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越巴尔干的旅途中，莫斯塔尔是我来到的第一座深受奥斯曼帝国影响的欧洲城市。土耳其人自1468年开始统治此地，开启了莫斯塔尔的都市化进程。在随后几代人的时间里，伊斯兰教在城市居民和地主阶层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波斯尼亚人版依伊斯兰教，一方面是为了宗教信仰中承诺的来世福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现世获得各种公民权益。不过，相当一部分农奴阶层仍然是基督徒。

到了16世纪，莫斯塔尔成了黑塞哥维那地区的行政中心。一座标志性的石桥取代了之前横跨内雷特瓦河的木桥。这座石桥是奥斯曼时代最杰出的建筑之一，长二十八米，高二十米，其规模在当时令人惊叹。

埃夫利亚·切莱比，一位在四十年间走遍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土耳其旅行家，在他的十卷本巨著《旅行之书》中这样描述：“石桥如彩虹一般跨越两座悬崖，宛若天际之弓……作为至高无上的真主卑微的仆人，虽然我踏足过十六个国度，却未曾目睹过如此壮观的桥梁。”午

后，我从公寓出发——洗澡水再次泛滥——步行来到石桥。内雷特瓦河的河水呈青色，岸边的树木和野草伸出头来，探视流水，水面则映衬着宣礼塔的尖顶。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仿佛远处传来炮声。随后，一场冬雨从天而降，天地间泛起银光。风如鳞片一般拂过水面，斜飞的雨丝像条条跃出河面的小鱼。雨中，河堤的轮廓显得朦胧，石桥也变得一片迷离。

老桥附近的巴扎里见不到什么游客。夏天时，这里或许熙熙攘攘，此时却给人一种萧条之感。一个波什尼亚克老人用德语向我推销自制的李子白兰地，其他几位妇女则热情地向我介绍她们亲于制作的辣椒酱。

“太辣了。”我一边摆手一边说。

但她们没有放弃，转而拿出自制的各式果酱。

“甜的！非常甜！”

1993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四周年的这一天，这些妇女身后的老桥在克族坦克的炮火下轰然倒塌。一位战地记者捕捉到了老桥坠河的瞬间，那就像一场酒醉狂欢的高潮。

对于波什尼亚克人而言，这一天无疑成了内战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老桥不仅是通向前线的生命线，更是这个城市的灵魂——“莫斯塔尔”的名字就是“老桥的守护者”的意思。

然而，回顾这段历史，与其说是莫斯塔尔守护了老桥，倒不如说是老桥以一种悲怆的方式守护了这座城市。那些记录老桥坍塌的照片和影像，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最终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莫斯塔尔的关注。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英国记者和作家简·莫里斯走访了莫斯塔尔。在那条空旷的河上，只剩下一座晃悠悠的临时吊桥。她感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这场南斯拉夫的分裂战争更加真实地来自人心深处。看着眼前的废墟，她忍不住疑惑：关于人心，这一切要说些什么？

她的同伴是一位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克罗地亚人。简·莫里斯问他，是谁下于摧毁的老桥。

“可能是塞族人，也可能是穆斯林。”

“难道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吗？”

“哦，确实，也可能是克罗地亚人，但不是真正的克罗地亚人，不是像杜布罗夫尼克人这样的克罗地亚人。”

“简而言之，不是像他这样的克罗地亚人。”简·莫里斯略带讽刺地写道。

如今，老桥已经修复如初，并在2005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教科文组织赞誉其为“融汇了奥斯曼帝国、地中海及西欧建筑风貌，展示了多元文化交融城市的典范。重建的老桥及其周边古城，不仅是民族和解与国际协作的标志，更象征着多元文化、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和谐共存。”

然而，在老桥的一端，我发现了一块波什尼亚克族放置的石碑，上面刻有“永远铭记1993年”的字样，仿佛在默默地提醒世人，不要忘记那座桥曾经历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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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过老城，跨过分界线，进人克族一侧。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克罗地亚。

就在紧邻分界线的路边，矗立着一座天主教堂。拔地而起的钟楼高达一百零七米，仿佛在提醒人们已经进入了另一种叙事。

钟楼的介绍牌上写着：“考古学家在此发掘出公元4世纪的教堂遗址，表明莫斯塔尔自建成之初就已经存在有组织的天主教活动。”

我沿着安静的街道漫步，路旁挺拔的梧桐树营造出典型的欧洲中产阶级社区的秩序感。两侧的店铺全都悬挂着克罗地亚国旗，就连店铺的招牌和路边的广告也给人一种置身克罗地亚的感觉：萨格勒布咖啡馆、斯普利特酒吧、托米斯拉夫牌啤酒……就像我刚才跨过的并非一座城市的分界线，而是两个国家的边境线。

