芦。否则，他可能又会去找严晓东，两人一块儿凑点儿钱，到某个街头巷尾的肮脏小饭馆借酒浇愁。

年轻的母亲有一张女孩儿般的娃娃脸。孩子的脸却是长得像个小老头儿，描几道皱纹画上几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嘛，是一等的山楂，又红又大，瞧着就使人嘴里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们将许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证，是稳定男人情绪的万应灵丹，尤其一个女人不难看是这样；难看的女人另当别论。

姚守义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签子，并且向年轻的母亲提出倡议：“咱俩把剩下这点山楂都穿完了怎么样？”

剩下那“点”山楂起码还够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笑，乐意地说：“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事儿可干。”

姚守义忽然觉得这个晚上是他返城后心情最佳的一个晚上。

女人居然还能启发一个男人的想象力。

姚守义的头脑本不富于想象，但是将一等的、又红又大的山楂想象成玛瑙、珠宝、玉石球什么的，这种浪漫思维他的头脑还是够用的。在奇妙而有限的想象中，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艺匠。穿糖葫芦颇有艺术工作的情趣。他手中那把“文化大革命”中用来刻主席头像的刻刀，也就仿佛成了雕刻家手里的艺术工具，遗憾的是在每个山楂上只能来一刀，使他获得的艺术满足太有限。好在这一刀挺讲究分寸，切口过深过长不行，那样一个完美的整体就变为两个红彤彤的“半球”了，就不好穿了，勉强穿上也不好看了。切口要不深不浅，不长不短。一刀下去，又红又大的一个一等山楂，咧开一张笑口，像没长牙齿的婴儿的笑口。然后呢，用刀尖小心地剔除山楂核，再轻轻将那可爱的笑口合上。六个山楂穿一串，一支体体面面的糖葫芦就完成了一半工序。每穿完一支，他都要自我欣赏几秒钟，才满意地放下。

这个工作是他从今天起才获得的临时工作，是为一家冰棍厂加工。那家冰棍厂夏天做冰棍，冬天做糖葫芦。这事儿原是同院一个无职无业的孤身老头儿赖以糊口的营生。街道为了照顾那老头儿，开了介绍信出面替老头儿与冰棍厂订下长期合同。几天前老头儿死了。街道主任来到姚守义家，对他母亲说：“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呢，让守义干吧，我看他挺适合干这活。”母亲自是千恩万谢的。他也不得不赔着笑脸说些“承蒙照顾”的话。至于街道主任根据什么认为他“挺适合干这活”，他却百思不得其解。街道主任还诡秘地叮嘱他和母亲：“你们千万别对外院的人讲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该说我这个街道主任偏向你们守义了！”这话他信。这条街道上就有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有活可干的还是第一个。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哪一个也不会拒绝这种机会。他们在兵团的最初几年，每月也不过才挣三十二块钱。只要是个能挣钱而又合法的机会，哪一个返城待业知青都会一把抓牢不放松的。过后他问母亲街道主任为什么对他姚守义这般恩典？母亲说：“你爸不是从木材加工厂为人家买了一方木柴嘛！”

当他面对两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签子在小板凳上坐下时，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够酸的。转而想，自己毕竟从此和一个单位——一家冰棍厂建立了某种关系，返城后那颗无着无落的心，便安定了许多许多。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让父亲再给街道主任从木材加工厂买一方“内部价格”的木柴，然后求她将那份“长期合同”上的死去了的老头儿的名字，改成他姚守义的名字。

从穿糖葫芦中体味到“艺术工作”的情趣，那是在她开始和他一块儿“共事”之后才渐渐达到的一种境界。

她领着孩子来时，他刚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声音很低，有些喑哑。

他抬起头，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犹豫着进不进屋。黑色短呢上衣，红围巾，灰涤卡单裤罩在棉裤外，翻毛皮鞋。他竟丝毫也没看出她是一个返城女知青。要是她不领着一个孩子，他会误以为她是刚念到初一下学期的弟弟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

“收电费去了。”他说罢就又低下头去穿糖葫芦。待业知青的社会地位，使他在任何年轻女性面前都不由得产生羞惭心理。

“那……我等大娘一会儿行吗？”

“行。”他觉得她问得好笑。心想：你又不是来到了什么大干部家里，我也不是首长秘书，何必如此！

她解开围巾，在另一只小板凳上坐下，瞧着他穿糖葫芦，那孩子则老老实实地偎靠着她。

他的双手变得笨拙了。

“你工作有着落了？”

“就算有了吧。”

“干什么？”

“就干这个。”

“自己卖？”

“我倒想自己卖，没许可证……”他忽然记起了街道主任的叮嘱，警惕地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你问这些干吗？”

“待业知青见了待业知青，不问这些问什么呢？”她长叹一口气。

“你也是待业知青？”他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

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你不说，瞧不出来。”

“怕的就是走在马路上让别人瞧出来啊！”她又长叹一口气。

“返城知青就那么卑贱？”他盯着她问，放下了刚拿起的一根竹签子。

她苦笑着说：“我倒没这么想过。其实我是不愿意再穿那身兵团服，统统叫我烧了。一看见兵团服，不论穿在谁身上，就想到了孩子他爸……”

“孩子他爸……不在了？”

“在。在上海。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到北大荒那一年才十六，是老大。身下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两岁。我妈也真够可以的，隔两年就给我爸生一个。四十五岁前就生下了我们六个。要不是我爸死得早，我妈兴许还能给我生下几个弟弟妹妹呢！我有时候常想，计划生育早实行十几年就好了，那我不就也是一个被父母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啦？还不早留城参加工作了？还会有返城待业这一天？”

姚守义觉得她抱怨计划生育实行得晚与返城知青的命运之间没多少必然的联系，打断她的话，很认真地反驳道：“那可不一定。就算你是独生女，当年兴许也会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哭着闹着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知青中这样的还少哇？”

“可我要是个独生女，同样待业，那滋味也大不相同啊！我们姐弟六个，当年上山下乡了一半。如今都返城了，都待业。都老大不小的。我妈的头发，从我返城那一天起，眼见着一天一天全白了。不说我妈了，还说我自己吧！到了北大荒两年后，我就结婚了。不结婚也不行了，有了这孩子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允许我们结婚的前几天，我还接受了一场批判教育。我想结婚就结婚吧，扎根就扎根吧，我当初并没指望有返城这一天啊！我是一心一意想在北大荒建立个小家庭。咱们知青一年四季的活多累呀！我还养鸡养鸭养鹅，每年都腌几坛子鸡蛋鸭蛋和鹅蛋，每次探家我往我家带，他往他家带。没见过比我们孩子他爸更好吃懒做的上海知青啦！有滋有味的，我都让给他吃。锄地，割大豆，他躺在家里装病，我一个人锄两垄，割两垄。他每年都要回上海探一次家，一回去就是三四个月。我俩的工资差不多是他一个人花。有时他人在上海，我还要月月往上海给他寄生活费。他家里的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我想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外人，夫妻之间什么都不能计较。计较谁花钱多，谁为家庭操劳少，那还叫夫妻吗？他没怎么疼爱过孩子，孩子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抚养大的。十年内我没探过几次家。我宁可自己少探家，也要节省下钱给他做往返上海的路费。他倒也算下了十年乡，十年中能有四年是在上海。他总说自己有病，总说自己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不能累着，也不能缺乏营养，还不能心烦生气。他怎么说，我怎么信。我想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呢？那些年我哪儿是个妻子啊，我像是两个孩子的妈。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他一天天胖了，三口之家就苦了我一个。知青们瞧不起我，认为我没出息，甘愿当女仆。老职工和家属们却夸我，都说：‘谁能找这么个老婆算是一辈子的大福气啦！’我比听了贬斥我的话心里还难受。没当别人老婆的时候，我想，我将来要找的丈夫，他必须得爱我，疼我，处处关心我体贴我，宝贝着我，将我当妻子又将我当女儿才行！当女儿时没得到的当妻子后我要得到。梦！大返城了，他要回上海。明摆着，我和孩子到上海落不上户口。我苦苦哀求他跟我一块儿回咱们这座城市，他不同意。他说他是上海人，一定得回上海。一辈子落脚在北方城市他生活不习惯。我求别人帮我劝他。劝来劝去，他还是‘回上海’三个字，我生气了，说：‘以后长年两地分居，谁会像我这么体贴你？那种生活你受得了吗？’直到那时我还以为他离开了我就不行呢！还习惯地将他当成个孩子。他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这么样，火车到了咱们这座城市，我抱着孩子下了车，他留在车上，从车窗口跟我和孩子告别。火车开走了，我抱着孩子追火车，从站台这头追到站台那头，泪流满面自己不知道，心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

姚守义没想到她竟会向自己倾诉这么多，倾诉得这么坦率，无遮无掩。

她瞧着一盆山楂发呆，似乎说得累了。她脸上倒也没有什么悲伤，倒也没有什么抱怨，连点委屈的表情也没有，仿佛她心里直至此时依然空荡荡的。

那孩子不知何时悄悄摸了一颗山楂拿在手里，极想吃而不敢吃，见姚守义看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姚守义，拿着山楂的小手怯怯地伸向盆，将那颗在手中攥了多时的山楂又放在了盆内。

