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的早上醒来，我的脑袋就像有个胖大哥坐在上面。我拧开小瓶矿泉水，倒入烧水壶，泡了一杯咖啡。从大衣口袋里，还摸出一盒不知怎么出现的云斯顿香烟。

我坐在书桌前，一边喝咖啡，一边用笔记本电脑播放威尔海姆·肯普夫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然后抽了一支烟。我相信，莫斯科酒店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和南斯拉夫时代的动荡，烟雾报警器已经饱经沧桑。尼古丁堪称一种高效成分，两支烟已经足够支撑我走进浴室了。

淋浴出来，《哥德堡变奏曲》已经接近尾声，我又换了安德拉斯·席夫弹奏的《平均律》。在这个眩晕的早晨，我需要巴赫精湛的对位法，让自己尽快恢复平衡。

我的手机已经自动关机。等我插上充电线，才开始收到信用卡消费的提示。最近一笔消费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五点二十六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我打开汇率软件，才搞清楚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

虽然所费不赀，但能遇到塞尔维亚的杰克·马倒也不虚此行。想到这里，我挣扎着给彼得洛维奇先生发了一个短消息，问他昨夜玩得是否开心，有没有宿醉。

彼得洛维奇先生很快就回复了：“我没事，棒极了！”

于是，我们敲定下午三点，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我原本应该做些功课，多了解一些彼得洛维奇先生的生平大事，可实在感到有心无力。身体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倦怠感，太阳穴中仿佛有一万只透明的水母在不停抽动。

午后，我下到大堂吧，要了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和一杯伏伊伏丁那产区的自然酒。吃喝完毕后，我又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听约翰·胡梅尔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两点半钟，我叫了一辆网约车，前往位于萨瓦河对岸的那家咖啡馆。

我到的时候，彼得洛维奇先生已经坐在咖啡馆里，像一个湾区科技公司的老板，一身休闲打扮：牛仔裤、黑色高领衫、灰色运动鞋。

昨夜灯光昏暗，我没有仔细打量他的五官，现在才注意到，他那微微卷曲的短黑发下，长着威严的宽额头。脸上蓄着整齐的络腮胡，凸显出嘴唇的纤薄与小巧。他的眉毛浓密，眼睛细长，而这些正是拜占庭时期宫廷画作中着重刻画的面部特色。

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确定该如何开始对话。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闲聊，但从彼得洛维奇先生的话中可知，他以为这是一场正式的采访，他想、直奔主题，谈论他目前的工作。

问题在于，我对他的个人背景知之甚少，对塞尔维亚的电商行业更是一窍不通。因此，彼得洛维奇先生的这番开场自实在是对牛弹琴。

他似乎终于察觉到了我的问题。他应该感到失望，但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他认为我要撰写的只是一篇简要的人物报道。他再次强调，他在塞尔维亚的地位相当于杰克·马——我觉得他希望我在报道中引述这句话。随后，他改变策略，开始向我介绍一些基本情况。

1977年，彼得洛维奇先生出生于贝尔格莱德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母亲是一名美发师。他毕业于贝尔格莱德电气工程学院，主修核物理和生物医学工程。

毕业那年，正值科索沃战争的动荡时期。塞尔维亚遭受到北约的空袭和制裁，经济一片凋敝。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彼得洛维奇先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蜗居在父母家里，开始自学网页设计与开发，亦如当年的杰克·马。

母亲希望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他认识到互联网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将改变一切，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博客网站，成为塞尔维亚互联网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受到美国互联网社群专业人士分享知识的启发，他开始在博客上分享他学到的互联网知识，用塞尔维亚语进行重新包装，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辅以大量实例，使这些知识更加贴近普通读者。

某天，彼得洛维奇先生打开网站后台，看到惊人的访问量。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撰写的内容对当时的受众来说具有革命性的震撼力。他的影响力后来也得到了认可。在当时举办的互联网评选中，他被读者票选为塞尔维亚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博主。