一块路牌指向了克族区的汽车站——在莫斯塔尔，两个汽车站相隔仅一点五公里，然而它们还是强调了彼此之间为数不多的差异，分别以不同的词语拼写“车站”一词：克族一侧是“kolodvor”，而波什尼亚克族一侧则是“stanica”。

我走进一家咖啡馆——人们在聊天、看报、喝咖啡——气氛与穆斯林一侧有着微妙的不同。我试图思考这种差异的本质：他们的长相看不出区别，语言又如此接近，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相隔不过几百米。后来，我意识到，或许是那种西欧城市中常见的疏离感。克族人更擅长划清人际间的界限，不是冷漠，而是一种界定个人空间的默契。

咖啡馆的墙上悬挂着内战时期的老照片，都是从克族一侧拍摄的：位于分界线附近的那座天主教堂也曾化为瓦砾，说明战争中的伤害通常是相互的。

我路过一家精酿啤酒吧，走到吧台前才想起自己发过誓——在波黑期间不碰酒精。

打酒的女孩是个爱笑的姑娘，留着一头卷发，围着鲜艳的红围巾，显得舒服又暖和。她问我喝点什么。

我迟疑了片刻，终于开口：“一瓶苏打水吧。”

“不来点啤酒？”她惊讶地问。

我摇头“不，今天就这样。”

女孩是克族人，在莫斯塔尔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学习，课余在这家酒吧打工赚钱。聊天时，我问她是否担心民族矛盾带来的问题。她轻描淡写地说，这要看个人。幸运的是，她自己从未遭遇过不快。

她说，酒吧的老板就是一个波什尼亚克族人，每年会在美国逗留两个月，其余时间则住在酒吧对面的公寓里。

“他对我还不错，没有因为我是克族人就刻意为难我。”她边说边洗净一个酒杯，然后给自己倒了半杯啤酒。

“确定不来点啤酒？”

我再次摇头拒绝。

她打趣地问：“难道我遇到了一个怪人？”

“这倒是有可能。”我含笑回答。

这时，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人步入酒吧。他身材瘦削，穿着灰色大衣，戴着黑色礼帽，宛如从19世纪的油画中一脚迈了出来。他脱下礼帽，通过眼镜上方审视周围，向我们轻轻点头致意，然后悄然离开。

女孩告诉我，他是文学教授，波什尼亚克人。他有个习惯，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酒吧里巡视一圈，看看有没有游客，特别是女性游客。

“如果你是女士，他肯定会留下来。他会跟你分享他在内战中的遭遇——我已经听了几十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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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尔是克罗地亚族，生于1985年，至今未婚。他出生于莫斯塔尔郊外的一座克族村落，目前在城里的一家银行工作。两年前，他在克族区买了一套单身公寓。房子面积不大，但客厅中央的大沙发上铺着柔软的毛毯。他乐于将自家的沙发无偿提供给背包客，自己则扮演一名慷慨的沙发主。

尽管在莫斯塔尔找到经济实惠的住所并非难事，仍有许多旅行者倾向于选择免费的沙发客体验。他们将这种零住宿成本的旅行方式视作背包游的至高信条，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开放家中的沙发，理论上我们就能摆脱对资本主义酒店业的依赖。

这套沙发客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固然令人向往，但我个人尚未尝试过。听闻沙发主中既有真正的好客之人，也不乏一些暗藏怪癖的家伙。身处异国他乡，如果不幸羊人虎口，那可就惨了。不过，通过沙发客网站结识这些热心肠的沙发主也是一种乐趣。他们通常热情好客，对本地情况了如指掌，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时间。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达米尔，让他带我去莫斯塔尔西南的克族聚居地转转。我们谈妥了价钱——他会提供车辆，兼任司机和向导。他的开价相当合理，尽管那是个工作日的上午，他还是承诺会在一小时内与我碰面。

按照约定，我在公寓附近那栋废墟前的空地上等待，但达米尔迟到了半小时。他解释说，他平时很少造访穆斯林区域，绕了一大圈才找到这里。他是一个已经开始谢顶的壮汉，穿着黑色套头衫和阔腿牛仔裤，凸显出较为发福的肚子和紧绷的臀部。他说起话来却是清脆的男中音，与粗矿的外表相比，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温柔。

在与达米尔的闲聊中，我了解到，他除了是个沙发主，还是个裸体主义者。

我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我只知道欧洲有一些专为裸体爱好者设立的海滩，去那里的人们，无论男女，都必须赤身裸体——达米尔是指这个？

他点点头：“除此之外，我在家里通常也不穿衣服。”

