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家糊口的不易众所周知，尤其对依靠国家拨给的微薄薪水度日的教师而言更是辛苦，因此这也成为我们许多教授放弃研究工作、从事其他更为有利可图的副业的借口。“科学事业和家庭，是无法兼顾的。”他们断言，“因为一位教授如果从事研究工作的话，就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们还补充道：“也不可能请别人来帮你分担。因此学者必须在他的精神家园和实际家庭之间，以及他的思想和他的孩子们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夸大其词的话也有一些真实之处。家庭负担和琐事确实让学者们分心，很难专注于研究。因此，世间最为理想的大学，恐怕就得由修道院的僧侣来组建，以便把全部生活奉献给科学研究，当然也不能让宗教信仰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人无完人，我们也无法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平分成两半，一半给科学，另一半给家庭。向往天堂的人，较少关心尘世的俗务。心理学家更重视心智和思想，而不是大脑本身。沉浸于享受物质乐趣的人，会嘲笑微生物的低等，因为它们只能过极为简单的生活。对精神不朽的追求，减少了我们对现世荣誉的兴趣。荣誉！多么浮夸的幻象，它却可以驱使人们移山填海，让人类更接近真理和美德。爱国主义和对荣誉的热爱是无法解释的两种奇怪的感情。

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僧侣般的苦修生活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牺牲。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可能达到了将理想与生活紧密结合的境界，不过这个学派的那些著名的几何学者和天文学家无疑都已经结婚了。对他们来说，如果女人是邪恶的化身之一，那么至少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邪恶。科学史上的苦修者为数不多，他们完全献身于人类福祉，就像鸟类学标本中那些极不寻常的美丽点缀一样难得。此外，为了吸引追随者而苛求自己，甚至成为某种殉道者，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人们有自我牺牲的权利，但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我认为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力量来解决，可以把它纯粹看作经济方面的问题。国家的神圣责任就是保证科学家既可以顺利地进行研究工作，又可以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使他们免于无谓的痛苦牺牲。科学家也应该像公民们依赖公共福利那样有所依靠，以便满足各种生活需要。比西班牙发达的国家中，人人都明白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科学的繁荣这个道理，因此这一经济问题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德国和英国甚至做得更好，他们的教授和实验人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工作环境，学术专家的署名对于科学书籍和支票簿来说，其权威和效力是不相上下的。

在这些令人愉快的国家里，李比希写给格布哈特的话总会实现：“把你的目标定得高一点儿，最后荣誉和财富都会自动来到你面前，无须费力寻找它们。”

虽然西班牙的财力远不如这些国家，但我们一直在努力追赶。我早就指出，应该感谢政府的首创精神，改善了研究者的物质条件，为学者提供了相应的研究环境，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西班牙的科学状况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我是西班牙最不值得称道的教授，但也有责任出来说明一个事实，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西班牙政府的慷慨。1900年，巴黎的国际医学会议把莫斯科奖颁发给了我——一位西班牙人——单就被世界从默默无闻的角落里发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已很满足了，何况还得到了一间专门供我使用、配备精良的实验室。后来世界上的几个主要科学组织都多次授予我各种荣誉，随后我又极为幸运地获得两个奖：亥姆霍兹奖（1905）、诺贝尔奖（1906）。这些成就让我想起西班牙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国家在科学发展方面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幸运的是，不止我一人有这种经历，我们国家到国外科学界的学者都被国家授予荣誉和奖项。所以那些自私的人，他们永远把奖励放在成就前面，会认为如今在我们国家科学成了一种划算的买卖。]

即便国家听不到我们的呼吁，我们也必须保证自己的工作不受影响。研究者的座右铭也应该与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座右铭相似：挣足够多的钱以便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特别是那些花费最多的项目——不要被一毛不拔的吝啬和懦夫般的节制束缚了手脚。

我们不妨设想一种最坏的情况，以便分析研究者应该如何在供养家庭的同时继续自己的事业。假设某位教师住在一座生活单调枯燥的农村小镇，没有什么进行科学实践的机会。由于资源的缺乏，他既无法满足家庭所需，也无法从事自己心爱的研究。

他会不会就此放弃自己的科学使命？会不会为了事业放弃婚姻去过独居生活？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他必须同时为理想和适当的生活需要服务，投入同样的热情。就他的工作而言，可以先从花费少、需要的仪器不多但是要求付出大量努力的研究做起，同时利用空闲时间从事与自己热爱的领域有关的教育性工作，比如编写教材、普及某些特定的项目、做一些技术性分析或者担任家庭教师，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额外收入可以使他在不放弃家庭责任的前提下，有能力实现理想中的目标。他应该耐心等待情况的进一步好转，如果他的工作真的有价值，丰厚的奖赏一定会来。事业上的成就往往伴随着物质上的成功和令人羡慕的荣誉。

尽管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认为，科学家应该结婚，也应该勇敢地面对家庭生活的压力和责任。

