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什梅尔的母亲生着了厨房里的柴火炉——他能看见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白烟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显得有些诡异——伊什梅尔提着那听煤油从她窗前走过时,她正站在水槽前,穿着大衣,围着围巾。屋内的雾气凝结在窗格上,所以她的身影有些模糊,经过水珠的折射,站在水槽边的她的身影像一幅断续的水彩画。他走到窗边,透过窗户上的水雾和飞雪往里看,却见她突然用手擦去一扇窗格上的水汽,她也看见了他,冲他挥手呢。伊什梅尔提起煤油,稳步走向厨房门。他母亲之前已经铲出了一条通往柴房的路,但飘落的雪花又将它盖住了。锹还靠在篱笆上。

他站在厨房门前,放下煤油,摸了摸他放着菲利普·米荷兰德的海事值班记录的大衣口袋。他抽出手,又伸进口袋再次摸了摸那几张记录,然后提起煤油走了进去。

他母亲穿着橡胶靴,但没扣搭扣。她用细小小的无头钉将一块羊毛地毯钉在客厅门口。光线透过湿湿的窗户照进来,厨房里显得昏暗,但温暖。桌上整齐地放着几根蜡烛,一盏煤油灯,两个手电筒和一盒火柴。他母亲装了一壶雪水放在柴火炉上；伊什梅尔将身后的门关上时它正咝咝作响。“我车里有一些吃的,”他说着将煤油靠墙边放下,“还有一个加热器的新灯芯。”他将它放在蜡烛旁边。“昨晚冷吗？”他问。

“一点儿也不,”他母亲回答,“真高兴你来了,伊什梅尔。我想给你打电话的,但电话打不通了。一定是线路坏了。”

“是的。”伊什梅尔说,“到处都坏了。”

她将另一个水壶里已经化了的雪水倒进水槽,然后擦了擦手,转向他。“有人被困住了吗？”她问。

“从镇上到这儿来的路上我至少看见了五十辆车。”伊什梅尔说,“在斯卡特泉的黑莓地那边还看见了查理·托瓦尔的车,到处都有被压倒的树:到处都停电了。他们正在抢修,想在明天上午前修好——和以前一样,他们会先修镇上的。如果他们修好了的话,你就过去和我一起住:我们把这儿锁上,搬到镇上去。没必要待在这里受冻。我——”

“我不冷,”他母亲说,拉掉头上的围巾,“其实,刚才还有点儿热。我刚刚铲了雪,搬了些柴火过来。我在这儿很好,只是有点担心水管爆了该怎么办。但愿水管不要爆。”“我们打开水龙头。”伊什梅尔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地窖的东墙边有压力阀门的——爸爸装的,记得吗？”他在桌边坐下,用手捂着他断臂截肢的地方,轻轻地摸了摸,捏了一下。“天冷起来就会有点儿痛。”他说。

“今天只有十二度,”他母亲说,“你车里的那些日用品会不会冻坏啊？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拿进来。”“好的,”伊什梅尔说,“我们去拿。”“等你的胳膊好一点吧。”他母亲说。他们将两袋日用品和伊什梅尔的相机一起拿下车。他母亲的花圃已经完全被雪覆盖了,雪花给她的冬青树和桑树镶上了一道白边,她的杜鹃的顶上也蒙上了一层白霜。她说她很担心这些花,不知道这些不那么耐寒的花能不能受得了这冻——她说这样少见的天气,她可能要损失一些花了。伊什梅尔看见她用独轮手推车将柴火从柴房搬到了厨房门口；木墩边还有一些她劈柴时留下的寡妇；据他所知,她每天早上五点一刻就起床了,叠好被子,嘤鸡,冲木屑。

他母亲五十六岁了,是那种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得井然有序的乡村寡妇；据他所知，她每天早上五点一刻就起床了，叠好被子，喂鸡，冲澡,穿戴停当,给自己煮一个荷包蛋,烤一片面包,泡一杯浓茶坐在桌边喝,然后立即洗碗,把要做的家务活儿都做掉。到九点的时候,他估计她就没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了,于是她就读读报,弄弄花,或者开车去皮特森杂货店。但他并不十分清楚她是怎么打发时日的。他知道她经常看书——莎土比亚、亨利·詹姆斯、狄更斯、托马斯·哈代——但他想那不足以打发她所有的时间。每月两次的星期三晚上,她会参加读书圈的聚会,和另外五个女人一起讨论《班尼托·西兰诺》、《恶之花》、《真诚的重要》和《简·爱》。她和莉莉安·泰勒关系很好,两个人都喜欢花,喜欢《魔山》和《达洛维夫人》。落新妇花开过之后,她们两个会蹲在花园里收集花的种子,然后坐在花园桌旁将种子挑拣干净,收在马尼拉纸袋子里。下午三点,她们会喝柠檬味的水、吃切掉外皮的三明治。“我们都是挑剔的老小姐,”他有一次听见莉莉安高兴地说,“下次我们穿上画师工作服,戴上蓝色贝雷帽,画画吧——你觉得怎么样,海伦？你愿意做一个和颜料打交道的老太婆吗？”