彼得洛维奇先生在数字营销领域的职业生涯已经跨越了二十年。他起初经营自己的代理机构，随后又开展了一系列业务或成为合作伙伴。所有这些业务都建立在数字营销的基础之上。

“到目前为止，我负责营销管理的公司己经赚取了五亿欧元。”彼得洛维奇先生加重语气，希望我在报道中引述这个数字。

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私信彼得洛维奇先生，请教他如何在数字时代乘风破浪。

彼得洛维奇先生告诉我，他曾经亲自指导一名餐厅服务员。经过他的指点，这名服务员如今已经成功转型为一名企业家。

这件事也给彼得洛维奇先生带来新的商业灵感。他与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一个教授数字营销的在线平台。上面不仅囊括了他所有的数字营销课程——一百二十小时的视频干货，购买一次可看六个月——还可以加人他一对一指导学员的社群。彼得洛维奇先生表示，这个平台已经成为巴尔干地区最成功的数字营销学校，吸引了超过一万名学员。

“是我把病毒式营销的想法引人了塞尔维亚！”彼得洛维奇先生说，“我还创造了一些最成功的病毒营销案例！”

说到这里，彼得洛维奇先生哈哈大笑，笑声浑厚，富有魔性。每一个“哈”字都短促有力，听起来就像是奇幻电影中白袍巫师的笑声。我不由得感叹，彼得洛维奇先生真是一个数字时代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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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彼得洛维奇先生，从早年的网络博主，到如今的电商教父，他是如何始终屹立潮头，保持进取，不被时代淘汰的？

彼得洛维奇先生喜欢这个问题。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梵高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从未成功卖出过一幅作品。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是为什么？”

我摇摇头，等待下文。

“稍有艺术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背后的答案。”彼得洛维奇先生看了看我，“让梵高名垂青史的，是一个叫乔安娜的女性——他的弟媳。她整理出版了梵高所有的书信。这本书非常成功，让人们对梵高的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那时起，梵高的画作价值才开始急剧上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和爱戴。”

彼得洛维奇先生停下来，喝了一口咖啡。

“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因为人们发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于是与那些艺术品建立起了情感联系。这个故事成了梵高作品的灵魂，使得梵高的每一幅画作不再只是一幅简单的画作。”

彼得洛维奇先生清了清嗓子。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正是区分大品牌和普通品牌的关键。如果故事够好，产品也不错，那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记者们会争相免费给你写报道，因为他们也在寻找好故事，而好故事会自然而然地传开。但如果没有故事，或者故事平淡无奇，那就得掏腰包请人家来写。这样也能有点效果，不过效果多半也就那么回事了。”

彼得洛维奇先生再次端起咖啡杯，优雅地喝了一口，脸上露出一丝自得的笑容。他说的确有几分道理——我此刻坐在咖啡馆里，忍受着宿醉的煎熬，不正是因为想得到一个关于彼得洛维奇先生的好故事吗？不过，他的这番话与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彼得洛维奇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再举个例子，最后再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他抬手叫来服务员，给我们的杯子里续上水。等服务员离去后，他才继续打开话匣子。

“如果你关注过眉妆行业，可能听说过‘阿纳斯塔西娅·比佛利山庄’这个牌子。这个品牌的背后有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在塞尔维亚，这个故事可能没人知道，但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品牌的创始人叫阿纳斯塔西娅·索阿富，罗马尼亚人，出生在黑海边的康斯坦察。1980年代，她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在家乡开了一家美容院。她当时就意识到，在罗马尼亚这种压抑创意的社会主义国家，她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她决定要去一个更自由的地方。

“她带着年幼的女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在洛杉矶找了一份美容师的工作。她很快发现，这边的女性似乎不太关心自己的眉毛。

“阿纳斯塔西娅常去图书馆阅读艺术史方面的书籍。她注意到，像达·芬奇这样的文艺复兴大师，在画人物肖像的时候，对眉毛特别在意。她开始跟客户们聊起这些事情。慢慢地，在好莱坞的圈子里，人们开始传言，说有个叫阿纳斯塔西娅的罗马尼亚女人，能给你弄出一个超美的眉形。