姚守义发现孩子的眼睛很像母亲的眼睛，单眼皮，长眼角，眼神儿忽而呆愣，忽而游移。

“吃吧。”他抓起了一把山楂揣进孩子衣兜。

“这怎么行！”她从孩子兜里掏出那把山楂，放入盆内，说，“你这肯定有数的。”

“那怕什么？不就是少穿几串嘛！”他接连抓了几把山楂，将孩子的两兜都揣满了。

“快谢谢大大！”她感激地对他微笑了一下。

“谢谢大大！”孩子用细小的声音说，两只小手紧按着左右衣兜，仿佛怕母亲再将山楂掏出。

二十八的返城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一个孩子当面叫“大大”。他脸红了，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她也脸红了，说：“我还不知咱俩谁年龄大呢，就让孩子叫你‘大大’了，你可别见怪啊！”

姚守义憨厚地笑了：“肯定是我大。我今年二十八了，你二十几？”

“我二十六。”她大胆地盯着他的脸，“瞧你不像二十八的样子。”

“你在返城知青中算年龄小的了。”他低下头说。

“带着这孩子，我倒觉着自己比所有的返城知青都大好几岁。”她说完，又沉默起来，依然瞧着那盆山楂发呆。

姚守义想：返城知青的命运，大概个个都像山楂吧？

那孩子从兜里摸出一颗山楂，咬了一口，立刻闭上了眼睛，发寒似的浑身打了个哆嗦。

他问：“酸？”

孩子回答：“酸……”

当母亲的斥道：“酸你还吃！”

孩子瞧着那颗咬了一口的山楂，不知如何是好。

他又低声问她：“后来呢？”

她苦笑道：“后来就离了呗。”

“离了？”

“嗯。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就提出要离婚，我想他一定疯了。借了一笔钱，带着孩子到上海找他。他一见我们母子的面，哭了。我和孩子也哭。我想他肯定会因为写了那封信后悔不及。他哭够了，却说：‘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把离婚手续在上海办妥了吧！’

“我说：‘我是和儿子千里迢迢看你来的，不是和你离婚来的。’

“他说：‘我恳求你和我离了吧！我是上海人啊！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上海，再也不能离开上海了！你得尊重我一个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啊！’

“我问他：‘是老婆孩子对你重要，还是上海对你重要？’

“他说：‘反正我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离开上海的。长期两地分居，还莫如早离早散，重作各自的生活打算。’

“听他的话，好像理全在他那一边了。我的眼泪禁不住又淌出来了，问：‘孩子怎么办？难道让孩子没父亲？’

“他说：‘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呢？你还年轻，长得也不难看，找一个合适的人再结婚完全来得及。你今后跟谁结婚谁就是孩子的父亲呗！’

“我问：‘你有良心吗？’

“他说：‘我怎么没有良心啊？没有良心我会觉得对不起你和孩子吗？会一见你和孩子的面就哭吗？’

“我说：‘那么证明你是不爱我啦？’

“他说：‘事到如今，对你讲实话吧，我从来就没爱过你啊！’

“我说：‘你不爱我当初为什么追求我？还跟我结婚？你这不是坑我吗？’

“他说：‘是啊是啊，我这个人从小就很自私，还很怕苦。我当初追求你，是因为我心里空虚。我和你结婚，不是不得已嘛！另外呢，我考虑结婚对我也没什么坏处。在北大荒有个人处处体贴我，周周到到地伺候我，也是我当初求之不得的。你看，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全是大实话。我不是也觉得挺对不起你的吗？我内心里永远永远感激你。咱们早离早散，好离好散，你将会在我心中永远永远留下一个美好的无私的形象，留下一段不能忘怀的回忆。我们今后甚至还可以通信，甚至还可以互相探望，如同两个真正的战友。夫妻关系完结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开始了……’”

“我就哇哇大哭起来。

“除了哭，我还有什么话可对他说的呢？

“那天晚上，我带着孩子来到了外滩。我真想一横心抱着孩子跳黄浦江。我想：到了这种境地还活个什么劲呢？干脆死了算！可又那么怕死。我就抱着孩子坐在外滩的石凳上，望着黄浦江想啊想啊的，只想是继续活下去还是干脆一死。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觉得自己不能死，更不能让孩子跟我一块儿死。还没到非死不可的境地呢！我不但要活下去，还要努力争取活得像个样！我还没幸福地生活过呢，死了太对不起自己。第二天，我就心平气和地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第三天，我就买了回来的火车票。他还算是有良心，将我们母子送到了火车上，临开车交给我四百元钱。我只留了二百，为了孩子……”

她脸上依然没有悲伤，没有抱怨，连点儿委屈的表情也没有，只有一丝苦笑挂在她一边的嘴角上。

她那苦笑使姚守义心里感到异常不好受。

“他妈的混账王八蛋！”他突然冲口而出骂了一句。

3

她吃惊地抬起头看他。

他却看着那孩子，将孩子一把拉到了跟前。

孩子不明白他要将自己怎么样，畏缩地默默地往母亲那边挣身。

他紧紧抓住孩子的一只手，两眼盯着孩子那张小脸儿，问：“想你爸吗？”

“想……”那孩子几乎快哭了。

“听着，”他狠狠地说，“你不必想他！你爸爸是个狗崽子！混账王八蛋！就是这么回事。你长大了要到上海去找到他，狠狠揍他一顿！”

孩子哇地哭了。

母亲抓住孩子另一只手，将孩子拽到怀里，生气地对他抗议道：“你干什么？！你有什么权力对我的儿子骂他的爸爸！”她紧紧将孩子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脸颊去贴孩子的小脸儿，两束愤怒的目光射向他。

姚守义不知所措了。他缓缓站起，背转过身去说：“请原谅……”

她也站起，凛凛地说：“别跟我来这套！像听故事似的听我讲，听我讲完了，就当面侮辱我，还侮辱我的儿子！……你才是个混账王八蛋！狗崽子！”

她扯着儿子的手就往外走。

“你给我站住！”他大吼一句。

她站住了，扭回头，微微眯起眼睛，轻蔑地瞧着他。

“你……我……”他不知说什么好。

那孩子从左右兜里将山楂掏出来，放进山楂盆内。连衣兜布也翻到外面了，仿佛是有意给他看——没带走你一颗山楂。

二十八岁的小伙子突然大发雷霆。他挥舞了一下手臂，又吼起来：“你走吧！难道你他妈的就没看出来，我这心里多为你难过吗？听了不难过的才是混账王八蛋，才是狗崽子！”

他呼呼地喘着粗气。

她一动也不动，就那样瞧着他。

孩子往外拖她。

她仍然一动也不动。

他们彼此眈眈地盯视着。

不知是什么在他们心间起了作用，彼此盯视的目光渐渐变成了彼此凝视的目光。

凝视是超时间超空间的述说，是两颗心灵直接而无限度的沟通。

孩子不理解地、茫然地分别望着两个大人。

她嘴角终于又浮现了一丝苦笑。她微微晃动了一下头，不好意思地说：“真是的，我们怎么会吵起来呢！”

姚守义固执地嘟哝：“反正他就是一个混账王八蛋，狗崽子……”

“那就随你的便吧，”她宽宥地说，“不过我绝不允许你今后再教我的儿子如何怨恨他的父亲！”

“我教他如何做你的好儿子行吗？”他非常认真地问。

她低头看了孩子一眼，很自信地说：“这我自己会。”一只手轻轻地爱抚着孩子的头发。

姚守义的母亲这时候回来了，他赶快又坐下穿糖葫芦。

姚大娘瞅瞅儿子，又瞅瞅她，奇怪地问：“你两个刚才都站着干吗呀？”

姚守义的脸倏地一下子红到了耳后根。

她忍住笑看了他一眼，说：“我正要走，他起身送我。”

“老李家的电费把我算糊涂了。”大娘走进里屋，放下收齐的电费，走出来问：“有事？”

她说：“就是我上次来求过您那件事呀，”将孩子朝大娘跟前轻轻推去，“叫姥姥。”

孩子乖顺地叫了一声“姥姥”。

姚守义敏感地听出，那孩子的声调中，有一种儿童的忧伤，有一种向大人们寻求怜爱的乞望。

他心里好不是滋味。

竹签子将一串山楂穿透了。

大娘呵斥道：“你那是穿糖葫芦哇，还是穿算盘珠子哇？”

“我腻味了！”姚守义嘟哝一句，将那串不成样子的东西朝山楂盆里一丢，站起来走进里屋去了。

里屋比外屋大五六米，像低等旅店房间似的，三面都摆着床。一张双人木床靠着正墙，四张单人铁床“更上一层楼”，靠着左墙右墙。一张旧桌子受到不公正的排挤，傲踞房间正中。暖瓶、茶壶茶杯、闹钟花瓶烟灰缸，和其他一些零碎，分庭抗礼地占领了大半个桌面。花瓶里的一束塑料花，已不知是何年何月插入其中的，落满灰尘。姚大娘舍不得扔掉，没闲工夫也没那份心思洗净它，它也就那样黑不拉叽死皮赖脸地永远“开放”着。半块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奖状，上面用隶书字体写着姚守义的名字。那是他有一年在兵团被评为“五好战士”得的。十年来他也就得过这么一张奖状。物以稀为贵。大娘认为一个家庭连份奖状都没有，未免太不成体统，所以对它挺看重。姚守义返城后第一天就发现了它，想从玻璃板下抽出来撕了，结果挨了姚大娘重重的一巴掌。

