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候，我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

“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

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当地人把它变成了神龛——里边摆着两尊佛像、一个装满香灰的香炉、一只盛着烂水果的盘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长城，沿着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烽火台。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一边是薄雾弥漫的田野，另一边则是蓝灰色的层峦叠嶂。但是，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从长城上走下来，上了车子，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作三岔。一个小时之内，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签订合同，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三岔从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近几年，这个村子的规模变得更小了。20世纪70年代，村子有三百来口人，目前还剩不到一百五十人留守。尽管位于山坡上的上村——也就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的尽头——也有几栋房子，而且我们就是在这里租到了房子，但多数人居住在下村。政府把上半部分称作“水泉沟”，当地人则把整个地方都叫作三岔——他们并没有对这两部分加以区分。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的佛教寺庙被毁掉了，一起遭到损毁的，还有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小佛龛，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把它们重建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儿的一所学校关闭了。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每隔一两天，会有个小贩开着敞篷货车从沟里上到这里来，车上装着大米、面条、肉，以及其他简单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车开上来收购村民们手里收获的东西。在上村，所有车辆都停靠在那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那里进行了拓宽，用于停车。那块土坝子代表了当地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是一种停车场经济。

当地居民的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点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们把这些坚果全都卖了，栽种的其他东西则当作食物。人们养鸡，喂猪，种着玉米、大豆，还有蔬菜。周围这一带极其干燥，水稻种不出来，连小麦的长势都很差。偶尔，如果某位村民运气好，在山上还能逮到獾或者野鸡。附近还有野猪——长着长长的獠牙，厚厚的皮毛。

北京离这儿不算太远，车程只有一两个小时。可在那个时候，城里人很少到乡下来游玩。汽车数量已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们很少长距离地开车游乐。有时候，有一两个人开着车冒险来到了通往三岔的小路。有时候，一群正儿八经的徒步旅行者会来这里，攀爬那段尚未修复的长城。不过，就多数周末而言，我和眯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外来者。村民们对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眯眯是个美籍华人摄影师。但在那之前，并没有先例，没有哪个城里的年轻人愿意来农村打发时间。几个邻居常常会走过来，想好好地看看我们。跟中国的农村人一样，他们进屋之前懒得敲门。他们会把我们那碾晒庄稼的坝子巡视一番，往每个窗子里面瞟上一眼，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行李捣鼓一番。有时候，我走到土路尽头的停车场，看见两三个村民正在围观我从城里租来的小轿车。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慈祥：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似在祈祷着什么——仿佛对着捷达轿车肃然起敬。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

“嗨，”他也应了一声。

“吃饭了吗？”我问道。这是中国打招呼的惯常用语，不需要进行回答。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

“是的。”

“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灶，这是饭桌。”）事实上，从搬进来到现在，我和眯眯都很少进到那些地方去。之前的住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离开村子，进城打工去了，先前的装饰仍旧挂在墙上。这两个人一定是古装剧《还珠格格》的粉丝，因为他们在墙壁上挂了一张电视剧画报，画报上那些刚出道的小明星穿着清代的丝绸罩衣。还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这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装饰画，对新婚夫妇来说尤其如此。生双胞胎有点像买彩票中大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一种方式。我这套房子原来住着的那对夫妇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他们还是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就连那张画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双胞胎：不过是把一张画像复印一份并反着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图像处理技术编辑过的无名小男孩画报，又被离乡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妇丢弃在这里。

我没有把那张画报取下来，因为眯眯和我都决定，不改动那个房子的东西，至少在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改动。地板是水泥地板，屋顶上还有小洞。在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个小缝隙，算是蹲坑。夜晚，我常常被墙壁里面的老鼠吵醒。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藏起来。不过，眯眯和我都不想显出一副阔老外的架势，所以，我们让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保持着原样。那也是我们订好的计划：保持低调。因此，当那条死胡同小路上第一次出现警车的时候，我们俩着实吃了一惊。

两位警官穿着制服。他们从最近的沙屿派出所赶过来，那个村子稍大一些，位于十来公里之外的一个山沟里。警察一般不会到如此偏僻的小地方来，除非有什么麻烦事，而且这两位警官非常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径直地朝着我们的房子走过来。他们提出要查看我们的护照，还记下了我们在北京市的住址。然后，其中一个人向我们公布了坏消息。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过夜，”那位警官说道，“白天来没事，但晚上你们一定要回北京去。”

“为什么晚上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呢？”眯眯问道。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可是这里非常安全啊。这里比北京还要安全。”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人说道，“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两位警官很友善，但也很固执。于是，那天晚上，我们离开了小村子。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事情还是这样。我们的房租是通过当地人魏子淇经手的，他后来给我们解释了原因。每次，我们一到三岔，其中一个邻居就把警察招来了。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来这里吗？”魏子淇问。“你们看了两家人的房子：这一套，还有另外那个人的一套。就是他通知了警察。”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你们没有租他们的房子，”魏子淇说，“他很生气。”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村民们多是亲戚，那位告密者跟魏子淇一个姓：他们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后代。不过，关系并不太亲近。我问魏子淇，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在山上，有些树是不能砍来做柴烧的。即使树死了，也不能砍，这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人们不管那么多。但有时候，那个家伙就会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那种人，爱找麻烦。”

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描述一个人的时候，说起柴火这类事儿，可这样的人谁没有碰到过呢？的确，我们跟他打了几次交道就觉得该对此人保持警惕。他四十好几，那张脸本来很好看，但他盯着你看的眼神让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的眼神里有算计的成分——不像别的村民那样公然表示出好奇。尽管有时候听到他粗声粗气地跟他老婆说话，但多数时间我都看见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老婆有些焦虑不安，还带着一点神经质。每次我在村里的小路上遇到她，她都要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快，我根本就听不懂她到底在说什么。其他村民告诉我，她脑子有病。还有村民觉得，她是被鬼魂缠上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声，便出去查看。在晒坝边上，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弄出攽攽怌怌的响声。我打开手电一看，正是那个女人。她在那里叽里呱啦、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然后急匆匆地消失在黑夜里。别人都没有那样的反应——他们如果想来看我，直接过来盯着我看就是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只得聆听着外面树林里的风声。从那以后，我在家门附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女人。

我们本来也可以从她丈夫那儿租房子，那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他的房子非常糟糕，地板是泥土筑成的，墙壁被烟熏火燎过。不过，租金很低，我们本来可以把钱给他，然后让房子空着都行。不过，那样似乎就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只会让我们跟邻居之间有做不完的买卖。我和眯眯把那人叫作搅屎棍：他总把村里的事情搅得一团糟。于是，他把沟那边的警察招引了过来。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赢得那些警察的信任。我们经常到那边的派出所去坐一坐，有时还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中秋节的时候给他们几个月饼，春节的时候给他们买点水果，带几条香烟。眯眯的父母住在北京，开着车把他们的头儿，还有另外几位领导拉出去好好地吃了一顿午饭。我跟一个律师朋友说起过这件事，他给我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外国人只要到当地登个记，就可以到乡下居住。我把这事给其中一个警官讲了，后来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只要我们每次去之前通知他们一声，他们就同意我们在那里住下来。最终，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定下双重保证，保证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一连几个月，那根搅屎棍总要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到后来，警察们终于告诉他，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完全是通过魏子淇。尽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还是他帮我们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两口子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二三十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村子了。这帮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让他们选择离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诉我，他的家里原来很穷，经常要吃榆树皮——村民把那玩意儿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面条。

1987年，读完高中之后，魏子淇跟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找了个活儿，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视机所需要的电容器。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纸板箱。然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工厂里的这些工作，也看不到干这些活有什么前途。“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进了厂，就站在流水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一点变化也没有。”魏子淇天生聪明，但受到的正规教育极其有限，对他这样背景的农村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少得可怜。如果他是个女人，机会可能会好很多——在中国，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哪怕读的书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会计或者秘书。在工厂里，如果从这些位置上干起，她们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对于读书不多的男性来说，除了流水线，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常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去当保安。后来，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可是，过了一两年，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出路。

也许，身体条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国的工厂里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种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应聘者达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要求应聘保安的人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脸上有着农民那种粗糙的皮肤。他的胸部很粗壮，两腿粗短有力，双手因做农活而满布伤疤。他看起来就是属于三岔这个地方的人，这也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1996年，在城里打了九年工之后，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土地使用权。他弄了两百来棵核桃树和板栗树，在小山包上还分散种着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还要照料一个弱智的哥哥。他们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万六千来块钱。我和眯眯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因为租金全都交给了他那住在城里的侄儿。

魏子淇儿时的伙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已经关闭，从前的十一个同学里，还有三个住在村子里。他那几个身强力壮的手足们——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离开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不把这看成是退缩。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他还梦想着，除了种庄稼，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怀柔——探访那些搬到那里居住的亲戚的时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经商的点子。