“阿纳斯塔西娅把一个古老的理念重新带回了化妆品界。那些细细的眉毛真的不好看，还让人显老。你知道黑白电影里的玛琳·黛德丽吧？”彼得洛维奇先生问我，“她在银幕上看着像四五十岁，实际上她那会儿才二十岁出头，都是因为那时候流行那种细眉。”

“阿纳斯塔西娅终于开起了她自己的美容沙龙。她迎来的头几批客户居然是辛迪·克劳重复和娜奥米·坎贝尔这样的超级明星。接着，阿纳斯塔西娅又推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化妆品。突然间，眉形和眉毛打理成了美妆界的热议话题。”

彼得洛维奇先生看了看我：“你不觉得阿纳斯塔西娅的故事非常鼓舞人心吗？就算你认为化妆品这行非常浅薄，但一个好故事总是值得你停下来，脱帽致敬。就像梵高的画让人联想到他的生平，当你拿着一个印有‘阿纳斯塔西娅·比佛利山庄’的盒子时，你会想到达·芬奇的技法，想到阿纳斯塔西娅的故事——那个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逃到自由世界，最终改变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女性！”

彼得洛维奇先生的眼中闪闪发光，仿佛把对面的我当成了学徒。

“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顶级品牌都有一个好故事，而这正是它们的价值所在。”彼得洛维奇先生用手指敲了敲桌面，“那你呢，我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个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如果还没有，那你就得动动脑筋啦！如果有，那你就应该用当下最流行的方式去讲述这个故事！”

我点了点头，惶恐于自己没有什么好故事，只好将双手放在桌面，注视着彼得洛维奇先生。

“你问我为什么互联网上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而我却依旧是教父。答案就在这里——”彼得洛维奇先生微微一笑，“我明白了品牌的本质就是赋予产品一个好故事。曾经我们通过报纸和电视来传播这些故事，现在我们有了Instagram和TikTok虽然传播的平台一直在变，但传播的本质，那可一点儿都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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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洛维奇先生拿起手机，轻巧地滑了几下。

“现在，我正专注研究TikTok短视频。我认为，这是数字营销和电子商务的未来。更准确地说，未来属于个人品牌，而短视频对构建个人品牌来说至关重要。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创办了一家TikTok商学院，目前学生已经超过一千人了。有好多人在我这儿学了技巧之后，在TikTok上把自己的生意做大了。”

我问彼得洛维奇先生是什么样的生意。他翻转手机屏幕，开始给我展示一些案例。

“你知道这附近有一个中国市场吗？在那里，花一欧元你就能买到各种好玩的小东西。大多数人以为那儿只卖衣服，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玩意儿呢！看这个，一个拧橡切片器的小视频，就是我指导学员制作的。一个本来只值一欧元的小切片器，通过这种有创意的视频，能卖到五欧元！还有这个贴纸打印机，通过短视频的呈现方式，能卖到六欧元！”

彼得洛维奇先生又向我展示了几个趣味小视频——老实说，我没想到电商教父在做这种东西。

彼得洛维奇先生解释说，塞尔维亚的经济状况不好，大家都得找些副业来补贴家用，因此用短视频推销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

“甚至就连克罗地亚也邀请我做过演讲，照片印在巨大的海报上。”彼得洛维奇先生看了看我，继而着重指出，“在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巴尔干，一个塞尔维亚人能登上克罗地亚的海报，那可是一件相当罕见的事情。”

此外，彼得洛维奇先生还准备开一门课，教授年轻人如何成为“电子游牧者”。

“很多年轻人都厌倦了塞尔维亚微薄的薪资。他们发现，在网上给外国客户干活儿更有吸引力。”彼得洛维奇先生说，“想想看，拿着外国工资在这里生活，那简直就是神仙日子！外国公司付的钱可能是这里同行业的五倍。而且钱打得飞快，从来没有拖欠这回事。你不用朝九晚五地工作，没有老板压榨你，你有更多时间陪家人，或者随时去任何地方旅行！”

