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镇里的下乡干部有时候会到这家餐馆来吃饭，特别是如果有理由要到某个偏僻地方的话，他们更要来这个餐馆。有一阵子，一群来自顺义的贪腐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餐馆，来此玩麻将进行豪赌。三岔地处偏远，他们的赌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还知道，魏子淇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有时候，魏子淇被指定要为客人们倒啤酒。一时间，我禁不住会想，他会不会变成黑手党电影里面的跑堂倌：偷听对话，掌握内情，设计让自己爬到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不过，麻将豪赌突然终止了，也许是因为正在对贪腐行为进行打压吧，顺义那一帮领导干部们再也没有来过。

2005年，政府启动了一个新的发展项目，叫作“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完成交接班——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上了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时代以城市的发展而闻名，胡锦涛则对农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三岔，每天早上，高音喇叭里都会响起关于首创精神和政治运动这样的报道。接着，各种资金就开始如涓涓溪流般来到村子里。那一年，当地县政府投入一笔钱支持农村地区的商业发展，以满足新兴的自驾游客的需要。在这个项目中，魏子淇找到了一个受益的途径。他申请并得到了一笔现金资助，用来改建他的厨房。这是入党得到的又一笔福利——他时刻都在算计着，怎样才能从政府主持的各个项目中得到好处。

说到厨房的改建，他雇了三个村民。在三岔，任何人只要雇人干活儿，就要管饭。一天晚上，我跟那几个参与改建厨房的村民一起吃晚饭。一个村民问，有没有我不吃的东西。

“他不吃鸡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魏子淇就说了这句话，“他不吃肠子，其他内脏也不吃。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吃豆沙。他喜欢吃鱼，喜欢吃蔬菜。”

村民们常常会拿很多时间来谈论吃这个话题。几年间，魏家人已经琢磨透了我食谱中的每一项怪癖。今天晚上，大家又讨论起饭桌上吃的菜来。突然之间，谈话转到了国际大事上面。

“你看日本好小哦，”其中一个人说道，“日本有几个北京那么大？”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答案。

“哦，反正我敢保证，不会有好几个，”他说，“日本那么小，竟然在打仗的时候占领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你看，它比东北还小！”

“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是中国人，”另一个人说道。他是那几个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说的话显得很有分量。他同时把筷子在空中一指一点，似乎要为这场谈话开辟更多的空间。“秦始皇派了些士兵出海，”他继续说道，“去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他们就那么发现了日本这个地方——那些士兵没有回来，就在那个地方安家落户了。所以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提醒他们，日本的北方诸岛上有一个种族叫虾夷人，他们跟日本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日本的原住民，”我这样说道。那个人举着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处理这一信息。然后他说道：“秦始皇派出士兵漂洋过海，为的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就这样，他们发现了日本。所以说，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听明白意思了——我决定在虾夷人这个问题上不再说了。那个人挥舞着筷子，为这场谈话又劈开了一个口子。“韩国人原先也是中国人，”他说。

“清朝的时候，韩国都还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另一个人说道。

“蒙古还不是这样。”

“越南也是。他们原来也是中国人。”

“打仗的时候，日本人也占领了韩国。”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三岔的人们闲暇下来的时候，闲聊的话题常常会突然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这有点像翱翔在空中的老鹰，先是一动不动，可突然间好像遇到了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村民们谈论的通常是一些世俗的事情——饭菜、天气、物价等——但是，话题随时都可能调整风向。村民们一会儿漂洋过海，一会儿又穿越大洲；一会儿身处此朝，一会儿又置身彼代。他们喜欢谈论中国曾经的伟大，尤其喜欢把它拿来和中国的今天相比较，喜欢说几句一概而论的话语。说到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他们心胸狭隘，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他们喜欢把中国的事情跟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待。但要听懂这样的闲聊，却是一件非常迷惑大脑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饭桌上的话题会不断地来回跳跃。某个人的一句开场白可能需要至少半分钟才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放大成清晰的概念——“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唐朝”——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说起了关于非洲妓女的电视剧。

跟着这几个改建厨房的工人一起，我们突然之间又着陆到了朝鲜半岛。

“北朝鲜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道。

“他们分裂有五十年了。”

“北朝鲜比我们中国还要穷！”

魏子淇看了看我：“你到过朝鲜吗？”

1999年，我在中朝边境呆过一段时间，于是我给大家讲了那次旅行的经历。那一年，朝鲜遭遇了大饥荒，难民们越过界河逃到这边来。在边境城市图门，我正在沿着河岸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个孩子模样的人。我从他的背后走了过去，估计他的年龄在十到十一岁之间。随后，我看了看他的脸，看不出年龄来：他可能有三十岁，也可能有五十岁。那情形仿佛是一个老人的头放在了一个小孩子的躯体上。意识到那可能是个难民，我便停下了脚步。

我讲完了故事，饭桌上的几个人立刻大笑不止。

“我就说嘛，朝鲜比中国还穷。”

“身高看起来是个小孩！”

“脸看起来是个老头！”

“那种人怎么干活？！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假如你往村民们的谈话中间抛出一点什么东西，根本没办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人喝着白酒，过了一会儿，魏子淇拿出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酒。那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机场商店买来后送给他的。整个包装是一个礼品盒，礼品盒的盖子由纯色的塑料制成。通常，魏子淇把那盒子放在橱柜很显眼的位置上。现在，他把那东西拿给饭桌上的几个人看了看。

“当时买多少钱？”他问我。

“记不清楚了，”我说。

“起码两百多块钱，对吧？”

“可能有三百多块。”

拿着筷子的高个子男人钦佩地说：“那么贵呀！买十瓶二锅头都够了。”

几个人把那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传看了一番。大家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后，魏子淇把那盒子又放回了橱柜上。一开始，我对送他这件礼物还感到有一丝愧疚，因为我知道他有酗酒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看出来，他永远都舍不得打开这么贵重的东西。用它来做一番炫耀，会有趣得多。

党支部会定期给村里的党员们发放一些礼物。一般来说，那都是些可以当成摆设的物品，跟什么周年活动或者大会有点关系。作为新党员，魏子淇把党支部分发的礼物摆在了十分显眼的位置，因为那是他在村里所享有地位的一种符号。8月1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立纪念日，党支部给三岔的党员们发了一张镀金坦克画报。元旦的时候，他们分发了一份日历，以庆祝几个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在中国的政府办公室，这样的图片十分常见。那些图片上面往往都是一些桥梁、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桥。这些场景通常都是从高到低俯拍的，颜色极为明亮，甚至到了花哨的程度。

魏子淇的那份基建工程日历上，每一幅图片都有一些数目字，同时印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11月的那一页印的是：

党员义务（第七条）：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三岔的党支部给党员们发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一份“计算机数字信息日历”。它的塑料边框上可以显示温度、时间、日期、阴历和阳历，边框的里边是一张九十公分宽的带框照片，照片上的场景是某个未知的外国城市。照片中的这个城市很难辨认：一连串不高不矮的摩天大楼，全被人为地做成了亮色。照片的前景是几座铁路大桥，编辑人员在处理照片的时候，漏掉了大桥上的几块锈斑。整个场景有点像美国中西部某个无序发展的无名老朽小城，但我不认识这个城市。

魏子淇把这幅画挂在墙壁上非常醒目的地方，跟它正对着的，是就餐的客人们经常使用的那张餐桌。旁边就是曹春梅设置的神龛。我第一次看见这幅照片的时候，就问过魏子淇，照片上的城市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在国外。”

一开始，我以为那座城市可能是克利夫兰或者底特律。后来，碰巧有个朋友到过那个地方，他才认出来，那个城市就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2005年，也就是三岔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丹佛天际线”日历的那一年，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名为“保持先进性”。这是当地农村以另一种方式反映国事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要新领导上台，就要开展一次充满各种口号的学习活动，以巩固政权。“保持先进性”是胡锦涛首先提出的一种理念，这句口号的准确意思很难把握。它的目的是想搞成基层运动，尽管全部指示和学习材料理所当然地全都来自于高层。很明显，共产党十分关心农村这个庞大的基础，之前已经开始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负责学习活动的欧阳淞副部长告诉记者，农村有很多人外出务工，现在党的队伍后继乏人。

在三岔，魏子淇和其他党员认认真真地参加了每一次学习活动，一起学习党章，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所有这些文件材料都要大声朗读，这是一种累人的老规矩——党章一共有一万七千字。因为魏子淇是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朗读的任务常常会分配到他的头上。一天下午，正处在学习的高潮期，我开车来到了村子，发现魏子淇一个人正在喝酒。他看上去很不高兴，用手托着左脸，好像有些肿胀。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把牙齿弄坏了，”他说。

“怎么回事儿呢？”

“开啤酒，”他说道。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懒得用开瓶器，牙齿受伤就成了酒精的副作用。有时候，我禁不住想，那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学习主题：建设新农村，保持先进性，禁用牙齿开酒瓶。

我问魏子淇，要不要去看看牙医，他却摇了摇头。不管在村里遇到什么意外，他一般都不情愿去看医生。有一年，他被獾咬了一口。只拿着一根棍子，多少出于无聊，魏子淇把一只獾追进了洞。手指被獾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后，他把那只獾打了个半死。“獾没有狂犬病，”我建议应该到怀柔去看看医生，他却这么说道。我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他根本不在意。他处置被獾咬伤的伤口的药物，跟处置牙齿受伤的药物如出一辙：不停地喝二锅头。