在怀柔这样的小城镇，到处都有经商的可能，因为这儿的很多创业者最初都来自乡下。大街上，有人散发传单，鼓吹着一个个直销方案。建筑物的墙壁上喷涂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内容有培训课程、上门直销产品、一夜致富秘诀等。即便是电视节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些经商点子。他每次去怀柔的时候，都要去找那些亲戚，因为他们的家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而他尤其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其中有些节目是专为满足那些弃农经商的观众的需要，经常会讲述一些农村人创业成功的实例。有一天晚上，在怀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关于养殖水蛭的一个节目。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几个河北农民，他们把养殖出来的水蛭卖给了中药加工厂，用来治疗麻痹和瘫痪。据估计，那几个水蛭养殖户一年赚了两万四千多元钱。看了节目后，魏子淇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资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经商的打算。他去怀柔参观了三个养殖水蛭获得成功的农户，然后从他的侄儿和邻居那里找到了投资的本钱。他们三个人一共筹到了四千五百元钱。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他的房子边上修了一个小水泥池子，然后便一个人去了通县。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地方：一共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通县有一个水蛭养殖场，魏子淇参观了那个地方，然后花两千元钱购买了两千条水蛭幼苗。他把这些幼苗装在两只大水桶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家。

那个月，无论我什么时候到村子里去，魏子淇都在忙着管护那些水蛭幼苗。他捣鼓着水泥池子，搅动着里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细小，看上去就像书法家们使用的毛笔尖儿。一开始，它们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鲜的鸡血、羊血或者猪血喂养它们。他对我说，打算今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安国县的中药厂。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池子里的那些毛笔尖开始减少了。他拿不太准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温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资的本钱也没了，那也是魏子淇这个水蛭养殖户职业生涯的终点。

水蛭之后，是安利。安利这个公司，在中国，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怀柔有个人给了他几张广告传单。一段时间里，他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过了一阵，他觉得他们那个村子太小了，实在没法做直销。很快，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兴趣。魏子淇在城市里得到了几张广告单，他给我看了其中的一页，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实话：那玩意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字塔传销骗局。

不过，他慢慢地谈到了旅游业。他知道，北京那些买了车的人不怎么跑到乡下来打发时间，但偶尔也有一些人来到长城的八达岭和慕田峪这样的旅游地段进行参观。他觉得，随着这些驾驶员的辐射传递信息，更多的人会来此进行探险活动，人们终究会来到三岔这样较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来，村子里应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来。于是，他在空闲时间里把各种可能的特征都做了记录。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还给这些东西取了个名字——消息。这样的消息主要是一些关键的数据，例如海拔高度和温度变化幅度。他还列出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景点：龙头山、鹰嘴岩等。魏子淇对当地的长城和行走的路线进行了简单绘制。我很少遇到哪个中国人如此专注于对周围环境的查勘，这在乡下尤为罕见。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处遇到的那个地图绘制者，那个姓陈的老人对当地的长城进行了一番研究。不过，魏子淇感兴趣的是生意，而不是历史。在其中一页纸上，他写满了可以用于开客栈的名字：

1.农家休闲花园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农家乐园

4.甜水农家别墅

5.大自然山野农家别墅

6.三岔植物园

7.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

8.自然生态休闲农家别墅

9.自然生态植物乐园

10.自然生态村

名单之后，他列出了经商计划的要点：

如果一家出一点点钱，我们的院子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如果有大老板投资我们的项目，就可以把全村改变成乐园，游客可以来这里旅游观光、欣赏自然风光、爬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过去，魏子淇有几个亲戚。有时候，他一大早就得出发，步行穿过那个隘口。如果要带的东西很多，就得准备一头驴子。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之后，我常常会沿着那几条小路走上很长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园之间蜿蜒穿行，沿途经过的几个居民点十分偏僻，早已没有了人烟。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个地方，这儿的人们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脚上长满了核桃树。几块磨石掩映在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的劳作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那几块磨石则是跟劳作相关的最后几件文物。

不过，在通往黄花镇关的路上，还住着一个人。在几条小路中，那条小路上走过的人最稀少。到了夏季，灌木生长起来之后，那个关口也很难找得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山谷里还有两处成片的房子。人们根据那儿的几家住户取了地名：一处叫作马家地界，另一处叫作李家地界。我刚搬来三岔的时候，李家地界已经没有人烟了——只有五六栋房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纸糊的窗子已被撕破，在微风中上下摇曳。而在另一处居民点里，还住着一个名叫马玉发（音译）的老人。当地的干部给他在下面山谷里的养老院安排了一个房间，但马玉发不愿意去那里住。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还在种地。他跟干部们讲，等他老得做不动了，就躺在炕上等死。

一天早晨，我沿着那条小路徒步行走，看见马玉发正在给他的驴子喂水。当时正是二月份，他穿得十分严实，借以御寒。他穿着黄色棉裤，一件缀满补丁的军用外套，以及经过反复纳线的棉布鞋。那身旧军服给人一种逃亡者的印象——一个在丛林里躲藏了几十年的士兵，懵然不知战争早已结束。可他的五官却长得非常标致，有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只是跟当地出产的核桃一样起了皱纹。他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于是，我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啥谁知道？”他鼻子里哼哼着说道。

他请我进屋去喝一杯茶，于是，我们穿过了马家地界上的那些废墟。他指给我看那两处石头砌成的基脚，上面长满了小灌木。“这里原来住的人都姓马，那边住的人都姓赵，”他说，“十年前就搬走了。”我们又走过一栋早已变成废墟的房子。“住在这儿的人也姓马，是我的叔叔。”马玉发哥哥家的房子依然挺立着，不过里面住的人也早已搬到了怀柔。大门旁边，放着一具手工做成的棺材。“他死了，就用这个来安葬。”马玉发说。

马玉发住的土墙房子只有两个房间，里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冰箱。他跟我说，每一天，每一餐，他吃的都是玉米粥，还有面饼。“人年轻的时候要吃肉，老了就不用吃肉了。”他说。翻过山口，走上六公里的山路，就是海字口，那是离这里最近的商店。他上次赶着驴子去那儿是在十二月份，也就是两个多月前，他打算四月份再去一次。他需要的东西不多：一年也就去那么几次，买点玉米和面粉，秋天的时候赶去把核桃卖掉。除了出这几次门，他跟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一千六七百块钱。严格地说，他算是个北京居民——跟中国众多的城市一样，首都的辖区边界也一直延伸到了农村地区。在没有遇到马玉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还有人过着这么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们坐在炕上，喝着茶，他也讲起了他的过去。他还记得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不过他说，那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实在是太穷了，胜不胜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他一直没有结婚。“没有人愿意嫁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他说。他有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副不值几个钱的碟形天线。不过，他肯定没怎么看新闻。我问他，谁是中国最大的官儿，他想了想。

过了好一阵，他才说道：“胡耀邦是我们的领袖吧。”事实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87年，他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两年之后，他的逝世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那些事件在当时也许震惊过全世界，可在马家地界上没有任何意义。

马玉发对时间问题尤其清醒。屋子里的墙壁上挂着三副挂历，其中两副有撕掉的纸页，显示着正确的日期。已经用过的那些纸页没有扔掉，他把那些小小的四方纸片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只盘子上。他还有一只闹钟，秒针走动的时候发出滴答的响声。我在炕上坐的时间越长，那只闹钟的滴答声就越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为那杯茶向他表示感谢，走出了屋子。外面，群山依旧静默无言——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回到住所，从窗边的书桌看出去，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看着那顺山坡往西伸展过去的万里长城。那也是我的归隐之地——只要我感觉想要逃避城市、逃避写作的时候，就会去那里。我喜欢聆听小村子里面的各种声音，村子如此静谧，每一种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独特。风吹得我房子外面的核桃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还会传来驴子的嘶叫声。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村子里的大喇叭会定时响起。里面会播送一些本村的通知事项、县里的新闻、全国的大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糅杂在一起，党的话语在深深的沟谷里回荡着。小贩的卡车一到，我就会听见村民们聚集在小路尽头的临时集市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了，连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很难听到。

上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住屋四周总共有十五栋房子，不过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译）抚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年纪最小，只有五岁——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的身体焦躁不已，因为他太挑食了。不过，他这样瘦削的个子力气却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从四岁开始，魏嘉就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到处闲逛，连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极好，还能无休止地打闹，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他从来没有哭过。好像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坚毅与机敏被挤进了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体里。所以，我总也无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闹一番，或者把他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时间，他的爸爸妈妈总要提醒他用恰当的称呼，表示对大人的尊敬。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魏嘉经常到我的房子里来，如果我正在写作，我会叫他一个人安静地玩，不要打搅魔鬼叔叔。作为村子里唯一的孩子，他已经学会了自娱自乐。有时候，我连续写上一个小时，都忘了他还在我的屋子里。他没有玩具，于是，他会对周围碰巧找到的任何东西现编台词说上几句：一把生了锈的耙子，一只打破的盘子等。有一次，他在我那碾晒庄稼的坝子上独自玩了一个上午，把那辆旧了的独轮车翻出来，又找来几个空啤酒瓶子，假装在那儿驾驶小贩卡车。眯眯和我带着朋友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玩具当作礼物送给魏嘉。“简直是浪费，”有一次，他爸爸这样说道，“他只会往坏了整。”那是实话——小男孩对真正的玩具显得很生疏，无一例外都把它们整坏了。每当他得到一件玩具时，他会站在上面拼命踩，或者把某个部件使劲扭动，直到“啪”的一声坏掉。玩具被整坏之后，他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对魏嘉来说，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惹一惹眯眯，我就会把他拿来夸奖一番。