彼得洛维奇先生表示，他目前手头的几个项目，正在同时推进。

“这样会不会有点太辛苦？”我问。

“舒适是人生的陷阱啊！”彼得洛维奇先生发出振聋发暇的声音，“我虽然已经财富自由，但如果停止探索新事物，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我重重地点点头——不能再耽误彼得洛维奇先生的时间了，我也早已头昏脑涨。我找了个借口，说采访的材料应该够了，然后迅速结账，和彼得洛维奇先生握手道别。

夜幕已经降临，车灯闪闪烁烁。马路对面，南斯拉夫时代的楼群如同一座座巨型蜂巢。

我站在路口等车，回头看到彼得洛维奇先生也走出了咖啡馆。他的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悠闲地吹着口哨，像一个快乐的大男孩，转过街角，消失在贝尔格莱德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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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21年的乌克兰危机及随后的国际制裁，催生了一场人口大迁徙。超过一百万的俄罗斯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在巴尔干的旅途中，我经常遇到这些俄罗斯人。他们中有反对普京政权的人，有逃避兵役的人，也有因西方制裁导致事业受挫或失业的人。

在贝尔格莱德，俄罗斯人的身影随处可见。我从当地英文报纸上获悉，在这个人口接近两百万的城市中，估计有三十万俄罗斯人。俄国餐馆和酒吧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业，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先锋艺术团体在这里登台演出，还有俄罗斯艺术家在时尚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俄罗斯人的大量涌入，甚至带动了贝尔格莱德的房地产市场。报纸上说，房租价格已经因为需求强劲而翻了一倍。

这让我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情景，上百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离散至世界各地。其中，也有很多人逃到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安家落户。

与今天相似，他们多数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为当时的南斯拉夫带来了建筑、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知识。沉寂已久的贝尔格莱德，因而迎来了一段文化的繁荣期。贝尔格莱德人引以为傲的传统夜生活，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当年俄国移民的馈赠。

我想了解当前在贝尔格莱德定居的俄罗斯年轻人的状况，于是通过网络辗转联系上了阿尔特姆。为了拿到塞尔维亚的长期居留，阿尔特姆申请了贝尔格莱德一所大学的电影专业。

我们约在共和广场的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三世雕像下见面。阿尔特姆戴着鸭舌帽，看起来非常年轻，也就二十岁出头。他来自莫斯科一个商人家庭，因此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国外长期生活。

阿尔特姆带我去了一家人头攒动的爱尔兰酒吧。酒吧的老板是俄罗斯人。我这才想起自己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时，沿途的每个城市都看到过这家酒吧。

“没错，是同一个老板。”阿尔特姆说，“你看，这里全是俄罗斯人。大多数是学生，或者是IT行业的人。下周，我还有十五个朋友过来。”

我们坐下来，点了啤酒。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塞尔维亚，而不是其他国家。

阿尔特姆说，他的决定是在匆忙中做出的。他首先排除了中亚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因为那里的发展水平不高。他也排除了土耳其，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太高，而且他也不喜欢伊斯兰文化。由于欧洲对俄罗斯人关闭了大门，与欧洲地理上相邻的塞尔维亚便成了不二之选。实际上，在来这里之前，他对塞尔维亚知之甚少。他甚至上网查过塞尔维亚是否仍处于战乱之中，是否是一个禁酒国家。

“我听说还有很多俄罗斯年轻人逃往格鲁吉亚。他们在第比利斯成立了反战组织，为乌克兰募捐。”我提起我在《经济学人》上看到的一篇文章。

“那群人太恶心了，和格鲁吉亚人一样恶心。”阿尔特姆说，“你知道吗？格鲁吉亚人要求他们签署谴责战争的声明，之后才允许他们开设当地的银行账户。”

“这么说，你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为什么要和他们是一路人？”