由于开啤酒瓶弄伤了牙齿，我坐下来陪陪他，他则继续实施他的白酒疗法。他告诉我，整个上午，他的牙痛因为学习活动而加倍令人心烦。今天的那场会议开了五个小时，已经进入了自我批评的环节。我问他，这次打算抨击自己哪方面的不足。

“劳动。我说村里面修路的时候，我出的劳力不够。”

“其他人怎么说你？”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批评我的，还是出的劳力不够。”

“党支部书记自我批评了啥？”

“脾气不好，”魏子淇回答道。

魏子淇和党支部书记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被搁置在了一边。自从入党以来，他干得很不错——那个夏天，他还被选派参加了怀柔区党校为期一周的学习。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主要是培养领导干部，魏子淇能够参加学习就是一种信号，他很可能会在政治上获得任职。在党校，他把当地的各项政策又复习了一遍；回到村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摞党的书籍，其中一本叫作《推进农村城市化读本》。这本书通篇都是那种常见的诱人的图片，大多数图片的内容都是怀柔的道路基础设施：城区宽阔的十字路口，刚完工的通往昌平的公路，即将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等等。第一章的标题是“推进城市化是怀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里面有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愿望，它们反映的是现代生活的概念。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些愿望，就发现这些愿望显得太天真了。”另外有一章描述了党在怀柔这样的半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生产习惯，存在着明显的小农思想，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习惯上，表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上。农村的这些传统已经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上，这与人们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产生了冲突。

党在农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人们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和沟通。每年夏天，三岔的党员都要免费外出旅游一趟。2005年，他们前往的地方是北戴河避暑山庄。那是魏子淇第一次看见大海，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要讲述他的这一次旅游经历。渐渐地，他在怀柔呆的时间多了起来，既为他的生意，也为党的事业。他不断地改换着他的装束——他把进城要穿的皮鞋换成了更高档的品牌，买了一条牛仔裤，以及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在城里和乡下，他换着抽不同牌子的香烟。在农村，他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价值不到三块五。到了怀柔，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农民变得尤为重要，他一定要带上价格更贵一些的黄盒或者红盒。有时候，有钱的游客在招待所住过之后，会拉下一两盒高档香烟。魏子淇会把这些香烟储存起来，以便在重要的生意场合派上用场。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大多数人并不担心香烟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危害。在南方的温州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生意人，他把抽烟当成是职业中的一个步骤。我问他会不会戒烟，他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我。“不会！”他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关系，那就得请他出去吃饭，就要跟他一起抽烟喝酒。”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魏子淇每天要抽掉一包多香烟。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不好，有好几次都试过把烟戒掉。但身份地位比尼古丁还容易让人上瘾。他曾经给我讲过他最近一次进城的故事。“我跟认识的一帮怀柔人一起吃饭，”他说，“有几个是政府官员，有些是其他村的党员。我带了一盒中华烟，这也是一个客户留给我的。拿得出这种烟，让我感觉很爽。桌子上有人带了红塔山，有人带了三五牌，只有我带的这个牌子价钱最贵。”

“那都是很重要的客人，”他接着说，对自己的回忆满意地笑了起来。“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派得上用场。我在考虑给招待所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政府刚好有个项目，就是拿钱给农村做这种事情的。席上有一个人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免费安上一个。”

随着秋收季节的来临，一些老式的惯常程序又回来了。这个时节，农村的党支部不再开会，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也暂停了怀柔之旅，所有的目标都是把庄稼收进屋。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收拣核桃，这个东西熟得太快，村民们只得以小组的形式一起劳动。在当地，只有这种活儿还需要大家以公社的形式去完成——八九个人一起，从某家人的果树开始收摘，然后依次给每家人采收。所采收来的劳动成果归果树所有人，但大家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每天晚上，大家都到那天的果树所有人家里吃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些人在村子里从容地行动着，白天如此，夜晚如此——收完这个果园又收那个果园，忙完这家又忙那家。

2005年9月，魏子淇他们那帮人刚开始采收核桃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有九个人，都是些近亲，他们已经在一起劳作了一个星期。我们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下地，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九月中旬的阳光依旧非常猛烈，从果园的树叶之间穿透下来，在铺了一层树叶的地面形成斑驳的阴影。核桃树栽种在宽广的台地上，地块之间是石头砌成的分界线，刚成熟的核桃已经开始掉落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

干这个活儿只有一件工具：一根细长的丁香棍子，长约三米，一头削得很尖。对于小的果树，人们可以站在地上，仅用棍子就能够得着大部分枝桠。采摘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在树的四周围成一圈，抬眼往上看，用棍子击打树枝，颇像孩子们玩的蒙眼击打彩罐掉糖果游戏。如果某个人敲打得很准，棍子会发出响亮的“梆梆”声，三四个核桃接着便掉到了地上。掉下来的当然也有树叶——树叶翩翩落地，树枝终于见到了阳光。大家一投入劳动，霎时便打破了林间的寂静。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到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

大的树有十五米高，采收果实的人得爬上树去。对魏子淇来说，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他用手指抠住树皮上的裂缝，蹭蹭蹭就爬上去了。他可以不用双手，在枝条上左右腾挪。他穿着软底胶鞋——到怀柔的时候，他是不会穿这种鞋的——脚趾头蜷曲着扣住枝条，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双手握着丁香棍子，在粗大一些的枝条上一步一步往枝梢移动着脚步。如果背后碰巧有一根树枝，他就倚靠在上面。但通常情况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身体的平衡。没有楼梯、没有绳子、没有安全带——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都没有。不过，他在高高的树枝上轻松地移动着脚步，而他的身材非常适合干这样的活儿：四肢粗短，肌肉发达，既有力量，又好平衡。

开始采收的第一天，在第一棵树上，我看着魏子淇爬了上去，然后又下到地面。我问他有没有摔过，他摇了摇头。

“其他人有没有摔下来过？”

“基本上没有，”他回答道，“几年前，有一个邻居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肩膀。”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棵树跟前，一眨眼间，他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地如鱼得水。

在三岔，采收果实的清一色为男人。唯一爬到树上的女人是党支部书记，她身体强壮，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活计也不在话下。别人的老婆们干的都是些轻省活儿，比如在地上捡拾核桃，或者给采收回来的核桃脱掉果皮。到了傍晚，她们要为劳动了一天的男人们做好晚饭。农业上的这种分工形成了当地的文化，即便从中国农村的标准来看，也是极端的以男性为主宰。除了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是个例外，男人们把持着绝大多数的权力。而当地有一些传统习惯，如扫墓，仅限于男性。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西南地区，性别上的界限从来没有如此宽泛过。不过，那些地方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但对力气的要求不怎么高，女人当然可以在稻田里跟男人干同样的活。

我们采收果实的那天，一共有十个人，但只有两个女人。女人们跟我都呆在地上，一同呆在地上的，还有从外镇赶来帮忙的曹春梅的父亲。我们几个都有不爬树的理由——性别、年龄、国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从高高的枝头掉下来的核桃捡拾起来。这些核桃在岩石斜坡上滚动着，滚进灌木丛，滚进杂草丛。不一会，我就感觉到胳膊发痒，背上发痛，双手也因为捡拾核桃而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都在闲聊着，仿佛这是一次社交聚会。他们闲聊着饭菜和金钱，讨论着核桃的卖价。村民们一般把采收回来的果实卖给那些在秋天时节走村串乡的小贩，过去几年间，收购价一直在采收期间维持不变。不过，到了现在，收购价变得极快——有时候，一天之内的价格变化幅度会达到百分之十。这全都是因为新修了道路：小贩们下到村子里变得更加容易，做这个行当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价格战。村民们得选准最好的时机才出售果实，这便成了我们在地上寻找果实的时候，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当他们不再谈论饭菜，或者物价，或者饭菜的价格的时候，他们就径直吃了起来。有时候，核桃在跌落的时候已经破开，采收者便把它一吃了之。他们吞吃的数量惊人——咀嚼果实的声音如同枝条断裂的声音一样稀松平常。曹春梅的父亲递了一个给我，我客气地拒绝了。在炎炎秋日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我最不想吃的东西就是核桃。

“何伟不喜欢吃核桃，”他说道。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核桃？”

“外国人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站在十几米高的树枝上，魏子淇踪影难觅，但他的声音却好似在背诵祈祷词那样十分熟练：“他也不喜欢吃鸡蛋，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喜欢吃豆沙。”

握着核桃的感觉——冰凉而粗糙的纹理，清新的香味——勾起了我对童年时光的记忆。在密苏里的老家，核桃树十分常见，多数人把这种果实当成麻烦事儿，核桃妨碍了剪草工，滚到了街道上。孩子们喜欢拿它砸汽车。有一年，我母亲听说邻近的布恩威尔镇有人在大宗收购核桃。整整一周，我和姐妹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决心很大的农活队伍，挨家挨户摁响门铃，请求他们把捡拾来的核桃倒进我们的垃圾袋。我们把这些垃圾袋放进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霍尼特轿车的货厢，并开到了布恩威尔镇。那儿的人把那些核桃先后倒进了自动去壳机和研磨机。果肉加工成黑色浓缩物，装进了一个超市购物袋。那人把袋子放在天平上，查询了一下价格簿，然后开出了一张一美元七十美分的支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尼特轿车一直散发出难闻的核桃气味。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那个人把支票递给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母亲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三岔的果园里，我向魏子淇讲了这个故事。美国人把核桃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这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挑出一个大个儿的核桃，嘴里念叨着说它价值一毛钱。那一年，核桃行情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每隔一两天，贩子们就要把价格提高一点。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魏家的屋子里吃饭。曹春梅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做饭：西红柿、豆腐、猪肉、新鲜的豇豆、煎玉米饼等。她还烤了一条虹鳟鱼。但她没有坐下来跟男人们一起吃饭：三岔的宴席常常是男女分坐的。即使跟我一起劳动的另外两位妇女也被降格到了里屋的一张小饭桌上吃饭。