“魏嘉长得太好看了，”我会这么说。

“很丑啊，”他的妈妈会马上接过话头。

“他很聪明啊。”

“很笨，”她说，“一点都不聪明。”

“算了吧，”听到这里，眯眯会用英语这样说道，不过，我还是继续夸奖他：“小孩真乖！”

“一点都不乖。”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我唯一听到魏嘉的父母给他的夸奖是一个形容词：老实。字典上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诚实”，不过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词有“听话”的意思，也有乡下人特有的懂得礼数。“魏嘉很老实，”他的爸爸妈妈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们非常近乎于表扬的话语了。

2002年秋天，小男孩该上幼儿园了。他要去读书的学校远在三十公里之外，那也是他妈妈从小长大的小村庄。只有到了周末，他才能回家。在中国的农村，因为交通不便，很小的小孩子在学校寄宿的现象比较普遍。魏嘉要去上学的头一天，我和眯眯从北京赶了过来，这样第二天我们才能够开车把他送到学校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感到激动吗？”我问他。

魏嘉正在吃饭，头都没有抬起来。

“回答魔鬼叔叔的话，”他的妈妈严厉地说。一般而言，这个小男孩比较健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没几个人听得懂。但今天晚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饭碗。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村子。

“没事儿，”我说，“他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们吃完了饭，魏嘉的父母开始给他收拾上学要穿的新衣服，还有新书包。他默默地上了床。那晚，他对于开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愿意提起。

据大家所知，这个小孩是魏家在三岔生活的第六代。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这些姓魏的人之间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亲缘关系。而女人们的姓氏则是各式各样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韩的、姓袁的——而且多数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里长大。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是一种传统：男人继承一个家庭传下来的土地，女人则娶自外村。

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村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多数居民都是文盲。因此，在三岔村很少有什么历史资料留下来。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位于村子之上三百多米高的地方，那儿的一段长城上，镶嵌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板。在靠近三岔的三段长城中，这一段最为雄伟壮观，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段用砖块和凿石砌成的长城。原来，很多段砖砌的防御工事上都可以找到刻有文字的石板，可绝大多数要么被拆掉，要么被毁掉。时至今日，北京地区的长城上，这样的石板仅存不到二十块。三岔村上面的这块石板之所以保存下来，纯粹是因为偏远的缘故——从村子到那个地方，得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小时的路程。石板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士兵修筑的这段长城刚好是五十八丈零五寸长。这块石板反映了明朝官方记录的精确性，因为“寸”是一种很小的计量单位，只有三厘米多点。换算成英制的话，1615年的这项建筑工程长达六百三十六英尺，满打满算需要三个月的工期才能完成。修墙的士兵则来自东部的山东省。

有些村民相信，他们便是这些士兵们的后裔。另外的人则跟我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清朝初年，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未遂的阴谋，一班遭到追捕的人马逃到了大山里面。他们在这附近的三个岔口之一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了村落，后来便形成了三岔村。不过，还有一个故事，跟一个姓闫的皇后有关。因为渴望乡下美景，闫皇后坐着轿子从紫禁城一路往北。走到这儿的大山跟前，闫皇后对这趟旅程十分满意，便把这片土地赏给了抬轿子的人。为了纪念她，轿夫们全部改姓了颜。直至今天，下村还有很多闫姓人家。

所有这些故事听起来既熟悉又让人生疑——跟村民们喜欢观看的历史肥皂剧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些肥皂剧以宫廷轶事和详尽的情节展现最为擅长，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农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我很怀疑这个地方是否真有未遂刺客或者轿夫来此居住过，但三岔的村民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把类似的故事传说跟自己的村子挂起钩来。三岔村也不可能是修建长城的士兵建立的。在明朝，士兵们在完成建筑之后，一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关于家族起源，魏子淇另有一套理论，听起来更为合理些。他之前听说过，他的先祖们是在19世纪晚期因为饥荒从山西省的黄土高原那边逃过来的。不过，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而且，他没有看见过魏家的家谱——也就是中国人用来记录谱系的那种本子。有些类似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很多人在“文革”期间都把这样的本子藏了起来，因为那场政治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封建遗存。在三岔，魏家的家谱躲过了那场浩劫，可它在改革开放年代竟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落入了搅屎棍之手。

“他不拿给任何人看，”魏子淇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把它放在哪儿了。他把它藏起来了。”

我问他，那个人打算拿那本家谱怎么办。

“什么也不干，”魏子淇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反正他就是不让别人看。”

魏子淇本人的家族史现在仅停留在先祖曾经签过字的几张破旧地契上。不过，这些文书早已没有了法律约束力。对魏子淇来说，这些契约只是令他有些好奇而已。他很少谈起他的先祖，乃至他的父母亲。跟大多数村民一样，他对历史不怎么在意。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三岔村没有一个人对明代废墟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当地人甚至都不把它称作长城——那个时候，他们把它叫作“边墙”，边界上的墙嘛，这个词语在明朝时期倒是十分常用。魏子淇跟别的孩子一道，在为边墙烧砖的砖窑废墟里玩耍。孩子们时不时会找到一些完好无损的砖块或者其他文物，可村子后来扩大了，人们便在砖窑之上修建了房子。20世纪70年代，三岔的村民们拆毁了耸立在村中一条大道上的一道城门。他们把那些大石块用来修了地基，或者修建道路。现在，大家对当时的破坏行为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们相信，这道城门也许会吸引来游客。

跟城里人一样，他们现在也把它称作长城了。偶尔，他们还会跑到那些废墟上周游一番。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他们会把它取回来放到家里。几年下来，魏子淇收集到了两具明代信号炮。那只是两个极其简陋的石雕炮管，一头有开口，跟一个大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在它的底部有一个凹孔，用来点引信。在过去，士兵们往里面填上火药，点燃引信，通过发声来传递信号。我在村子里居住的时候，从没有看见过魏子淇对那几件有四百年历史的文物有过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就把那些玩意儿摆放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愿不愿意把其中一具信号炮带回美国去。在他看来，没有必要为历史探索而历史探索——他的本能意识总是要朝前看。他喜欢研究法律，是因为法律有实用价值，他收集那些信息资料也是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为长城画下了一幅幅地图，是因为觉得，肯定有一种法子能让他从长城的旅游中赚钱。

全村唯一纪念过去的时间是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节。这个节日的意思是“清新明朗”，全中国上下都会在四月份的第一周内过这个节。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曾经生活过两年时间，在那儿清明节也是一个家庭节日——整个家族去祖墓，供上祭品，然后一家人共同享用一顿既耗时又吵闹的野餐。不过，在三岔村，只有男人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要在天明之前出发，肩上扛着铲子，爬上村后那陡峭的山坡。山腰有一块种着玉米的平地，平地的后面便是魏氏家族的墓地。这块墓地由一个个简陋的土堆构成，高约九十公分，没有文字标记。土堆呈整整齐齐的队形排列，一列土堆就是一代人。总共有四排——一百年来，这里的山坡上埋葬着魏家四代人。

我来三岔的第一年遇上的那个清明节，杏子树刚刚鲜花盛开，山坡上铺洒了一片白白的花瓣，宛如春天里的一场暴雪。早上6点30分，所有的男人都到齐了：魏子淇、搅屎棍、党支部书记的丈夫，以及住在下面山谷里的几个堂兄弟们。眯眯也跟着来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关于女人的常用规则对她不起作用。没有小孩子——魏嘉太小，也就没有参加。有几个人是从城里面赶过来的，其中有个老年人名叫魏名和（音译），在几年前搬到了怀柔县城居住。他用铲子在父母的坟头上填了点土，然后在土堆前倒上了一杯包谷酒。“这个土堆代表的是一座房子，”他解释道，“我们这里有个传统，大家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到这里。如果你在太阳出来前在坟头上填土，那就意味着，死者住的是瓦房。如果在太阳出来之前你还没有来得及填土，那他们就只得住草房了。”

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直系亲属扫起墓来：父母、祖父母、伯伯叔叔们。有时候，他们会留下一些很特别的贡品，比如说，死者生前喜爱的一小瓶酒或者几包烟。接着，他们便顺着不同辈分的坟墓往前移动，仔细地拔去杂草，用铲子填上一点泥土。当他们走完一列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对那些墓主人的身份拿不太准了。魏子淇觉得，其中一个土堆里埋葬着他的曾祖父，不过他吃不太准——里边也可能埋葬着他的另一个叔伯。走到最后几排，扫墓工作成了一项集体活儿：每个人都为每个土堆填了一点泥土，谁也不知道谁埋葬在哪里。到最后一列，还剩下一个土堆。我问魏子淇，那里埋的是什么人。