“如果有沙发客来访怎么办？”我问。

达米尔解释说，他通常只接待男性客人，且会事先告知对方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对方表示理解和接受，他们才能在他家过夜。不过，他补充道，他有时也会忘记提前说明。有那么几次，他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客厅，直接把对方吓得从沙发上蹿了起来。

忆及往事，达米尔嘿嘿一笑。我突然觉得，我不做沙发客的决定是对的。要是万一碰上达米尔这样的谢顶壮汉，一丝不挂地从卧室里走出来，那可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坐上达米尔的黑色菲亚特，离开莫斯塔尔，进入地势崎岖的山区。公路大致与内雷特瓦河平行，透过草木混生的河岸，可以看到青色河水正向着莫斯塔尔的方向急速流淌。白色的阳光照耀着河谷中的石头房子，河对岸的大山露出惨白的石灰岩和颜色浅淡的公路。

这里是前南斯拉夫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也是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的重要招募地。当地有句谚语说，只有蛇、石头和乌斯塔沙才会在这里生长。实际上，这片土地至今依旧是克族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地区。你会意识到，很多时候，贫穷与激进互为因果，相互维系。

达米尔告诉我，他的祖父是铁托摩下的反法西斯游击队员，而外祖父是乌斯塔沙分子。南斯拉夫时代，祖父过得风生水起，一先在一家国有银行担任要职，之后又分到了大房子。与之相反，外祖父一家遭到整肃，最后不得不去德国做起了劳工。

后来，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南斯拉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典型形象是客籍劳工列车。还有一位南斯拉夫无名氏写了一首客籍劳工短诗：

达米尔说，那的确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不过外祖父一家熬了过来。随着铁托时代的终结，南斯拉夫的经济渐渐陷入泥潭，意识形态的束缚也逐渐松动。

一年夏天，达米尔的母亲回乡探亲，邂逅了达米尔的父亲。尽管母亲一家曾因历史问题受到冷遇，但长年在德国打拼让他们相对富有。父亲虽然出身于受尊敬的革命家庭，但当时已经家道中落。因此，这段婚姻就家庭背景而言，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在外祖父的克族村子里，达米尔的父母重新修缮了老屋。达米尔在那里出生、长大，后来在莫斯塔尔的克族区上学。他在大学时主修经济，毕业后进入莫斯塔尔的一家银行，同事也都是清一色的克族人。达米尔坦言，从小到大，他几乎没有与塞族或波什尼亚克族交往的机会。

我们经过一些战后被遗弃的村子——塞族和波什尼亚克族的村子。在这片克族人的汪洋大海中，它们就如同小片的孤岛。其中一个塞族村子还剩几户人家，村中残留着废弃的房子。达米尔提到，房子的主人很可能在内战中丧生，废墟就留在了那里。

“没人清理吗？”我问。

达米尔侧头看了我一眼：“那可是需要钱的。”

我们路过村中一座东正教堂时，恰巧有位神父走过。我们和他打了声招呼，神父哈了哈腰作为回应。

神父告诉我们，村中大多数的塞族居民都己搬离，仅剩几户老年人选择留下，因此教会派他来这里继续守护信众。

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法衣，蓄着浓密的黑色络腮胡。他打开教堂门，让我们进去看看。教堂里弥漫着熏香，壁画看上去已有年头。风吹进教堂，烛火如舞蹈般抖动。

教堂后面是一片墓地，铺满枯黄的落叶。墓碑散落在高大的松柏之间，上面青苔斑驳。达米尔说，这是个古老的塞族村庄，人们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不过，等最后几位老人离世，这个村子恐怕也将成为历史。

神父一直想拉着我们闲聊，但我们还要赶路。

“神父一个人守着教堂，肯定很寂寞。”达米尔上车后说。

“也没有沙发客。”我调侃道。

“太寂寞了。”达米尔摇摇头。

我试着问起达米尔的童年。他比埃斯梅尔大上几岁，作为克族人，他对战争的记忆是怎样的？

“战争爆发前的两天，正好是我七岁生日。”达米尔回忆道，“我还记得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全是水果。”

两天后，战争爆发，塞族军队大兵压境。村子里有几栋房子被炮弹击中，于是所有人开始逃亡。

达米尔一家往西逃，逃到了达尔马提亚的亲戚家，在那里躲了三个月。在达米尔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他不用上学，每天去海边游泳，在沙滩上挖坑，把比自己小的孩子埋起来。

“母亲一直担心家里的情况，不知道战火是不是殃及了我家，但我并没有这些担忧，只是开开心心地过日子。”达米尔说，“你懂的，孩子即便在战争的缝隙里也能找到乐趣。”