他说：“妈，‘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是当年按林彪假突出政治那一套搞的，这份光荣早过时了！”其实他想撕掉它，另有原因。他觉得它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

妈却说：“我才不管什么真突出政治假突出政治的！反正光荣没有过时的。林彪坏，全国那么多‘五好战士’难道也随着变成了不好的战士吗？还讲不讲究点辩证法？”

妈的“辩证法”以妈的特权为“理论基础”。姚守义只好任凭自己过了时的光荣经常从玻璃板下向他反射着透明的嘲笑。

他的妹妹当年没去成兵团，不得不到呼兰县农村插队。后来抽到了县里，在一个小小的酱菜厂当工人。几年前这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对全家人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好运气。如今呢，好运气导致了坏结果，她成了吃商品粮的“工人阶级”，便不能够按知青政策返城了。她给姚守义找了一个呼兰县糕点厂的“工人阶级”妹夫，姚守义还没见过妹夫是“长白糕”还是“黑列巴”。妹妹来的信，他返城后给妈念过两封了，有股酱醋味。

他和弟弟睡上下床。床焊得不结实。为了安全，弟弟“压迫”哥哥。初中生每天临睡前，都要偷偷用一块破镜片反复照那张当年被野猫爪子“抚摸”过的脸。这情形使他每天重温自己替弟弟复仇那桩好汉行为，不无忏悔地想到那家的玻璃是否镶上了，那家的老婆孩子那一夜晚是否冻病了，是否被他吓坏了。

对面的双层铁床原先睡的是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十几年前被电锯锯掉了右手，上上下下不方便。身体肥胖的母亲不得不像只老猫似的每天小心翼翼地做她所不情愿做的“减肥运动”。

那张双人木床原先是爷爷和奶奶睡的。

他返城后，见父亲母亲已“继承”了那张双人木床，不问心里便明白了。

他从北大荒给爷爷奶奶带回了几棵人参。

他却对父亲母亲说：“爸爸，妈妈，这是我给你们带回来滋补身体的。”

他是很爱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也很爱他这个长孙。

人参泡进了白酒瓶子里，父亲却一口也没喝过……

他仰躺在自己的床上，头枕双手，倾听母亲和她在外屋说话。

她向他讲了自己的命运，他却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他并不想知道。她也是一个返城知青，比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更艰难，他认为了解了这些就已经等于了解了她的一切，他妈的名字不过就是一个人的符号。

他听到她充满憧憬地说：“我决定了要跟那个老鞋匠学掌鞋。学成了，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城里靠掌鞋谋生的人不少，他说他要到各县里去挣钱。我呢，想跟着他好好学，一年半载的我不在乎。我妈为我操的心不少了，我这个当女儿的不能再让她替我照顾孩子。您老就千万答应替我照顾吧！人人都说您心眼好，孩子长久托付给您我不牵挂！无论我跟随他走到哪儿，保证月月按时给您寄钱来。十五块您要嫌少，二十也行啊！”

他听到母亲为难地说：“我上次是顺口答应了你，可现在……你瞧守义又揽下了这穿糖葫芦的活，我这家里里外外的，全靠我一个人两只手了。有空儿，我也得帮守义穿糖葫芦呀！你没听见他刚才的话吗？刚穿了十几支就腻烦了，哪儿是个有常性的呀，今后还不成了我的活？你要外出那么久，你孩子万一病了，我哪去找你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担待不起呀……”

“这……大娘您要是推辞，我可就没路走了……”

“不是大娘推辞，大娘讲的全是实情话呀！”

姚守义呼地坐起来，犹豫片刻，大步跨到外屋去，对母亲说：“妈，她这孩子挺乖的，不会淘什么气，就替她看了吧！”

母亲生气了，斥道：“你就会当面做好人！谁看？你看还是我看？我看，指望你穿糖葫芦成吗？”

姚守义又红了脸。他对母亲笑笑，说：“妈，我刚才那不是气话吗？穿糖葫芦挺好玩的，这活我会有常性的，我还要帮你看这孩子呢！”

母亲怔怔地瞅了儿子一阵，一转身走到外面去了。

他歉意地望着她。

她凝视了他几秒钟，拉起孩子的手，渐渐低下头，轻声说：“大娘不情愿，就算了，我……再另找人家吧……”说罢，转身领着孩子也往外走。

他呆立着，心中暗生母亲的气。

母亲这时却推开门，费劲儿地将一只大柳条筐拖进屋来，见她母子二人要走，不高兴地说：“怎么？又不放心把孩子留在我们家啦？”转身对儿子大声说：“这全是你弟小时候你爸给他做的玩具，没舍得烧，我这当妈的一心想留给孙子玩呢，哪承想你到如今连个对象也没混上！都给我修好了吧！”

他乐了：“我修！”

她也乐了：“那，咱俩以工换工，我替你穿糖葫芦！”

于是，他找出父亲的木工工具，马上开始修那些木玩具。

她呢，就坐在他刚才坐过的那只小板凳上，立刻开始穿糖葫芦。

孩子对玩具比对山楂更感兴趣，一声不吭地蹲在他身边瞧着他修理。

大娘望着她叹了口气，自顾忙着做饭。

车厢分节的木头火车，轮子能转动的木头汽车，翅膀能并拢也能展开的飞机，木马，木枪……玩具不少，都没损坏，只不过有些松散了。他一会儿便全修好了。

修好后，那孩子便独自玩起来。他就坐到她对面，和她一块儿穿糖葫芦。

他一边穿一边说：“你这儿子挺让大人省心。”

她抬头朝儿子看了一眼，说：“我儿子长这么大还没玩过这么多玩具呢，我替儿子谢你了！”

他说：“你我都是返城知青，谢什么呢！”

此后他们都再没说话，一心一意穿糖葫芦。

他切山楂时她就穿，他穿时她就切山楂；一把小刀在他们手中传过来递过去，被他们的手温热了。

他穿得快起来，觉得自己的手不那么笨拙了，灵活多了。

她穿得比他还快，仿佛在和他比赛。

他忽然摇了下头，无声地笑着。

“你笑什么？”她奇怪地问。

“随便笑笑。”他又摇了一下头。

“随便笑笑？笑我吧？”她疑心了。

“不是笑你，是笑我自己。”

“笑你自己？我看我们俩这会儿都没什么可笑的。”

“是没有什么可笑的。”

“那你笑！”

“那我就不笑。”

他收敛了笑容，可心里确是觉得自己有些好笑。

4

他想起了在兵团时的一件事：一年冬天，男知青排到山上采石头。最初几天小伙子们个个都蛮有干劲的。后来干劲渐渐松懈下来了，泡病号不上山的一天比一天多了。知青排长每天出工前带领大家学语录：“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去承担……敢于承担的，就是好同志……”天天学这段语录也不能重新鼓起大家的干劲。排长无可奈何了，去找连长请示解决问题的办法。连长指示：抽下两个男知青班，配合两个女知青班。排长一听急了，大叫大嚷：“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姑娘们能抡几下大锤？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可别怪我！”连长胸有成竹地说：“你懂个屁！这叫领导艺术，以后学着点儿！”两个女知青班上山后，情况果然大有改观。她们掌钎，小伙子们抡锤。小伙子们的干劲，又个个无端地焕发了。还自动比赛，你一气儿抡一百下，他一气儿准比你多抡几十下，仿佛谁都想争个抡大锤的冠军。笑声也有了，歌声也有了，泡病号的也自觉上山了，劳动中友爱精神也大大发扬。结果，提前半个月超额完成任务……往后，男知青排再接受什么苦的、累的、脏的劳动任务，排长便直言不讳地向连长提出要求：“给我两个班姑娘！”

如果说当年抡大锤的时候，姚守义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姑娘给他掌钎和一个小伙子给他掌钎，对于自己是本质上多么不同的事情，那么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穿糖葫芦和有她陪着一块穿糖葫芦，他的心境可是太不相同了。近乎“艺术工作”的颇有些高雅的体验，是自然而然地在他心里产生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无论一个男人在做的是一件多么乏味的事情，如果有一个并不令他讨厌的女人陪着他一块儿做，这件事就绝不那么乏味了。甚至可能恰恰相反，越是那种简单的，机械的，乏味的，仿佛没完没了的事情，越容易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沉浸在一种忘我的，从容不迫的，内心平和而充满友善的境界。

正是这种感觉，使姚守义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妈的一个女人使你变得这么有耐性了！他暗暗嘲笑自己。眼见满满一大盆山楂似乎转瞬间剩半盆了，他不免因为刚才自己穿得太快而后悔，故意穿得慢起来，还对她说：“别急，没人监工，得保证质量。”

她抬头瞧了他一眼，又瞧瞧自己穿好的那近百支糖葫芦，不安地问：“我这些还合乎质量标准吗？”

他怕被她窥破内心的“阴谋”，掩饰地拿起她穿的一支糖葫芦，装模作样看了看，说：“很好，很好。”

她笑了：“听你那话，我还以为我穿得不行呢！”