和许多在塞尔维亚的俄罗斯人一样，在拿到长期居留之前，阿尔特姆需要在三十天内离境一次，为护照加盖新的人境章。这对他来说并不复杂，因为这里的俄罗斯人已经通过“电报”（Telegram）建立了群组，他们会相约包车，共同前往边境。阿尔特姆说，上一次去波黑时，他只走了十分钟就返回了塞尔维亚。边防警卫幽默地对他说“欢迎回来，同志。”

“塞尔维亚人不错，除了有点土。”阿尔特姆说，“他们崇拜俄罗斯，街上有很多支持普京的涂鸦。”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雇佣兵组织“瓦格纳”发布的塞尔维亚语征兵广告。

“我们很快就会有塞族兄弟加入了。”阿尔特姆说，“我们会彻底消灭乌克兰纳粹，再用原子弹炸平波兰、立陶宛——整个欧洲都是我们的。”

显然，酒精让这家伙变得膨胀，也更加口无遮拦。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跑到这里？你应该去参军才对。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上前线，消灭你口中的纳粹分子。”

阿尔特姆抬头看着我。

“听着，我并没有在谈论对错。”我接着说道，“我相信俄罗斯有充分的理由发动战争。我想表达的是，一个男人应该为他的理念付出行动，而不是一边嚷着炸平欧洲，一边躲到安全的地方。”

“我操，兄弟，你不是认真的吧？我才不在乎这场操蛋的战争。我才不会为了任何人去送命。”

“是啊，我看出来了。你非常聪明。只有那些傻小子才会上前线，聪明的莫斯科人是不会去的。”

阿尔特姆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悦。棕色的眼睛盯着杯中的啤酒。一度，我以为他要拂袖而去，或是对我破口大骂。然而，他最终只是讪讪一笑。

“来，我们干杯！”他说，“台湾属于中国，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我没来得及告诉他，这三件事的经纬完全不同，因为又有四个俄罗斯年轻人走过来。他们都是阿尔特姆的朋友，全都刚到塞尔维亚不久，正为长期居留签证想办法——要么申请一所当地学校，要么找到一份当地工作。

与我见到的乌克兰难民不同，战火虽未殃及这些俄罗斯人的家乡，但他们同样只能远走高飞，在异乡漂泊。他们的生活处在一种悬浮状态——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未来一年能否回到俄罗斯，或是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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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维亚，据统计超过六成的民众将乌克兰危机归咎于北约和西方国家。他们认为，北约不过是在重复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对塞尔维亚的打击，试图以同样的手段迫使俄罗斯屈服。

这种观点在贝尔格莱德随处可以听见。无论是出租车司机的闲谈，还是酒吧老板的议论，都透露出对西方国家的不满——俄罗斯将为塞尔维亚的屈辱复仇，这是其中隐含的情绪。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这种情感。我同样明白街头那些“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的标语所表达的情绪。不过，作为一个旅行者，这些标语只是徒然地让我意识到科索沃早已事实独立的现实。

我与彼得洛维奇先生也谈到了科索沃问题。在他看来，塞尔维亚应当果断地摆脱科索沃这一历史负担，甚至可以考虑最终承认科索沃独立，以此消除加人欧盟的最大障碍。

不过，彼得洛维奇先生的看法恐怕只代表了少数商业精英。当我回到普通市民的生活圈时，立刻就能感受到一种迥异的氛围，也意识到他的看法缺乏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我常去流连的街区叫丘布拉，以狭窄的街巷和众多小酒馆闻名。与时尚的斯卡达利亚商业区不同，丘布拉一直是工薪阶层的聚集地。市政长久以来的忽视，增加了这里的陈旧感，不过这也正是此地的魅力所在。漫步于这个街区，我时常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更真实的贝尔格莱德：墙上画满涂鸦，路上会有狗屎，墙角堆着昨夜的空酒瓶。