三个月后，塞族与克族达成秘密协议，战事暂停。当一家人回到村子时，发现有些房屋已成废墟，但他们家的房子幸存了下来。

不久，克族与波什尼亚克族的战事爆发，但战场被限制在莫斯塔尔的市区之内，达米尔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他依旧能够正常上学。

我说：“我遇到过一个波什尼亚克人，跟你年纪相仿。战争期间，他在莫斯塔尔，日子比你惨了不少。”

“我明白你的意思。”达米尔说，“但战争记忆就是个体化的、私人化的。我的确没有波什尼亚克人那么惨，但我同样憎恶这场操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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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波奇泰尔耶。这是一个古老的波什尼亚克村庄，内雷特瓦河从山脚下流过。陡峭的山石间生长着石榴树，山坡上散落着石头房子、哈吉·阿里贾清真寺和一座奥斯曼式的钟楼。

山顶有一座残缺不全的堡垒，顶端是八角形的瞭望塔。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防御点，因为翻过眼前这片起伏的群山就是奥匈帝国的疆域。

1993年，克族武装血洗了这个村子，包括建于1563年的哈吉·阿里贾清真寺，都成了蓄意攻击的目标。

我们沿着小路拾级而上，来到山顶的堡垒，爬上晾望塔。这里的确是战略要地，能将整个内雷特瓦河谷尽收眼底。

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苍白，植被生长的地方如一块块褐色斑点。一座大桥正在河谷上方合龙，巨大的混凝土桥墩如同外来的入侵者，带着一股超现实感。河两岸散落着村庄，红顶白墙的风格与我在达尔马提亚所见的并无二致。远处，一列载满铝材的火车在风景中缓缓穿过，犹如远行的小舟。

达米尔说，铝是波黑为数不多的矿产资源。火车从这里驶向海边小城涅姆——那是我前往杜布罗夫尼克途中路过的地方——再从那里运往欧洲。

瞭望塔也曾在战争中受损，如今装上了透明的钢化玻璃作为围栏。这些简单的玩意儿虽然是这几年才修的，可是看上去却像上个世纪一般老旧。达米尔告诉我，波奇泰尔耶的修复工程得到了欧盟数百万欧元的资助。按照计划，这里原本会有咖啡馆、工艺品商店和艺术家小屋，只是一切都停留在了蓝图上。

“资金已经耗尽了。或者说，贪污完以后的钱已经花完了。但你看看结果如何？”达米尔愤愤地说，“等着瞧吧，这里很快就会重新变成废墟。你看到的一切就是这片土地的写照。”

山脚下，一个戴头巾的波什尼亚克妇女正在贩卖手工纪念品。可是除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游客。

时间已过正午，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餐馆解决午饭。刚才戴头巾的妇女再次出现，看来餐馆也是她家的。

菜单只有一张小卡片，嵌在一块乒乓球拍大小的板子上。阳光透过窗户，照着伤痕累累的木桌。

我终于忍不住问达米尔，既然他在银行工作，怎么能在上班时间跑出来？说实话，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了我很久。

达米尔搔搔稀疏的头发，然后解释道，莫斯塔尔的薪资水平很低，即便像他这样的白领，每月也只有寥寥几百欧元。

“晋升之后薪水自然会多一些，还有拿回扣的机会，但我就是无意于此。”

据他自述，尽管已经工作多年，他宁愿待在职场底层。平时既不应酬同事，也不巴结领导。大家都清楚他无意争权夺利，所以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没人会介意他是否迟到早退。

“中国有一个词，叫‘躺平’，形容的正是你这种生活态度的人。”

我为达米尔详细讲解了“躺平”的含义，以为会引起他的共鸣。没想到他听后反问：“你们又不是生活在波黑，为什么要‘躺平’？”

“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你们虽然竞争激烈，但也有很多机会。我们这里主要靠的是关系和贿赂。我们的官僚机构庞大，腐败滋生。年轻人往往需要通过行贿来获得心仪的职位。政府的工作最稳定，但没有关系几乎不可能得到。”

“那族裔身份会影响工作的选择吗？”

“当然。虽然我们早就通过了反就业歧视的法律，但现实是，许多地方依旧不愿意雇佣不同族群的人。”

达米尔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莫斯塔尔这地方很矛盾。一方面，很多人，尤其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分界线已经不再关心，也不在乎别人是哪个族群的。但另一方面，种种分歧依然存在，社会如同一片散沙，任何政治上的决定，最终都会陷入僵局。人们在心底仍然担心未来会发生不测。”

“你觉得发生不测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说。”达米尔看了看我，“但如果有一天，你听说我们出事了，说明我们已经陷入大麻烦了。因为只有发生大麻烦的时候，外界才会关注我们。其余的时候，我们都被轻蔑地忽略掉了。”