海伦·钱伯斯是个埃莉诺·罗斯福式的女人,相貌平常却不失端庄。那平常之中也自有一种魅力；她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住的人:鼻子很大,额头很宽。去镇上采购时,她会穿一件驼毛大衣,戴一顶饰有缎带和蕾丝的硬草帽。丈夫的死让她对书和花花草草产生了更大的热情,也让她更需要与人交往。在教堂时,伊什梅尔曾站在她旁边,看她和朋友、熟人打招呼,那样的热情和真诚是他无法拥有的。从教堂出来之后,伊什梅尔通常会和她一起吃午饭。当她要他做饭前祷告时,他曾向她解释,和他父亲一样,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不可知论者,他怀疑上帝根本就是骗人的。“假设你现在就得选择,”有一次他母亲说,“假设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逼你选择呢,伊什梅尔。到底有没有上帝呢？”

“没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伊什梅尔这样回答她,“我没必要选择,不是吗？关键就在这里,我没必要知道事情到底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这可说不准,伊什梅尔。那你相信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信。我的词典里没这个词。而且,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上帝是指什么。妈妈,如果你告诉我他是什么的话,我会告诉你我是否认为他存在的。”

“人人都知道上帝是什么,”他母亲说道,“你感觉得到,是不是？”

“我感觉不到,”伊什梅尔答道,“我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不是我能选择的事。真的会有那样的感觉吗？真的会有那样的事吗？我没法产生那样的感觉。也许上帝只选择了部分人,而其他的人——我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你小时候能感觉到他的,”他母亲说,“我记得,伊什梅尔,那时你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那是很久以前了,”伊什梅尔答道,“小孩的感觉——那是另一回事。”

现在,薄暮时分,他坐在母亲的厨房里,菲利普·米荷兰德的记录躺在他的衣袋里,他想从小时候能感觉到的那个上帝那里得到某种启示。但是他没能做到。战后,他也曾试图去感知上帝,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慰藉。但是没有用,于是他不再尝试,他确定那只是一个拙劣的谎言。

风摇撼着他身后的窗户,雪下得更紧了。他母亲说,她还有一锅汤可以喝:五种豆子、洋葱加芹菜、一块火腿、两个小芜菁。他现在饿吗,还是想等会儿再吃？她随便怎么都可以,吃或不吃,都没关系。伊什梅尔往烧饭的炉子里加了两块冷杉木,将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然后回到桌边坐下。“这里够暖和了,”他说,“不用担心会冷了。”

“留下来吧,”他母亲说道,“就在这儿住一夜。我还有三床多余的被子。你的房间可能会冷,但床上应该还可以。下这么大的雪,别出门了。留在这里舒服点。”

他答应留下来,于是她将汤炖上了。明天早上他要去看看报纸印刷的事,但现在他将待在这暖和的地方。伊什梅尔坐在那里，手放在大衣口袋里,心想是否应该告诉他母亲他从灯塔那里偷了海岸守卫记录的事,然后小心翼翼地开车回到镇上,将这些记录交给菲尔丁法官。但他没那么做,只是坐在那里看窗外的微光渐渐退却。

“那件谋杀案,”他母亲终于说道,“我想你是在忙那件事。”

“我现在正是在想那件事。”伊什梅尔答道。

“真是遗憾,”他母亲说,“我觉得这很牵强。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日裔。”

伊什梅尔没有答话。他母亲点亮桌上的一支蜡烛,在它下面放了个小碟子。“你是怎么想的？”她问他,“我没去听,所以想听你说说。”

“我一直在那儿。”伊什梅尔答道。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冷漠了,对于这种内心深处的冷漠,他丝毫不觉得惊讶,他攥紧了捏着米荷兰德的记录的手。