一天傍晚，我走进一家此前光顾过的小酒馆，要了一杯本地红葡萄酒。站在吧台后面的女孩叫安卡，扎着马尾，戴着眼镜，是一个打零工的大学生。还有两个客人坐在吧台边，一个是穿着红色帽衫的年轻人，另一个是鼻子通红的中年大叔。这里不常有外国人出现，所以我们很快聊了起来。

穿红色帽衫的年轻人是个程序员，为斯柯达汽车这样的跨国公司做远程测试。红鼻子大叔以前是乐团的小提琴手，现在打着两份零工。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就聊到了“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的标语。我问他们，为什么科索沃对塞尔维亚这么重要。

像很多这个年纪的中年男人一样，红鼻子大叔乐意谈谈这个问题。在安卡和程序员的翻译下，他开始为我普及塞尔维亚版本的科索沃历史。对于这段历史，每个塞尔维亚人都耳熟能详。

中世纪时，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王国的核心地带。1389年6月28日，塞尔维亚王国与奥斯曼帝国在科索沃平原爆发了一场战争。塞尔维亚的领袖是拉扎尔王子，奥斯曼军队则由苏丹穆拉德一世率领。

双方在科索沃平原激烈交战，塞尔维亚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因为人数劣势和战术上的不利，最终未能抵挡住奥斯曼军队的攻势。拉扎尔王子战死，科索沃落入奥斯曼帝国之子，塞尔维亚王国的辉煌也从此落幕。

谈到科索沃战役时，红鼻子大叔难掩心中的激愤与悲痛。我突然领悟到，塞尔维亚人提及拉扎尔王子时的情绪，与中国人提到岳飞抗金时的感受颇为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女真人早已不复存在，失去的土地最终也回归了中国，而科索沃虽在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时被重新划归塞尔维亚，但如今己事实独立。

在塞尔维亚的历史和文化中，科索沃被视为民族身份的发源地和摇篮。科索沃战役发生的6月28日，又被称为“圣维特日”。每年的这一天，塞尔维亚人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个日子的意义非常重大，在塞尔维亚民族叙事中占有重要位置。1914年，正是在6月28日这一天，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红鼻子大叔提醒我，普林西普选择这个日子绝非偶然。

2000年，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反对派领袖佐兰·金吉奇出任塞尔维亚总理。他与美国进行幕后交易，在2001年6月28日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日子，不顾宪法法院的反对，逮捕了米洛舍维奇，并把这位前总统移交至海牙国际法庭。此举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怒。两年后，佐兰·金吉奇在塞尔维亚政府大楼前遭遇刺杀身亡。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这个话题，直到酒馆老板带着女儿进来。那位身着红色帽衫的程序员说他得告辞了。原来，他还有另外一项任务——给老板的女儿辅导数学——作为他每天享受免费畅饮的交换条件。

红鼻子大叔干掉杯中啤酒，也起身准备去上夜班。当他得知我是一名作家后，突然动情地说：“我知道无论是作家还是音乐家，谋生都很艰难。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注意到他的眼角闪着泪光，于是点点头，告诉他，我一定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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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戴着大耳环，每根手指上都有一枚戒指，散发出一种不羁的波西米亚气质。她收走红鼻子大叔的酒杯，用抹布擦拭吧台，随口问我这些天在贝尔格莱德过得怎么样。

我告诉她一切顺利，顺便提到与电商教父彼得洛维奇先生的会面。

“你怎么会认识他的？”安卡一脸惊讶。

我心中暗忖，看来彼得洛维奇先生果然名声在外！我简单地讲了在The BANK夜店的经历，问她有没有去过那里。没想到，安卡对那种地方嗤之以鼻。

“那地方的价格毫无人性。”她说，“你应该去卡法纳，那才是地道的贝尔格莱德人会去的地方。”

安卡告诉我，卡法纳是一种独具巴尔干风情的小酒馆，提供酒精饮品和咖啡，常配以小吃或传统菜肴，有的卡法纳还会有现场音乐表演。这些最初作为男性社交场所的小酒馆，历史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经历过南斯拉夫时代的洗礼，最终演变成了如今广受欢迎的形态。