男人们围坐在大饭桌的四周，就尊者之位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争执。最后，曹春梅的父亲坐到了那个位置上——年届五十八，他是最年长的采收者。他坐在饭桌的上席位置，正背着那幅“丹佛天际线”日历图。那上面的电子读数显示，气温为摄氏二十度。

其中一个采收人名叫魏从发。他是魏子淇的堂兄，耳朵有点背。他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幅丹佛街景照片，他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它。“那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吗？”他问道。

“那是这个房间的温度。”旁边一个人解释道。

但魏从发没有听清楚。“是哪儿的温度？”

“是——这个——房间——的温度！”

“这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

“那么，那是哪个城市呢？”

挨着我坐的是闫可均（音译），他三十多岁，住在下村。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人，喜欢看看新闻，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他一直在关注卡特里娜飓风的消息。几天前，也是在采收果实之后的宴席上，我们聊起了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情。

“你看，”他说，“美国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真就是一桩事。人口那么稀少，你不得不担心，会不会又减少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他呷了一口白酒。“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他说，“但在中国，我们可能失去了千万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国家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儿。”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震惊的是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看了新闻，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儿，那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应他，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闫可均已经改变了话题。跟我同其他村民无数次的闲聊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又从另一个地方起飞了。

坐在“丹佛天际线”日历图之下，男人们轮番喝着白酒。曹春梅的父亲第一个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晚宴收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们又回到了果园。我开着车回到了北京，因为蹲下去追捡核桃，我的双腿酸痛了好几天。一连三四天，我的双手依然乌黑一片。总共加起来，在九月份那个炎热的日子里，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劳作，我们十个人采收了三千多斤核桃。一共卖了三千多块钱。

我在三岔居住的那几年，野猪开始变得常见起来。当地村民把它们叫作“野猪”，但很可能是逃跑的家猪的后代。猪如果以草饲料为食，它们的体形会发生一些改变：肩胛部位变宽，全身长满长毛，嘴角长出獠牙。在从前，这样的动物很快就会被猎杀干净，因为农民们花在山上的时间很多。但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大山搬到了别处居住，就算留下来的也有了新的事情要干。农民们把空闲时间都用来从事建筑活，或者做生意，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城市，村庄周围的土地越来越荒芜。在三岔，地势较高的庄稼地已经被撂荒，野猪便在这些地方繁殖开来。有些时候，野猪们铤而走险下到沟谷里，糟蹋农民们的庄稼。

冬季，有些村民会布下圈套。2月份，魏子淇捕获了一只九十多斤重的猎物。他把陷阱设在了靠近海字口山口的地方，做得也很简单——一个铁丝做成的圈，套在树上即可。那家伙不偏不倚地钻了进去，铁丝圈便紧紧地套住了它。当魏子淇跟另外一个邻居前来检查陷阱的时候，猎物还在拼死挣扎。他们在附近找了棵树，砍下两根枝桠来，把那动物活活打死了。一天之后，我和魏子淇爬到那个地方去看现场。由于那畜生的挣扎，地上的浅草全被压平了，小路上满是那家伙的獠牙印。血滴一路延伸到了村子里，足足有三公里多，滴血的路径也是人们运送战利品的路径。

一连几个星期，魏家人每晚都要吃野猪肉。跟家猪的肉相比，野猪肉要瘦一些，黑一些，油腻一些，味儿重一些，曹春梅把它切成片状，和洋葱一起翻炒。真是作孽，她这样跟我说——她把那个活儿留给了魏子淇。如果他也有作孽的顾虑，他还是英勇地克服了。在屠宰那头野猪的时候，他发现那头畜生已经怀孕。于是，他把猪的胚胎割下来，泡在了白酒坛子里。浸在清凉的液体中，那玩意儿看上去可真像是个孩子的玩具——一只细小的白色猪仔儿。我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的时候，极为震惊，连视线都无法收回。最后，我问了一句：“那个拿来做什么？”

“做药，”魏子淇这样回答道。中国人经常泡药酒，在一瓶白酒里放上植物草本，甚至是爬行动物，蛇类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用白酒浸泡的哺乳动物，而魏子淇也根本说不上来这种泡酒的健康功效。“可以顺气，”他含糊其辞地说道。但是我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动过那玩意儿，也没有其他人动过。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动物制品，连村民们都觉得太毛骨悚然。

那罐子被摆放在魏家的大屋子里。这间房在上一次重新装修的时候在空间上进行了扩展，从那以后，魏家人的财富便开始越聚越多。房间的布置说明，他们对对比搭配进行过研究：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开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丹佛天际线”正对着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一共有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上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着：“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

这个家庭的变化对曹春梅来说，尤其显得艰巨。刚开始的时候，贷款和投资的担子主要压在魏子淇的肩上。两年多来，生意已经走上正轨，比较平稳了。他对于自己日渐上升的地位颇感自豪——他在村子里面走动的时候，明显地带着跟以前不一样的信心。在三岔，女人很少扮演这方面的角色。对曹春梅来说，客人越多，只意味着要干的活儿越多。在繁忙的周末，她很少离开厨房；多数时候，她清晨醒来面对的，是头一晚客人留下来的一大堆油污碗碟。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她从中没能够得到什么乐趣，她跟外界的接触常常转瞬即逝。她从他们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但即便是佛教带给她的也只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慰藉。她很讨厌在餐馆里剖鱼和宰杀动物——在以往，这丝毫不会让她有什么顾虑，但随着她更多地阅读佛经，她越发讨厌这样的屠宰行为。如果魏子淇在，这个工作就由他来做，但他总有到怀柔出差的时候。

曹春梅告诉我，每天早晨，给神龛摆放贡品的时候，她都要请求神的宽恕。在家里，只有她可以不经受由共产党主导的自我批评。跟别人不一样，她不愿意走这条捷径，因为她说自己的工作还不够努力。她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她对煮给别人吃的那些饭菜感到极度的愧疚。“如果我不得不杀鱼或者杀鸡，我要为它们祈祷，”她说，“它们都是无辜的。它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把它们弄来杀了。所以，我要为它们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如果我不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我害怕它们的冤魂会回来惩罚我。”

她还担心在她的房子周围有其他鬼魂。这些都是乡下人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比最近复苏的佛教历史还长，比一度令人狂热的法轮功历史长多了，当然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长。村民时常说起蛇精、狐狸精、兔精、黄鼬精等，这些动物可能寄居在房子里，然后要么变成好鬼，要么变成坏鬼。有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禀赋，能够读懂它们那个世界的事情，村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明白人”。从前，三岔有个很有名气的明白人，人们经常去拜望他。只要有人来访，这个明白人便会抓住他的手腕，摸一摸他的脉搏，然后很具体地说出是哪些精怪在影响他。当时，那个明白人跟童年时代的搅屎棍住得很近，后者经常为那位大师举行的仪式倒茶水。然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都停止了，因为共产党正在对此施以压力。后来，明白人去世，村里再没有人看得见那些东西。

不过，在改革开放期间，跟其他传统一样，宗教慢慢地复苏了。从总体上来说，共产党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信仰。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宗教气氛十分活跃。有些村民相信，搅屎棍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把他童年时代跟明白人的联系给磨蚀了而已。有时候，会有人找到搅屎棍，请他做一番分析与推理，但曹春梅更愿意去找别的人。她在怀柔认识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因为天资聪颖，名气很大。2006年初，曹春梅前去拜访了他。他告诉她，她家里有个狐狸精很活跃，建议她回去立一个神龛。这样，她家的主房间里新近才出现了一盘盘香。跟这相伴的，有两尊佛像、一坛仔猪泡酒、尊尼获加威士忌酒、纪念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明代信号炮、“丹佛天际线”日历等。

狐狸精会给家里带来诸多麻烦，曹春梅和魏子淇最近确实经常吵架。他们一同承担着经营生意的责任，但他们不是合伙关系。毫无疑问，重要的决定都由男人来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来享受。随着他越来越深陷在党的事务和生意之间，他对家庭的兴趣越来越小。遇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接连几天不在家，到怀柔去拜访朋友，夜晚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对曹春梅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视而不见。“我懒得管他，”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不关我的事。”

她总是选择一种消极、甚至破罐破摔的姿态。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佛家弟子的做法——她已经远离了尘世——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奔涌着一股挫折的暗流。这不仅仅是被动-攻击那么简单。魏嘉表现不好的时候，她会强调她的无力。“他不听我的，”她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我问她知不知道村子里面的政治关系，她会摆摆手。“那个呀，我什么都不懂，”她说，“那不关我的事。”有一次，我和魏嘉正在温习学校下发的一些材料，我问曹春梅，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是江泽民吗？”她回答道，然后列举了一连串已多年不掌权的政治家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弄不懂。”那可能是实情——乡下人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问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但是从2002年开始，三岔的高音喇叭每天起码要把胡锦涛这个名字提到三次以上。我猜测，她那么做是不是在强调她的生活态度，在强调她对于自己无力掌控的事情要尽量远离的态度。在她看来，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经沉迷于物质条件和现代化进步的时候，还是有像曹春梅这样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一心向往古老的传统观念。