窗外是一条白色大路，树上蒙着尘土。山坡的菜地里，橡皮水管哗哗地流水。路边，一个农人正在劈柴，斧头在阳光下一上一下闪着光。

“很多问题都是贫穷造成的。在莫斯塔尔，一个月能挣到五百欧元，就已经算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了。”达米尔指着那个正在忙碌的农民说，“这些人，如果一个月能挣到两百欧元，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两百欧元，折合成人民币也就一千多元。仅凭这点钱，他们的生活能过得下去吗？

“你看到山坡上的菜地了吧？”达米尔说，“这就是秘诀所在。他们大部分吃的东西都靠自己种，只有很少的日用品去城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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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踏上这趟旅程之前，我从未听说过默主哥耶的朝圣活动。如果没有结识达米尔，我可能不会觉得出现在这里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会想问问关于他们的事。

在转变为著名的朝圣地之前，默主哥耶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贫癖落后的小镇，居民几乎全是克族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发生过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事件，乌斯塔沙将数百名塞族妇孺残忍地推入深坑，未能立即丧命的人随后惨遭活埋。

1981年6月24日，六名当地孩童声称他们看到一个闪耀着神光的女性形象，怀抱婴孩，向他们招手。他们坚信这是圣母玛利亚显现。其中四名孩子声称圣母每天都会向他们显现，另外两名则表示此后再没看到过圣母。当局将孩童带走接受调查，医学鉴定证实他们的精神状态并无异常。

消息一经传出，默主哥耶及其邻近村庄的居民便聚集于圣母显现之地进行祈祷。巧合的是，这一时间点恰好与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的政治真空重合。

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封锁了通往显灵地点的路途，禁止民众前往朝圣。一名方济各会神父成为那六个孩子的代言人，但后来因涉嫌与一名修女有不当关系而被剥夺教籍。另一位神父也遭到逮捕，并被判处三年半的监禁。

达米尔告诉我，当地方济会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联系一直饱受争议。方济会始终是大克罗地亚主义的精神支柱，甚至有些成员还直接卷入过二战期间乌斯塔沙的暴行。

尽管梵蒂冈至今未曾正式认可默主哥耶的圣母显灵事件，但该地的朝圣活动异常火爆，云集了包括演艺和体育界在内的各路名流。达米尔表示，很多人在前往默主哥耶朝圣后改变了人生态度，屡屡传出见到神迹和疾病治愈的消息。如今，默主哥耶已经跻身欧洲朝圣者数量第三的宗教圣地，年均朝圣人数逾百万。

一个简朴的乡村堂区，变成了一块神启之地，这从默主哥耶的市容就可见一斑。这里不但有旅店、餐馆和超市，还建起了水疗中心。

圣雅各伯教堂周围的露天祭坛能够容纳数千信众，每当夏季或宗教大节之时，这里便会汇聚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场面盛大，仿佛一场规模浩大的露天音乐节。

在圣雅各自教堂门前，达米尔偶遇了詹姆斯——个夏天时认识的马耳他青年。他对詹姆斯尚未离去感到惊奇。

詹姆斯穿着简朴的牛仔裤、帽衫和运动鞋，表情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在巴尔干的这些日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神色如此平和的人。詹姆斯告诉我们，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年时间，住在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日常生活就是往返于教堂和显现山之间——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造访默主哥耶。

临别前，詹姆斯让我一定要去显现山看看。他说，他每天都会在山顶沉思和诵经数小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见到圣母。

显现山——那个见证了圣母玛利亚初次显灵的地点，位于离默主哥耶不远的山坡上。

驱车前往那里的途中，我看到一队行军的年轻男子，穿着灰黑相间的服装。他们长着巴尔干乡村人的面孔，高鼻梁，深眼窝，看起来像是出操的新兵，但他们的衣着和姿态却令人困惑。

达米尔说，这些都是正在戒毒的年轻人，有些是自发来的，有些是被家人送来的。

我们路过一扇紧闭的黑色大门，周围荒草妻妻。大门上没有任何标志，透过门缝可以窥见院内的茅草屋。

“那些戒毒者就住在里面。”达米尔说，“不仅有克罗地亚人，还有从巴尔干其他地方来的人。在这里戒毒不花钱，但要义务劳动。你看到那些茅草屋了吧？都是戒毒者自己盖的。”

戒毒中心选择设立在这里，想必也与宗教有关。达米尔告诉我，除了义务劳动，这些人每天还要忏悔和祈祷。有时，他们还会赤脚攀登显现山，通过苦修来表达悔改之心。

我们终于来到显现山。一些朝圣者正沿着崎岖的小路攀爬。山上遍布砾石，即便穿鞋也举步维艰，难以想象如何赤脚行走。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爬到山顶。那里有一尊白色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标志着六个孩童第一次目睹神迹的位置。

