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卢布尔雅那，我坐上“萨瓦河号”火车，前往萨格勒布。

窗外是铅灰色的天空，淡黄色的阳光，杂乱的铁轨和电线杆飞速划过。一开始是红瓦白房的郊区景象，然后建筑与自然的比例开始逆转。火车驶入萨瓦河谷后，在广阔的丘陵与河水之间，村庄和教堂只是罢花一现。

我坐在包厢里，一边望着风景，一边翻阅《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1990年代初，本书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只身前往巴尔干旅行。他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幽灵依旧阴魂不散，巴尔干的战火即将再度点燃。

和我一样，卡普兰搭乘火车前往萨格勒布。他发现，餐车里只有一个镀锌的立式柜台，供应啤酒、李子白兰地和不带过滤嘴的劣质香烟。那些指甲肮脏、大声喧哗的男人，或是挤在柜台前喝酒抽烟，或是安静地翻看色情杂志。

当他走出萨格勒布火车站时，20世纪的最后十年向他迎面扑来，撞击耳膜的是那种“充满怨恨的鬼魂般的声音”。他想到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坦承正是那本书引领他踏上了巴尔干的旅程。

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一种经验催生另一种经验——这正是旅行和阅读的美妙之处。和卡普兰一样，丽贝卡·韦斯特也是乘着火车前往萨格勒布。那是1937年的春天，希特勒已经掌权，车厢里挤满了携带现金出境的德国人。餐车供应地道的南斯拉夫风味，站台的灯光照亮如箭的疾雨。德国人郁悒不乐，但仍沉浸在唯有德国人最为优等的幻觉中。

将近一个世纪倏忽而逝，我坐在同一条线路的火车上，试图透过书页想象丽贝卡·韦斯特和罗伯特·D.卡普兰的旅程。如今，列车空空荡荡，既没有韦斯特笔下悲观的德国人，也无卡普兰所见的烟酒喧哗。韦斯特时代的大餐没有了，卡普兰时代的李子白兰地不见了，就连餐车本身都已不复存在。

当年，火车会一路驶向贝尔格莱德，而今却止步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境。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时间并不只会带来进步，同样也可能带来衰退。就连通性和服务而言，巴尔干的火车只剩下昔日辉煌的余影。

火车不时在河畔小站停车，起伏的山峦上镶嵌着白色城堡。山下是古老的村镇，是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一幅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景画。

这时，一个女孩突然拉开包厢门，大大咧咧地闯了进来。她没有大件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她在我对面坐下，一边摘掉墨镜，一边喃喃自语，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丝戏剧性，就像这个包厢是她刚刚登场的舞台。她穿着帽衫，里面是领口脱线的卫衣，蜂蜜色皮肤，黑眼睛，栗色头发，发根微微卷曲，松松垮垮的样子像个男孩。

“天气真好。”我说。

她看了看我，表现得好像早已料到我会跟她搭讪。

没过多久，我便了解到，她名叫安娜，是克罗地亚人，二十六岁。平时从事翻译工作，也提供私人语言课程，偶尔还兼任户外向导。此外，她还拥有法语和土耳其语的双学位。

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生疏。我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辆设定了自动巡航的汽车里，完全不用踩油门，只需轻轻握住方向盘，就能随着她的话语一路狂奔。

“土耳其语？”我好奇地问。

“是的，我想学一门特别的语言，但又要跟克罗地亚有关。”

安娜进一步解释，克罗地亚分为兰大文化区域，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印记：萨格勒布地区继承了奥匈帝国的基因，达尔马提亚沿岸洋溢着威尼斯的韵味，而广袤的潘诺尼亚平原临近塞尔维亚与波黑，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她向我描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克罗地亚人的性格差异：她母亲来自萨格勒布的近郊乡村，性格严谨认真，凡事井井有条。小时候，她要是胆敢赖床，母亲就会毫不手软地将她从床上拎起来；父亲则是个标准的达尔马提亚人，乐天知命，滔滔不绝——我想安娜的性格多半遗传自父亲——但他也情懒散漫，不思进取，更不会操持家务。

我本想插一句，男人不做家务似乎是普遍现象，与种族和文化无关。不过，转念一想，这么说好像把自己也归入了这个行列，于是只好保持沉默，微笑不语。

“我知道，你们中国都是独生子女。”安娜说。

“以前是，现在可以生两到三个，不过许多人选择不生。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十岁。”安娜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郁，如同面对一杯走气的啤酒，喝之无昧，弃之可惜。

“他是个废柴，整天待在家里，只对修理破烂儿感兴趣。”她淡淡地说。

这倒是勾起了我的兴趣，想着如何得体地追问几个问题。不过，我还在思考措辞，火车已经抵达克罗地亚边境，海关人员登车开始检查证件。

在遇到安娜的2022年末，克罗地亚即将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成为继斯洛文尼亚之后第二个融入新欧洲体系的巴尔干国家。克罗地亚人对此是怎样的情绪？对未来又持何种期待？我打算问问安娜，但觉得此刻或许不是最好的时机。