不过，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并不容易，曹春梅的另一个自我也渴望作出积极的反应。不管她多么讨厌她丈夫新近的日常生活秩序，她对他的自由自在和企业家身份还是羡慕不已。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冒过单独做生意的念头。她是个很不错的厨师，她觉得自己做出来的玉米粉条，对城里面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说那个东西是“有机食品”——这个词在北京正在逐渐流行开来，西方的饮食观念已经令这个地方高端餐馆的面貌有所改观了。曹春梅做了一些样品，带着它进了城。在城里，她到各家餐馆挨个打听，希望打着有机玉米粉条这个旗号能够卖出这些样品。然而，尽管她做的东西货真价实，却不具备中国男性做生意的那些工具：一包一包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的白酒。后来，没有人找她长期订货，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偶尔，她会试着改变自己的装扮。她去染了头发，买回几身新衣裳，还节过食减过肥。有一个月，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减掉了十八斤体重，因为她在怀柔买到了减肥药。中国的女性想要减肥的时候，她们总是不吃饭，靠安非他命药物为食。特别繁忙的那一个月里，曹春梅服用了这样的药品。我每次到厨房去找她聊天的时候，她都有些头晕目眩的样子。后来，她又恢复了体重，恢复的速度跟她减肥的速度几乎一样快。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

一家人里面，只有魏子淇的体重没有增加。尤其在冬春季节，他仍旧要干很多体力活儿。但他要喝很多白酒，抽起烟来也连续不断。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尝试戒一次烟，去找横行中国的江湖郎中开一些药回来。有一年，他在北京买回来一种东西，那上面的英文标识是“戒烟灵：鸡尾酒疗法”。那东西价钱很贵——二百多元——盒子上印着美国的戒烟标志，以及几幅外国人的照片，那几个人想必是使用了这种产品，显得十分快乐。那东西的成分包含维他命C、辅酶CQ10，以及叫作“公牛硫酸”的什么玩意儿。上面印制的宣传词说“保持抽烟的感觉”，发生的情形恰好如此：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魏子淇又在身上带了几包红梅烟。

偶尔，他会前往北京，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出这样的差之前，他从不事先通知，也不提前打电话看我是否有空。相反，我的电话一响，魏子淇就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仅一个街区之远的十字路口。他似乎把首都想象成了另外一个村庄，只不过大一点点而已：他不明白，城里人很少不提前电话通知就前往朋友家里拜访。反正，他不喜欢提前告知进城的计划。即便他已经小有成就，即便他学会了生意人的游戏，他也不会对未来事项夸夸其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依旧是个农民：言辞之间，他总是极为谨慎。

2005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在交道口立交桥旁边的一个角落等着了。我出去见到了他，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进城时才穿着的那身衣服：蓝色牛仔裤，以及崭新的黑色风衣。他那双最贵的皮鞋已经擦拭得锃锃发亮，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一个仿冒皮包——也就是中国的创业者常常拎在手里满大街转悠的那种。他跟其他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谨慎。魏子淇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极为警惕，害怕上当受骗是原因之一。

那一天，他是进城来加入中国长城协会的。他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现在他才跟我解释说，头一年有个登山家去爬长城之前，在他的招待所里住宿过。“他是长城协会的会员，”魏子淇说，“他跟我说，我也应该加入协会。费用不多。”前来招待所住宿的客人跟魏子淇的谈话，对他的影响往往很大。他把这些城市客人的话仔细地听进了心里，把他们的名片好好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放在跟“丹佛天际线”日历不远的地方。那天，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还有长城协会的地址一并抄在了一张纸片上。

我陪着他走到了长城协会的办公地点，那儿离我的公寓没有多远。申请程序十分简单：魏子淇按照规定缴纳了四十元钱的会费，同时把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交给了办公室的秘书。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他遇到了唯一的麻烦。

“我不填这个行吗？”魏子淇问道。

办公室秘书告诉他，长城协会的所有会员都要有简历。魏子淇对着那份表格琢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填写：

1969—1976 在农村出生

1976—1988 在学校读书

1989—1991 在工厂当保安

1991—至今 在村里当农民

他极其谦虚，根本没有提到他做生意的事情。秘书把表格查看了一番，确保每一个项目都填有内容。在“政治面貌”这一栏，她犹豫了一下。

“你是党员，对吧？”她问道。

“是的，”魏子淇扭捏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秘书笑着回答道，“上学的时候，我只入团当了个共青团员！”她把照片贴在一个身份卡上，然后盖上大红印章，整个事情就结束了：魏子淇成了中国长城协会的会员。

接着，我带他到一家川菜馆吃饭。我注意到，他又带了一件党支部刚刚分发的礼物：一个不锈钢保温杯，上面印着“渤海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纪念”几个字。这只保温杯标志着又一个为期二十天的学习过程。魏子淇说，他们最近又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那些重要讲话温习了一遍。他也给我讲了村里面的一些其他消息：他打算挖一个更大的鱼塘，计划把招待所的几个房间改造一下。在下村，城里来的一个投资人最近又买了一块地，还有把小路修到山上的计划。饭快要吃完的时候，魏子淇突然说道：“有人在说，我可能要当党支部书记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儿。我问，那可能是什么时候。

“很快了，”他说道，“现任党支部书记退休之后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他说，“主要的问题是看她会不会再任一届。”他停了一会儿。“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儿，”他接着说，“我没说过要当党支部书记。其他村民在这么谈论而已。”

我问他，月底的会开完之后，党支部书记会不会退休。

“不会。还有好多会要开哦。”

“哪方面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自我批评呗。”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

我问他，有没有想好要批评自己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想好呢。”

过了几年，我终于明白，魏子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曾经把这种品质跟乡村联系起来，乡下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自己的讲话——都十分注重效果。闲暇时间，他们可能会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闲聊长谈，但对自己的私事却守口如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态度专一。魏子淇可能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实现一个秘密计划，无声无息地做着准备工作，然后突然之间采取行动。他常常会连续地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村子里问我，能不能把他和傻子送到山下的沙屿派出所去一趟。对此，我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然后，我们又去把他接回家来，对吗？”我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道，“他需要办理身份证。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自从我和眯眯上次把傻子送下山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时间了。这段时间里，跟村子里面的大事小情一样，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常常在想，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变化的。他在招待所的尽头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这家人富裕了，生活空间更大了，他们终于可以把他隔离开来了。从前，在冬夜里，傻子跟所有人一起呆在炕上，现在他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周末，这家人有客人要接待的时候，他们总会给傻子换上新衣服，好给客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一天，魏子淇和曹春梅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打理生意，傻子变得惊慌失措，在一条路上跌倒了。以往，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呆过，突如其来的独处把他吓慌了。一家人在天华洞的标志牌那里找到了他，这个地方离三岔有十几公里远。如果不算这趟简短出行，从2002年那次冒险经历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子。

今天，我看到他和魏子淇在停车场上静静地等候着。我把租来的捷达轿车的后车门打开，傻子平静地坐进了汽车。我们开车下山的途中，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魏子淇解释说，傻子没有身份证，如果他们这个家庭要继续得到政府的扶持项目，那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自从发生了上次的插曲后，党支部书记便确保魏家人每个月都能得到政府给的补助。每一年的春节，除了一桶食用油，一袋大米或者面粉，他们还能够另外领到一百元钱。

在沙屿派出所，一个年轻的女子让傻子坐在白色背景布前的一张凳子上。他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像个紧张的孩子一样坐着，双脚曲伸到了凳子后面。那女子捣腾着数码相机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那台机器闪了一下，嘶嘶地响了一下。一会儿之后，照片出来了，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无牙的笑容。

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警察给魏子淇填写了一份正式的通知书。“他是个聋哑人，对吧？”那警察问道。

“就是。”

那警察在一张专用信签上很快就写好了通知，然后他把那张纸递给了魏子淇。“把这个交给党支部书记，”他说道，“她会把它交到镇里。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了。”

我们开车往回走的路上，傻子看得十分专注，仿佛要尽情地享受这次难得的旅途。我后来再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并用手指了指停在坝子上的那辆轿车。不过，我再也没有看见他坐进过轿车。既然他已经经过了正式登记，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到别处去了。我所见证过的那两次旅程，代表着他一生中走过的最远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傻子领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海信彩色电视机。这是政府新近助残项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记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魏子淇从来没有提到过电视机的事儿。这家人已经有了一台大电视机，他们便把政府发放的这台电视送给了魏子淇的一个亲戚。反正傻子也不看电视，那些节目他也听不见。每到夜里，他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坐着。那家人把电视机送了人，但没有收钱。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傻子的身份证上载明了他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到底是谁。他出生于1948年12月11日，名字叫作魏宗漏。身份证上的魏宗漏看上去很苍老，很忧心。他向前弓着腰，眼里满是哀伤。只要这张照片稍晚一点点儿再拍摄，或许就能够捕捉到他那微微的笑意。那个“宗”字在他三个兄弟的名字里都有——那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标记。那个字的意思是“祖宗”。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上：到处都是新路、新车、新的建筑工程；村民们用上了有线电视，手机有了信号覆盖。但能够说明他们繁荣富强的最明显的证据，却是垃圾。我第一次来到三岔的时候，人们简简单单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滚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溪沟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垃圾产生，所有东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复利用，人们也很少食用袋装食品。但随着经商和旅游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方便面包装袋、饼干包装袋越积越多，那条溪沟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满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眯眯组织人们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当地县政府才终于在这个地方实行了垃圾定期清运服务。就在那一年，小贩们也来了，他们开着厢式货车，收购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报纸等。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开着车到三岔来购买垃圾！