“我们的口袋里没钱，但有大把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泡在卡法纳里，谈论一切。”安卡说，实际上，我们所在的这家小酒馆，也是一家卡法纳，尽管它并不提供正餐。

我又喝了一杯酒。这时，安卡也到了下班时间。老板走过来，准备接替安卡手中的工作。我抓住机会，问安卡是否愿意一起去一家提供传统菜肴的卡法纳。

“行啊，有什么好怕的？”安卡爽快地答应了，将鬓角的头发别在耳后，镜片后的眼睛带着笑意，“我带你去我最爱的那家卡法纳吧。”

我们要去的地方，位于卡莱梅格丹城堡附近，街巷两边都是灯火摇曳的卡法纳小酒馆。它们大都占据着老房子的一楼，而那些老房子显然都是上世纪初建造的。

“这里是许多塞尔维亚作家和艺术家的钟爱之地。”安卡说，“你听过伊沃·安德里奇吗？”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回答。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贝尔格莱德被纳粹轰炸。他每天躲在公寓里，写《德里纳河上的桥》。”

我们走进一家安卡熟悉的卡法纳。昏黄的灯光照亮厚重的木头桌子和红白格桌布。这是一家充满怀旧气息，甚至可以说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卡法纳。墙上挂着斯捷潘·菲利波维奇和铁托等人的画像，还有锤子、镰刀、五角星等南斯拉夫时代的标志。

菜单上都是最传统的巴尔干菜肴，我就让安卡选了几道。

“需要来点什么饮料吗？”服务员询问。

“有葡萄酒单吗？”我问。

“嘿，在这里喝葡萄酒未免不太对劲儿吧？”安卡说，“要喝他们自己酿的李子白兰地！”

服务生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们。

“来两壶李子白兰地！”安卡自行决定。

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里——小酒馆很怀旧很温暖，而安卡很豪爽。

“小时候，爷爷会在家里自酿李子白兰地，偶尔会偷偷给我尝一点儿。”安卡说，“后来，我就爱上了这种烈酒。”

我这才问起她的家乡，问她是不是贝尔格莱德人。安卡说，她来自塞尔维亚西南部的一个名叫谢尼察的小镇，那里只有一万多居民，由于地处山区，冬季冷得像西伯利亚一样。

在塞尔维亚语里，“安卡”蕴含着“优雅”与“害羞”的双重含义。可是安卡说，她的性格与这两个词南辕北辙。她从小就爱说话，总是像小大人一样滔滔不绝。她喜欢模仿别人，拿别人的说话方式开玩笑。所以，她自小就坚信自己未来只有两种职业选择：要么当律师，要么当演员。

高中毕业后，安卡来到贝尔格莱德，最初在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她熬过了前两年，终于在大三那年对法律丧失了兴趣。她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想休学一年，考虑自己真正的志向。

“父亲以为我疯了，他无法理解我的想法。”安卡说，“我并不怪他。那时连我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我对法律确实没有一点儿兴趣。”

一怒之下，父亲切断了安卡的生活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理她。安卡休了学，但还住在学校宿舍里，那是最省钱的办法。

平时，她打着三四份零工，晚上就去卡法纳喝酒。一天，她正一个人喝酒，突然发现有个男人一直在盯着她。他走过来时，安卡直言不讳地说：“滚开，我对男人没兴趣，我只想赚钱和工作。”

“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男人笑着说。

原来，男人是这家小酒馆的老板。他看中了安卡，认为她很适合担任吧台服务员。“就是你刚才去的那家小酒馆。”安卡说，“我现在还在那里打工，一周三天，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安卡四处打工，挣到的钱仍然不够用。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只剩下两千第纳尔——不到人民币一百五十块钱。

“我的态度是，好吧，去他妈的。”

于是，安卡拿着这笔钱去了一家玩老虎机的地方。或许是因为新手的运气，她竟然赢了不少钱，足够支撑两个月的生活。

那年圣诞节，安卡没有接到父亲的电话，也没有回家。她一个人待在宿舍里，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未来。