她这时的笑不再是苦笑了。

她那笑，使他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要比她复杂得多，他因此而感到羞耻。

他不敢再抬头，怕接触到她的目光。她的手，却总在他的视线以内，不是左手，就是右手。他想不注意它们，眼睛又没别的地方好瞧，所以也就不管他妈的她是不是会认为他老在盯着她的手看起来没够了。她的手很小，手背的皮肤很白嫩，手指细长细长的。他不禁忆起连队里有一个绰号叫“棒极啦”的北京知青。那小子看过几本古书，承认是“文革”中抄家时弄到的。时不时就给大家哨一段。哨到女人，照例是大家百听不厌的一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唇不施而朱，眉不描而黛，那双玉手，十指尖尖如笋，整个儿棒极啦！”往往在这时刻，便伸出他自己一只指甲老长藏污纳垢的手：“上烟！没烟不讲了……”

姚守义认为她的两只手就堪称“十指尖尖如笋”了。想到这双小手不久将在大冬天里给人掌鞋，他不免觉得有点儿心疼。二十八的小伙子胸膛内阵阵涌起令自己难以把持的冲动，想轻轻握住那只手，放在唇边久久地亲吻。这也难怪，二十八岁了，第一回如此近便地欣赏一双女人的手。他猛地意识到，在自己心目中，原来她不惟是一个返城知青，还是一个女人！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业已做了母亲的年轻女人！他记不得是听什么人说过的了——只有做了母亲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那么她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和老子面对面地坐着一块儿穿糖葫芦，他想，难怪我他妈的尽胡思乱想，今天有点儿不对头！

那双可爱的小手又从盆里抓起了几颗鲜红的山楂。红是红，白是白。

十指尖尖如笋。

一双玉手“把玩”着几颗“红宝石”……

他妈的如果我就亲它们一下又会怎样呢？不行！妈在家。她要是恼了，在妈面前自己太下不来台了！

“玉手”……

真他妈的会形容！他有点儿恨“棒极啦”，也有点儿恨自己。人家一心一意在帮自己穿糖葫芦，而自己却在肚子里胡思乱想琢磨人家！姚守义你他妈的真不是个玩意儿！他暗暗咒骂自己。

笋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他这个北方人没见识过。听上海知青讲，南方人当菜吃，炒片、炒丝，还做罐头。必定很好看也很好吃。有了正式工作后一定要饱吃它一顿，请着严晓东和王志松一块儿吃，还要买几听笋罐头尝尝……他企图将思想从她的手上转移开……

她突然问：“你瞧着我的手发什么愣呀？”

他故作镇定地反问：“你在兵团没干过什么粗重的活吧？”

“没干过？你怎么知道？”

“瞧你这双手，十指尖尖如笋……”

她咯咯地笑出了声，随将双手翻过来，伸到他面前。

她那双小手布满了手心纹，那么密，那么深，像用精毫毛笔描画出来的。十指根一排厚茧，每个手指肚都有着几道细微的血口子。

他难为情了，觉得刚才自己从“棒极啦”那儿学来的奉承话对这样的一双手是大不敬，是亵渎。

“伸出你的手来！”

他默默地将自己的双手伸出来，也像她一样，手心朝上。

“有什么两样？”

他无言以对。

“脱大坯、和大泥、锄大地，三大累，哪一样粗活重活我都没少干！看手背你能看出一个人来？！”

他有些尴尬地笑着。

她慢慢将自己的双手收回，注视着，自言自语道：“这才不是一双小女孩儿的手呢！你小瞧我这双手，我可不小瞧我这双手。今后，我就要靠着我这双手谋生路，混个样给世人们看，也给咱们返城知青争口气！”

姚守义听了她这番话，内心里不由得对这个看上去弱小的年轻母亲肃然起敬，更为自己刚才的胡思乱想感到羞耻了。

他妈的十指尖尖……

他盯着她的眼睛，用乐观的语调说：“咱们返城知青就像这盆山楂。山楂不是越好的越酸，越酸的越好吗？有一天咱们要是穿成串，再挂上糖浆，绝对变成货真价实的东西了！”

她听他说得有意思，无声地笑了，将他那双手推开去，挺认真地问：“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也要挨一刀，再从我们心里剔除点儿什么呢？”

大娘这时已将米淘下了锅，将菜切好了，见那孩子独自玩得入迷，过去蹲下，帮他们一块穿糖葫芦。

有大娘在一旁，两个返城知青不再继续说什么。

三个人一会儿就将剩下的山楂都穿完了。姚守义的父亲这时下班回来了。

大娘起身去炒菜。她围上头巾，叫过孩子，要走。

大娘诚意留她吃饭，姚守义也留，她竟腼腆起来，不肯留下。

姚守义送她走出家门，走出大院。

天黑了。没有风，却很冷，小胡同像一条战壕。远处，胡同口那盏路灯，像一个橙子挂在电线杆上。

她说：“你快回去吧，我又算不上个客人。”

他说：“送你到胡同口。”

她说：“何必呢！”

他说：“不送你一段，我心里觉着不对劲。”

他送她走到胡同口，她站住了，又说：“你快回去吧！”

他说：“要不我把这份穿糖葫芦的活儿让给你吧？你就不必撇下孩子，去跟人家学掌鞋了。”

“那算什么事！都是返城知青，一样的命运，我怎么能从你手里夺饭碗？掌鞋毕竟是门手艺，不像穿糖葫芦，到了夏天就失业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看来我只好祝你早日学成了？”

她微微一笑：“到时候你的鞋坏了，我给你修。”说罢弯腰抱起孩子，快步走了。

他站在那儿，忧郁地目送着她。

忽然附近响起一声口哨。他扭头看去，见一个人从一排房子的黑影中向他缓缓踱来，直至踱到他跟前，他才看出是严晓东。

严晓东轻轻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傻青，坦白交代吧！”

“坦白交代什么？”姚守义莫名其妙。

“哥们儿可全观察到了！”严晓东审问道，“那位是谁？”

“你他妈的别胡说八道！”姚守义有些生气，“她也是个返城知青，我今天刚认识她！”

“你挺有法子嘛！”严晓东用不无佩服的口吻说，“今天刚认识，不久之后便老婆孩子一块儿有了！省事儿也省了一个过程。”

姚守义气得不知说什么好，恨不得揍他。

严晓东又用悲悲戚戚的语调说：“哥们儿的出路刚有点儿希望，又被你未来的老婆孩子断送了！这他妈的就是命。”

姚守义双手捂住两耳，冻得缩起脖子说：“你小子到底有正经话没有？没正经话，我可要回家吃饭去了！”

严晓东从棉袄兜里慢悠悠地掏出一张叠起来的晚报递给他：“看报。”

“大冷的天，我没穿棉衣没戴帽子，你倒让我站在电线杆子底下看报！滚你的吧！”他转身就走。

“别走！”严晓东一把拽住他的胳膊，“看完了报，我自有重要的话对你说！”

“有话到我家去说。”

“我的话不能到你家去说，你爸你妈要是听见了，准不会再把我当成你的朋友看。”

姚守义放下一只捂耳朵的手，狐疑地接过报，问：“看什么，快指！”

严晓东赶紧和他一块儿展开报：“不对，在那一面儿！”

两人将报翻过来，严晓东指着中缝的下方说：“看这启事！”

挂在电线杆上的“橙子”发的亮光太暗，报上的字太小，姚守义根本看不清。

他缩回那只拿报的手又捂上耳朵，不耐烦地说：“到底什么事？到底跟咱们有关无关？无关你干脆别说，有关我他妈的就听着！”

“有关！当然有关！大大地有关！”严晓东重新折叠起报纸，宝贝似的揣进兜里，这才言归正传，“本市师范学院师资班要招生了！一年半毕业，分配去向是本市各中学……”

“这他妈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招生要考试，我又考不上！你有把握考上你就报名吧，我才不去报考给返城知青丢人现眼呢！”姚守义没好气地说着转身又要走。

“你敢走！”严晓东火了。

姚守义无可奈何，双手从耳朵上放下来，凑到嘴边哈气，搓。

严晓东摘下自己的帽子，往姚守义头上一扣，接着便脱棉衣。

姚守义嘟哝：“你别脱，脱了我也不穿，我身上不冷。”

严晓东已将棉衣脱下，边往姚守义身上披边说：“你是重点保护对象。今晚冻坏了我没什么，冻坏了你我的一切打算都告吹！”

“别他妈废话，快说！”姚守义紧裹着棉衣催促。

“好，我直话直说。咱俩的老头子，都在木材加工厂。听我老爸讲，厂里过几天要解决几个老工人的子女待业问题，名额太有限，才三四个，已经通过什么后门内定了一个。咱俩呢，是都够条件，都有指望，但也可以说都没指望。这种事儿你比我明白，往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咱俩就谁也进不了厂了！”

姚守义听得心里竟有些暗暗紧张。

严晓东故意用一种轻松的口吻接着说：“所以，我希望你报考。因为咱俩比起来，你上学时成绩一向比我好，抓紧复习复习，有考取的一线希望。我呢，自己知道自己，一线希望也没有。你考取了，我进厂就少了一个比条件的，估计问题不大，你上学期间，我每月给你十五元，哥们儿绝不至于有了工作，就忘恩负义！这一点你总会相信我吧？”

严晓东不再说下去，默默期待着姚守义的回答。

他许久不作声。

严晓东又问：“你没听明白？”

“听明白了。”他低声回答。

“那你给哥们儿句痛快话。”

“让我临阵磨枪？”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让我拿我的自尊心去撞大运？”