不出所料，已经开始有城里人来这里定居了。在北京，一种时尚正在形成，中上阶层的人们喜欢到乡下找一个地方再安一个家。有时候，整个村子住的全是外来人员。在下面的沟谷里，离三岔不远的铁矿峪，有一片地方全部卖给了城里人。几个月之内，当地人的生活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原住民们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厦在原来的果园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们忙着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长租出去。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筑物。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里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被人们抢购一空。就连搅屎棍也跟一个北京人达成了一笔买卖。签下协议之后，搅屎棍立马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砖墙刚砌到四米多高的时候，他突然抬高了价格。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村民个人不能够出卖自己的房产；而长期租赁合同则只能依靠善意和信用。虽然大家都签有合同，但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别无选择，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搅屎棍才察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房屋的框架就那样立在那里，无人过问。要是把那项工程做完，他也许还能找到下一位租客。但跟乡下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几乎没有办法筹集到资金。在过去，他可能拿土地抵押——他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就这么干过，因为那个时候入不敷出，只好把自己的田产抵押给了魏子淇的祖父。但搅屎棍没这个选择，他也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他需要到村里获得同意，而村里把他的申请给顶了回去。做出回绝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多年来，她跟搅屎棍的关系一直不和。他们都是党员，还是远房姻亲，但他们就是搞不好关系，这个男人到最后也没搞到贷款。他曾经千方百计想把那间泥土地板房子租给我和眯眯，现在，他跟他的老婆不得不住了进去。那个房子很小，大多数家具物品都只能堆在屋外，用一张塑料布盖住。从汽车大发展以来，生活状态每况愈下的村民只有他们一家。朦胧的天色中，我时常看见他围着那半途而废的建筑工地一边转悠，一边喃喃自语。现在，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客气了许多，他的怨恨再也不会冲我而来了。他心里，会记着那些更重要的仇人。

对党支部书记，有一些风言风语。以往，大多数村民提到她的时候，充满着尊敬。显然，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争取政府的项目资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来的个体投资好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最近，几个北京商人前来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们计划开发村子里的一些地块，用于搞旅游项目。两个项目位于峡谷上面很高的地方，无人居住，而交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过。没人知道，地价是多少，投资者是谁，他们打算怎么开发那几个峡谷，等等。

在中国，类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如果党支部书记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她是不会傻到要把钱拿出来公开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还称不上豪华，而她的外表也没怎么改变。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着招呼：“嗨！又来了啊？”不过，有些村民认为，她把钱存在了怀柔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她的儿子最近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很快，人们便开始谈论起另外一件事来：即将到来的村级选举。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装上了有线电视——甚至还有垃圾用于出售。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用来说明党支部书记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村民们的富裕是在她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不过，参照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当地村民不拿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三岔人的心里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东西。他们亲眼看着城里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达成了一笔笔不动产交易。突然之间，他们担心在收益上没有自己的份儿。

为了寻找替代者，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本地最成功的生意人。傍晚，天黑之后，搅屎棍老来魏子淇的家里串门。如果我在场，那个人会对我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就找个远离饭桌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从来不参与我们的闲聊，只是在等着我的离去——他一出现，就是我该回家的信号。我后来问魏子淇，搅屎棍为什么会开始光顾他家，他只是耸了耸肩，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没多大的事儿，”魏子淇这么回答我，接着便不再多说。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村子里的政治运动就是这么开场的。搅屎棍连续光顾几个星期之后，魏子淇终于挑明了主题。他告诉我，2007年年初会有一场选举，三岔村有人希望他能够参选党支部书记。

“你会参加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太麻烦了。”但他的话语里透出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我问，是谁在给他打气，他说出了搅屎棍的名字。

“你上次入党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反对吗？”

“就是，”魏子淇说，“的确如此。”

“那他现在怎么会让你去当党支部书记呢？”

“很复杂。”

我问他，是否信得过这个人，魏子淇笑了笑。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搅屎棍的动机跟他那半途而废的砖墙一样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是，魏子淇因此成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候选人。魏子淇已经学会了协调党支部和怀柔这两个圈子的关系，没有谁的地位像他这样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3年，魏家人做生意挣到了三万多元；到2006年，他们的收入增加到了六万多。一次，我向他问起收入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胸怀坦荡。“这是三岔公认的最高收入水平，”他说道，“也许有人钱比我多，但那些钱见不得光。就务农和经商而言，我挣的钱最多。”

2006年6月，当地的政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全体党员到承德进行了一趟年度公费旅游。承德位于东北方向上，清代的时候，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夏季避暑山庄。皇帝们常来此打猎，皇家猎场里驯养着鹿和野猪。现在，这些猎场已经向游客开放，游人们可以到曾经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廷和寺庙自由闲逛。来自三岔的代表团参观了所有的旅游景点，晚上就在宾馆里举行宴会，共饮白酒。回来之后，魏子淇给我看了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照片跟之前的每次旅游毫无二致。每一张照片上，三岔村的全体党员都站成一条长队，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他们身着休闲装，但谁都不见笑容。很难看出，他们是在度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邻居，也可能是远房亲戚。不过，他们的站姿中，表现出了亲密与疏远的惊人结合。这些人不一定是亲密友人，他们的联盟可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他们甚至可能相互讨厌对方。不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

8月的一天早上，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跟往常一样，他的这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尽管这一次我猜得到他来北京的原因。半年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买一辆车。

上村还没有人有车。近几年，车子已经越来越普及，村子里有几个人买了那种三轮微型运货卡车，用来在乡下运送货物。有个人买了一辆二手拉达轿车——不过，照魏子淇的说法，那不算数。老式的苏制轿车外观太差，基本上没办法驾驶，而且那位买主差不多立即把它又卖了出去。就这个村子而言，那条公路尽头的停车场依然在等待着本地村民的第一辆车的到来。

自从拿到驾照以来，魏子淇一直在存钱。他同时也在存储关系——他每次去怀柔，都要向朋友们打听，是否知道哪儿有好一点的二手车要卖。当来自北京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碰巧住在他的招待所时，魏子淇才算真正迎来了好运当头。魏子淇收放好那个人的名片。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存够了钱，便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那个销售员告诉魏子淇，他可以在午后到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去见他。

我和魏子淇坐着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个市场而去。的哥一听地址，立马来了精神。“你要买车？”他说道，“你想花多少钱来买？”

魏子淇不好意思地说，他想把价钱定在一万五千块钱以下。

“那你可以买一辆夏利，”的哥说道，“夏利省油，维修也方便。如果你是要买旧车，这可真是个好时候。很多夏利车没有经过登记，因此警察经常查这种车。谁都不想惹麻烦，可能想买这种车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价格还可以。”

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行情：警察找出的问题越多，商品的价格越低。夏利是北京人钟爱的经典车型，买主都有一系列老套的特点：低收入、老烟民、大嗓门。一直到2000年，最受大家欢迎的夏利车都还是根据一款韩国车型生产出来的，而这款韩国车型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吉利之意——大发瞎利得。这是一款十分难看的厢式轿车，但结实耐用。的哥告诉我们，他在三年前花一万四千块钱买了一辆黑市夏利车。“我把它当出租车开了一年，然后卖了一万一千块钱，”他说道，“从来没被罚过款！”我们沿着四环路开进的时候，他一路上把那些旧夏利都指认了出来（“那是98款！”）。他建议我们千万不要买雪铁龙（“耗油高！”）。吉利和铃木要好一点（“省油！”）。魏子淇问，夏利车会不会比经常在乡下跑的“面包车”安全系数高一点，那个人大笑起来。“当然！”他说道，“面包车如果以六十公里的时速出事，坐里边的所有人都会死掉！绝对的！”

等着魏子淇的联系人前来的当儿，我们绕着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转了一下。这个市场位于北京的南郊，在一片廉价公寓楼之间的空隙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个尘土蔽日的停车场。这里是北京市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不管是哪一天，在这里用于出售的二手车都超过了两万辆。有一些固定经销商存有几辆高端车型，但大多数卖家都是些散兵游勇，交两元钱，就可以把车在那脏兮兮的停车场上停放一个小时。他们用一块纸板胡乱地写了个临时广告：“2003款，没过户。手续合法。”手续齐全是一个大卖点——这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买主们都担心通不过检查这一关。车主们给自己的车子按月计龄，面对的颇像是一个婴儿。“1998年12月的，”一位红色夏利车主对魏子淇说，“算得上是1999年的！”对中国人来说，使用情况比车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才要追溯车子的月龄。

我们前往参观的那一天，十分炎热，灰尘也很大。看得出来，没有谁想到过要把自己的车洗一洗。实际上，每一辆车都像是在灰尘里滚过一样，而车辆的座套似在竞相比脏。车主们得呆在车辆的边上，说不定就有买主路过。他们打发无聊的方式，就是打打扑克或者下下象棋。也有车主躺在后座上，正呼呼大睡呢。几乎没有人会明码开价，如果你问起价格，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回答：“你想出多少钱？”还有一个卖点，那就是备胎和千斤顶。他们叫卖的另一个词语是“三厢”。车主们自豪地大喊着——“三厢！三厢！”我问魏子淇，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那辆车有前门，有后门，还有个尾厢，”他这样解释道。