圣诞节过后，父亲打来电话，问她是不是还活着。安卡告诉他，自己活得很好。她做了决定，想学表演和制片，未来去剧院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安卡换了专业，同时在一家剧院做义工。她参与了从舞台布景、给演员化装到扮演一些小角色的各项工作。安卡滑开手机，给我看她客串过的一些角色。在一张定妆照里，她染了绿色的朋克爆炸头，戴着鼻环，摘掉了眼镜，目光中充满挑衅。

“这个角色好像很适合你。”我说。

“我也这么觉得。”安卡回答。

安卡一直希望毕业后留在剧院。但就在上周，剧院经理告诉她，由于资金紧张，他们无法给她提供固定的职位。

“我的态度是，好吧，去他妈的。”

现在，距离安卡毕业还有半年时间。她打算离开塞尔维亚，到国外流浪一段时间，体验不同的生活。

“打算去哪里？”

“随便哪里都行，只要能离开塞尔维亚。”安卡说，“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厌倦了。唯一让我犹豫的是，我会想念爷爷。一想到爷爷会离开人世，我就感到难过。”

我想说，离别是人生的常态，人类还没有发现比死亡更高的幸福，但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注意到，安卡的眼眶里正在涌出泪珠。那些泪珠一旦涌出来，便一发不可遏止，沿着她的脸庞，滑落在桌布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我重新为安卡斟满了酒杯，接着从书包里摸索出一张还算干净的纸巾，递到她的手中。

“你觉得我很奇怪吧？”安卡说，“没关系，我不介意。”

“没有，”我说，“我觉得表露真实感受很好。”

晚餐结束后，我们离开卡法纳，漫步在街上。安卡穿着一件磨破的旧昵子大衣，衣肩上的缝线已经有些松脱。我们在车站告别，我看着她登上公交车，看着那辆车像一条奇怪的鲸鱼，穿过潮湿的夜雾。

回莫斯科酒店的路上，我想着安卡的话，想着在人生旅途的前方必定等待着她的那片辽阔的世界——虽然一切都充满悬念和未知，但已经向她发出了无声的邀请。

想着这些，我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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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贝尔格莱德的早晨，我特意走进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白色的康乃馨，来到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旧址。如今，这里是中国文化中心大厦——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白色大楼。

纪念碑前的地面铺着石板，周围栽有整齐的小树。黑色的碑面上刻着文字“缅怀英烈，珍爱和平”，“谨以此纪念在北约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烈士”。

1999年5月7日，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牺牲，数十人受伤。北约声称这是一起“悲剧性的错误”，因为他们使用了过时的地图，误将中国大使馆当作了军事目标。

当时，北约正在通过“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迫使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战争中屈服。我此前看到的国防部大楼，也是在那时候被北约的导弹击中，沦为了一片废墟。

北约的行动并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中国大使馆被炸后，中国各大城市举行了抗议和悼念活动。北约和美国政府随后对事件表示歉意，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了赔偿。

这次轰炸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北约以及美国的关系，并导致国际政治局势紧张。长期以来，关于轰炸是否真的是意外的疑问一直存在，一些评论家和分析师对北约提供的解释表示怀疑。

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段历史促成了这趟巴尔干之行。1999年，轰炸事件发生时，我还是一名初中生，参与了学校组织的抗议游行。我记得自己随着人群高喊口号，一种被点燃的情绪，飘浮在空中，空气几乎凝滞，有股铁锈的腥味。

那时，我并不清楚何为民族主义，何为爱国情感，以及两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我只记得那种深刻的体验动摇着我的心施，也构成了我对世界局势的最初记忆。当时，我曾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去贝尔格莱德，去事发现场看看。

此刻，我站在这里，冬日的寒风吹在脸上，脑海中浮现出那个遥远的夏日。1999年的夏日，己如我生命中的很多事物一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它的回音却在久久地荡漾。

我将花束放在纪念碑旁，肃立片刻，与往事告别。之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长途汽车站，继续我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