进入克罗地亚后，窗外的景致变得更为开阔，田间种着绿色的冬小麦，未融的积雪像片片闪光的鱼鳞。不久，视野中开始出现一些低矮的房子，墙上覆盖着花花绿绿的涂鸦。天空灰蒙蒙的，树上遍布乌鸦的巢穴，宛如造型诡异的雕塑。安娜望向窗外，表情变得沉静，或许还有点忧郁。

“如果你有时间，我们能在萨格勒布再见一面吗？”我鼓起勇气说道，“我想跟你探讨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在保密。”

安娜笑了。她告诉我，她的家离市中心很远，我得至少提前两小时通知她，她才能出来见我。

---------------

相比卢布尔雅那简朴的小车站，萨格勒布火车站一带气势宏伟。站前广场熙熙攘攘，长长的有轨电车如同中国城里的舞龙，尖啸着停下，又铃声清脆地驶离。

成群结队的鸽子，时而呼啦一声腾空而起，掠过广场上空，时而扑扇着翅膀纷纷降落。它们仿佛一群莽撞的顽童，在广场上掀起阵阵风浪，吹乱少女们的秀发，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只能在鸽群中择道而行。

广场中央矗立着克罗地亚中世纪的首位国王托米斯拉夫的雕像。在他的统治下，克罗地亚不仅击败了周围的敌国，保持了独立，还成功地扩张领土，获得了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地区的统治权，从而统一了大体相当于今日克罗地亚的疆域。

托米斯拉夫骑于腾空的战马之上，左手高举十字架，右手握剑，披风如旗帜般在背后猎猎飞扬。那坚实的肌肉和刚毅的线条，似乎隐喻着克罗地亚历史上的辉煌时刻——尽管这样的辉煌并未持久。王国的统治维持不到两个世纪，克罗地亚人便沦为了匈牙利与奥地利统治下的臣民。

这座雕像并非一直屹立于此。1937年，丽贝卡·韦斯特到访萨格勒布时，南斯拉夫王国尚在，那时的广场上并无此雕像。到了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前夕，罗伯特·D.卡普兰踏出车站时，看到这座雕像屹立在广场中央。

雕像的立与藏，背后其实大有深意，也巧妙地反映了现实政治的需求：当南斯拉夫尚为一体时，弘扬克罗地亚独立和荣光的雕像往往会被视为不合时宜，于是被雪藏在历史的角落里；而当克罗地亚寻求独立时，它又被请出，弹掉尘土，再次昂首成为克罗地亚民族的骄傲与象征。

广场四周环绕着沉稳、厚重的哈布斯堡建筑：规划整齐的花园、挺拔的梧桐树、典雅的步道与喷泉——这一切无不让人联想到维也纳的市景。著名的海滨大酒店就坐落在火车站对面，今天看来依旧显得雍容华贵，堪称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海滨大酒店于1925年建成，最初是为了迎接“东方快车”的尊贵乘客。当时，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都是这列豪华火车的途经之地。然而，“东方快车”很快改变线路，绕开了动荡不安的巴尔干。

萨格勒布并非国际都会，也不是旅游胜地，没有了“东方快车”的客源，海滨大酒店的奢华在这座城市中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也超出了城市本身的商务需求。即使如此，它依然屹立不倒，宛若纪念碑一般，与四周的哈布斯堡建筑共同传达出克罗地亚人内心的渴望：当你走出火车站，第一眼看到这座城市时，克罗地亚人希望你觉得自己依然置身“西方”。

---------------

我认识了阿丽达。她是平面设计师，也是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创始人。生于1972年的她，长着一双斯拉夫人的澄澈的蓝眼睛，显得明亮而愉快。一天上午，我去骑行俱乐部找她，和她在萨格勒布的老城逛了一圈。

阿丽达告诉我，克罗地亚强烈的“西方”倾向，乃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奥地利统治留在克罗地亚人心灵深处的烙印——尽管在奥地利统治下，克罗地亚人从未获得应有的待遇和报偿。

从16世纪开始，克罗地亚便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军事缓冲地带。几乎所有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克罗地亚男性都必须加入常备军，驻守哈布斯堡王朝，即后来的奥匈帝国的边疆。也就是说，大部分克罗地亚人都是当年军屯的后裔。

随后的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克罗地亚人是伟大的士兵。时至今日，你依旧能从克罗地亚足球队身上看到这些士兵的品质。萨格勒布的街头到处都在售卖克罗地亚足球队的球衣。每次看到10号队服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卢卡·莫德里奇战士一般的身影。