“老祖宗，”他说，“反正是个先人。”对这位最初的居民已经没有称谓，因为相关的细节随着家谱消失而找不到了。

那天下午，眯眯和我开着车把魏名和送到了他的家里。那位老人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回三岔了。他住在怀柔县城，也就是通往北京的公路边上的一溜砖墙房子。农民们搬到城里之后，常常住在这样的地方：几十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修建得简陋，规划得糟糕——一列列地耸立在那里，只会让人想起工厂的厂房来。不过，我记住了魏名和说的话，要在日出之前填土——那是瓦房和草房的区别。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关于怀柔，他说过一件事，那就是他终于用上了很好的供暖系统。

上学的第一天，魏嘉穿上了新的卡其裤子和红色的T恤衫。那身新衣服看上去有点紧，有点古怪——整整一个夏天，这小男孩都在村子里玩，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套头衫和一条短裤。作为开学礼物，我给他买了一个米老鼠背包，他的妈妈在里面放上了一个刚买来的铅笔盒。盒里只有一支铅笔，也是刚削好的。

小男孩依旧不太说话，只是静静地上了路。为了这个周末，眯眯找她父母借来了大众桑塔纳轿车，于是我们都上了车。我坐在前排，魏嘉则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的爸爸妈妈上了后面的座位。坐在他们中间的，是傻子。

有一次，我问曹春梅，傻子的真名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于1948年——是共产党执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国北方内战正酣的一年。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也许是贫穷导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妇不能摄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极大。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保证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碘盐，类似的出生缺陷已经十分罕见了。不过，上一辈人中还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让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贫困，而且我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路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很多村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当地人普遍把这样的人称作“傻子”。

在三岔，傻子跟魏家人住在一起，魏家人保证他穿得暖吃得饱。他们只让他干一些非常简单的杂务：扫扫地、剥一剥核桃、到山路上去捡拾引火柴等等。但他没办法收割庄稼，也不能自己做饭。他既是个聋子，又是个哑巴。每当他想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扭曲着脸，脸上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说话的能力在前一刻刚刚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这种能力。不过，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话。村民们对他扭曲的脸视而不见，而且也不用称呼大人的常用称谓来称呼他，比如，“叔叔”、“大哥”、“兄弟”等。在他们看来，他纯粹就是个傻子。尽管大家把他照料得很好，但却从来没有拿他当一个成年人来对待。魏嘉是唯一对他有点兴趣的人——他太小了，还不懂得他的叔叔是个智力障碍者。有时候，小男孩会和傻子一起玩，这时候，傻子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我和眯眯经常跟他说话，跟他用眼神进行交流。可是，村民们很快就告诉我们，那样做没有任何意思。“他弄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魏子淇经常这样跟我说。

上学路上的第一天，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我问魏子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事儿，”他说，“我们只是去政府办公室办点小事儿。”

我们的车开出了村子，魏嘉向前靠着，两只手都放在了仪表板上。小男孩对汽车很有新奇感——他很少看见轿车，坐车更是难得的待遇。不过，这也是件很被动的事情：每当转弯的时候，我都感觉得到，魏嘉朝着挡风玻璃的方向挣脱着，他想看看弯道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爬山的时候，他朝前倾着；刹车的时候，他向后仰着。他真该坐在后座上——我知道，把他那样放在我膝盖上是不对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使用儿童座位，而如果把他用安全带捆绑在坐椅上，又可能损伤他的心脏。于是，我紧紧地抱着他，而眯眯把车开得极为小心，载着我们六个人朝着山下的怀沙河峡谷驶去。

已经开始采摘核桃了，一路上都是往地里赶的农民们。我们从几个农民身边驶过，他们拿着小棍子，约三米长，非常直。有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前往果园的路上，棍子平放在把手上，颇像格斗中的武士。他们用那样的棍子把核桃从树上打下来，路上满是核桃的外壳。那些核桃外壳在我们的车轮下一一破碎——我的又一次开着汽车忙收获。

在山谷里，我们看见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他们穿着新衣服，正徒步朝着沟底走去。“看，他们也有书包哦，”曹春梅对魏嘉说，“跟你一样，他们也是去上学的。”

我们从一个农民身边开了过去，他的背上背着杀虫用的喷雾器。“他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说道。

“那不是书包，”魏嘉立刻纠正道。那是我们离开村子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撑着仪表板。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杀虫剂的气味，车子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甜味，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渤海镇之后，魏子淇让眯眯把车停在镇政府办公室门口。眯眯把车开到了车道上之后，魏子淇才做了解释，为什么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

“我们照料他，政府应该每个月付钱的，”魏子淇说，“那是有法律规定的。我问过三岔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她帮不了忙。因此，我们只有自己来这里了。我现在就要他们拿钱，如果他们不给，我就把傻子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这是他们的责任嘛。”

“你要把他扔在镇政府的办公室？”眯眯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说，“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眯眯又问，每个月有多少钱。

“至少五十元，”魏子淇说。那点钱相当于六美元。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魏子淇已经把他的哥哥弄下车去了。他带着他哥哥穿过了院子，那里竖立着一幅巨大的雕塑。那是由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以及环绕着它的一条扭曲的带子构成，这样的形状跟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艺术品一样，十分抽象难懂。在三岔周围，每一个场镇都竖立着这样的雕塑，上面写着些标语，意在唤起大家对现代化和繁荣昌盛的意象。渤海镇挂着的标语是“世纪之星”。魏子淇领着他的哥哥走过那座扭曲的雕塑，进了大门。傻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早上上车开始，他就一直沉默寡言。

等待的过程中，魏嘉的手依旧撑着仪表板，显得很不耐烦。五分钟后，他的父亲出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

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告知孕妇所怀胎儿的性别是违法的，但是贿赂之事十分常见。一次，我陪魏子淇夫妇应约去怀柔看医生，其中有一间超声波室。设备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中英文标识语。英文句子胡乱拼写在一堆，不过意思是很明了的：

BOYORGIRL

LETITBE

（生女生男，顺其自然）

我们把车停在了行营小学的后门附近。一个老师跟我们打了招呼，领着我们进了学校。魏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教室，在黑板边上停下脚步，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

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挣开他们，跑出了教室。他大哭着，向着轿车跑了过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他的妈妈跟着跑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则留在教室里踱着步。我得承认，魏嘉说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校环境。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教室里十分肮脏，窗子上安着铁条。黑板上满是剥落的油漆，划痕累累。墙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几只动物图形便是唯一的装饰物。图形剪得如此仓促粗糙，竟至于很难辨认出具体的形状来：变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惨不忍睹的老鼠等。

其他孩子已经来到了教室，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后面，玩着拼装积木。一共有二十个孩子，可只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长得很乖巧，只有五岁，蓄着马尾辫，另一个则把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儿个头很小，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没过多久，老师对我们说，那是个弱智。这个词也是用来表示智障人士的，书面意思是“智力很弱”。老师给我们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女孩抬起头来——很显然，对于别人当着她的面说起那个词，已经习以为常了。

教室外面，魏嘉站在轿车旁的泥地里。他哭得更起劲了，任谁想把他拉回到教室里面来，都要挣扎一番。先是他妈妈跟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爸爸又过去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般情况下，魏子淇对他的儿子是很严厉的，可他似乎对儿子这一次的恐惧心理很是同情。“大家都要上学，”魏子淇轻言细语地说道，“我上过学，你妈妈也上过学。眯眯阿姨上过学，魔鬼叔叔也上过学。”

魔鬼叔叔上过学的事实对小男孩起不到丝毫安抚作用。学校的坝子上，每天例行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大喇叭轰鸣着，奏响了国歌，少先队员们戴着红领巾走上了操场。魏嘉因为恐惧而皱着脸，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小孩儿。至此，他收住了哭声——无论谁想把他拉回来，他都朝着轿车那边挣扎。

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才使小男孩平静下来。最终，他爸爸把他抱进了教室，妈妈把他安顿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了下来。其他孩子转过头来盯着他看——那个被叫作“弱智”的小女孩儿也转过头来，眼里充满着热情。魏嘉的胸膛依旧起伏着，他的脸上闪着泪珠。十分钟后，他又想冲到教室门外。不过，这一次我们几个人抓住了他。他又大哭起来，死劲地嘶叫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下来，显得也累了。他皱着额头——像一个老人那样皱着眉头，表示让步了。

我们尽可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教室。我问魏子淇，厕所在什么地方。他让我出去的时候，就着学校坝子的围栏解决问题。我在杂草丛里撒尿的时候，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说话声，笑闹声，背书声响成一片。回家的路上，没有了小男孩，没有了傻子，我们的车显得有些空荡。

那天，傻子两次从镇政府办公室跑了出来。第一次，他刚跑出大门，就被领导们抓了回来。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镇上，领导们费了好些时间才追到他。