他最好还是不要效仿自私的伊壁鸠鲁（Epicurus），为了躲避忧虑与哀愁而逃避婚姻，也不应去学言论夸张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他认为女人唯一的用处就是在你年老的时候充当护士[拿破仑在国会发言时也说出过类似的名言：“如果男人不会变老，那么没有女人也行。”]。科学家的妻子永远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在某些方面可以把她比作士兵的背包。在战场上搏斗的时候，还是轻装上阵，放下背包的好，但是当战斗结束时，你却离不开它。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研究者应该按照自己的性格特点[这里特指影响精神集中和紧张工作的性格。性格不合适的配偶可能会长期分散科学家的注意力，他或许会在工作和子女的教育方面变得懒散和漫不经心。]选择配偶，至少不要让人代你选择。婚姻对于学者的正面意义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对于精力充沛的正常年轻人来说，如果他还没有全然陷入放荡不羁的习惯之中，独身生活无异于邀请他进入这个圈子的请帖。有人说，只有不为各种放纵的享受所动的美德之花才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另外，我们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社会偏见的国家，勇敢的行为远比有用的思想更容易得到尊重。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确保一位男士的思想完全不受到某位女士的支配，似乎只有和这位女士结婚才能办到。常识告诉我们，幸福的家庭可以消除灵魂上的自私，让人的社会本能变得高贵，激发高尚的思想和爱国心。

选择配偶——现在我们碰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科学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女士作为自己的妻子呢？这无疑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因为配偶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它是科学家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多少人都在一位不适合自己的妻子的阴影下生活——有时甚至全社会、全人类都会成为某位科学家妻子的牺牲品，自私的她们不知打断了多少重要的研究计划！女性的虚荣和任性阻碍了多少人的科学生涯！多少杰出的教授自愿套上婚姻的枷锁而任其摆布，成了追名逐利之人，把自己的天赋用于贪得无厌地努力捞取荣誉上。[我们可以举出超过20名年轻人的例子。他们都很有才华、受过最好的训练，早年在科学方面的志向毁在了不适当的婚姻上面。现在，我们国家最好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没有结婚，特别是生物学领域的。]

假如把握不好分寸，最人性化和最高贵的感情冲动也会成为科学工作最顽固的敌人。众所周知，女性天然倾向于照顾家庭——人类的自然选择趋势。这是一种高贵的自负，代表了整个物种的最高利益。勒南（Renan）的这句话不无深意：“上帝爱女人之所爱。”她把自己的爱完全倾注到子女身上，甘愿为他们牺牲自我。男人就没有那么专注，他可以同时爱家庭、爱社会。女人往往爱好传统，有的对与变革和进步有关的工作表现得比较冷漠。相反的，男人就无愧于“社会的人”这一称号，他们会憎恨陈规陋习，常常会把人类的利益放在家庭利益的前面。所以，母亲只希望她的孩子永远记得她，父亲则渴望自己的名字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

人类的繁衍、文明的进步以这两者的和谐共处及其不同作用为基础。当男人的利他主义倾向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子女就会跟着受苦；相反，如果女性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家庭虽然发展得很好，但社会和国家会遭殃。无论是学者还是可敬的政治家，他们的家庭都应该倡导自我克制与牺牲奉献的精神。

总之，我建议有志于科学的年轻人从志趣相投的角度选择配偶，而不应该以美貌和财富作为择偶标准。换言之，他应该寻找感情、品质、性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自己互补的人，不能简单地应付了事，他的妻子应该真正属于并适合他，她最好的嫁妆就是善解人意、全心全意地接受和尊重丈夫的人生观。

讲了这么多，读者可能希望我别再概括地谈论观念，而是具体定义一下什么样的女性最适合成为科学家的妻子，我在此也感到难以拒绝读者的期望，决定在尊重和谨慎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看法。在此，我只想提出一个关键因素——爱，这个字决定了人的一生，而绝不是什么不严肃、没有意义的话题。我们不能忽视，对于一个致力于研究的年轻人来说，某位女士很有可能帮助他上升起飞，也有可能在他飞得正高的时候，充当不合时宜的压舱石，使他迫降在默默无闻的沼泽中。

勤奋好学者习惯在中等阶层的妇女中寻找配偶，可以把她们分成4个主要类型：知识型、财富型、文艺型、职业型。

知识型女性通常从事科学或者文学职业，她们由于天性好学，已经获得了良好的多学科教育。因为这类女性在西班牙过于罕有，所以遇上这样一位令人心仪的人生伴侣的希望实在渺茫。虽然我们在某些社交场合、实验室和沙龙能见到少数女医生，但那只是极罕见的例外。

相反的，在国外却有很多这类女性，社会上允许女性学者和她的丈夫相提并论，她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女性独有的一些软弱的脾气秉性。像这样一位女人——聪明、沉着、充满乐观和勇气——简直是研究者的理想伴侣。她会在家庭和丈夫的心中赢得不可动摇的地位，她头戴三顶冠冕——深情的妻子、亲密的知己、勤奋的伙伴。这种女性，让我再重复一遍，在西班牙以北的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国家中是很常见的。