从种族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不过，“西方”倾向让克罗地亚人相信，自己在文化层面上优于“东方”的塞尔维亚。

阿丽达说，在南斯拉夫内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了两种势均力敌的气质和倾向——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克罗地亚人使用拉丁字母，塞尔维亚人使用西里尔字母。双方若能弥合分歧，南斯拉夫就有望实现真正的统一，建立起一个强盛的国家。反之，一旦分歧无法调和，南斯拉夫就会走向分裂和战争。

这就像一些原本同根同源的民族，却总是因为琐碎的区别而互相不屑一顾，甚至为了小事不断争执。后来，我和阿丽达在骑行途中路过尼古拉·特斯拉的雕像。阿丽达告诉我，这是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争执不休的最新证据。

尼古拉·特斯拉是著名的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在电磁场领域的多项发明为现代无线电技术奠定了基石。特斯拉汽车的名字，据说就是为了向这位伟大的天才致敬。

1856年，尼古拉·特斯拉出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克罗地亚，但其本人是塞尔维亚族。1884年，特斯拉移民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他的事业和影响后世的发明几乎都在美国完成。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分歧在于，尼古拉·特斯拉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在这场争论中，美国被悄悄撇在一旁）。克罗地亚主张，特斯拉生在克罗地亚，长在克罗地亚，家在克罗地亚，他当然属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则辩称，虽然特斯拉出生在克罗地亚，但他的文化身份属于塞尔维亚。他的父亲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他从小听着母亲吟诵塞尔维亚史诗长大，他的骨灰最终也安放在了贝尔格莱德——如果这些事实还不能证明特斯拉是塞尔维亚人，那还有什么可以？

但是，克罗地亚对此并不理会。阿丽达告诉我，随着克罗地亚加入欧元区，他们计划在新铸造的欧元硬币上刻上特斯拉的肖像，而这个决定自然激起了塞尔维亚方面的强烈抗议——实际上，他们早已将特斯拉的肖像印在了一百第纳尔的纸币上。

我问阿丽达：“特斯拉出生时，克罗地亚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他又成了美国公民。那么，奥地利和美国是否也有权声称特斯拉属于他们？”

“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力，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属于他们的名人已经够多了。”阿丽达说，“而对于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来说，我们会在任何事情上争个你死我活。如果塞尔维亚说特斯拉是他们的，克罗地亚人立刻就会反驳。反之亦然。”

“特斯拉自己怎么认为呢？他觉得自己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

“特斯拉有一句名言：宇宙是一台伟大的机器。所以，你可以想见，他脑子里想的都是更宏大的事物。”

因此，这场争论注定没有结果，就像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无数争论一样。

后来，我在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又发现了一座特斯拉雕像，这让我备感惊讶。我向当地居民询问特斯拉与黑山的关系，得到的回答是：尽管特斯拉出生在克罗地亚，是塞尔维亚人，但他的祖先来自黑山。

一位历史人物的归属已经引发了南斯拉夫内部的纷争。可以想见，当这些族群聚合成一个国家时会是怎样的景象。

早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丽贝卡·韦斯特就已经觉察到南斯拉夫人民己被自身的分裂——主要是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对峙——弄得筋疲力尽。随后半个世纪的历史会再次证明，这场对峙能导致何等惨烈的悲剧。

1983年，丽贝卡·韦斯特与世长辞，没有目睹南斯拉夫悲剧的终曲，但阿丽达的青春岁月是在南斯拉夫度过的。她亲历了1990年代的战争，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阿丽达说，“但在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南斯拉夫的影子依然栩栩如生。”

---------------

如果仅漫步于萨格勒布的老城，就无法领略这座城市的全貌。如同一个细心打扮的演员，萨格勒布的老城努力展示其“西方”的一面，而将南斯拉夫的特质掩藏起来。

因此，阿丽达建议我去新萨格勒布走走。她说，那里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展现萨格勒布更为复杂的另一面。

新萨格勒布，坐落在萨瓦河对岸，是在南斯拉夫时代兴建的，至今仍然是萨格勒布的主要居住区。

第二天中午，我再次来到阿丽达藏匿于老城的办公室。我们骑着自行车从那里出发，前往新萨格勒布。起初，依旧是奥匈帝国时代的景象——广场、电车、吐司黄色的政府建筑。街头遍布咖啡馆，即便是冬日，人们依然围坐在户外的暖炉旁。商店里装饰着圣诞树，橱窗上贴满节日促销的广告。

经过一片小小的停车场时，阿丽达告诉我，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犹太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国王流亡海外，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乌斯塔沙决定效忠希特勒，建立一个种族纯净的克罗地亚国家。他们摧毁了犹太教堂，大批屠杀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