领导们给魏子淇打了电话，让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则提到了补助的事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一辆轿车把傻子送到了大山里。他们把他扔在了离三岔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种本能驱使着他朝山上走了回来。

我是后来从魏子淇嘴里知道这事儿的。他说，他的哥哥又累又惊，不过没有其他问题，政府也没有人虐待过他。魏子淇似乎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向政府的干部们表明了态度，他是正儿八经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给县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补助的机会是很大的。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你只得采取一些冒犯之举。

我对这件事情则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说不清楚我还能够怎么办。而且，当事情开场之后，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中国，我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一时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这样的木讷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特别因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数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许我比在美国的时候思维更开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仍然较慢，有时候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还无法做出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

我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为外国人，多少会有些孤独感，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他们明白，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我独自一人，他们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评头论足。他们只会在一些大问题上感到好奇：人们常常问我，美国几点钟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某样东西在美国值多少钱。对于我要吃或不吃的东西，他们总是问得很详细。可他们从不打探我在写些什么，或者我的私生活。因此，我在三岔住得非常舒服。村民们总说眯眯是我的老婆，我也懒得去纠正那种说法。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去乡下找房子之前短暂地约会过，之后便在租来的房子里像朋友那样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开始跟别人约会，可又继续同住着那套房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新结交的伙伴来到三岔。村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毫不介意的——那就是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傻子事件的一个星期后，我去三岔住了几天。傻子似乎一直在等着我：他站在那条路的尽头，对我咧着嘴大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指了指我停着的那辆轿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活跃过，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对着那辆车比划着。我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们一起坐车下山的那件事。“我懂，”我对他说，“我记得。”我想跟他道个歉，希望能够让他知道，当初等我弄明白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没办法。不过，我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向他表达我的歉意。傻子还在那里大大地比划着他的手势，他再次见到我，似乎十分激动。

十月国庆节，魏嘉迎来了第一个假期。中国所有的学校放假一周，小男孩也回到了村子。据他的老师报告，他对课堂仍然不太适应。用老师的话来说，他的“眼神很野，而且一直喜欢打打闹闹”。一开始，他的父母没太在意，可后来却在他的背部发现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

村子里的人们开始收割庄稼了，魏子淇收割的庄稼加在一起有五百多斤重。他把收回来的玉米堆在屋子边上，魏嘉每天上午都要在这一堆黄色的玉米上面爬上爬下地玩儿。后来，他的母亲在他腿上发现了更多的瘀斑——青紫色的斑痕布满了他双腿的每一寸皮肤，已经开始发炎。魏嘉说他自己感觉没事，可他的脸色却开始显得没有血色。我和眯眯开着她家的车去了村子，我提出要带魏子淇和他的儿子去怀柔的医院看一看。

那天正好是国庆五十三周年的下午。到怀柔的路上，一路空荡荡的，我们找到县城的一家大医院，把车停了下来。进了医院，一位护士给我们开了张处方签，我们便去抽血化验。抽血化验的地方让我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地下酒吧：病人们把手伸进墙上凿出的一个空洞，在里面等着的，是一个连脸都看不见的技师，手里拿着一支针筒。一开始，魏嘉还有些抵触。但他的父亲严厉地吼了他一句：“老实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但始终没有哭。然后，那位护士给了我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检验报告，说小孩子的血小板很低。我对那些技术术语听不大懂，而且又没有带词典。不过，我从护士的脸上看得出来，情况很严重。

“他的血小板数量只有一万七，”她说，“应该有十五万才对。”她建议我们马上去北京市里的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魏嘉是在市里面的一家医院出生的，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通常，小男孩坐小车会显得很兴奋，沿途叽叽喳喳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今天显得很平静。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个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束好像还真有点管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还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一群病人后面排队。血液检测站外面的墙壁上，有一副标语：

有你们的配合，我们的经验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宝贝

等待的长队里有二十多个宝贝。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宝贝们在大厅里相互追逐，时而钻进排着的队伍，时而钻出。到了抽血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着，仿佛面对的是一场场血腥谋杀。我们在那里等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宝贝直接呕吐到了地板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挣脱了围绕着她转动的那些大人们，溜进了检测区，对着那一堆堆试管捣鼓起来。“放下！”一个护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厉声喝道。

当时，魏嘉是等待大厅里穿着最差的小孩儿。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绿色运动衫，布鞋上脚趾头的部位穿了几个大洞，脖子上留着几道灰尘印迹。但他显得很平静——我对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长队的最前头时，他又皱了皱脸。他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实点！”——查血这道程序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会在节假日去儿童医院看医生。看病的医生们一心想着病人们赶紧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检查结果，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开好了处方，然后对我们说，孩子需要多休息。我们去取了药：一瓶维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决定走一走新建的八达岭高速公路，那父子俩都显得紧张起来。“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给孩子解释道。“你看，这条公路好宽哦——所以，那些车在上面开得很快。”小男孩睡着了，但我们到燕山的时候，他的父亲叫醒了他，他想让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经过的第一条隧道。回到三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着手电，站在公路的尽头处等着我们。眯眯告诉我，我们刚一走，小男孩的母亲就不住地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医生说的那些话照着说了一遍，不停地安慰着她。然后，他们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同一件事——白血病。

我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病吃药问题多于常人。小时候，我因为哮喘和肺炎住过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伤——我可以划入那种小孩儿之列，父母总是在给医生打电话，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伤。个头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满五岁，但体重只有三十多斤——个头并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儿园的保育老师建议我留级一年，让个头长大一点。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龄：我生于1969年6月，比他大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谈起了各自的教育经历，对我们升学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较。过了一会儿，他狡黠地打量着我：“你留过级？”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但谁也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1974年，我的父母把我那种情况叫作“被抑制了”，而且他们经常强调，我只是个头小，并不是脑子笨。可是，在中国的农村，并没有这样的委婉语。

“是的，”我告诉魏子淇。“我在幼儿园留过级。”

“我看，你肯定留过一个级，”他笑着说。他告诉我，他也留过一级——他读了两次五年级，主要也是因为个头偏小。

我长大成人之后，身体很好，但对医院的恐惧总是挥之不去。对我来说，带魏嘉去北京看病简直是一种折磨——那一切又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感受。小男孩做过血液检测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离开村子回到在北京的家，好歹才算有了在字典上查询血小板的机会。跟那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latelet”，于是我到互联网上查了一下，搜寻所有跟淤斑和血小板偏低有关的儿科病症。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东西反复出现在屏幕上：白血病。惊恐之中，我给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朋友发去了电子邮件，把魏嘉的检查结果抄给了他们。电子邮件是那天深夜——以我在北京的时间来看——发出的。次日一大早，几个医生都给我做了回复：一封来自旧金山，另一封来自密苏里，还有一封来自新泽西。他们全都认为，不大可能是白血病。不过，朋友们都建议做一下活体检查。他们分别做出分析和猜测，小男孩罹患的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ITP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病症，经常发生在小孩儿身上。通常情况下，如果病人进行足够的休息，注意饮食，病情会在两个月内自行缓解。这种病转化成慢性的情况很少见，但是魏嘉的血小板低得可怕，一旦出血，就会导致无法凝血。尤其可怕的是，他可能面临脑出血的危险。“我可以给他开一些类固醇或者免疫球蛋白，”其中一个医生写道。我的朋友艾琳·卡万纳即将从新泽西的医科大学毕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怎么不让他住院，把这个问题查证清楚。”

我把电话打到了三岔，接电话的是曹春梅。“他没事儿了，”她说，“他刚流了会儿鼻血，不过不严重。”

“你不要让他做任何粗活儿，”我吩咐道，“叫他不要到处乱跑。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等我们看一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事儿比较严重——一定要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休息。”

我给眯眯打了电话，一起商量了几个方案。除了摩托车，村里的交通极其不便。眯眯可以用她家里的车，但我们想不出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反正我不想再回到儿童医院去。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这会儿鼻血流个不停，”曹春梅这样说道。她把电话交给了她的丈夫。“只要他躺着就没事儿，”魏子淇说道，“可只要他一坐起来，鼻子又开始流血。”

“他应该去医院才行，”我说，“医生搞错了。让他躺着，我马上赶过来。”

我跑到眯眯住的地方，取来了车钥匙。她已经在开始打电话，寻找其他的医院了。我发动了桑塔纳轿车，一边往北开去，一边咒骂着北京的交通。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能赶到那里。

曹春梅生长在砖石长城的另一边。她娘家的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谷里，情况比三岔村要好，家里也不像魏子淇家那么穷。不过，在她的童年时代，日子过得十分简单，她的学费是用鸡蛋抵消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那地方很少用到钱。每到周末，她跟她的哥哥和姐姐一起远行八公里，去看望他们的外婆。他们一路上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口，这个名叫箭口的山口是长城上最为险峻的地段。进入17世纪，明朝即将走到历史的终点，他们把那些修建雄伟的砖石防御体系的工程停了下来。不过，这样的历史对曹春梅这个小女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的眼里，长城不过是她童年生活里两个世界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两边，分别是学校和老家。周日和周末，无数个日子里，她都要跨越这道风化成齑粉的砖石门槛。