“我只能认为他有罪,”伊什梅尔撒谎道,“对他不利的证据很充分公诉人胜算很大。”

他将事情一一讲给她听:鱼叉上的血迹、卡尔海因脑袋左侧的伤口、上士作证说宫本天道很擅长用木棍杀人,还有奥莱·乔金森作证说他们在土地上有纠纷。他告诉她还有三个渔民报告说看见宫本天道在案发当晚在卡尔·海因附近捕鱼。还有系缆绳的长度。被告笔直地坐在被告席上,神情冷漠,一动不动,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意。他没有转头,没眨眼睛,脸上的表情也是一成不变。在伊什梅尔看来,他那样子充满了傲慢和蔑视的意味,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有可能会被绞死。他告诉母亲,那让他想起了自己在帕里斯岛听过的一次训话。当时,有个上校说,日本兵是死也不会投降的。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身为日本人的骄傲不容许他们投降。他们在战场上不像美国兵那么怕死,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和美国兵不一样。对日本兵来说,战败者不应该苟活于世；他们知道蒙受失败之辱后他们是不能回去的,回去也无颜面对家乡父老——信仰要求他荣誉地死去。明白吗,上校说,小日本是宁愿以死保全名节的,所以,对这些人不要手软。也就是说,不必抓俘虏:开枪打死他们再说。明白吗,敌人根本就不尊重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们是没有原则的。他们可能会举起双手诈降,然后在你走过去的时候突然攻击你。小日本就是这个德行:阴险狡诈。他们心里想什么是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的。

“那都是宣传,”伊什梅尔说,“他们想让我们不把他们当人看,毫不留情地杀死他们。那些都是不公正、不真实的。但同时我也发现自己每次看见宫本坐在那里直视前方时,都会想起那些话。他们真可以用他的脸去做宣传片——他是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我能理解,”伊什梅尔的母亲说,“他是个非同一般的男人,他脸上的表情是坚毅的。伊什梅尔,他也参加过战争,和你一样。你忘了吗？他上过战场打过仗,为这个国家卖过命。”

“是的,”伊什梅尔说,“没错。但这件事可以证明他和卡尔·海因的谋杀案无关吗？那些事情和现在的这个案子有关吗？我同意你说的,这个男人很出众,也曾在战场上为国效力——这些和现在的案件有关吗？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如果那些宣传有关,那它们就也有关,”伊什梅尔的母亲答道，“如果你还记得那些事,将它们和被告脸上的表情联系起来——那么，你也应该记得别的事,那样才算公平。否则,你就太主观了,对被告不公平。你是在纵容自己不公。”

“其实不是因为被告脸上的表情,”伊什梅尔说,“也不是印象,也不是感觉。关键还是事实,”伊什梅尔说,“所有的事实都对他不利。”

“你自己说了案子还没结束,”伊什梅尔的母亲指出,“辩方还没有进行申辩,但你却已经准备定他有罪了。你听了公诉人的说法,但那可能是不全面的——不可能全面,伊什梅尔。而且,事实都是冷醋的,冷酷得可怕——事实就完全靠得住吗？”

“我们还能靠什么呢？”伊什梅尔答道,“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其他一切都是感情和直觉。至少,事实你还能抓得住,感情却飘忽不定。”

“那就跟着感觉走,”他母亲说,“但愿你还记得怎么做,伊什梅尔。但愿你还能重新找到它们。但愿你不会一直这么冷漠。”

她站起来去柴炉边,他默默地坐着,手托着脑袋,鼻子吸着气,空虚感突如其来——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在他心里如同气球一样膨胀着,挤压着他的胸腔内壁——他感到空虚,比前一刻,比他母亲说话之前更空虚。关于一直以来盘踞在他内心的这种空虚感,她了解多少？话说回来,关于他,她又了解多少呢？她也许了解小时候的他,但对她来说,带有成人伤痕的他却是另一回事。她终究还是不了解他；而他也无从解释。毕竟,他亲眼见她为丈夫的逝世而悲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她,他才发现伤痛会留下永久的印记——对此,伊什梅尔已经有所感悟。它会在你心里掘出一个洞,筑个巢,然后盘踞在那里。它会吞噬周围一切温暖的情感,代之以冷漠。你得学会带着它生活。