围绕到底有多少塞尔维亚人被乌斯塔沙屠杀，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再次发生争执。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更是成为政客们挑拨民族情绪的武器。

塞尔维亚方面认为有大约五十万塞尔维亚人惨遭屠杀；而克罗地亚则坚称这个数字只有十万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篡改历史，掩盖事实真相。

阿丽达告诉我，在这里，数字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果你说五十万，你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如果你说十万，你就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实际数字应该是多少？”我问。

“我认为双方都在刻意夸大或缩小。”阿丽达说，“实际数字应该介于两者之间。”

“三十万？”

“差不多。”

我们经过火车站，从桥下穿过铁轨。接着，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离开了哈布斯堡式的优雅，进入了老城与新萨格勒布之间的过渡地带。风格凌乱的建筑物随意摆在那里，不少房子的窗户破碎，蒙着塑料布，看上去己遭遗弃。这种转变是如此突兀，如此猝不及防，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摄影棚里的布景，而根据剧本的需要，我们即将扮演新的角色。

阿丽达向我解释，这些建筑物的废弃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产权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房产通常由多个家庭共用，私有产权的概念并不明晰。当南斯拉夫解体后，房子的产权变成由几家人共有，不论是翻新还是拆除，都需要所有产权人一致同意。然而，时光在再，一些人搬离，一些人辞世，还有人已经远赴他乡。最终，这些房子不得不任由岁月侵蚀，成为风吹雨打的废墟。

我看到，有些房子里已经长出植物，有些成了丢满废弃物的垃圾场。墙上的破泪如同张开的嘴巴，诉说着主人离去后的忧伤，但早已无人倾听。

---------------

我们骑过萨瓦河上的大桥，大片草坪沿着河岸向远方铺展。桥上，小汽车排成长队，电车上也满载乘客。和阿丽达一样，很多萨格勒布人在老城工作，而住在新城，每天需要横跨大桥通勤。当年修建大桥时，没人预料到汽车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大桥只有两条车道，高峰时间经常堵得水泄不通。

我们进入新萨格勒布的地界，眼前的一切都是南斯拉夫时代的产物——铅灰色的高层公寓楼、横平竖直的大马路、覆盖着落叶的公园。商业活动大都隐藏在社区内部，街上看不到大型商场、餐厅或咖啡馆，只有拎着购物袋、穿着朴素的行人。

新萨格勒布最显眼的标志之一，便是举办“萨格勒布博览会”的展览场馆。当我们骑车经过那里时，阿丽达说：“你想得到吗？这里曾经是东西方阵营对抗的最前沿。”

在冷战年代，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独树一帜地坚持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的外交政策。富有魅力的铁托善于外交，使得南斯拉夫在东西方阵营间左右逢源，成为两大势力争夺的焦点。萨格勒布博览会便是这一时期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与苏联共同参与的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大阵营展示实力的舞台。

在博览会上，美国馆以最新的家用电器和在南斯拉夫闻所未闻的社区超市概念赢得了人心；苏联馆则以庞大的机械设备、卡车和联合收割机展现实力。双方还将太空竞赛的重要成果拿到这里展示。

对克罗地亚人来说，西方的魅力显然更胜一筹。据说，铁托在视察美国超市后评论道：“这正是南斯拉夫需要的。”与此同时，《莫斯科真理报》则批评了铁托访问社会主义国家展馆的时间太短——平均只有三至七分钟。相较之下，他在美国馆却足足待了半个小时。

1980年代，阿丽达和几个女同学一起去博览会游玩。除了美国和苏联的展厅，还有中国、古巴等国的展厅，每个展厅都由各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设计。那时的南斯拉夫犹如东西阵营之间的一片绿洲。阿丽达说，南斯拉夫护照可以免签一百多个国家，既可以去西方国家，也可以去社会主义国家。阿丽达去过威尼斯、维也纳、柏林和布拉格。在布拉格的某些区域，她会明显感到俄国人的存在，仿佛有人在监视她。

“那些受苏联影响的地区，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感觉。”阿丽达说，“尽管只是一种感觉。”

“在南斯拉夫是否会有这种感觉？”我问。

“完全没有。”阿丽达说，“南斯拉夫没有苏联驻军。”

十六岁的暑假，阿丽达去柏林游玩，住在西柏林的表姐家。有一天，她拿着南斯拉夫护照，穿过柏林墙的哨卡，去东柏林玩了一整天。晚上，她回到西柏林，告诉表姐，她去东柏林逛了逛，表姐大惊失色。

“她虽然住在柏林，却无法去到柏林墙的另一侧，而我拿着南斯拉夫护照却能自由穿行。”说到这里，阿丽达笑了，墨镜下方是大幅上扬的嘴角。

“这可能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开心、最骄傲的一幕。我还记得表姐瞪大的眼睛，那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