读完初中后，曹春梅辍了学，进入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她姐姐先前早已进了这家工厂。制衣厂做的是军服：标准制式的衬衫和夹衣，就是农民们现在还在穿着的那种衣物。在流水线上曹春梅最开始做的是领子，后来又转做袖口，最后专钉纽扣。她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从家里到制衣厂骑自行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她家比较殷实，可以把挣来的钱自己留着。后来，她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生产线上跟曹春梅一起做工的，是一名来自三岔的年轻女子。一天，她问曹春梅有没有交男朋友，她说已经有了。不过，那女子就当作没听见。“你见一见我的叔叔吧。”她说道。那女子告诉曹春梅，她叔叔只比她大一点，还没有结婚。

“我决定去会一会，”数年之后，曹春梅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觉得原来的男朋友年龄太小了，跟我的老家又隔得很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反正我就不想跟离我家太近的人结婚。”

后来真相大白，那位同事就是搅屎棍的女儿。搅屎棍和魏子淇是远方堂亲——他们的曾曾祖父是同一个人——他的女儿替曹春梅和魏子淇安排了一次相亲会。在农村，对未来婚姻伴侣的评价是简单明了而且直截了当的，时间的流逝不一定会缓释他们一丁点的念旧情绪。十多年之后，曹春梅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时她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长得很矮，也很黑，”她说，“他那皮肤才叫黑哟！不过，当他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很好玩。他很幽默。说起话来，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很有趣，说话也很得体。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八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元旦，两个人便结婚了。他们在一个叫庙城的小镇上的一家餐馆里举行了婚礼。婚礼差不多过去了十五年，曹春梅已经想不起那家餐馆的名字，点了些什么菜，来了些什么客人——这样的细节在美国女人的记忆里随时随地铭刻着。不过，曹春梅对跟钱有关的细节却记得不差分毫。那次婚宴花费了六百九十元——相当于八十五美元。人们送的都是现金，这是中国婚礼的传统做法。夫妇俩收到的最大单笔礼金是一百元。婚礼后，夫妇俩净剩一千三百元。曹春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起那些数字颇有专业会计的口吻。

婚后，年轻的夫妻俩在怀柔居住了两年时间，曹春梅在那儿找了份炊事员的活儿。可在这座城市里，她从来没有觉得舒心过。“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道，“这让我觉得有些紧张。在农村，如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很容易就去了。乡下很安静，一点都不吵闹。干完了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松弛一下，或者还可以去散散步。”

对城市生活，魏子淇的看法颇为相似。曹春梅怀孕之后，他们搬回了三岔。回来之后，他们跟魏子淇的父母一起居住。那个时候，他父母的房子还是泥土地板，墙壁是用掺和了高粱秆的泥浆糊成的。这样的居住环境跟曹春梅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差得很远，不过，倒没怎么让她感到烦心。她喜欢乡下的宁静，一开始，她对于居住在这虽然贫穷但很宁静的环境里还觉得有些幸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于三岔的想法逐渐地改变了。1997年，她生下了魏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公和婆婆相继去世。曹春梅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交上了朋友，她们多数也是从外村嫁进来的。慢慢地，她听到了一些传闻。起先，这些传闻很难令人相信——那尽是些只能悄悄耳语的逸闻趣事。她得知，当地一位女子跟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着十年之久的绯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大家都假装那就是她丈夫的孩子。还有一个女人，为三个不同的男人各生了一个孩子。她是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生下这些孩子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好法子。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就要换一个城市重新找工作，她无一例外都要在新的地方找个新的伴侣，给他生一个孩子。而她自己合法的丈夫依旧留在村子里，跟邻居的老婆一直持续着婚外关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之一：只要邻居一下地干活，这个男人就会偷偷地溜进他的家里。

“在三岔，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曹春梅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她说，村子里有很多婚外情现象，甚至还有关于乱伦的传闻。“这跟当地的环境有关，”她说，“不过，大家开始越来越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在我们村子里，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发生。不过，我们那村子有两百多家人，而这里呢，根本没有几家。”

“刚嫁到这里的时候，”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什么都好，这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地方。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听到这些婚外情的传闻，还有人们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魏子淇从来不跟我讲这些。这里的很多人跟他是一个姓，他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说这事儿。”她告诉我，婚外情有时候会引发暴力冲突。而这个时候，妇女往往会成为施暴的对象。“有时候，男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揍一顿，”她说，“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两个男人打上一架。”

来到三岔的头十年，曹春梅一直没有去看过村子上头那条长城。在她看来，那样的废墟只属于童年时代，也就是曾经去她外婆家的时代。在她的新家里，她不觉得艰难跋涉两个小时具有多大的意义。她的身材很魁梧，圆脸，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她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现在，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可发根依旧是白色的。她的左眼是蓝色的，而右眼则是褐色的。有时候她会短暂地露出温柔的微笑，跟魏嘉在一起仿佛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不过，在这女人颜色不一的眼神后面，似乎有一丝天生的忧郁。她曾经看着这乡村的宁静景象像海市蜃楼一样慢慢地消失掉，而她也很清楚，要把这村里最后一个小孩拉扯大，绝非易事。

我把车停在了那条公路的尽头。在魏家的屋子里，小男孩正在炕上躺着。他的脸色很苍白，鼻子周围的血已经干成了黑色的斑块。当我摸着他前额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麻烦你跑到这儿来，”曹春梅说。

“没事儿，”我说。我摸了摸孩子的眉心——他正在发烧。他的双眼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要不要吃点午饭？”曹春梅礼节性地问道。

“我已经吃过了，”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吧。”

他们觉得，在魏嘉找到医院住下来之前，曹春梅应该留在家里。她替孩子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在那只米老鼠背包里放了一卷卫生纸。魏子淇抱着孩子走下山坡，坐进了轿车的后座。小男孩躺在那里，把头枕在他爸爸的大腿上。

从村子里出来这条路十分陡峭，弯度又很急，我把车开得很慢，才不至于颠簸得太厉害。十分钟之后，魏嘉说他觉得想吐，我便把车停了下来。他干呕了几声，两道血便从鼻孔里流了出来，魏子淇用卫生纸给他擦了擦。在阳光下，小男孩的脸色更显苍白了。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上路。

在中国的北方，秋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天空清澈纯明。农民们在收割他们一年中最后的一季庄稼——大豆。只见他们手拿短柄镰刀，在地里站成一排，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个活像正在忏悔的僧侣。农民们就在公路的边上将那些堆得像小山的庄稼进行脱粒。我们在那粗糙的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了八达岭高速公路。我一边全力观察着乡下的景色，一边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车爬出了怀沙河谷，穿出隧道过了一个山口，下到了九渡河。河道里面的色彩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一段段橙色的桥栏杆、一处处蓝黑色的回水沱、两岸那一棵棵白皮的杨树。到了黑山寨，我们只好再次把车停下来，小男孩又呕吐了，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他父亲又撕下一些卫生纸，塞进他的鼻孔里，想堵住那流淌的鼻血。

前面的路又是上坡，蜿蜒穿过一片片核桃林。接着，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山口前。过了这个山口，一路下到谷底，那里埋葬着明代的帝王们。这些明代的帝王陵墓散落在平原上，全都朝向南面，金色的琉璃瓦顶在十月的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开着车从宣德皇帝——也就是第五代明朝皇帝——的墓前驶过。传说这位皇帝曾用他自己的弓箭亲手射杀了三个蒙古人。然后，我们又经过了他祖父——永乐皇帝——的陵墓，这位帝王于1421年将北京定为首都。刚过了这座陵墓，魏子淇又叫我把车停一下。

魏嘉嘟囔着，说他要上茅房。他的父亲替他把裤子拉了下来，然后他使劲地腹泻了一通。至此，他的脸色更加惨白，眼睛里毫无表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走吧，”我说道。

“等他再拉一会儿，”魏子淇说道。

停车的地点是在一条壕沟边上，旁边是一个刚刚采摘了果实的苹果园。公路上，一辆辆前去参观明陵的旅游巴士呼啸而过。我在想有没有乘客会瞥见这一幕：一辆轿车停在路边，闪着灯；一位父亲蹲在壕沟里，抱着他的孩子在拉稀。丰收的果园里，果子已经收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树枝在秋日的阳光里摇曳着。

眯眯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童病房替魏嘉安排到了一个床位，大家认为这里的血液专家很不错。我们为孩子挂了号，他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脸上似乎恢复了一点血色。不过，他这会儿十分惊惧，以至于任何穿白大褂的人靠近他，都要引来他的一番抗争。当他们试着给他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他咬了其中的一位护士，把另一位护士打了一下。我和他父亲把他按在床上，他们才给他做完了血液检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一位护士说，需要对他进行仔细观察，看他的血小板是否有所增加。然后她问，今晚谁留下来陪孩子。

“我，”魏子淇说。

“你不行！”那护士语气强硬地说道，“只有女同志才可以在医院过夜。”

