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谢USAMRIID的全体平民和军职人员。参与雷斯顿行动的无名英雄冒着生命危险，从未想过大众有可能会注意到他们付出的努力。

我深深感谢我在兰登书屋的编辑莎伦·德兰诺。有一次我对她说，“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她回答我：“不是，上帝存在于结构之中。”我也欠道布尔戴出版社的莎莉·加米纳拉一个人情，因为她提出了非常宝贵的编辑意见。感谢伊恩·杰克曼的帮助，万分感谢哈罗德·埃文斯。还有铁锚出版社的查理·康拉德。

感谢琳恩·奈斯比特帮我养家糊口。还有：罗伯特·布克曼、琳达·奥贝斯特、辛西娅·坎内尔、埃里克·西蒙诺夫和查克·赫勒维茨。感谢吉姆·哈特的敏锐洞见，感谢雷德利·斯科特。

这本书刚开始只是《纽约客》的一则文章。感谢委托者罗伯特·戈特利布，感谢决定发表、给它插上翅膀的蒂娜·布朗。感谢编辑约翰·本奈特和校对卡洛琳·弗雷泽。非常感谢帕特·克罗、吉尔·弗里希、伊丽莎白·麦克林和奇普·麦克格拉斯。

我得到了斯蒂芬·S·莫斯和约书亚·莱德伯格在理论方面的指引，两人都是纽约市洛克菲勒大学的病毒学家。说来有趣，1989年5月，就在雷斯顿病毒爆发前的几个月，莫斯组织并主持了一场有关新显病毒的重要研讨会，让全世界注意到了他的看法，其中就包括本书表达的部分关注（或恐惧）。在这次会议上，莫斯发明了“新显病毒”这个名词。莱德伯格数十年的思考和评论同样影响了我。这本书里在科学方面的所有错失，都由本人承担责任。

我必须特别感谢USAMRIID的指挥官欧内斯特·高藤博士和副指挥官戴维·弗朗茨。我还想感谢彼得·耶林、南希和杰瑞·杰克斯、托马斯·盖斯伯特和尤金·约翰逊的详尽帮助，他们与我分享了雷斯顿危机期间的想法和感受。柯蒂斯·克拉格斯、妮可·博克·克拉格斯、隆妲·威廉姆斯、夏洛特·古德温·惠特福德同样给了我时间和帮助。我还要感谢：谢丽尔·帕罗特、卡洛尔·林登、琼·盖斯伯特和艾德·怀斯，还要其他91探戈队员和平民动物管理员，他们向我描述了雷斯顿事件中的经历。万分感谢艾达·杰克斯。

感谢疾病控制中心人员的宝贵时间，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回忆。感谢C·J·彼得斯博士和苏珊·彼得斯、乔尔·布雷曼博士、海因茨、菲德尔曼、托马斯·G·凯查克、约瑟夫·B·麦考米克博士和安东尼·桑切斯。感谢其他机构的戴维·哈克索尔、弗雷德里克·A·墨菲博士和菲利普·K·拉塞尔博士。感谢肯尼亚的谢姆·穆索凯博士、戴维·希尔佛斯坦博士和安东尼·约翰逊上校。感谢南非的玛格丽莎·伊萨克森和G·B·（本尼）米勒博士。感谢大角河的卡尔·M·约翰逊博士。非常感谢黑泽尔顿·华盛顿公司的丹·达尔加德，他给了我记录想法的部分手稿，还允许我引用他的《大事记》。

感谢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感谢小亚瑟·K·辛格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科委员会的卡洛尔·里格洛特。

感谢保护国际的彼得·塞利格曼和拉塞尔·米特梅尔。特别地，正是米特梅尔第一个将人类比作等待被消耗的肉堆。

说到奇塔姆洞穴之旅，非常感谢格拉汉姆·波伊顿和克里斯汀·莱诺德，当然还有罗宾和凯丽·麦克唐纳，以及卡塔纳·夏吉、赫尔曼·安登比、莫里斯·穆拉泰亚和佳美·布坎南。感谢伊安·雷德蒙给了我有关洞穴的宝贵情报。另外，我必须提到戴维和格雷戈里·丘德诺夫斯基。

感谢许多朋友：彼得·本奇利、费曼·戴森、斯通纳和安·费奇、莎莉·格瓦纳、威廉·L·霍瓦斯、约翰·麦克菲、戴维·G·内森博士、理查德·奥布莱恩、迈克尔·罗伯特逊、安·沃尔德伦、乔纳森·维纳和罗伯特·H·怀特。感谢我的祖父老杰罗姆·普雷斯顿和我的父母小杰罗姆·普雷斯顿和多萝西·普雷斯顿的支持，特别感谢我的兄弟戴维·G·普雷斯顿博士对这个故事的热忱，也感谢我的另一个兄弟，作家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最后也是最多的感谢献给我的妻子，米歇尔·帕勒姆·普雷斯顿，感谢她的无私支持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