我们骑车穿行在巨大的住宅区里——1970年代的建筑。撒着落叶的空地上，停满便宜耐用的小汽车。阳光像稀释的蛋黄酱，均匀地涂抹在楼宇之间的草坪上：有老人独自拎着购物袋回家，有男人坐在车里抽烟，有年轻女孩在草坪上遛狗——十多只狗，欢快地奔跑着，大大小小的影子也随之跳荡。

眼前的一切显得平凡而宁静。如果在另一座城市，我恐怕会觉得有些单调。但在这里，我却有一种放空之感，仿佛平凡正是构成宁静的一个方面。

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在长椅上坐下来。城市的喧嚣像低沉的背景音，也像远处隆隆的火车声。我问阿丽达，怎么对比今天的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时代的生活。

“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并没有什么是现在能做，而当年做不了的。”阿丽达说，“我现在是平面设计师，当年也可以做这份工作。我几年前创办了骑行俱乐部，当年也完全没问题。”

“宗教方面呢？”我问，“听说克罗地亚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可能是对南斯拉夫最大的误解之一。南斯拉夫和苏联不同，只要你不参与政治，日常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影响。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祖母每天都会去教堂礼拜，没有人阻止她或者干涉她。”她停顿片刻，继续说道，“相反，倒是有些事情不如当年了。”

最近，阿丽达的父亲患病，必须住院治疗，然而克罗地亚的公立医疗体系早已今不如昔。阿丽达只好选择昂贵的私立医院——那可真要花上一大笔钱。

阿丽达摘掉墨镜，拿在手里。她低头看着墨镜，像在把玩一件古董。

“某种程度上，我算是铁托的粉丝。他当然是独裁者，但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拥有崇高威望、能让各民族服膺的领袖人物——没有这样的人物，南斯拉夫的内部矛盾就难以调和。在有些国家，独裁者去世可能会带来民主转型，但在南斯拉夫，铁托过世后，国家迅速陷入经济衰退，随后是政治危机。十年后，战争爆发了——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我有个奥地利朋友告诉我，她当时简直惊呆了，因为欧洲人没想到在20世纪末的欧洲土地上，还会发生种族屠杀。”

“你觉得这种暴力是怎么造成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被政治家利用了。在克罗地亚是我们的总统图季曼，在塞尔维亚是他们的总统米洛舍维奇——两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当然，大克罗地亚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一直存在。铁托尽量在两派之间保持平衡，采取调解和压制的政策。当他去世以后，下面的人就想挑动民族情绪，从而获得权力。”

阿丽达抬头看了看我。湛蓝的眼睛——南部斯拉夫人的眼睛——蓝得让人惊叹。

“至今，我一想到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四年战争，皮肤上还会冒出鸡皮疙瘩。历史上，南部斯拉夫民族联合过两次，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在我看来，不会有第三次了。我们已经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克罗地亚加入了欧盟、欧元区和申根区。塞尔维亚在试图人盟的道路上——但因为科索沃问题——恐怕遥遥无期。尽管我不认为南斯拉夫能够一直持续，但我还是会怀念那个团结至上、民族主义不受欢迎的年代。如果我知道独立的代价会是四年战争，会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我宁可选择不独立。”

最近几年，阿丽达曾两次造访贝尔格莱德。她一度心怀恐惧，担心遇到暴力。因为克罗地亚的媒体上充斥着类似的报道——克罗地亚人的汽车被砸，克罗地亚人在街上被打。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两国都不乏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第一次去贝尔格莱德时，我和我丈夫选择人住一家民宿。最初，我们极为谨慎，只敢和房东聊聊天气。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意识到房东并非民族主义者。最终，我们成了朋友。他给了我们一间最豪华的公寓，还邀请我们参加他组织的派对。”阿丽达回忆着往事，嘴角露出笑意，“在巴尔干，最有趣的派对一定是克罗地亚人或者塞尔维亚人举办的。贝尔格莱德的夜生活更是无与伦比。你会去贝尔格莱德吗？”

“当然。”

“去的话一定要体验那里的夜生活。”

“我保证。”

“实际上，我们和塞尔维亚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只有口音和词汇的差别，但那些微妙之处是一致的——我们能够理解彼此的幽默感。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原本是最能理解彼此幽默感的民族。”

阿丽达的眼圈红了。她戴上墨镜，抬头望着眼前的住宅楼。这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并不给人局促之感，它们只是如此平凡，让人想到毫无波澜的生活。冬日的阳光给墙壁镀上了一层金色，树影在有裂缝的墙面上微微颤动。

如果没有战争和屠杀，没有被挑动的民族情绪，没有那些令人恐惧的历史，事情原本会变得不同——我想，这就是阿丽达想要告诉我的。

就像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原本也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然而，一切都变得无法挽回。从此以后，他们不得不紧绷神经，在外人的叹息声中，走上各自的道路。