“根据六个孩子的描述，圣母长着鹅蛋形的面庞，嘴唇纤薄，眼睛是蓝色的。”达米尔边说边指向雕像。

“玛利亚不是犹太人吗？怎么会有蓝色的眼睛？”我问。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问达米尔是否相信圣母真的在这里显现过。

“如果信仰到了极致，出现宗教幻觉也是有可能的。”他略显谨慎地回答。

“圣母显灵的时刻，恰逢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从一个世俗主义者的角度看，确实可能会这样认为。但你看，三十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朝圣，这或许也说明了神迹背后的现实基础。”

站在山顶上，我们眺望山下的壮丽景色。不远处是莫斯塔尔，望向北方则是波黑腹地的绵绵群山。淡淡的雾蔼近乎山色，天际线处的山脉好似一片晕染的水墨——我所在的地方是克族人的天主教世界，而那边则属于波什尼亚克人的伊斯兰教、塞族人的东正教。

我们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达米尔开始谈起他对未来的一些打算。他说，带我出来这趟给了他些许灵感。他觉得日后可以做点小生意，为住到他家里的沙发客组织短途旅游。沙发虽不收费，但短途旅游会收取一定费用。

不过，对于这个计划，达米尔尚未完全确定。他最大的担忧是，大多数来到莫斯塔尔的游客都是为了看老城和老桥而这些都在穆斯林区域。

“那边已经是波什尼亚克人的地盘了，我不可能插足进去。”达米尔说，“而且，作为克族人，讲述那些战争废墟也有些别扭。受害者讲述自己的苦难，总会更加动人，也更有说服力。”

我随口提议道：“你可以考虑带他们来默主哥耶。”

“你觉得除了天主教徒，会有人想来这里吗？”

“有的，比如我。”

这个回答显然没能让达米尔感到安慰。他望向远方，沉默不语。

“起步阶段肯定有难度，如果坚持下去，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试着鼓励达米尔，“也许下次我们再见，你已经是大企业家了！”

达米尔突然转过头，静静地审视我，仿佛在检查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他深吸一口气说，“你从中国来，一开口就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你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长大，你的成长经验告诉你，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功。但我在巴尔干长大，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我对未来从来没有那么多乐观的幻想。对我来说，每月多赚几百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

现在，轮到我沉默了。

达米尔继续说：“如果这里没有战争，我可能会考虑贷款再买一套房。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目前的房子租出去。但如果战争又来了，我就彻底离开这里。”

“打算去哪里？”

“克罗地亚。毕竟，我是克族人。我有克罗地亚护照。”

“那现在的房子怎么办？”

“到那时房子就无关紧要了，不是吗？”达米尔说，“我不愿意生活在恐惧里。我已经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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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莫斯塔尔的路上，我依旧沉洒于达米尔的话。当我们驶入市区，窗外矗立的废墟仿佛也有了更深的意味。

我们沿着分界线，进入克族一侧。我想让达米尔带我去看看那座著名的游击队员公墓。

这座公墓是南斯拉夫团结一致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见证。在南斯拉夫时代，它不仅是民族解放的标志，也是国家合法性的象征，正如中国的革命烈士陵园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莫斯塔尔的游击队员公墓由南斯拉夫著名建筑师波格丹·博格达诺维奇设计，于1965年落成。如今，它沦为了一座巨大的废墟。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残破建筑，如同遗留在人间的外星文明，诉说着世事变迁。

我们沿着一条曲折的小路，步行而上，经过一座年久失修的断桥和一个被遗弃的喷泉。山坡上荒草丛生，散落着粗野主义风格的混凝土砖石，暴露出不加修饰的建筑结构。

和苏联的列宁像一样，这样的游击队员公墓曾经遍布南斯拉夫各处，自1990年代起，逐渐被人遗忘。

我注意到，那些残破的石墙上有新近涂画的纳粹符号，还有诅咒波什尼亚克族的涂鸦。石墙已经老旧，而这些符号和涂鸦却很清晰，是最近几年才被人恶意添加上去的。

时间已近傍晚，寒意逐渐笼罩了多云的天空。山下的灯火浮现在暮色里，车辆的尾灯如同暗语一般，在远处闪烁。

“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达米尔忽然开口。

“什么秘密？”

“不确定你是否已经察觉。”他说，“实际上，我是同性恋。”

“啊？真的吗？”

“这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吗？”

“不，一点儿也不。”我回答，“那个……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的？”