“可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个市场上的人丝毫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中国有多少人有过买车和卖车的经历？他们全都是在瞎打乱撞，而魏子淇则在尽量赶上他们的趟。他看了几辆夏利车，但都吓得没敢问价钱。我们从一辆雪铁龙轿车边上走过的时候，他终于兴奋起来，说道：“费油！”跟他联系的人终于出现了，他看上去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人名叫袁少春，身上穿着白色背心、卡其短裤、皮鞋，黑色袜子拉到了膝盖之上。他一只手拿着一个仿制的皮革手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块脏兮兮的白色毛巾。在盛夏的炙烤下，他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他的肚腩肥大，双腿粗短内弯，好像随时都会跌倒在地。他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那个人一出现，魏子淇立马掏出红梅烟——红色包装，仅供城里人专用——给袁先生递上了一支。那人鄙视地摇了摇头，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摸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可他并没有给魏子淇递上一根。他看见我在边上站着，便用大拇指指着我问道：“这个外国人是谁？”

当袁先生听说我曾经写过几本书时，变得客气了许多。他告诉我，他跟一家出版社有点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可以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他说道。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告诉我，如果我想联系宁夏人民出版社，一定要打那个电话号码。宁夏是西部的一个回族省份，我几年前曾在那里把City Special陷进了沙地。袁先生在北京东南郊还开了一家烟酒商店。作为副业，他干买卖旧车这一行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他开了一辆雪铁龙。（“费油！”）轿车后厢里，他带了一根铝制的路易斯维尔-斯拉格尔棒球棒，红颜色，型号为FP29。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棒球棒；这根球棒的把手部位缠满了胶带。我问那个人，他是否打过棒球。“防身，”他嘴里嘟囔着，“防身用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出售。他来这里，是帮魏子淇选车的。他带着我们在停车场里走了一圈，一边挥舞着擦汗水的毛巾，一边抱怨着预算资金太少。“一万五千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他说道，“如果你想买2000年以后的车，那至少要两万。”时不时地，他会停下脚步，对着停在那里的某辆车指手画脚一番。“那辆车绝对出过事儿，”查看过一辆红色夏利车之后，他那么说道，“车主没讲实话。”

在一辆白色夏利车跟前，魏子淇停下了脚步。这是一辆下线的出租车，车顶上还挂着出租车标志。根据北京的一项规定，用作出租车的夏利车最多只能跑六年。市里面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和污染着想，不过对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项福祉。

白色夏利车旁边的人告诉魏子淇，这辆出租车只用了五年时间。“你可以在北京再开一年，”他说道，“之后，你还可以拿到郊区跑营运。”

“出过事儿吗？”魏子淇问道。观察袁先生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出租车！”那卖家反驳道。“如果你想买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的车，就不要看出租车了！”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基本上所有夏利出租车都是红色的，”他说道，“白色的太少了，被查到的情况还很少。警察经常要拦下红色的夏利车，检查它们的手续。这辆车跟轿车混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过，袁先生建议不要买这种警察视而不见的夏利车。他有个更好的选择：他在郊外有个朋友，专门从事倒闭单位的车辆生意。单位登记的车辆可以使用十五年时间，而不管车况如何。其中的窍门就在于从已经倒闭的单位找到仍旧可以使用的车辆，幸运的是，数不清的国营单位在改革开放年代早已死得硬邦邦的。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出征，前去倒闭单位寻找夏利车。

买卖即将做成的首要标志，是袁先生开始接受魏子淇递过去的香烟。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他对红梅烟碰都不碰；现在，他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还有一个可喜的征兆，他在这笔买卖当中也有利害关系。与他的商店——宏丽烟酒商场——一街之隔，就是那个汽车经销商开的一家修车厂。我们到了北京西南郊区二十几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叫作房山。这里坐落着首都最大的水泥厂，周围一大片区域全都覆盖着白色的粉尘，恰似乍暖还寒时分下起了一场小雪。

经销商把车停在了他的修车厂门前。这辆红色夏利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份，牌照全是合法的。严格地讲，这辆车仍旧属于一家叫作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的单位。但那家单位早已倒闭，现在仅存于轿车杂物箱里的几份文件之上。轿车没有洗过。跟周围所有东西一样，这辆轿车覆盖着一层水泥粉尘，经销商用一块脏抹布擦了擦挡风玻璃。他让魏子淇看的第一样东西是尾厢：一只备胎，一只千斤顶，不另收费！“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经销商说道。但引擎盖上有一道刮痕，车身下部有个凹痕，仿若出过一次天花。经销商说，我们可以试驾一下。他把钥匙递给了魏子淇，魏子淇则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车。上次，我让他独自一人捣腾车子，他便弄坏了我租来的车子的保险杠。但今天的情形让我不太愿意接他手里的钥匙，主要是因为面子的关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一个刚起步的生意人和一个已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之间做成的买卖，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中国生活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面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都怕丢面子。不过，有些时候，外来者补偿过了头。实际上，魏子淇跟中国许许多多农村人一样，对自己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有些心高气傲，但一点都不傻，他此时的意思是要我帮他试驾。不过，在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会错了意，因此没有接过钥匙。

带着些许紧张的表情，魏子淇坐进了驾驶座。他问经销商，哪是倒挡——这可不是个好信号——然后发动了汽车。我们几个人站在边上，全都看着他。他松开手刹，挂上挡位，一脚油门踩到底，同时松开了离合踏板。他没想让那东西停着不动，但也不知道它会跑得那么快。马达轰鸣着，轮胎高速转动着。车子快速向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脏水洼，在停车场上溅起一阵弧形的白色水泥浆。紧接着，轿车径直往前，对着一根电话线杆子冲了过去。到了这个份上，魏子淇还是没有打算看看他到底要驶往何处。他低下头，在地板上查看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刹车踏板。在最后一刹那，他终于找到了——轿车在距离电话线杆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面子”一定惨白一片。等我回过神来，我跟他说道：“好吧，我来开！”

我开着车试驾起来，魏子淇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辆车，或者说，期望值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毕竟，这不过就是一辆叫作“瞎利得”的韩国微型车的中国版。我上一次参与购买旧车的时候，正在密苏里读高中，我花七百美元购买了一辆1974年产的道奇飞镖轿车。从几个方面来说，这辆夏利车都让我想起了那辆飞镖轿车。动力很小，刹车有点疲软。车身看起来糟糕透顶。不过，发动机的声音听上去还算过得去——没有砰砰声，没有撞击声。甚至还有一个备胎和一只千斤顶。跟魏子淇一起走了几公里之后，我说了我父亲在1986年针对那辆道奇车说过的同一句话：“我觉得还行。”

回到修车厂，魏子淇拿出红梅烟挨个敬了一圈。那几支香烟让经销商变得大度起来，他说可以把那汗迹斑斑的竹制座套放进车子里，算是免费。“一般情况下，这辆车我要卖一万六，”他说道，“但因为你是袁先生的朋友，我只卖你一万五。”

“还能不能便宜点？”魏子淇问道。“便宜两百块也行？”

那人答应了，再少两百块。“还要不要看看别的？”魏子淇问我。

“里程怎么样？”我问道。

“你可以查，”经销商耸了耸肩，对我说道。我把头伸了进去：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里程表只有五位数，我无法知道它到底转了多少圈：总里程数可能是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一百零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没有维修记录，没有机械师的检测同意书。我们对这辆夏利车之前的使用状况，以及它在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倒闭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一无所知。经销商甚至连个合同都不愿意写。“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他说，“让袁先生写吧。”

他递给袁先生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抬头位置印着“合同”两个字。袁先生开始填写起那些空格来——买方、卖方、日期——然后停了下来。“我的字也写得太难看了，”他说道。最后，魏子淇自己填写了全部内容。经销商让他把价格那一栏空着不填。（“这样简单些。”）经销商也不愿意签他的名字。（“你可以替我签。我的字写得实在是太难看了。”）魏子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个名字都签上了。表格填完之后，现金过手，经销商掏出了红金龙香烟，算是给这笔交易画上了句号。

我开着夏利轿车往城里面走。我们不得不在路边的加油站停了下来，因为车主已经确保车辆在过手的时候，油箱正好底朝天。我问魏子淇，为什么经销商不愿意在合同上签名。

“我不知道，”魏子淇说，“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要是有问题，你怎么办？”

“我只有去找袁先生，”他回答道。

另外一个朋友帮他把车从北京开回了三岔。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去了村子里。我到达村子的时候，魏子淇正在停车场上擦拭他那辆夏利轿车。他把车停在了唯一的一处树荫下，布满刮痕的引擎盖清洗得非常干净，差不多到了闪闪发亮的程度。魏子淇脸上也绽放着笑容——那是多时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候。我看见曹春梅的时候，问她对那辆夏利车有什么看法。她摇了摇头说：“难看死了！”