---------------

很早之前，我就听说萨格勒布有一家“心碎博物馆”，收集与恋人分手有关的物品。平安夜的前一天，我特意去这家博物馆看了看。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提到，每一段情感历程都会到达终章，而心碎博物馆便是它们最后的剧场：寄自世界各地的分手物件，汇集到这家小小的博物馆，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一段情感往事。

博物馆的创始人是两位克罗地亚艺术家。二十多年前，他们也是一对情侣。分手时，他们环顾公寓，看到了那只可以上发条的小兔子。这是两人之间的小玩具：先回家的那个人要给小兔子上好发条，让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守在门口，欢迎后回家的人。

分手后，这个小兔子要由谁保管呢？他们萌生了一个构想：为这些曾经共有的爱情遗物找一个地方，将这些记忆封存起来。这样，便诞生了一个贮藏失恋记忆的博物馆。

“我们的分手竟然催生出一个我们创造出来的最有意义的东西。”多年后，创始人之一奥琳卡·维斯蒂卡如是说——我从她的话中感到了一种克罗地亚式的幽默。

起初，他们担心博物馆只会收到一些露水情缘的琐碎小物。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寄来的物件及其背后的故事，很快变得富有深度。

我细细察看每一件展品，发现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主题。这些被放置在玻璃展窗中的物件，虽然只是情感的碎片，却反映出这个地区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巴尔干的视角下，即使是最个人的分手故事，也带着与众不同的历史重量。

展品中有一个克罗地亚士兵寄来的假肢。在1990年代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中，这个士兵失去了一条腿，但由于国际禁运，他无法获得假肢。在萨格勒布的家医院里，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美丽、雄心勃勃的社会工作者。她来自国防部，帮他弄到了假肢的材料，而他对她也萌生了爱意。

可是，正如这位士兵在文字说明中所写的那样“假肢的寿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长，因为它所使用的材料，比爱情更坚固。”

还有一封未曾寄出的情书，作者是一位萨拉热窝少年。1992年5月的一天，他和家人坐在一辆满载难民的卡车上，逃离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出城时，他们被扣作人质，关押了三天。车上有一个留着金色长发的女孩，名叫埃尔玛。少年坠入爱河，偷偷给埃尔玛写下了这封情书。

由于逃难匆忙，埃尔玛没来得及带上自己的磁带，于是男孩把自己的磁带借给她听，但他未能鼓足勇气将情书一并交给她。三天后，他们被释放了，随后分道扬镇。她自然也没把涅槃乐队的磁带还给他。

很多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少年写道“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如今，我希望那些音乐能让她记得，即使在枪林弹雨中，世界上依旧有不失美好的东西。”

一个马其顿女人寄来一缕自己的红发。

“这是一段短暂的恋情，但在精神上令我备受折磨。我曾因痛苦而发狂，将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光头——这样再也没人来爱我，这让我感到解脱。”

一个已被扯去很多腿的百足虫玩偶，见证了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之间的一段异地恋。

“我们憧憬共同生活的那天，于是我买了这只巨型百足虫。每次见面，我们就扯下一条腿，决心等到最后一腿被扯下时，就永远在一起。但就像许多伟大的爱情一样，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了——这只百足虫终于没有彻底变成残疾。”

一个卢布尔雅那女人寄来了她家花园墙上的一个小矮人雕像。

“那天，他开着新车来了，态度傲慢而绝情。在他离开时，小矮人飞向新车的挡风玻璃，然后反弹到了沥青马路上——这条短暂的抛物线，确认了我们二十年婚姻的终结。”

离开心碎博物馆时，我的心情略感沉重——但正如这些展品所表达的，或许这就是生活本身的重量。我想找一个地方歇脚，最终走进了一座天主教堂。昏暗的烛光轻拂着教堂内的壁画和圣像。

我坐在那里，突然觉得圣母玛利亚的神情是如此悲伤，仿佛对儿子波澜壮阔的一生并无欣喜之情。那神情仿佛在说：“如果我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一定会阻止这一切。”

一个女人在我身边坐下，肤色黝黑，身材羸弱，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望着我。没有任何铺垫，她突然对我讲起她的生活：她有两个孩子，丈夫是个酒鬼，她已经三个月没交房租了，房东威胁将她赶走。最后，她问我能否给她一些房租钱。

我问需要多少，她告诉我一个数目，约合人民币六千元。

“你从哪里来？”我问。

“塞尔维亚。”

“吉卜赛人？”我从她的肤色和相貌推测。

“为什么这么问？”她诧异地看着我，"你对吉卜赛人有兴趣？”

“是的，我喜欢吉卜赛音乐。”