“大学期间。那时候网络刚刚普及。起初，我完全不能接受自己可能是同性恋。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我还尝试和女生约会。但与她们在一起时，我总觉得像是隔着一层玻璃。”

“父母知道你是同性恋吗？”

他摇了摇头：“我不可能告诉他们。”

“在莫斯塔尔，同性恋能够自由生活吗？”

“这里是个传统的地方，对同性恋的接受度不高。我只能在生活中隐藏自己的身份，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

“什么方面？”

“美食，还有葡萄酒。”

此刻，我的心情已经恢复平静。我谨慎地询问，他选择成为沙发主和坚持裸体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否与他的性向有关？他是否在这些自由表达中寻求内心深处的释放？

达米尔说，他的确与到家中的男性沙发客有过交往，但他做沙发主并不是为了这个。

“有个德国男人，独自一人来到莫斯塔尔旅行。我开车带他去了克罗地亚海岸。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晚。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之后呢？”

他摇了摇头。“两年前，我父亲患病了。作为独生子，我必须独自承担照顾和护理的责任。从那时起，我就感受不到任何身体的欲望了。”

“听到这些，我很遗憾。”

他看了看我，没说话，脸上是一种平静而孤寂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毅然说道“我们回去吧。”

借着最后的天光，我们向山下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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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联合学院是一所招收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背景学生的国际高中，在莫斯塔尔建有分校。我在莫斯塔尔的最后一天，认识了在这所学校担任心理咨询师的叶莲娜。

那天傍晚，我坐在学院门外的长椅上，等着叶莲娜下班。学院是一栋亮黄色建筑，就在分界线的大道上，对面是已经沦为废墟的南斯拉夫银行——内战中臭名昭著的“狙击手大楼”。

一只姜黄色的小猫踱步过来。它是一只身材苗条的巴尔干猫，比国内有人喂养的胖猫来得瘦小可怜。起初，它只是在我身前走来走去，小心地试探反应。后来，它干脆大胆地跃到长椅上，毫无顾忌地靠在我的身边取暖。

叶莲娜从学院里走出来，穿着黑色皮夹克和厚棉布长裙，戴着黑框眼镜，亚麻色的长发随意在脑后扎成马尾。

“交新朋友了？”她笑着问我，然后蹲下身来，轻抚小猫的脑袋。

“刚认识的。”我笑着回答。

我们走上克族一侧的林荫大道。昨夜的冷雨洗劫了街边的法国梧桐，之前还残留在枝头的黄叶，如今浸泡在积水里，在脚下发出嚓嚓的声响。

我们去了一家叶莲娜常去的咖啡馆。她点了阿萨姆红茶，我点了姜汁汽水。

叶莲娜一边将小杯牛奶兑进红茶，用茶勺小心搅拌，一边讲起她目前工作的学校。她说，这所国际高中十分特别，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曾发生过种族冲突的地区——既有波黑本地学生，也有卢旺达等地的非洲学生，甚至还有亚洲学生。

“你肯定想不到，金正男的儿子也在这里上过学。”叶莲娜说。

我们就这个话题聊了一会儿，然后我问叶莲娜，学生平时会找她倾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对这些孩子而言，最大的困扰还是情感的迷茫。”叶莲娜说，“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关于‘归属’和‘融入’——这恐怕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点点头，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我经常提醒学生，要搞清楚‘归属’与‘融入’之间的微妙区别。我们常常努力追求归属感，不惜一切代价去融入某个集体，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只是为了融入而融入。这种不自觉的同化才是很多心理问题的源头。”

叶莲娜告诉我，她自己也经历过“归属”与“融入”的拉锯战。她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保加利亚人。她的成长轨迹跨越了多个国家、多种文化。

“所以家在哪里呢？”我问。

“对我而言，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叶莲娜缓缓说道，“我并不特别重视国籍的概念。有时候，持有什么样的护照并不真正定义一个人，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是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我对人的内心世界那么着迷的原因——心理学、非暴力沟通、格式塔疗法、心理合成疗法……我有点跑题了，这些对你来说会不会太枯燥？”

“完全不会。”我说，“我对心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作家经常探究的就是世道和人心。”我抿了一口姜汁汽水，感受着它带来的清凉。

“听起来很有趣！”叶莲娜笑着将双手放在桌面上，指尖轻轻相触，然后抬起头来，“如果你不介意，我愿意分享我父母的故事给你听——这个故事可能正契合你刚才说的。”

“那真是太好了！”

那是1981年的夏天，叶莲娜说，那时她还没出生。她未来的父亲和几位好友利用南斯拉夫护照的免签便利，动身前往保加利亚的海滨度假。在前往度假地的火车上，他遇见了一个保加利亚女大学生。她正坐火车前往黑海附近的农场，准备完成她的暑期义务劳动。