“为了哥们儿，也为了你自己，你该去撞撞你的运气！”

姚守义又不作声了。

“考上了，一年半以后就是中学教员，比在木材加工厂当出料工强多了！”严晓东分明在敦促他下决心。

“考不上呢？”姚守义用完全缺乏热情的语调反问。

“你必须从今天起一心一意开始复习，下一个考不上誓不为人的决心。果真考不上，你算为哥们儿尽到了交情！我进厂后，月月分一半工资给你！”

“到那时我好意思要你的钱？”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别忘了咱俩是不分你我的哥们儿。”

“你他妈的……这不是太自私了吗？”

“你小子别说这种话，哥们儿今天是男子汉低头折腰，求你这一遭了！”

姚守义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和好朋友拼刺刀，并且被刺刀尖逼到了一个高处的边缘。

“严晓东，严晓东，你他妈这小子可真是个好哥们儿！你他妈的这不明明是在逼着我答应吗？”他盯着严晓东那张在黑暗之中看不清楚的脸，心里骂着。

严晓东浑身打了个哆嗦，也双手捂住了耳朵，说：“别装哑巴。愿意还是不愿意，干脆一句话。”

姚守义脱下棉衣还给严晓东，用一种很情愿很乐意的虚假口吻说：“我想通了，愿意。”

“够哥们儿！”严晓东像是没听出他的话有多违心，高兴了，又说，“报考的事儿，可别当着你爸你妈卖我！那我没脸到你家去了。”

“绝不卖你。这是我自己情愿的事儿嘛！”

“也不许向别人卖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好吧。我他妈的就为你做无名义士！”

“够哥们儿！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要是有考上的希望，哪怕一点点希望，我也会反过来成全你的！你信吧？”

我他妈的有个屁希望！姚守义心中暗想，嘴上却说：“当然啦！”

“那我走了！”

“你走吧！”

呆呆地望着严晓东走远了，姚守义才怀着一种近乎被出卖了的心情转身回家。

进屋后，母亲嗔怪：“你送到哪儿去了？这么半天！”

他搪塞道：“在胡同口说了几句话。”

一家人都已吃罢了饭。父亲坐在那张双人木床的床沿上吸烟，弟弟占据了那张方桌的一角写作业。

他内心无比烦乱地往自己的床上仰面一躺。

母亲瞪着他说：“还不快吃饭！”

他朝墙翻过身去，嘟哝道：“不吃了！”

“不吃了？你在胡同口跟她说了些什么？一进家门就好像进了监狱似的！”母亲走过来推了他一把，“吃去！”

弟弟接嘴说：“插妹见插兄，两眼泪汪汪。人家那叫共同语言！”

他猛地坐起，对弟弟吼：“再耍这种贫嘴，小心我抽你！”

弟弟立刻噤若寒蝉。

母亲朝他脸上不轻不重地给了一巴掌：“你抽个试试！连工作都没有，还想在家里称二爷呀？不吃你就饿着！”一边转身去收拾碗筷，一边叨叨咕咕，“没返城，想。返城了，五大三粗的，整天价在眼前晃来晃去，又烦！”

他顶撞母亲：“那我明天回北大荒去！”

“你敢！”母亲用手中的一把筷子，使劲儿在饭桌上拍了一下。

好脾气的父亲，受到这会儿不够好的家庭氛围的刺激，终于忍不住也光火了，用那没有了手的棒槌似的腕头在床上狠狠捣了一下，大声说：“他不吃就算了，你何苦逼他吃？他要是从今以后顿顿不吃倒好了！”

儿子毕竟二十八了，虽然没有工作，但年龄摆在那儿。所以父亲的呵斥，是冲着母亲去的。从母亲身上反弹到儿子身上，使当儿子的更加觉得难以消受。

姚守义从兜里掏出烟盒来。他想抽根烟，压压心中的烦恼。只剩一根了，他将烟盒攥成一团，朝墙角扔去。

他刚将烟叼在嘴上，父亲问道：“你哪儿来钱买的烟？”

“昨天我妈给了我一块零花钱。”姚守义不由得从嘴上拿下了烟。

“好嘛，你没工作，还断不了零花钱！什么牌的？”父亲盯着他问。

“‘前门’……”

“不次嘛！你知道我抽的是什么烟？‘经济’，一毛二一盒，处理的！”

姚守义低下头去，闷不作声。他想：可不能顶撞父亲！父亲一只手挣钱养活一家四口，不容易！

“从今天起，你把烟给我戒了！”父亲的语调非常严厉。

“是……”他讷讷地回答了一个字。

母亲从外屋探进身替他说情：“打下乡的第二年就开始抽上了，你当老子的一句话他就能戒掉哇？那么容易你怎么不戒？待业，孩子心里就够窝屈的了，再从今以后不许抽根烟，还不窝屈出什么病来呀！”不待母亲话说完，父亲又冲母亲喝道：“闭嘴！我让他戒烟自有我的道理！”母亲的身子立刻闪回去了。

他将那支烟丢在地上，一边狠狠用脚尖去蹍，一边发誓道：“爸，你别对我妈发火，我从今以后戒烟就是了！”

父亲的脸转向他，换了一种稍温和些的口气说：“守义，我不是舍不得给你几个抽烟的钱。今天，厂领导找我谈了，厂里要解决几个老工人子女的待业问题，我和晓东他爸都是第一批要考虑照顾的对象。进了木材加工厂，还是把烟戒了好。我在厂里是从来不抽烟的。我怕你烟瘾太大，受不住厂里安全制度的约束，因为抽烟闯下什么大祸！你明白吗？”

姚守义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父亲接着说：“劳动局只给了四个招工指标，内定了一个，还剩三个。可算我在内，有五个老工人提出申请。你爸是既不想托人情，也不想送礼走后门，全凭领导定。我寻思，八成没多大问题。因为我比别的老工人多一个条件，因工致残，领导可能会首先考虑照顾到我……”

姚守义问：“晓东他父亲呢？”

“论条件，也够。他母亲多年生病，他父亲的工资比我低一级。可现实情况摆着，只有三个名额。少一个比条件的，兴许有可能。但这种事比评工资还重要，谁让谁？你今晚就写个简历，明天我交给厂领导。”

他鼓起勇气说：“爸，我不想到木材加工厂去当工人。”

父亲瞪起眼睛严厉地问：“那你想干什么？总在家里穿糖葫芦？”

“我要报考师范学院的师资进修班。”他暗作精神准备应付父亲的恼怒。

父亲果然脸色顿变，没有了手的棒槌似的秃腕，又使劲在床上捣了一下，霍地站起身来，吼道：“你小子返城待业，还心比天高！你是瞧不起在木材厂当工人的是不是？可你现时还靠你爸这个木材厂的工人养活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小子可别后悔！”

他尽量用平静的语调说：“爸，我不后悔。我报考的主意已定。”

“好，好！你考，你考！你考不上，你从此再别进我这家门！”父亲气得脸腮抽搐。

“爸，你别发火，我不是瞧不起当工人的，我……”他想要替自己辩解，却不知如何辩解才好。

父亲近来脾气十分暴躁。他知道，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完全是因为他待业而烦愁的。

母亲慌慌地奔进了屋，责备他：“你考的什么师范呀？！十来年你连念过的中学课本都没再摸过一次，你不是纺线虫跟着蜜蜂嗡嗡，瞎凑那份热闹嘛！听你爸的话，快写简历！”说着一步跨到方桌前，将弟弟推开了，“写吧，写呀！”

“我不写。我一定得报考。”他固执地说。

“不写就给我滚！别叫老子瞧着你来气！”父亲连连跺脚。

他很理解父亲的心情。他觉得自己惹父亲生这么大的气，很对不起父亲。同时又觉得那么委屈，想哭。

他噙着泪，一声不吭地从自己的床上拿起棉衣棉帽，往外就走。

“守义你给我回来！”母亲扑向他，拽住了他拿在手里的棉衣。

“妈，你让我出去走走吧！我不远走，一会儿就回来。”眼泪从他眼中淌了下来。

母亲不由得松开了手。

他戴上帽子，一边穿棉衣，一边走了出去。

5

像个幽灵似的，他在这座城市的这条“战壕”中踟蹰而行。

“放开我！”突然他听到一声怒吼。

他站住了。朝前望，不见人。转身回看，也不见人。

他妈的出鬼了！他以为自己的神经得了毛病，呆愣片刻，又继续往前走。

去哪儿呢？这么晚了，也没个去处。只有一个明确的意识：离开家，离开这条“战壕”，离得远远的。走到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靠着楼角或者电线杆子什么的，忘掉一切烦恼，安安静静地抽根烟。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去摸衣兜，同时想到了自己刚刚向父亲发誓——从今天起再也不抽烟了。