父亲的离去让他母亲变得冷漠了,那种悲痛一直在她心里。但这并不妨碍她享受生活中的快乐,可现在伊什梅尔却不能。她站在炉边,优雅从容地用长柄勺搅拌着汤。汤的香味、炉火的温暖,以及烛光中投在厨房墙壁上的自己的影子,这些都让她感到惬意。屋里暗了下来,也安静了下来,偌大的世界中一个温暖的所在,而他身处其中,却只感到空虚

“我不快乐。”他说,“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母亲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给他端上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她将自己的那碗也端到了桌上,然后又用砧板托着一条面包端了上来,还有一碟奶油和几把汤勺。“你不快乐。”她一边坐下一边说道。她将胳膊肘放在桌面上,手掌托着下巴。“你不快乐,我得说,这是全世界最显而易见的事。”

“告诉我该怎么做。”伊什梅尔重复道。

“告诉你该怎么做？”他母亲说,“我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伊什梅尔。我试过去理解你的感受——参加了战争,失去了一条胳膊,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我曾经试过去理解这一切,相信我,我真的试过——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得承认,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不能真正了解你。毕竟,也许别的男孩,他们也经历了战争,但他们回来后还是照样继续生活。他们找到心爱的姑娘,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将以往丢在了脑后。但是你——你变得麻木了,伊什梅尔。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恢复过来。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或是说些什么,或者怎样才能帮你。我向上帝祈祷,我对牧师谈过——”

“在塔拉瓦岛,那些人也祷告,”伊什梅尔说,“但他们照样被杀了,妈妈。像那些从不祷告的人一样。祷不祷告都不重要。”

“但我还是为你祷告了。我想让你快乐,伊什梅尔。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默不作声地喝着汤,吃着面包,水壶在柴炉上咝咝作响。桌上的蜡烛将一片烛光投射在他们的食物上。外面,透过水汽朦胧的窗格,月光穿透云层照在雪地上,映亮周围的一切。伊什梅尔试图去感受这温暖、光亮和面包所带来的快乐。他不想将宫本初枝的事告诉母亲。多年前,他曾经那么确信他们会结婚,他们一次又一次相约在那棵空心香杉树的树洞里。那些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曾经那么努力地去忘记它们。可现在,这个案子勾起了所有的回忆。

“你父亲在贝鲁树林打过仗,”他母亲突然说道,“他花了几年时间才忘记那段经历。他也做噩梦,像你一样痛苦。但那没有阻止他继续生活。”

“他没有忘记。”伊什梅尔说道,“忘记是不可能的。”

“但那没有阻止他继续生活,”他母亲反驳道,“他一样好好地过日子。他没有陷在自哀自怜中不能自拔——他在继续努力地生活。”

“我也在,”伊什梅尔说,“我还在将他的报纸继续办下去,不是吗？我——”

“我说的不是那个,”他母亲说,“那并不是我要说的。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你到底为什么不和别人约会？你怎么能受得了这孤独？你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很多女人都——”

“我们别说这个了,”伊什梅尔放下汤匙说,“说点别的。”

“对你来说,还有什么别的呢？”他母亲说,“说到这个——也是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这就是你应该做的,想要快乐,你就应该结婚,生几个孩子。”

“我不会的,”伊什梅尔说,“那不是问题的答案。”

“是的,这就是答案,”他母亲说,“肯定是,当然是。”

吃过晚饭,他点着油汀,将它放进母亲的卧室。他父母那架落地大摆钟超级耐用,这么多年了,还在嘀嗒嘀嗒地走。此刻看着它,他不由想起以前星期六的早晨,在它响亮的嘀嗒声中,父亲在被窝里读书给他听的时光。他们一起读《艾凡赫》,然后是《大卫·科波菲尔》。现在,借着手电筒的光,他看见母亲睡在鸭绒被子里,那被子已经开始泛黄。他惊讶地发现不久前还放在父亲旧书房里的RCA老式唱片机摆在她床边。她一向爱听一九四七年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莫扎特的《C大调第41号交响曲》。见它放在转盘上,伊什梅尔脑海中浮现出她坐在床上,旁边放着一杯荼,听着那忧伤曲调的情景,浮现出她夜里九点听莫扎特的情景。

他打开水槽和浴缸的水龙头,又出去查看她的鸡。一共十二只,都是罗德岛的红毛品种,在他父亲生前砌的鸡舍里缩成一团。伊什梅尔用手电照了照它们,然后伸手进去捡起手边一枚暴露在寒冷中被冷落的鸡蛋。鸡蛋摸起来很硬,他想里面的胚胎也许已经冻僵了。他将它握在手心暖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将它滚到鸡的身边。它们惊恐地乱挤了一阵。