“我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吉卜赛人。”她说，”我看到你坐在这里，望着圣母像，我想你一定信仰上帝。所以，我相信你会帮助我。”

我差点告诉她，我是进来歇脚的，但我只是说：“塞尔维亚人是东正教徒，这里是天主教堂，我们的信仰不同。”

“但我们都相信‘神只有一位’，不是吗？”——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

我笑了，掏出十欧元递给她。

她没拿，看着那张钞票，轻声地问：“可以再要十欧元吗？我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也要吃饭。”

我又给了她十欧元。她接过钱，轻轻地叹了口气。

当我离开教堂时，一个吉卜赛男子坐在外头，向我伸手要钱。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

---------------

我和安娜相约在老城的一家克罗地亚餐厅见面。落座后，我跟她提起遇到的吉卜赛人。

“巴尔干有很多吉卜赛人。”安娜说，“其中最穷的是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的吉卜赛人，比塞尔维亚的吉卜赛人更穷。所以你给她钱了吗？”

“给了一些。”

“你知道她在骗你吧？”

“或多或少。”

安娜叹了口气“你让我想起了我哥哥。”

“你说过，你哥哥是个废柴。”

“我不是说你也是废柴。我是说，你的话让我想到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他老是说什么‘不一定要很有钱，但要平均’之类的话。”

这是一家风格传统的餐厅，桌上铺着红白相间的格子桌布，餐盘上堆着高高的白色餐巾。我让安娜点菜，她点了蔬菜沙拉、匈牙利式炖牛肉、填馅儿烤火鸡配烙饼，还有一壶李子白兰地。

安娜说，这种烙饼是克罗地亚内陆地区的特色食物，只有在萨格勒布才能吃到。到了我准备前往的达尔马提亚，我会发现那里的食物更接近地中海风味。至于李子白兰地，是一种高度数的水果蒸馏酒——巴尔干地区的灵魂饮料。

我又问起安娜的哥哥。她告诉我，他们并非同父所生。她哥哥的父亲是塞尔维亚族。1993年，在与安娜的母亲离婚后，他离开了克罗地亚。安娜从未见过他。

“他曾经是一家机床工厂的工人，但在战争爆发后失去了工作。”

“就因为他是塞尔维亚族？”

“是的，工厂里主要是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是少数。他丢了工作，开始酗酒，喝多了就打我母亲，还骂克罗地亚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混蛋。他的意思是，塞尔维亚人在二战中做出了巨大牺牲才有了南斯拉夫联邦，克罗地亚人却不懂得感恩。”

父母离婚那年，安娜的哥哥七岁。他日睹父亲变成酒鬼，对母亲大打出手，而外面的世界更是一片混乱。

安娜说，这或许是他逐渐消沉的原因。他不爱学习，也没考上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直到安娜上了高中，有一天，哥哥突然对母亲说，他准备去奥地利打工。那时，克罗地亚刚刚加入欧盟，很多年轻人开始去欧洲打工挣钱。

“我们以为他是有了喜欢的女孩，所以生活态度发生了转变。不过，就算真有那么个女孩，我们也没见到过。”

安娜的哥哥在维也纳待了三年，做装修工人。他不会给家里寄钱，也很少打电话。直到第二年圣诞节，他才第一次回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心情不错。他破天荒地请一家人去餐厅吃饭，并留下了小费。大家都觉得，外出工作让他的视野开阔了，未来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仅过了一年，他就彻底回家了，又像从前一样，缩回自己的世界。唯一做的事情，是维修街上捡来的废旧物品。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在维也纳和一个做护工的斯洛文尼亚女人同居，生了个孩子——是个男孩——但他们没有结婚。孩子被母亲带走了，在斯洛文尼亚生活。”

我问起那个孩子。他们还有联系吗？

安娜说，她和母亲都去看过那个孩子。实际上，几天前，安娜和我在火车上相遇时，她刚从那里回来。

“孩子今年六岁，很有礼貌——那种对陌生人的礼貌。他跟我讲英语，说他听不太懂克罗地亚话。”

“你哥哥没去？”

“我哥哥不愿去——事实上，他从来没去过。这也是我看不起他的原因之一。他总在逃避。虽然我明白，他的童年不算幸福——战乱的阴影、父亲的离去，这些经历无疑塑造了他的性格。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他逃避责任的借口。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并不是他一个人。”

我点点头，没说话。这时，侍者举着托盘，为我们端来李子白兰地。我举起小酒杯，喝了一口，李子的甘甜与酒精的辛辣顿时充满口腔。

安娜说，哥哥也不喜欢奥地利。在他看来，那里的一切都围绕着金钱。他回来，就是因为在萨格勒布生活并不需要太多钱。

“他会修东西，鼓捣各种废旧物品，把坏掉的东西修好是他最大的乐趣。但他似乎从未意识到，一个人必须先修好自己，才能去修理别的东西。”