发誓归发誓，戒了烟怎么能活下去？

还是母亲更体谅自己，强迫他戒烟，他非得精神病不可！

“放开我！”又是一声，像抗议，充满了愤怒。

这声音就发自附近。

他第二次站住，有些悚然地向两边缓缓转动着头，瞪目观察，终于发现，就在身旁，在一家歪斜的矮门前，在黑暗中隐着一个瘦小的身影。

他知道，那是个疯子，也算是一个返城知青。

他见过那疯子几次，也听说过关于那疯子的一些事。几年前，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吞了一块铅。吞的方法很是聪明——用尼龙丝将铅块拴住，牢系在一颗牙齿上，然后吞下就到团卫生院拍片子，说胃疼。X光片上有暗影，竟骗过了医生，以为是癌，给开了返城必需的诊断书。在团里办妥了返城手续，没想到兵团总部又下达了一个文件，团里的手续是一级手续，还要经过师部和兵团总部复查。三道手续齐全，才能返城。结果在师部医院里，就被认真负责的医生识破了“阴谋”，返城目的终成泡影，还被在全团批判了一遭。仍不死心，用一根筷子插入耳穴，自己狠命一掌，穿聋了耳朵。聋了白聋，又受一次批判。其实那批判不过是走形式了。双耳已聋，人家批判他些什么，听不见的。于是接下来便装疯，连里也就任他疯去。再后来那疯就由似乎伪装的而相当逼真，人们终于觉得有些疯得不成体统，送他去医院检查神经，却果然是疯了。疯了，三级手续也就畅通无阻，被捆着绑着，护送回了城市，护送到了家里。自那以后，这条胡同就有了他这一个真实的疯子。

黢黢的黑暗中，姚守义看不清那疯子的脸，唯见那疯子的两眼，炯炯闪光，分明正眈眈地瞪视着自己。好像他正预备猝不及防地猛扑到自己身上，双手抹自己的脖子，或者紧紧抱住他，咬他的喉管。总之，他觉得那疯子在黑暗中炯炯闪光的眼里，似乎正向他投射出仇视，有种琢磨着怎样才能置他于死地的险恶的用心。

若是在白天，他并不至于害怕。可是在夜晚，在那疯子连吼了两次“放开我”之后，面对着那疯子的两眼在黑暗中投向自己的两束仇视而险恶的目光，他心里不由得发怵。

疯子在嘿嘿地笑。

那不像是一个人的笑。笑得那么鬼气森森，仿佛在说：看你往哪儿跑！

疯子笑得他汗毛都竖了起来。

人有时怕疯子是甚于怕鬼的。

他防范地注视着疯子的一举一动，倒退着走。他不敢转过身去走，唯恐疯子从背后悄悄扑上来抹住他的脖子或咬他的喉管。

疯子却一动未动。

只是那双黑暗中疯子的眼睛，仍眈眈地钳视在他身上，而且似乎离得愈远了，愈加炯炯闪光，愈加鬼气森森。

他就那么倒退着一直走到了胡同口，终于摆脱了那双疯子的眼睛的钳视。不知不觉，出了身冷汗。

挂在胡同口电线杆子上那盏昏黄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

“放开我！”胡同里又传来了疯子的一声吼叫。狭窄的胡同对疯子不是一条“战壕”，倒像是一支什么乐器，通过细长的音管，将疯子的吼叫变调后传扬到夜空上，在夜空形成一种奇特的回旋。

“放开我……”

“放开我……”

余音在姚守义耳畔缭绕。

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他抬起头去看那盏电灯，以为它坏了。发现四周楼房和平房的窗子都黑了，才明白全市停电了。

星星也跟往日夜晚不太一样，也仿佛一颗颗都多少沾了点儿鬼气似的，从高处不怀好意地睥睨着他。

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更准确地说，他希望自己是在做梦。希望这个使他觉得一切都不怀好意的夜晚和以前的十一年，不过是一场做起来挺长挺累但又没多大意思的、完完全全能够回忆得清楚的梦。希望一觉醒来，是躺在自己的而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家里。左边是老婆，右边是孩子。看看表，离天亮还早，搂着老婆再睡过去，就是搂着孩子再睡过去也是蛮美好的。

远处，马路上有汽车往来。路灯全灭了，车灯显得更加雪亮，如同一些看不清形状的飞窜着的怪兽的巨眼。

这一点告诉他不是梦。还有他身上那件仅剩两颗纽扣的兵团战士的棉衣，也告诉他不是梦。

这个夜晚不是梦。那十一年也不是梦。连是连在一块儿的，却都不是梦。没有工作。没有老婆。没有孩子。虽然正是应该有工作有老婆有孩子的好年龄，却他妈的一样也没有！

“放开我！”疯子还在胡同里像哨兵喝问口令似的吼叫，声调有些发抖。

大概那疯子冷了吧？还是也和他一样害怕？好冷的夜晚啊！他又浑身哆嗦了一下。

他真可怜那疯子，也有点儿鄙视那疯子。为什么非要作践自己不可呢？就是一辈子不许他离开北大荒，他姚守义也不会吞铅块，也不会用筷子戳穿自己的双耳！这他妈的太没出息了！北大荒毕竟他妈的不是地狱呀！

就是返城淘厕所也干——这是当年某些知青的想法，这是一种心理变态的想法。基于这种变态的想法，返城到后来对于某些知青已经不是动机，甚至也不是目的了。它简直他妈的就演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了！仿佛只要返城了，他们一生之中最最主要最最重要的事情，不，事业，便算完成了！而返城后的命运，那时他们是根本不去想的。

哥们儿，不知你们如今是否称心如意了？他竟有些幸灾乐祸地想。

我姚守义返城，可不是为了淘厕所！

忽然他又想到，听人说一手推车大粪卖到农村去能值四五十块！他妈的怎么早就没想到呢？四五十块！他妈的干吗不淘大粪？！他进而想到，可能就在这天晚上，可能就在此时此刻，除了他姚守义不知会有多少返城待业知青也在动城市里的公共厕所的念头！四五十块！这他妈的简直就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念头！这一带附近有五六个公共厕所，一个厕所淘两车，全淘遍了就是十几车！六七百块啊！一笔巨款！

天无绝人之路！现在需要的是行动！必要时今晚就开始！他甚至想到，应不应该在附近所有公共厕所里都用粉笔预先写下一行声明——此厕所淘大粪权已归姚守义所有。

公共厕所刺激了他的膀胱。他早就憋着泡尿呢，于是像瞎子探路似的，摸着厕所的板墙一步步走了进去。

六七百块啊！

他仿佛觉得自己衣兜里已鼓鼓地装着六七百块钱了。

他感到这个厕所对他简直比他的家还亲切！他真想喊他妈的一句——公共厕所万岁！

突然又来电了。

胡同口电线杆子上的那盏路灯亮了，厕所里的灯也亮了，几幢楼房和几排平房的灯全亮了。四周光明了一些。

厕所里，灯下钉着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毛笔字——此公厕属前进人民公社东风大队幸福二小队专淘，盗粪者罚款五十元！！！

三个肥胖的惊叹号表明了警告的严厉性。

他注视着那块牌子，好半天撒不出尿来……

6

第二天，当父亲上班了，弟弟上学了之后，姚守义才起床。

他踩着鞋后跟下了地，也不先洗脸，也不先吃饭，弯腰将头钻到床底下，拖出一只积满尘土的不大的柳条箱来。

他打开箱盖，里面是一堆破棉絮。他就翻起棉絮来，突然一只老鼠蹿出，逃向床底，吓了他一大跳。

母亲已将昨晚穿的糖葫芦装进两个水桶里，进得屋来，欲待他吃罢早饭吩咐他给冰棍厂送去，见他翻东找西的样子，没好气地说：“哎呀我的祖宗，你倒是在干吗呀？！”

“找书。”他又往床底下钻。

这个家，表面看还算干净，还算规矩，床底下可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空瓶子破罐子缺口的坛子，掉跟的鞋，椅子的腿，漏了没法儿修的痰盂，外加一捆麻袋片，几块派不上什么大用场的木板……他记得这些没用的东西他下乡前就存在，这么多年了母亲分明还一样也没舍得扔掉，就是不见他要寻找的书。

“书？什么书呀？”母亲好生奇怪。

“就是我上中学时学过的那些课本！”他努力使身子也钻进床底下去，竟将双层的铁床拱动了一下。

母亲顿脚大声叫道：“早就当废纸卖了！你要拱倒床呀！”

他绝望地从床底下退出身子，站起来瞪着母亲说：“妈，你什么破烂儿都舍不得扔舍不得卖，怎么单单把我的课本都给卖了呢？我当年不是嘱咐你要给我保留着嘛！”

“当年，当年，当年你还说要扎根北大荒呢！谁承想你又返城了，快三十岁了，还要再回头看中学课本？快洗脸吃饭，吃了饭把糖葫芦送去，领两桶山楂回来！”母亲叨叨着，转身走到外屋去扫地。

他低头瞧着打开的破柳条箱发呆。

一片棉絮微微在动，他弯腰小心地掀开那片棉絮，见是几只还没长毛的粉红色的耗子崽，活像几截刚被剁下来的还带着神经的女人的保养得很娇嫩的手指头。

他觉得一阵恶心，赶快又用那片肮脏的棉絮切断了自己的视线。

他突然对母亲大为恼火。什么破东烂西都留着，偏偏只把他的中学课本给卖了！他上学的时候，成绩虽然不过在班里属中等，爱护课本却是全班公认的。有一次老师还表扬过他，拿起他的课本，高举着对全班同学说：“看看人家姚守义的课本，都到期末了，还跟新的差不多。这才是念书，不是啃书！”