从一开始，曹春梅就反对买车。她说，他们不需要车；再说，这车也太贵了；他们那个家庭还欠着银行和亲戚的钱。不过，曹春梅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车子代表着自由。“他已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她对我说，“他跑到怀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买了车，那不是做起来更加方便了呀。”对于魏子淇将参选党支部书记的传言，她的反应基本上跟这类似。“我不想让他当党支部书记，”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讲。“我觉得，那会是件麻烦事儿。现任党支部书记有多忙，我是看得见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村子里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儿了。”

尽管曹春梅对于当地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好几个方面看来，这事令人吃惊——她对于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产党不相一致，因为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不过，曹春梅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既不是因为哲学，也不是因为政治：她只不过想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跟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每个暑假他们都要出去旅游一番，”她说，“还要发礼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入党看来也还是蛮有趣的。”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他也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威。当曹春梅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魏子淇一口回绝了。“没这个必要，”他对她这样说道，从此便没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说明他那些决定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计划都自己闷在心里。我每次向曹春梅问起村里人有哪些政治传言，她都说她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讲这些事情，”她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冲突时的典型回应：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经商的想法一样，这一次入党的梦想也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那年晚些时候，魏子淇对那辆轿车比较适应后，开着它去了一趟怀柔，给他的儿子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跟魏子淇曾经做过的所有工程一样，事情都是做完了他才提起来。星期五下午，他到学校接回魏嘉，并且告诉小男孩，从今往后，他的名字就叫魏小淞。

在中国，小孩改名字这事儿——尤其是如果改名字的人还只是个小孩子或者尚未长大成人——并不十分罕见。魏子淇曾经给他自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原来的名字叫作魏宗国。这个名字多少体现了一点爱国主义——“国”是“国家”的“国”嘛。“文化大革命”期间，乡下出生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非常普遍。1993年，魏子淇在城里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下，算是当初想摆脱农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当时，他看过一本叫作《姓名与人生》的书籍，书里面说“子淇”这两个字会让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稳定且发达”。

有些时候，小孩子改名是出于一些非常正儿八经的理由。父母们认为，不吉利的名字常常会招致厄运，长期生病的孩子改名后会大有裨益。在四川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有个女儿，从儿时起就患上了癌症。经过多年治疗之后，她的父母亲终于给她改了个名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当地的计生部门允许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某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计生部门通常会允许例外的存在。生病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学年龄——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大，完全明白自己改名和妈妈怀孕意味着什么。那年晚些时候，可怜的小女孩去世了。我常常会想，这事儿真是糟糕透顶，她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样糟糕的是，她竟然以别人的名义离开了这个人世。

魏嘉的名字很简单：“嘉”就是“好”的意思。但这个字的笔画有十四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小男孩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他后来再也没有在血液上遇到过麻烦，但常常抱怨说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头几年，我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在学校寄宿。毕竟，寝室的条件十分糟糕，他还说过他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不过，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胁已经让位于垃圾食品和缺乏运动了。父母亲对他的学习管得很严，一到周末，他们都会让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业。他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从此便再也没有了体育锻炼，而某些关于健康的传统观念却在起着反作用。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带着魏嘉去怀柔做例行体检，医生做不了尿检——小男孩脱水太严重，尿样里竟然带有血细胞。但我还是无法劝说他的父母亲确保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体育锻炼。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亲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魏嘉的新名字是通过电脑选取的。对魏子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跟我讲，用电脑进行姓名分析，现在正在各大城市悄然流行。怀柔有个人专干这个行当，一次收费五十元，但他对魏子淇免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者关系。他给魏子淇打印了整整一页的计算机分析结果，那上面对这个新名字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上魏小淞这个名字之后，小男孩有望鸿运当头，长命百岁，乃至大富大贵。他的性格将会是自省而豪爽。那机器还从上到下列出了一连串品格特征词语，颇有点像一部证券报价机：“重情，稳健，忠贞，优雅。”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总之，计算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他取一个带水的名字——“淞”，这是上海附近的一条河流。“小”是“大小”的“小”。他的新名字就成型了：小小淞江河。

曹春梅的反应是置之不理。“我不管，”她说，“我不管，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反正不关我的事。那是魏子淇的事儿。”

改名字那个周末，我们在一起吃饭。那是星期天的晚上，魏子淇跟另一个党员开车下山，去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聚会。这次聚会跟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他们总在远离村子的地方举行集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魏嘉已经做完了家庭作业，下午他还看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他已经上到四年级，阅读能力极好，在学校的成绩也很优秀。但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新名字时，他总是一言不发。我都要问上好几遍，他才回答我的问题。

“不好，”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魏嘉，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他用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做出了回答。

“不好听，”他这么说。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他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说得太多。晚饭有鱼，有抄手。我看得出来，曹春梅有点心不在焉。晚饭后，她打了个电话。电话一定是打给魏子淇的，但接电话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她问道。“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他明天早上还要去怀柔。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魏嘉好像没看见这一切——他的兴致很高，我跟他在晚饭后还玩了一会儿象棋。他咳得很厉害，一个星期以来，他都在跟感冒作斗争。电话终于响起来了。曹春梅到隔壁房间去接听电话，不过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只言片语。

“你晚上必须回来，”她严厉地说道。她告诉他，明天早上七点钟村子里要开会。“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如果魏嘉听见了什么，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一起翻看了几本书，然后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他去上学。出门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魏子淇已经回来了。他就在堂屋里，身子靠在墙壁上，一盏灯都没有开。等我摸索着找到开关，我才发现，他早已烂醉如泥，身体都站不直了。

“你没事儿吧？”我问道。可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猛然跌落在桌子上，眼神散乱。曹春梅也跟在我身后来到了这个房间。我问她，他是怎么回到家的。

“有人开车把他送回来的，”她说。

“他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接到了魏嘉。他的父母还在炕上睡觉，小男孩自己在厨房里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厨房一片凌乱，地上还散落了一地的葵花籽。我问魏嘉，发生过什么事情。

“爸爸喝醉了，”他老实地告诉我。“他当时想倒点水出来，水却打翻了。他一下子发了疯，把瓜子撒了一地。”

魏嘉已经穿好了校服，他此时正在整理书包。

“他经常那么做吗？”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小男孩依旧专注于他的书包。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变了一下主题。

“要戴红领巾吗？”

“要戴，”他回答道。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每个孩子都要佩戴。

“戴上吧，”我对他说。

他绕着领子打了个结。跟往常一样，魏嘉的红领巾仍旧破烂不堪，边上有一道大裂口，前面有一片油渍。大多数少先队员都穿戴整洁，不过偶尔也能看见几个前线士兵的模样。下到山谷后，我们停下车来吃早餐。在这家路边餐馆的寒风里，魏嘉咳得十分厉害，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头埋进碗里，大口喝起抄手汤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这个新名字一直萦绕在魏嘉的头脑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别无选择，他们现在必须改名，因为再过一年半，他就要上中学了。到时候，他们会用魏小淞这个名字给他报名，他现在还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到他正式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感觉自然得多。

对于为什么不接受新名字，小男孩一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喜欢原来的名字，或者新名字到底在哪里惹了他，他也没有提出再做选择。跟往常闹矛盾不一样，他这次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冲着他妈妈大吼大叫。实际上，他基本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仅仅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内中既有无能为力，又透露出些许力量。他的父亲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便懊恼不已。这让我想起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文书巴托比，他常常顽固而又礼貌地对他老板说的一句经典之言——“我不想做”。不过，从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面，我也看到了他父母亲的影子。他的妈妈对她管不了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好”。他的父亲是铁了心也要给他改名字：“不好”。对小淞来说，电脑已经给他做了承诺：鸿运当头，长命百岁，大富大贵，自省，豪爽，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孩子反正就是拒绝使用这个名字。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起改名字的事情。他一直以来都叫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小孩儿，是生意人家里长大的第一个小孩儿。从今往后，他永远都叫魏嘉。

那年冬天，傻子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春节慰问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够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那点钱数目不大，一家人懒得去投诉，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党支部书记放出话来：村子里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她手里，她对有关选举的传言不太满意。

至此，传言已经飞遍全村，就连曹春梅也无法掩饰她的兴趣。“人们随时都在议论，”她对我说，“他们再也不想要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当下去了。很多人都骂他们——当然啦，是背着他们在骂。以往，大家对党支部书记还算满意，可现在他们不这么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念还是那一套，‘我掌了这么多年的权，图点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官僚主义啊。”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老词儿：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乡下人有时候就用这个词语来为斗争地方干部这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那样的日子里，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这个词语——他们是在担心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他们抱怨新近达成的土地买卖协议，这些协议的细节还藏着掖着，却已经出现了开工建设的迹象。在村子里的一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新的餐馆。修好之后，那将是全镇最大的餐馆。深深的峡谷里，有两条路正在修建。没有人能够证明腐败的存在，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外来资金突然涌入正好说明一点，旅游业所创造的收益绝大部分都将不会留在村子里。

人们开始有所议论，但根本没有草根运动的迹象。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党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悉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农民们可能只会嘟哝几句，结果什么事情也不做。

在三岔，纷争起源于搅屎棍。很多村民都信不过他，但他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他跟过去具有一定的联系——有些人觉得他是个千里眼——而他也是一名党员。他知道本地的选举是怎么运作的，他也看出了魏子淇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有耐心：一开始那几天，他定时来魏子淇的家里坐着闲聊，绝口不提这场选战。经过几次闲聊之后，他才公开了一个提议。跟下村的另一个党员一道，他对魏子淇说，他应该参选。“他们说，我的能力比她强，”那次会谈之后，魏子淇对我说，“他们在议论我的说话能力，我到村外办事儿的能力，以及我的思想观念。这跟我做生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觉得，那就是我有能力的表现。”