“他妈妈明天才能赶过来，”魏子淇说，“我陪他一个晚上都不行吗？”

“绝对不行！只有女同志才行！”

“你看，他们家离这里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眯眯说，“很抱歉，可这里唯一的家人就只有他的爸爸！”

那位护士是个身材魁梧的女子，五十多岁，在魏嘉的病床前纹丝不动。她不住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只有女同志！她越是这么说，那几个字听起来就越陌生，因为几乎都没有人再用那些老掉牙的共产主义词汇了。小男孩的脸上出现痛苦的神情，他又开始哭喊起来：“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

“不要担心，你不会一个人呆在这里的，”眯眯对他说，我则跟那位护士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外面去讨论这件事儿？”

我并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以尽可能平和的语气，我向那位护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眯眯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还是固执己见——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由于这家医院的这位护士拒绝让步，我只好决定开车回到村子里把曹春梅接过来。

“你最好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来，”那位护士说，“如果过了十点钟，我们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哟。晚上我们是要锁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

我给曹春梅打了电话，让她找一辆摩托车把她送到山下来，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可是，她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说，只有一个邻居有摩托车，而他今晚上已经醉得开不了摩托车了。等我把车开到那条土路的尽头时，天已经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带到医院的包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包裹里有几瓶当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数村民都以为，他们那里的水比你在城里买的什么水喝着都健康。

“太麻烦你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上了轿车。

“没事儿，”我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我没事儿，”她说，“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我说。实际上，从早上到现在，我一顿饭也没有吃过。不过，在这礼节性的交谈中，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安慰性质。在中国的农村，不管情况多么紧张，某些性质的对话还是很管用的，而曹春梅的话的确让我心里面感觉平静了不少。在崇山峻岭中，我把车开得飞快，不时看着模糊的地标向后掠去。今天，我已经是第四次看见它们了：怀沙河谷、九渡河、黑山寨。在黑夜里，明代帝王陵寝的屋顶闪着鬼魅般的光芒。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当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比平时快了半个小时。魏嘉正熟睡着，我跟他的父母道晚安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一下。

那个星期的多数时间，魏嘉都在发烧。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体温上升到了四十度，血小板则降到一万五。如果血小板数量再继续减少，颅内出血的危险性将很大。

我和眯眯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们。到了晚上，我不断给我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们写信。他们告诉我，只要适度休息，再注意饮食，是可以稳定患儿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情的。可是，我们对诊断结论拿不太准。在美国，像他这种情形的话，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输血，可中国的医生还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我向他的父母建议，类似的办法只能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中国的血液供应并不安全，献血者数量不足，用血体系主要靠人们有偿献血来支撑。魏嘉生病住院的时候，有专家做过估计，全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一病症在北京南边的河南省尤为严重，因为那里存在着不卫生献血的状况。大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识一个美籍华裔记者，她最近刚刚调查了北京的一个献血中心。当她一到那里，马上有人向她兜售假身份证，让她可以出卖血液。即便是那些管理较为完善的诊所，通常也把血液分析项目局限在抗体试验上。这样的检测方法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分子诊断法相比，价钱便宜，但可靠性差。

到第七天的时候，魏嘉开始牙龈出血。那天早上，医生给他做了个白血病骨髓测试，才终于觉得应该给他输血治疗。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借八千块钱。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城镇居民主要靠单位支付医疗费用。而大多数农民只有完全靠自己，这也是他们把积蓄看得很紧的原因之一——农村人得随时准备为看病吃药这类突发事件花钱买单。因此，医院常常将农民们加以区别对待。医生们对于医疗欠费单总是十分谨慎，因此，他们一般会要求病人预交医疗费。到2009年，中央政府才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但它覆盖的面有多大，尚不清楚。

魏嘉生病的时候，农村人只有依靠私人医疗保险。跟其他农民不一样，魏子淇夫妇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份保险。那是魏嘉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求购买的。魏子淇夫妇当初还比较精明，买了这份保险，用保险就可以支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是，医院等不及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他们要求支付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而这常常需要几天的时间。

眯眯此时正准备前往欧洲出差，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医院。魏嘉时睡时醒，他妈妈告诉我，医生刚刚给他服了药。嘴巴四周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块——他的牙龈依旧在渗血。由魏子淇陪着，我向值班的医生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医生姓赵，她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医生以及三位护士。我问她，是不是非得输血。

“他是谁？”她厉声喝问魏子淇，“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问我？”

“他是个作家，”魏子淇带着自豪的语气回答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刚刚介绍过了，”我立刻说道，“是我把小孩儿送到医院来的。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这不关他的事！”赵医生对魏子淇说道，“你才是孩子的家长，你才有责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关心这个孩子，”我说道，“从他生病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只是想让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结论早就已经做出了！”说完这句话，那女人扭头背对着我。我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样的敬重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长住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学会了利用这种优势。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赵医生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关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任她的专业能力的外国人。

此外，魏子淇相信我的判断，也很明显地让赵医生感到恼火。当这两点加在一起，这个城市女人最糟糕的天性显现了出来——从头到脚糟糕透顶：她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在外国人面前则心神不定。我转过来问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我该跟谁说这件事儿呢？”可大家都对我视而不见。我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还是沉默。一个护士低声说了个笑话，我没有听得明白，而另外几个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我感觉到我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红，而这正是耐心快到被耗尽时的表现——小男孩此时就在隔壁房间遭罪，我可不想听他们的笑闹声。

“事情很简单，”我说道，“钱是我出的。在拿钱之前，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现在需要输血。如果你们不跟我说这事儿，我就不交钱。”

赵医生这才转过身来对着我，她的脸因为愤怒而紧绷着。“他需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她说，“如果不注射免疫球蛋白，就有大脑损伤的危险。他的口腔里已经开始出血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你懂个啥？”

“我正在尽我所能地搞懂啊，”我说，“如果你能说慢点，对我肯定有帮助。我之所以要过问，仅仅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孩子。”

“如果你真是关心他的话，就应该让我们给他输血！”

“我问过其他医生，他们说可能没有必要输血，”我说，“他们跟我说，一般要等活体检查结果出来再看。”

“那要等多久呢？”那女人高声说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嘛。也许要一个星期吧。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为什么不给他做个检查，看是不是病毒引发高烧呢？”

“我们知道，他的血小板很低！那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你们给他做肝炎病毒检查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肝炎！”

“你们查过了吗？他们跟我说，也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必要查那个！肝炎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说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病毒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检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我告诉他，血液的供应渠道才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用手机给一个美国人打去了电话，她在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公司遵循国际标准进行血液检验，她还答应帮我查一查，看能不能安排我购买一点丙种球蛋白。一会儿，她把电话回了过来。

“他们可以给你把东西送过来，”她说道，“费用是三千零六十九元一个单位。我觉得一个单位完全够一个五岁小孩使用了，只要他的个头不是太大就行。”

“他的个头很小，”我说道。

“那就行了，”她说，“他们会替你把货送过来。不过，你得让那家医院同意接受才行。”

严格来说，这个公司这样出售血液是一种非法行为。但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深吸一口气，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如果我自己买来干净的血液，可以用吗？”我问道。

“在北京，根本就没有确保干净的血液，”那位医生说道。

“有，”我说，然后我就给她讲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他们公司有干净的血液。”

“不可能，他们公司也没有，”她说，“没有办法查得出所有的病毒。”

“我肯定，他们能够检查得出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我说。

“不可能，”那医生说道，“根本检查不出来。”

“算了吧，”我说道，“检查不检查现在都不重要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从他们那里买来血液，你能输给小孩儿吗？”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把血卖给你！”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我说道，“他们同意卖给我。”

“我们不会接受的，”她说，“这样做是违反医院规定的。这算什么问题呢？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告诉我你们的血液来自什么渠道，你也不跟我说你们的血液是否安全，”我说道，“所以，我只好自己找可靠的渠道。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唯一原因。”

“北京根本就没有干净的血液，”她说道，“除了用我们的血液，你没有别的选择。风险是有一点，但他如果不注射丙种球蛋白风险更大。你们现在就得把这事定下来！”

我气得发抖，只好走出了办公室。我跟那位美国女士打了个电话，跟她解释了我所面临的情况。她说，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认识一些曾经在你们那家医院工作过的中国医生，”她说，“我可以让他们帮着查一查供血的渠道。很快就能够查到血液来自什么渠道，我们再看那个血液中心安全与否。随后我再给你打过来。”

我跟魏嘉的父母在他的病房里等待着。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非常平静：没有流泪，没有惊慌，没有提高过嗓门。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在我跟那位医生争执的过程中，魏子淇站在我的身后一言不发。他早就表明过，他听从我的判断。他相信我那位未曾露面的美国医药朋友，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局促不安。在他看来，那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他对这些问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因此只有信任我这个关心他孩子健康的外国人。我自己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我也非常外行，但当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想要对事情有所掌控。实际上，我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得到一些信息，期待着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到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一通电话。