此后他便习惯了将自己每个学期的课本都保留起来，像一个人保留自己的立功奖状；下乡前他特意放在那柳条箱里的。

却被母亲给卖了，一册都没剩！

“还不快到外屋来洗脸吃饭！”母亲催促他。

“妈，破棉花套子你放进柳条箱留着干什么？！”他狠狠踢了柳条箱一脚。柳条箱和破棉花套是同样货色，被踢凹了一处。

“破棉花套子也比你那些课本有用！”母亲在外屋用教导的口吻大声说，“居家过日子，破东烂西值万贯！那是我当妈的一片心，给你留的！”

“给我留着干什么？给我絮棉袄，还是给我絮被褥？”他又踢了柳条筐一脚，又踢凹了一处。

“唉……”母亲在外屋叹了口气，不无伤感地说，“我不是指望着你早点儿抱上孙子嘛！那棉套洗洗弹弹，给小孩絮个屁股垫什么的不是挺好的！”

听了母亲的话，他觉得那破柳条箱里，那片肮脏的棉絮之下所盖着的，不是几只粉红色的、女人娇嫩的手指头般的耗子崽，而是一个赤裸裸的、正在蠕动着小腿小胳膊的婴孩。

难道我姚守义要是有了儿子就用这类破烂东西做襁褓？

他这一怒真非同小可！他用脚尖将柳条箱盖挑起扣上，复加一脚，恶狠狠跺将下去，那玩意儿就报销了。

母亲听到这番大响动，奔进里屋，骇然道：“我的小祖宗！你要败家呀！”

“我就是要败败这个家，谁让你把我的课本都给卖了！”当儿子的内心里那种种忧烦愁怨，此时都变成气恼，嚣张地对自己的母亲大发作起来。

姚守义他是有点儿歇斯底里了！他一步跨到床头，双手握住上下床的支铁，使足劲往后一拉，就将双层铁床从靠墙壁的地方拉开了两尺多。床下那个对母亲说来很重要的“仓库”的“门”仿佛被敞开了。

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了，他要由着性子为了他的中学课本对母亲实行报复。他的胸膛像一只高压锅，而他那些中学课本不过是米粒。虽然是米粒，但它堵塞了高压锅的喷气阀，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胸膛顷刻就要爆炸了。

他挤到那两尺多宽的墙壁与床之间的夹缝中去，弯下腰抓起一只还带有什么商标的空瓶子，高高举起，狠狠摔下。

啪的一声，瓶子粉碎。

母亲尖叫道：“你疯啦？！”

“我叫你留着！”又一只空瓶子被摔碎。

紧接着，一只破罐子碎了，一只破坛子碎了，第三只空瓶子碎了……

“我叫你留着！”他一边机械地抓起，摔碎，一边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叫你留着！”——啪！

“我叫你留着！”——啦！

“我叫你留着！”——啪！

转眼间，瓶子、罐子、坛子的碎片遍布满地。

母亲懵懂了。母亲呆呆地瞧着对自己一向很孝顺的儿子，不晓得他为什么对那些空瓶子破罐子之类发这么大火。

生了锈的破暖瓶壳被摔到了墙上，撞扁了掉在地上。

破鞋——棉的、单的、皮的、布的、塑料的，一只接一只，手榴弹似的，接二连三从里屋飞到外屋。

“守义你是疯了呀！”母亲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安，脸色都变白了。

儿子却分明进入了一种机械运动的亢奋状态。

他脸色发红，出汗了，双手捧起了一只不小的坛子。

“别……”母亲慌忙上前制止。

迟了。

一声重响，坛子碎成几片，满坛子的咸菜撒在各种碎片之间。咸菜水溅到了他身上、脸上，也溅到了母亲身上、脸上。十几个咸萝卜疙瘩，朝三面的床底下滚去。

他顿时清醒了。

母亲惊骇至极地望着他。

他看着自己由性子一顿发作的结果，缓缓地将脸扭向了一旁。

母亲撩起衣襟，默默地拭着脸上的咸菜水。

母亲慢慢弯下腰，用手去抓咸菜，抓起了，一时又不知该放何处。

母亲无声地哭了。

母亲的眼泪使儿子感到了无比的羞愧。

他望着母亲的满头白发，懊悔不及。

他走到外屋，拿了一个小盆进来，蹲下身，也去捡咸菜。

母子俩都默默地捡着。

他知道，母亲腌这一大坛子咸菜肯定费了不少事。放在床底下，是目前舍不得吃，留待开春以后，缺菜的月份内，全家人顿顿下饭吃的。

母亲的眼泪滴落在自己的手背上，也滴落在他的手背上，滴落在小盆里。

咸的东西混合在咸的东西之中。

再也抓不起来了，再也捧不起来了；一大坛子咸菜，变成了小半盆。

“给我，我去洗洗……”母亲侧转着脸说，并不看他。

他将小盆无言地递给了母亲。

母亲一手接过小盆，另手解开一颗斜襟扣襻，从衣内兜掏出卷钱，也不点数，仍侧转着脸，塞给他后，低声说：“妈兜里就这些钱了，你拿去买几盒烟吧，别再当着你爸的面抽了。”

他低头一看，全是毛票。

他发现母亲手上在流血，无疑是刚才捧咸菜被碎瓶片划破的。

“我说过我要戒烟！”他将那卷钱替母亲塞进衣兜，从母亲手中拿过小盆，放在桌上，拉开抽屉，翻出一截白布条，为母亲缠手上的伤口。

他不知母亲是在用怎样的目光瞧自己，是宽容，还是谴责？他没勇气抬头看母亲一眼。

母亲仍在默默流泪，泪水一滴又一滴滴落在他手上。

他替母亲包扎好了手，仍没勇气抬头，也没勇气从母亲面前离开，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

他真想说：“妈你打我吧！”

真想说，却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

母亲轻轻抓起了他的一只手，那卷钱又塞在他手中了。

“妈知道你返城后因为待业心里憋屈得慌啊！烟要是能解你心里的忧烦，你就买去吧……”

他猛地抬起了头：“妈，我不，我……”

他从母亲眼中看到的是充满怜悯的目光。

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抱住母亲的身体，将脸埋在母亲肩上，像个受了许多许多委屈的孩子似的，呜呜哭了。

“这么大的人了，快给我闭嘴！”母亲推开了他，“还不赶紧打扫打扫地上，来个人成什么样子！”说着，拿起小盆，到外屋去淘洗咸菜。

他刚拿起笤帚要打扫，严晓东来了。

“你们家这是怎么啦？”严晓东诧异地问，站在里屋门外，进不得屋。

“守义他帮着我搞卫生呢，那些破东烂西的，早就该摔巴摔巴扔了，留着没用，还占地方……”母亲替儿子搪塞着。

“有你们家这么搞卫生的？”严晓东大为怀疑，一双眼睛黏在姚守义身上，要从他身上看出什么破绽。

姚守义装作只顾打扫的样子，低着头，不让好朋友看到自己的脸。

严晓东也不再问什么，从外屋墙角拎起垃圾桶，帮着姚守义打扫。

所有那些碎片，装了满满一桶。

姚守义拎起桶去倒，严晓东说：“挺沉，我和你一块儿拎。”

他也不拒绝，两个好朋友合拎着桶一块儿出去了。一气儿拎出胡同，拎到垃圾站，倒了之后，他正要拎起空桶，严晓东一脚踏在桶底上，瞪着他：“说，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呀？”他佯装不懂。

“都是你摔的？！”严晓东逼问。

他默不作声。

“趁大爷不在家，对大娘发火？！”

“我妈把我的中学课本全卖了……”姚守义嗫嚅地回答。

“卖了你就对大娘发火？！居然还摔起东西来了，你要反教呀？我替大娘教训你！”严晓东说着，一把从姚守义头上扯下帽子，往姚守义头上使劲抽打了一下。

“你自己还有脸哭！”又是一下。

严晓东是真生气了。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自己的好朋友欺负老母亲的行为。

“我没哭……”他抬起一只胳膊护着头。

“那这会儿就叫你哭！”严晓东手下无情地用帽子往好朋友头上抽了第三下。

他疼了，也急了，朝后跳开一步，大声说：“你小子他妈的别过分，别仗着你是哥们儿就横三竖四的！我为课本发火，归根到底还不是为了你才跟我妈发火！”

严晓东眯起眼睛盯了他半天，冷言冷语地说：“原来如此，你昨晚嘴上乐意，其实心里并不乐意，是不？”

他见好朋友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辩白：“我要那样，是王八蛋！”

严晓东却认真起来，说：“告诉你守义，我昨晚对你说的话，一半真，一半假。求你替我严晓东着想是假，鼓动你报考是真！我父亲昨晚让我写份简历和家庭情况，我压根儿没写！哥们儿是觉着你还有几分可能，希望你比哥们儿出息点儿，并没安小心眼！也绝不会与你争着比着进木材加工厂！你听明白了！”说罢，将帽子朝姚守义怀里一扔，扭身便走。

姚守义接住帽子，戴在头上后，叫了一句：“晓东！”

严晓东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姚守义望了他的背影很久，叹口气，拎起空桶怏怏地回家去。

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床上放着五盒“大前门”，几册中学课本。

他将烟一盒一盒并排着压在褥子底下，拿起几册中学课本翻了翻，想：晓东晓东，冲着你对哥们儿的一片真心实意，我也要豁出去撞撞大运！

母亲拿着一封电报跟进里屋，递给他：“你出去这会儿工夫送来的，哪儿来的？”