“也许修好自己要比修好东西更难。”我说。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更适合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

“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你才需要修理破旧东西的能力。”安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你需要不断赚钱，然后去买新的。”

---------------

安娜点的菜棒极了：匈牙利式炖牛肉软烂多汁，萨格勒布烙饼浸泡在烤火鸡的油脂和香料中，浓郁而美味。我告诉安娜，这道菜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道美食——鱼头泡饼。

“你是说鱼头？”安娜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没错，”我用于比画着，“那种很大的鱼头。”

我们转变话题，聊起安娜自己的生活。与哥哥不同，她的成绩很好。尽管出身工人家庭，但从小就学习钢琴和空手道。在大学里，她又学了法语和土耳其语，还对慢胞和徒步产生了兴趣。她热衷于结交朋友，尤其是那些可以让她运用各种语言的外国朋友这或许解释了她为何会主动走进我的火车包厢。

我问安娜，当我走出火车站第一眼看到萨格勒布时，觉得它像一座欧洲城市——这是否也是她的感受？

她想了想，然后轻声回答：“这里依旧是巴尔干。”

安娜向我提起2020年萨格勒布发生的那场地震。它导致很多建筑物受损，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萨格勒布大教堂。可是，几年过去了，大教堂依旧没有完成修缮。参加大教堂的弥撒，原本是萨格勒布人几百年来的圣诞传统，如今只好被迫中断。她说，如果我留心观察，还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很多建筑上都有裂纹，却无人去管。

“为什么？”

“腐败是一个原因。腐败是巴尔干的润滑剂。你想办事，没有贿赂是不行的。政府已经为修缮支出了一大笔钱，只是没人知道花在哪儿了。另一个原因是效率低下。国家与地方的党派对立，互相攻吁，在很多事情上无法达成一致。在克罗地亚，内部是一片散沙，能把人民团结起来的只有对外的民族情绪。”

“这算不算是民主的代价？”

“我不这么认为。”安娜说，“萨格勒布的市长——在他突发心脏病死掉之前——已经掌权二十多年。他把持了一切资源，搞垮了所有对手。尽管他因为腐败进过监狱，但还是能继续当选。因为他掌握了系统，没人能撼动他。”

“除了死亡。”

安娜会心一笑。我注意到她的酒杯己空，于是拿起酒壶，为她斟满。

我说，在中国相差十岁的人，思维方式往往会有较大不同。克罗地亚是否也存在这种差异？

“当然，“安娜说，“上一辈克罗地亚人，即便接受过高等教育，也能坦然接受前往欧洲发达国家从事体力工作的命运。我们这一代就不同了。比如我自己，我就不愿意放弃专业背景，去德国做护工，哪怕那样可以赚更多钱。”

不过，安娜也清楚自己不得不做出妥协。她告诉我，她还和家人挤在一起生活，她不会购买任何名牌商品，也没想过买车和买房。

“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房子，几乎都是从欧洲回来的人建的。”安娜说，“在克罗地亚，仅凭一份普通工作，你根本无法拥有那样的房子。”

“克罗地亚加人欧元区后，情况会改善吗？”

“对达尔马提亚人也许会，因为统一货币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度假。但对我们内陆地区的人来说，欧元恐怕只意味着物价上涨。”

也许，这也是克罗地亚必须承担的代价。当我走出火车站时，就已经看到了克罗地亚人的心之所向——他们向往繁荣的欧洲，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克罗地亚还算幸运，因为除了希腊和斯洛文尼亚，周边国家尚在为了获得这样的资格而苦苦挣扎。

时光慢慢流逝，餐厅里的客人渐渐稀少。安娜瞥了一眼她的红米手机，说她必须得走了。她住的地方距离萨格勒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最后一趟火车是在晚上十点十五分。

我们离开餐厅，步入冬夜，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站前广场上，一些年轻的亚洲面孔三五成群，有男有女，看上去像在街头闲逛。他们的五官与中国人相似，只是皮肤更加黝黑。他们是什么人？

安娜告诉我，这些是在克罗地亚打工的尼泊尔人，数量有近六万人之多。他们是劳务派遣工，从事各类体力劳动。据她所知，在尼泊尔当地，派遣工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全球化世界的荒诞一面：当克罗地亚人去更富有的欧洲国家寻找体力工作时，国内的空缺就由来自更贫困地区的尼泊尔人填补。这些人跨越半个地球来到这里，擦地板，盖房子——他们比克罗地亚人走得更远，待遇更差。

此刻，几个尼泊尔人正以海滨大酒店为背景拍照，脸上是愉快的表情，鼻息在空气中窜动。夜色中，海滨大酒店灯火辉煌，像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巨轮，冷眼旁观一切，静静等待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