叶莲娜的父亲被这位女孩吸引，整个旅途中都在尽力与她交谈。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都属于斯拉夫语系，但还是存在明显差别，好在他们都学过俄语，就用俄语交流。火车到站时，叶莲娜的父亲鼓起勇气，邀请那位女孩周末在瓦尔纳的海滩会面。瓦尔纳是一座黑海边的度假城市，离女孩要去的农场不远。

女孩答应了，尽管她知道请假很难。为了赴约，她让朋友给农场书记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声称家中有人重病，急需她回去。

到了约会那天，女孩准时坐在一张长椅上，身着天蓝色连衣裙，长发编成两条粗辫。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叶莲娜的父亲迟迟没有出现。她的心情变得沉重，责备自己太过天真。对方也许只是随口一说，自己却信以为真。而且，她甚至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就在她愈发沮丧之际，叶莲娜的父亲出现了。他笑着说，他已经在她面前站了半天，可她却视而不见。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迷人，我母亲摘下了眼镜，结果什么都看不清。”叶莲娜笑着说。他们沿着沙滩漫步，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叶莲娜的父亲突然对女孩说：“如果我们将来结婚，我希望我们能生个女儿。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想好了——叶莲娜。”

在咖啡馆的灯光下，叶莲娜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光，犹如天边闪现一丝森林大火的痕迹：“我相信，我的生命就是从那个瞬间诞生的。”

假期结束后，叶莲娜的父亲返回贝尔格莱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再见面，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到了1985年，女孩搬到贝尔格莱德，两人结婚，迎来他们的女儿。如当初所愿，他们将女儿命名为叶莲娜。

1991年夏天，叶莲娜的父亲决定驾车前往的里雅斯特，将意大利的二手车倒卖进南斯拉夫。开到克罗地亚边境时，汽车突然抛锚。无奈之下，叶莲娜的父亲只好在路边搭车。此时，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战火刚刚点燃，叶莲娜的父亲失去了音信。数日后，警方才打来电话，说他在一起车祸中罹难。

由于战火，家人无法亲自前往克罗地亚的事故现场。遗体在异地火化，只有骨灰被寄回贝尔格莱德。警方出具了车祸鉴定书，但叶莲娜的祖母始终无法相信儿子死于车祸。

“她坚持认为，我父亲是被当地的克族武装杀害的。”叶莲娜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始终坚信这一点。”

此后近十年，塞尔维亚一直身处战火与制裁中。到了1994年，叶莲娜随母亲搬回保加利亚。她在那里上学，成年，而父亲渐渐变成一个遥远的记忆。

“我父亲离世时只有三十三岁，我现在已超过了他的年纪。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车祸丧生，而不是死于民族仇恨。虽然这样的想法无法改变死亡的事实。”

大学时期，叶莲娜作为交换生在荷兰学习一年，还在德国做过一年志愿者。她的专业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毕业后在斯洛伐克的一所寄宿制高中工作。直到半年前，她来到莫斯塔尔的世界联合学院，打算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是这所学校的宗旨吸引了我——”叶莲娜说，“如果将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让他们共同生活、学习，或许可以为消除国家或地区间的冲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做出贡献。”

我与叶莲娜分享了我在莫斯塔尔的见闻，问她对生活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

叶莲娜轻咬着嘴唇，沉思了片刻：“我了解生活的残酷与不公，也深知战争与灾难可能随时来临——对这些我从未抱有幻想，因为我自己就亲历过这一切。然而，我想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也遇到了无数慷慨伸出援手的人们。历经这一切之后，我依然坚信，生活是充满价值的。我容易被感动，眼中常含泪水，但泪水并非只代表悲伤。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比许多人都要乐观。”

我告诉叶莲娜，这是我来巴尔干以后，听到的最安慰人心的话。

她微微一笑，补充道：“但我也很欣赏那些敢于悲观的人。我并不介意自己表现出脆弱。”

我们一起走出咖啡馆，在路边挥手告别。我站在街头，望着身穿黑色皮夹克的叶莲娜消失在莫斯塔尔的夜色中。

可能的话，真想跟她从容地多聊一会儿，但她还有她自己的生活，正如我也要继续我的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独自面对的世界，无论是怀着悲观的忧虑，还是乐观的希望。

我沿着街道漫步，胸中涌动着旅途中常有的淡淡惆怅。街边的梧桐树巍峨而挺拔，宛如夜色中沉默的守望者。在这样的夜晚，稍微小酌一杯似乎再适合不过。然而，我已经决定清醒地面对这个夜晚。

我跨过分界线，穿过点缀着废墟的街道，迈步走向那座见证过无数历史的老桥，想在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再次凝视它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