他回到屋里,依然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穿过寒冷的房间。呼出来的气凝成雾,消失在黑暗中。伊什梅尔将手放在楼梯的扶手柱上,随即移开,手电朝上照去。淡淡的月光从楼梯竖着的挡板缝隙中透出来,他看见栏杆都失去了光泽。楼上是他孩提时代睡的房间,现在被他母亲改作了缝纫、熨烫和放衣服的地方。伊什梅尔走上楼,坐在自己以前的床上,试着回忆以前的事。他记起冬天里的某一天,天气晴好,枫树的叶子都掉光了,从阁楼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树的那一边和西南方向碧绿的海水。

他收集了大批徽章和三角旗,在一个大陶罐里存了一千个便士,还有个鱼缸,角落里挂着一个老爷车模型。衣柜的角落里放着他的水下护目镜,顶上放着他的棒球手套。有的晚上,月光从阁楼的窗户照进来，房间里的一切都沐浴在清辉中,影子让他睡不着。他有时坐在那里听蟋蟀和青蛙叫,有时听放在床头的收音机。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听棒球比赛——太平洋沿岸联盟西雅图雨山队——他现在都还记得里奥·拉森在喧嚣的赛场上几乎被淹没的声音:“怀特跑一垒,他开始做准备了,他准备破纪录,他绝对会把基特尔森逼疯的……司千集在试切球后已经在本垒就位了……哇喔,他用脚尖在地上弄出洞了,听听希克斯体育场的欢呼声,他是最受喜爱的选手,是不是？哦,你今晚真该在现场。基特尔森到投球位了……好样的！在球飞出的瞬间,怀特已经安全站到了二垒的位置上了。怀特安全到达！他偷取了二垒！怀特成功触到二垒了！”

他父亲也喜欢棒球。伊什梅尔和他一起坐在客厅里的本迪克斯收音机旁,虽然那比赛可能远在西雅图、波特兰或者萨克拉曼多,但里奥·拉森的解说紧张万分,他们听得入迷。收音机里的声音时紧时缓,抑扬顿挫——那声音一会儿低沉如固执大叔讲述高尔夫游戏之秘密；一会儿紧凑如绕口令；一会儿高亢——那意味着有人打出了双杀。听得高兴的时候,亚瑟会激动得直拍椅子扶手；裁判失误或者有队员不小心陷球队于险境时,他会感到遗憾。比赛暂停时他会伸伸腿,手掌抚摸着膝盖,盯着收音机,仿佛它会和他说话似的。最后他会耷拉着脑袋眯一会儿,直到里奥·拉森的声音再次因为比赛而变得高亢起来。弗瑞迪·穆勒打了个双杀。

伊什梅尔记得父亲迷糊打盹儿的情景,台灯柔和的灯光只照在他和收音机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开的杂志——《哈泼斯》或者《科学农业》。比赛打到后面几局的时候,整个房子在柔和安静的阴影中陷入睡意蒙胧的状态。大衣挂在门厅磨得发亮的铜钩上,他父亲的书按照大小,整齐地摆放在两个有玻璃隔板的拱形橡木书架上。每当比赛有重大进展——全垒打、盗垒、双杀、打点——他父亲都会醒来一下,眨几下眼睛,然后习惯性地将手放在杂志上的眼镜上。他灰白的卷发贴在头皮上,下巴微微向上翘着,耳朵和鼻孔中也分别探岀几根略带灰白的毛发,当然眉毛处更加浓密。等比赛结束,他会关上收音机,将眼镜小心翼翼地戴到耳朵上。那是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戴上之后他的形象大不一样,仿佛一个常在户外活动的人突然变成了儒雅的学者。他会拿起杂志看起来,仿佛那场比赛从未发生过。

伊什梅尔的父亲是在西雅图的退伍军人医院逝世的,死于胰腺癌和肝癌,在他弥留之际伊什梅尔不在旁边。岛上一百七十人参加了在圣佩佐公墓举行的亚瑟的葬礼,那是六月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伊什梅尔记得永石雅人在葬礼后代表日裔美国居民联盟和日本社区中心前去致哀。“我想说的是,”永石雅人说道,“圣佩佐岛上所有日裔居民对你父亲的逝世感到很难过。他是个值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好邻居,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好人,他是我们和所有人的朋友。”永石雅人拉着伊什梅尔的手紧紧地握着。他身形硕大,方脸,秃头,眼睛在眼镜后面频繁地眨着。“我们知道你会追随你父亲的脚步的,”永石先生激动地说道,“我们相信你会继承他的遗志。此刻,我们像你一样感到难过,我们向你父亲致敬,也请你节哀。”