魏嘉的病房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十二岁，患了心肌炎。另外一个只有八岁，肾脏出了毛病。病房的墙壁涂成了淡淡的粉红色，一只米老鼠挂钟就是唯一的饰物。墙上还拉了一根晾衣绳，那是陪同病孩的母亲们要用到的。

八岁的那个小男孩来自东北的吉林省，他的家长是专门带他来北京看病的。这已经是他在医院的第二次延期住院了，因为自六月份以来，医生们就对他采取了大量服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三个月以来，他的身体增重了百分之五十。孩子身上到处看起来都是浮肿的：他的肚子膨大，双腿像香肠，脸蛋圆得像月饼。他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他的妈妈则不停地说着他吃东西这件事儿。中国人喜欢谈论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比食物和孩子更好的话题可以谈论。一周以来，几位母亲已经变成了朋友——中国人天生喜欢社交，只要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会马上无休无止地闲聊起来，哪怕是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听他们闲聊着。

“他是服用激素后才开始发胖的，”那小男孩的母亲说道，“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但就是不吃水果。”

“魏嘉也不吃水果，”曹春梅说。她坐在儿子睡觉的病床边上。

“水果、鸡蛋、牛奶——这些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他就是不吃，”肾病患儿的妈妈说道。

“魏嘉也是。”

“医生应该给他也来点激素治疗，”那女人说道，“他个子太小了。”

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头戴耳机，听着CD。他正处在青春期，身材瘦削。一周以来，他都住在这间病房里，陪伴他的，是家长们以及他们那永无休止的闲聊。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他的祖母也在场，那是来自河北乡下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在所有的大人中间，她的话最多。此时，她开始向曹春梅提出一些建议。

“你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你小孩的身体，”那老太太说道，“只要他身体健康，就能干活，就能维持生计。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上过学——我现在就不会认字哟！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个阿姨跟我父亲说：‘你拿什么钱，让她读什么书嘛？反正都是要嫁给别人家的。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们就没有送我上学。所以我说，读书很重要。”

“我饿了，”那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道。

魏子淇笑了起来，“他又饿了呀！”

“他总是说饿，”曹春梅带着羡慕的口吻说道，“难怪他那么胖。”

“你刚刚才吃过哦！”胖男孩的母亲说道。

“我饿！我饿嘛！”小男孩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仿佛要哭出来似的。他随时都在哭——他带着城市小孩的那种哭腔，他明白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母亲拉开病床旁边的木抽屉，取出一只医用饭盒，里边装着吃剩的猪肉和米饭。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魏嘉依然在睡觉。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很不错的消息，”那位美国女子跟我说。她已经查到了，我们这家医院跟他们公司用的是同一家血库的血，唯一的差异在于，这家医院对用血没有进行彻底的检验。“我向这儿的医生们问过了，”她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艾滋病毒阳性反应。那家血库还是很安全的。”

我谢过她，便挂了电话。冲动之下，我拨通了我在旧金山的医生朋友特德·斯科特的电话，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传了过来：“嗨！我是特德，非常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来电……”我忘记了当时是几点，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当时正在设备室上小夜班。我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力，后来的事情将会进展顺利。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没办法。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着魏子淇。

“我觉得可以，”我说。

我们走下楼，来到了医院的收费处。坐在里面的收费员颇像银行出纳员，钞票摆得到处都是：抽屉里塞满了钞票，桌子上散落着钞票，点钞机里飞旋着钞票。在中国，最大面值的钞票只有一百元，相当于十二美元，买什么东西都需要一大堆钞票。我带了八千元现钞——足足有一本小说手稿那么厚。我把那些钞票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了收费员，收费员什么也没问就把那一摞钞票放进了点钞机。

上了楼，我把收据交给了护士，医生们马上开始进行输血前的准备工作。我明白，那些医疗人员不希望看到我出现在他们身边，于是，我告诉魏子淇和曹春梅，第二天我再过来。魏嘉已经醒过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输血之后，魏嘉的烧退了。两天之内，他的血小板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血小板均维持在正常水平上。骨髓检测显示，不是白血病。医生们断定，那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严重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周末，一大堆亲戚朋友前来医院探视。一共有四个人：魏嘉的外公、他的大舅，还有一个舅舅，以及一个叫作李子文（音译）的远房亲戚。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是直接从乡下赶过来的，他们穿着农民经常穿的那种绿色或者深蓝色上衣。大舅已经七十一岁，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来过北京了。李子文是唯一的城里人——他生长在跟三岔一山之隔的海字口。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参了军。在部队服役十年之后，他得到了政府在首都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现在已经升职当了一个小官。他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上面贴着花花公子的标识，还穿了一件毛衫，胸膛上印着“Wolsey”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农村人特有的单调身材了——皮带之上，一小点将军肚鼓了出来。

几个人一进入病房就围在了病床前。魏嘉盘腿坐在床上，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外公曹继福（音译）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背上，跟他轻轻地说起话来。突如其来的关注让魏嘉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头低了下去。床单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换洗过，做血液检查时留下的血迹变成了褐色的斑点。

几分钟之后，有人提到了午饭。李子文，也就是那位城里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钞票：全是百元大钞。他把那一叠钞票放在床上。

“这些钱拿给孩子用，”他说道。

魏子淇试图把钱还给他，但李子文推辞了。两个人不痛不痒地推让了一阵，最后，魏子淇点了点头，以示感谢。接着，那位舅舅，还有外公，也走上前来，在床上放下了一叠钞票。最后轮到大舅。他比另外几个人都要穷，他放下的那一叠钞票里，有十元的也有二十元的。血迹斑斑的床单上，码放着四叠钞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曹春梅把所有的钞票都塞进了孩子的枕头下面。有人提到了吃午饭的事儿。

曹春梅留下来陪着魏嘉，其他几个人去了街对面的餐馆。我们要了一个雅间，又经过一阵推让之后，外公坐到了对着门的上席位置上。魏子淇把菜单掂量了足足五分钟之久才开始点菜。当服务员拿来一瓶六十度的粮食酒时，他查看了一下封口。“你敢保证这一瓶不是假酒吗？”他问道。

服务员似乎有点吃惊。“我敢保证，”她说，“不过，我估计我也不敢跟你那么说。”

李子文拿过酒瓶，用手指摸了摸瓶盖。“我搞不懂，”他说，“现在的假酒很多。这假东西对身体很不好。”

真东西也一样，我在心里面对自己说道。魏子淇把那瓶酒退了回去，又拿来一瓶，还是被他退了回去。最后，服务员拿来了一瓶红星二锅头。“这个我们敢跟你打包票。”她说道。

魏子淇把二锅头倒进几个酒杯里。一盘接一盘的菜端上来了，每端上一道菜，都会激起大家对菜品进行新一轮点评。在精心准备的中式宴席上，谈话是不会有间歇的：只要有饭菜，大家就不缺少谈话的内容。

“这鱼香肉丝比我们那天晚上吃的味道好多了，”魏子淇说道，“但他们这儿做的铁板牛肉不怎么好吃。”

“有点咸。”

“豇豆还可以，不过也只是勉强而已。”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牛肉干，魏子淇尝了尝，然后说道：“这东西味道不对劲哦。”

几个人轮流着试了试牛肉干，都抱怨起来。

“嗯，是不行。”

“我看啦，是做出来太久了。”

“吃了这个东西是要生病的。”

魏子淇把服务员叫进了雅间。“这盘菜是坏的，”他说道，“你把它拿回去吧。”

女服务员把那盘菜端了回去。等她再进来的时候，魏子淇又向她抱怨，说他们没把鸭头煮进我们喝的汤里面。“你们应该把它煮进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他严厉地说道。在餐馆里——检查酒瓶、判断饭菜、迅速决断——在我为他儿子输血而发生争执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两者似乎完全不同。不过，这符合他在农村的逻辑：他对血小板和活体检查一窍不通，而饭菜是他的营生。所以，在餐馆里，他成了专家。再说，他也可能想让别人把他当成是控制局面的人。

几个人从容地喝着酒，外公的脸首先变红了。他站起身来，很正式地跟我敬了一杯酒。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我们非常感谢你对魏嘉的帮助。”

大家都举起酒杯，我们一饮而尽。“何伟在美国有很多当医生的朋友，”魏子淇说，“他们也给我们帮了大忙。”

有人问起小男孩血小板的事儿，魏子淇说，自从输血以来，血小板已经上升了不少。他给大家讲述了开车进北京城的过程，那一次，魏嘉血流不止，我们在山路上不断地停下车来。故事讲完之后，其他几个人继续讨论着小男孩的健康问题。魏子淇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道，“那一次，坐在车上，我心里面害怕得很。”

我告诉他，当时我也很害怕。

几个人都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也加快了。城里人李子文跟外公喝了一杯。“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喝酒吧，”外公说道。

李子文笑了笑。“第一次是魏嘉出生的时候，”他说道，“那时候，我还在部队，他们准了我两天的假。”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的酒！”外公说道。他举起酒杯，李子文也举起了酒杯，共同为有关小男孩出生的回忆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