他拆开电报看了一眼，坐在了床上，一声不吭。

“是你妹来的吧？”母亲猜测地问，期待着他的回答。

他点了点头。

“出了什么事儿？你怎么不说话呀？急死个人！”

“她后天要回来探家，让接站。”

“探家？是就她自己，还是三口一块儿回来呀？”

“三口一块儿回来。”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母亲旋转身子，环视着屋里的三张床，自言自语，“往哪儿睡呢？往哪儿睡呢？一个个都是大姑娘大小子的了……”

7

一张本市晚报，在无数返城待业知青心中唤起了各种各样的幻想。

姚守义去报考那一天，报考表已经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发光了，据说发了一千五百份。可是，仍有数千名没获得报考表的人不肯离去。他们几乎都是返城待业知识青年，他们从三楼走廊东头的招考办公室门前排到长长的走廊西头，顺着楼梯排下二楼，再从二楼走廊西头排到东头，排下一楼，排出楼外，围着一幢大楼绕了两圈，排向一条甬路，从甬路排向操场……似乎有头无尾。

招考办的人几次走出来，在走廊里大声宣布：“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排了！报考表已经发完了呀，你们就是排到今天夜里，排到明天早晨也白排啊！”

没一个人走。

“只招收一百五十名啊！一百五十名你们听清楚了没有？可是我们印了整整一千五百份报考表，不算少了呀！十比一的录取名额呀，大家散了吧，散了吧！”

还是没一个人走。

男的，女的，年龄都在二十六七岁至三十几岁之间。从他们身上都能一眼便看出知青的特征，或者是衣服，或者是裤子，或者是鞋，或者是帽。他们都在以耐久的沉默，期待的表情，恳求的目光，希望感动某一位上帝，发给他们一份报考表。他们更多的人，其实并无准备，也无自信，和姚守义一样，不过想碰碰自己的运气。这是在他们返城之后，社会第一次公开赐给他们每个人的权力和机会，谁不想碰碰自己的运气呢？虽然，在教育界，中学教师们牢骚满腹：工资低、待遇低、操心、吃粉笔末子，有时还要受学生们的气，“臭老九”的帽子还未彻底摘掉……但作为一种工作，对返城待业知识青年们来说，却是命中的“上上签”！他们渴望获得一份报考表的情形，使人联想到解放前灾荒年间大户人家施舍的粥棚前的万千饥民！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这是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二千多万返城待业知识青年的命运和前途堕入彻底渺茫的时期，是整整一代人沦落街头的时期。哪一座城市有返城知识青年存在，哪一座城市便笼罩着积怨、愤怒和骚乱不安。

“即使考上了的，毕业后也只发大专文凭。上学期间，没助学金，没宿舍，走读；而且毕业后的分配去向，是条件很差、教学质量很落后的学校……”那个招考办的四十多岁的、秃顶的男人，一次次从办公室走出来，嗓子已经劝说哑了，已经不知道再继续劝说些什么话才好了。他的每一句话都在力图表明，这里没有能够被感动一下的上帝，期待下去是愚不可及的毫无意义的。

而他们，返城待业知识青年们，却固执地、坚决地、苦心孤诣地幻想着今天一定要感动谁，感动什么。

这是两种根本无法相互谅解，相互妥协，相互调和的信念和目的之间的冲突。

“我对你们讲了几次，讲得明明白白，难道是对牛弹琴吗？”秃顶男人的涵养终于崩溃。

一双双眼睛向他投射出了敌意的目光。

“出言谨慎点儿啊，我们可是还没开始发火呢！”一个声音平淡地说。

这句话潜在的威胁足以使一位将军打个哆嗦。

秃顶男人品味出了这句话的分量。

楼内楼外，两千多名期待者倘若开始发火了，情形会怎样，他那并不迟钝的头脑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他立刻换了一副笑脸，用道歉的语调说：“大家别生气，大家千万别生气，我刚才那句话用词不当，实在错误，非常的错误，我向大家赔礼，赔礼……”一边说，一边连连鞠躬。

他不是将军，所以那句话在他身上起到的效果，也就大大超过一个哆嗦。

在他的腰又一次躬下去又一次直起来时，一个小伙子走到他跟前，挺礼貌地问：“我们原谅您了，您是招考办负责人？”

“多谢，多谢，不是，不是……”

“那么您就进办公室去喝杯茶，抽根烟好了。”

“我不会抽烟……”

“太遗憾了！抽根烟在这种时候绝对必要，您看我不是正在抽吗？”小伙子向他举起了夹着半截烟的那只手。

差不多所有的小伙子都在吸烟，走廊里烟雾弥漫。

这种烟雾在镇定着比他缺乏涵养的众多人的情绪。

更浓的烟雾从楼梯像一片制造舞台效果的冷气似的弥漫上来。

二楼和一楼的期待者们，所期待的已经不仅仅是报考表，同时也在期待着三楼发生点儿什么事。

楼外，甬路上和聚集在操场上的期待者们，也正期待着楼内发生点儿什么事。

似乎哪怕发生点儿什么事，他们今天也不算白来了。

那个小伙子，从兜里掏出半盒烟，慷慨地塞到秃顶男人手里，一边向办公室推他，一边诱导地说：“不会抽，学吧！第一口有点儿呛，第二口有点儿迷糊，三口四口之后，你就不会再打算出来劝我们了！……不过，麻烦您把负责人请出来……”

“这……”

秃顶男人，就如此这般地被推进了办公室。

并没有谁觉得好笑。

待业是一种特殊的训练，它能僵化人面部的笑肌，使人变得严肃。

几分钟后，一位剪短发的，五十余岁的微胖的女人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她不是待业者，可脸上的表情比待业知青们更严肃。这倒并不能说明别的，只说明她不乐意露面。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也理解。

“我就是负责人。”她从容不迫地说，双手叠放在衣服最下边一颗纽扣的位置，声音很亮，一位善于应付局面的女人。

“我想，我们刚才那位同志，已经向你们讲明白了，我没必要重复他的话。作为我个人，很同情你们，我要对你们说的，只有这句话。”

还是刚才那个小伙子走上前去，依然用那么一种非常之礼貌的口吻问：“亲爱的大婶，对您的同情，我们表示十二万分的、最最由衷的、最最真诚的感激。”

“亲爱的大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请问，印了一千五百份报考表是不是？”

“是的。”

“那为什么只发了半数多，就告诉我们全发完了呢？”

“你有什么根据？”小伙子指了一下自己的衣袖，“我是八百二十七号，却没得到报考表。”

他衣袖上果然用白粉笔写着“827”。

他转身指着另一个人的衣袖：“看，八百二十八……”依次指下去，“八百二十九、八百三十、八百……”

这个情况分明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她默默思忖着应该怎样回答才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既成事实。

“你家里大概没有知青吧？”一个姑娘挑衅地发问。

她用目光寻找说这句话的人，寻找到了那姑娘，沉着地回答：“有。我的独生女儿。”

她们彼此盯视着。

“你女儿显然早就得到一张报考表了吧？”

“我女儿在北大荒被荒火烧死了……”为了向他们证明她不是在扯谎，她随即补充道，“我女儿是三师十四团二十八连的，叫郝秀娟……”

沉默。

一阵长久的沉默。

投射到她身上的，种种不信任的、不满的、敌对的目光，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

姑娘讷讷地说：“请原谅。”

“没什么。”她将脸转向了大家，“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我回答的问题吗？”

他们又能要求这个女人，这位母亲回答什么呢？

她明明什么也不能给予他们。

那个小伙子，内疚地说：“我刚才对您的称呼，有点儿，有点儿……”他忽然从双手上扯下线手套，将一双手举给她看，“我认识您女儿，我们在一个连队……”

一双被火烧伤过留下了难看的疤痕的手。

她看了他那双手一眼，宽容地回答：“不必解释，我都理解。”

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那个秃顶的男人又走了出来，拿着几张报考表，觉得自己功比天高似的大声说：“我从废纸堆里又寻找到了这几张，现在我来分发……”

无数只手伸向那几张报考表。

他的话尚未说完，已手中空空。

许多人互相争抢，走廊里顿时大乱。

更多的人抢到的是半张，或者是一角，一条……

二楼和一楼的期待者们，以为三楼终于又开始发报考表了。既然三楼先行混乱起来，他们还遵守着什么秩序呢？于是他们洪峰似的从楼梯涨上了三楼，于是这整幢大楼仿佛顷刻颤动起来。混乱之声传到楼外，使楼外的期待者们，一个个如同进攻冬宫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的英勇水兵，一往无前地直朝楼内冲去……

混乱两小时后才平息，归功于三卡车武装警察。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当这所大学的校园里重新恢复了宁静之后，只不过在那幢楼的外墙上留下了一条用报纸写的标语——还我报考表！

它被警察中队长不以为然地撕掉了。

他对几个部下说：“完事了，我们可以撤了。”

然而他想错了。

他太不了解返城待业知青们了。

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要求获得的东西，而最终竟没获得，并且受到了驱赶，他们绝不甘罢休。

何况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要求获得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岂止一张纸！那张纸不过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们失去的一切。他们总是要以某一种形式向社会表示出他们的索还心理的。不是在今天，便是在明天。返城后，他们还从未像这一天这么人数众多地聚集在一起过。这是情绪的聚集。

遗憾的是，警察中队长的头脑里并没有产生这个绝非无关紧要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