伊什梅尔打开橱柜门,看着里面堆放着的各种盒子。他有八年多没有看自己收在这些盒子里的东西了。对于里面的那些东西——书、箭头、高中时代的作文、他收集的三角旗、储钱罐、徽章、海玻璃和沙滩上的石头,他都不再感兴趣了；它们是过去的东西了。不过,他心里还是想着将初枝在集中营写给自己的那封信翻出来,这么多年了,他有种再读一遍的冲动。自从在暴风雪中停车载她之后,他就在傻乎乎地放纵自己。想到她,他就感到有点隐约的快乐。

信还在原处,躺在一个盒子里,夹在一本关于开船技术的书里,那书是他十三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信封上的回信地址是山下肯尼的,邮票不知为何是倒着贴的。时间久了,信封变得脆脆的,摸起来干燥冰冷。伊什梅尔将手电筒夹在腋下,手指夹着信封坐回床边。里面的信是用宣纸写的,过了这么多年,纸坏得很快,他小心地拿在手里,移到手电筒的光线下,她娟秀的字迹出现在他眼前。

他又读了第二遍、第三遍,然后拧灭了手电筒。他陷入了沉思,她在他进入的那一刻明白了那一点,他的性器的侵入让她知道了一个她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悉的事实。伊什梅尔闭上眼睛,回想着在香杉树洞里在她体内移动的那一刻,他没能知道那会是怎样愉悦的感觉。他没法知道留在里面会是什么感觉,他能感觉到的只有她的炙热,他还沉浸在惊讶之中,她就突然退出了。他都还没到高潮,他在里面一共还不到三秒钟,而在那三秒钟里——如果她信里说的是真的——她发现她不再爱他了,而他却是更爱她了。这不是最奇怪的事吗？他进入了她的身体,却给了她一个机会明白了那样一个事实？他还想再进入她的身体,想她求他再进去一次,可是第二天,她却离开了。

在西雅图的那些年里,他和三个不同的女人上过床,其中两个他曾短暂地认为有戏,他以为自己或许爱上她们了,结果却没有。和他睡觉的女人经常问到他的胳膊,他就告诉她们他的战争经历,不久后他就发现自己并不在意她们,甚至渐渐地厌恶起她们来。他是个失去了胳膊的老兵,这让有些二十出头的女人很是着迷,她们总喜欢装作早熟,很认真。他和她们纠缠了几个星期后,便决定不再和她们有任何瓜葛了——他和她们上床,因为愤怒、不快,也因为孤独、自私。他粗暴而频繁地进入她们的身体,在午夜、在晚饭前的黄昏。他知道,当他让她们从他的生活中消失的时候,他会比以前更寂寞,所以两次他都拖了几个星期,直到找到别的人来陪他度过漫漫长夜,他只是想进入某个人的身体,在他闭着眼睛摇摆着屁股的时候听到有人在他身下喘息。然后他父亲因为病重来了城里,于是伊什梅尔将女人忘到了一边。一天下午,伊什梅尔还在《西雅图时报》的新闻编辑室里用五个手指噼里啪啦地敲击着打字机,他父亲死了。他回到圣佩佐为他举行葬礼,并处理父亲商业上的事；他留了下来,经营起父亲的报纸。他住在友睦港的一间公寓里,尽一个小岛报社记者的可能坚持着自己的本性。大约每两个星期，他会用手帕裹着手淫一次,那就是他的性生活了。

是的,他决定了,他会按初枝的意愿写一篇文章登在《圣佩佐岛评论报》上。换作他父亲,也许不会这么做,但他不是他父亲。他父亲当然会在几个小时前就直接去找卢·菲尔丁,将九月十五日夜间的海岸观测船只往来记录给他看了。但伊什梅尔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没有。那些记录还待在他的衣袋里。明天他会按她的意思写那篇文章,让她觉得欠他的。等审判结束,他再去找她谈话,作为一个曾经站在她这边的人,她将别无选择,只能听他说。这就是方法。这就是策略。伊什梅尔一个人坐在冰冷的旧床上,心神不安地将她的信捏在手里,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