我们极为羡慕（也有点嫉妒）地看着这些幸福的学者夫妇在精密实验室中从事着相同的研究活动，双方都把最出色的才智和技巧运用到工作上。当然，我们不能老想着居里夫妇（镭的发现者）这样的例子，而应该着眼于我们身边的小圈子，自己的朋友和助手——令人羡慕的三对夫妇的形象跃入我的脑海：巴黎的约瑟夫·德热里纳（Joseph Dejerine）和奥古丝塔·德热里纳-克隆普克（Augusta Dejerine-Klumpke）夫妇，致力于大脑的基础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研究；让·纳若特（Jean Nageotte）及其夫人也在巴黎，正从事组织学和神经学研究；还有柏林神经生物学研究院的奥斯卡·福格特（Oskar Vogt）和塞西尔·福格特（Cécile Vogt）夫妇，他们参加了工程浩大的大脑皮层的结构测绘，类似于天文学家给恒星和星云拍照并分类。

我们还要重复的是，那美丽的长生鸟——庄重严谨的女医生、可以和丈夫相提并论的勤奋的知识女性——似乎与我们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因为我们国家的伟大知识女性都是自学成才，大学里面从未出过这样的人。由于知识女性的稀缺，西班牙的科学家只好到其他类型的女性中寻觅配偶。

他会不会去追求财富型的女人？这在我看来十分危险。习惯了悠闲、奢华、炫耀的生活的女人很难不把这些嗜好传染给她的丈夫。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戴维在和一位身为贵族后裔的女子结婚后，完全放弃了他曾经辉煌的科学生涯。他的黄金年华都浪费在社交界的聚会和接待上面。

假如遇到一位愿意改变女性身上那种反复无常的任性以及虚荣，并将她的金钱用于科学事业的富家女继承人，那真是莫大的幸运。你会在法国和英国找到很多这种令人钦佩的女子，但在西班牙，假如某位专注于科学的教授和富有的女人结了婚，那她的财富极有可能对丈夫的事业构成致命的影响。要不是出于谨慎的考虑，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举出更加生动的例子，描述一下那些妻子们肤浅无知、炫耀浮华的性格，或是作为家庭中的母亲，表现得多么妄自尊大，她们使辉煌的事业被迫中止，逼着年轻的科学家们弃学从政，把显微镜换成汽车，晚上还要把他们从实验室中拉出来，陪着她们参加聚会或是去剧院看戏。

我们也不要过于苛刻地指责她们。她们心地很好，但是文化层次不高。她们对丈夫那无休止的责备（“既然有条件过上豪华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工作呢？”如此等等）虽然有害无益，但绝非不可原谅，因为她们这样做也是出于对丈夫的爱和关心。而傲慢自大的女继承人教训起出身低微、比她穷得多的可怜丈夫的情景更令人不快。每天听着这些让人尴尬的训斥，我们的科学家就像背着沉重负担的动物一样工作，试图偿付空虚浮华的奢侈生活的全部花费。是的，这种事也会发生，因为妻子已经把她的全部嫁妆挥霍在衣服、珠宝、豪华家具以及到温泉和海滨地区度假上面了！

学者们该不该选择从事艺术或者文学工作的女性呢？鲜有例外的是，这些女士会给科学家带来如波浪般涌来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不得不承认，既然她们精通那些通常是男人创造的艺术和文化，那么就会失去谦逊的魅力。她们希望主宰一切，总是想表现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女人都会偶尔表现出夸张、做作、炫耀的天性，但文学女性和女艺术家站在舞台上不下来，喜欢表现自己，而且她们的品位实在是刚健难懂。财富型的女子虽然奢侈浪费，却至少是自掏腰包，她们也不喜欢书本杂志，只去珠宝店和时装店，但是文艺型女子无论是浏览珠宝、时装还是检视书商的货物，都是一样地兴奋和狂热。

因此，身体健康、精神奋发向上的职业型女性就成为我们的年轻研究者唯一可以向往的理想对象。她们乐观、真诚，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可以理解和鼓励丈夫，还对他的成功充满了热情与憧憬，并且坚信不疑。她们喜欢简单朴素的消遣，反对各种不良生活方式和炫耀招摇，将丈夫的健康和快乐作为努力的目标，他们的家中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却没有训斥和反抗。如果授予科学家的荣誉到来，也应是属于他们两人共有的。

荣誉！这些为人最为谦虚的妻子有资格得到它，是她们让科学家的理想成为现实，感谢她们的自我牺牲，放弃了锦衣、珠宝，只有各种书籍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的学者遇到疑难，她们总是给予安慰。

幸运的是，这一类型的迷人女子在中等阶层里比较常见，那些急于找到她们，但没有遇见或者不知怎样才能得到她们芳心的年轻人又是最不幸的。秘诀在于，用博大的爱打动她。他要自告奋勇成为她精神的向导，塑造她谦逊的性格，使她爱上真实的生活、紧张的工作。简而言之，让她与他在精神上互相支持，帮他分担生活中的小事（如果持家和教育子女算得上是小事的话），这样，我们的科学家就会从家庭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向伟大的事业进军——播种和培养他心爱的科学发现与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