尽管有这些溢美之词，魏子淇依然不明确表态，这倒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开始逐个评述所有的党员，看谁可能支持谁。加在一起，村里面现在有了二十三个党员，当权者最有力的几个支持者具有亲属关系。这些党员可以一分为二：五个人跟魏子淇关系极好，五个人跟党支部书记联系紧密。就其他党员而言，有几个是魏子淇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可能也想有所改变。于是，几个人又开始计算，有多少人会落入他的阵营。他们开始与这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是悄悄的。到了这个阶段，魏子淇根本就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支持他的人不多，他能够抽身走人。搅屎棍则当起了他的副官，一连几个星期，他在村子里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干着交头接耳、深夜密会之类的苦活累活。

很快，党支部书记也鼓动起一个人充当她的副官。一天晚上，党支部副书记来到魏家，跟魏子淇礼貌地打过招呼，便坐下来开始谈话。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算紧密，不过，这次来访也没有意外之处，副书记很快便转入了正题。“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候选人，但现在最好还是等等看，”他说道，“你很年轻，干得也不错——等下次吧。要有耐心。”

魏子淇笑了笑，然后说了些什么，大意是那个人说的话很对。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搅屎棍完成了游说工作，觉得在人数上是有把握的。经过他的分析，支持魏子淇的党员算得上有十个，十个是党支部书记那一边的人。拿不定主意的，只有三人。

整个选战中，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的承诺。目标要尽可能地模棱两可，每个候选人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及选举。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属纠合在一起，还尽量拉拢远房亲戚。人们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对动机的分析上，想方设法也要搞清楚，谁可能支持谁。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

这一切都是在当地的精英分子中间悄然进行的。现在，搅屎棍似乎每天晚上都会来魏子淇的家里，时常也有其他人来访。人们简单地打过招呼，然后就等着我离开。唯一公开谈论这事的，就是与此无关的人。曹春梅和其他几个妇女一直在讨论选举这件事儿，她们喜欢推测结果如何，计策如何。她们说，党支部书记心里面很紧张不安。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得到她脸上的紧张情绪。不过，她还是粗声粗气地跟我打着招呼：“嗨！你来了呀？”

到了最后，活动进入正式宴请阶段。搅屎棍在怀柔一家上好的餐馆摆了一桌，一共有十个党员到场。他们全都承诺过要投魏子淇的票，这顿饭主要是再次确保他们会支持魏子淇。不过，当我后来向魏子淇问起宴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大家对选举的事只字未提。大家享用着菜肴，喝着白酒，抽着香烟。只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搅屎棍问了一句：“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群人挨个挨个地说，没有变化。就这样，怀柔的宴请画上了句号。

三天之后，党支部书记邀请魏子淇和另外四名年轻党员，到山下的一家餐馆吃饭。自从选战开始以来，这个女人和魏子淇之间很少有来往。那次宴请之后，我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没说选举的事儿，”他回答道。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记不得了，都是些常事，”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不太愉快。”

如果这是最后的努力，试图劝说魏子淇退后半步的话，这也跟这次选战的其他方面一样迂回曲折。最后几天时间里，有人谣传说党支部书记拿了钱给一些投票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而且这样的传闻多来自非党员。最后，这一定传到了村子外面，因为就在距离选举还有三天的时候，镇政府的领导们到村子里来了一趟。

来的一共有两个干部。级别最高的那位在镇党委工作，陪同他来的那一位，是他的下属。在中国，镇对村子具有管辖权，而这一级的干部很少出现在三岔这样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村民们要到镇里面去开会——这是典型的围绕权力链条而存在的政府。不过，当前这次选举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因此才来到村里，召开了这次党员大会。

党委的那位领导首先做了讲话。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强调了遵循正确的程序的重要性。他告诉全体党员，要努力抵制贿选的发生——他把这一点反复强调了多次。之后，他的讲话变得有些模棱两可。他没有提到村子里最近达成的土地交易，以及财务公开不够等。总之，他回避了本地那些具体的重大事项。他好像是在信口漫谈，满口都是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这样的事情。

“他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会后，魏子淇这样说道，“基本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继续留用现任党支部书记。这很难描述，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但都不是很直截了当。不过，他的意思很明显。基本上，他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党支部书记替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然后，他开始问一些问题，全都是村子里哪些东西得到改善的问题。他问：‘你们刚修了一条路，对不对？你们刚安上了路灯，对不对？’末了，他说：‘你们看，你们的领导很有能力嘛。’”

领导没有提到魏子淇的名字，以及大家偷偷摸摸进行的一些活动。他讲完话之后，要每个党员当面点评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顺着领导的意思，把党支部书记夸奖了一番。他们提到了新修建的道路、新安装的手机信号塔、路灯、垃圾清运，等等。只有少数几个党员说了些负面的话。搅屎棍最直言不讳——他对土地交易和神秘莫测的村级财务做了一番抱怨。

最后，镇里来的领导点到了魏子淇。魏子淇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干得不错。”然后，他就坐下了。

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三天之后，举行了投票，每个党员都要选出自己觉得最适合的候选人，党支部书记的名字出现在了十五张提名票上。魏子淇一共得到了十张票，获得提名。按照选举的标准规程，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次的选择面仅限于获得提名的前五位候选人。结果，魏子淇名列第四。党支部书记胜出，副书记名列第二，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职位保持不变。第三名成为了村支部委员。魏子淇什么也没捞着——连最低级别的职位都轮不到他。

他后来了解到，下村有一个农民，说自己十分崇拜魏子淇，魏子淇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这场选战中，这个人实际上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这位农民假装支持魏子淇，每次宴请和深夜密会他都到场。与此同时，他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情况都报告给了党支部书记。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这个女人完全能够跟踪这一场选战，想出各种法子来说服那几个关键的投票人。至于她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没有人说得清楚。魏子淇也不愿意妄加揣测——他对这样的政治早已厌倦。

镇干部讲话的那次，他就意识到没有希望了。魏子淇说：“没办法。”依他看来，那个领导的讲话才代表着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跟那个农民的间谍行为相比，这一点更是确信无疑。也正是因为领导的这次讲话，当要求他对党支部书记的表现加以评判的时候，他才只说了那么几句话。那是他对那场选战的最后一次权衡——在经历过一系列密谋之后，在最后关头只好采取了两边讨好的骑墙策略。

有一段时间，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厉害。他说，失败了不要紧。他还说，他之所以牵涉进那场选战，只是因为别人选中了他。不过，这次失利还真的让他非常消沉。他时常回忆起那位算命先生的话：千万要远离政治。可是，魏子淇没听他的话。这下子，他为自己的自满付出了代价。他发誓，今后绝不再挑战地方上的权威。他唯一能够获得任职的途径，是等到党支部书记退休并同意魏子淇做她的继任者。“如果她支持我，我就有机会，”他说，“如果她不支持我，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关系依旧维持在私人这个层面，不过魏子淇相信，她不会寻求报复。他说，她仍旧害怕他的能力，她也记得当初他把傻子扔在镇政府那件事儿。在魏子淇看来，那次行为，对他在村子里的安全极为关键。“如果有人去找更高一级政府，那才真是在给她找麻烦，”他说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策和法律。我懂这些东西，因为我学过法律。”

2007年，共产党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叫作“发展现代农业”。他们希望在农村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机制，也让农村干部有机会领略一下城市生活。那一年，三岔村党支部的年度出游活动把党员们带到了靠近朝鲜半岛的东北重要海滨城市大连。对魏子淇来说，对团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乘坐飞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他们的飞机在午夜过后才起飞离开了北京。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三岔的党员们游览了大连市。每个晚上，他们都要享用海鲜，以及当地的名特小吃。白天，他们被领着参观了各个旅游景点和现代基础设施示范点。大连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高架公路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三岔的干部们坐着车从高速公路上驶过，前往参观了大连市的开发新区。辉瑞、东芝、三菱都已经在工业园区投产，英特尔芯片公司最近也宣布，他们计划设立大连工厂，专门生产半导体。

不过，令这些领导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以泰国人妖为主的表演晚会。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国际旅游的限制，泰国便成为中上层人士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中国的旅游团只要去曼谷，就一定会安排参观人妖表演。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表演越来越有知名度。到后来，几个大连人终于决定自己进口一批人妖。

魏子淇从东北回来之后，情不自禁地摆谈起那场表演晚会。“你去过泰国，”他问我。“关于人妖，那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听说，他们会找来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只有四五岁吧，然后把他们训练成人妖。他们说，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训练。是不是真的哟？”

“我怀疑，”我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干上那一行的。要当人妖，用不着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也是这么想的，”魏子淇说道。我肯定了他的推测，这似乎让他觉得很开心。“其他党员都信以为真，”他说，“只有我不信。”

2007年，曹春梅也想考驾照。既然有了车，她也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她可以开车到山下的沟谷里拉货。不过，魏子淇不愿意花钱再让人学驾驶课程。“没必要，”他对她说，“我们有一个会开就行了。”有一阵子，曹春梅想让他改变想法。可他是个很犟的人，她最终放弃了开车的念头。

春天时节，她开始感觉到惊悸。时不时地，她的心脏会急跳几下，然后脑子里一阵恐慌。有时候，这样的袭扰让她觉得非常无助。后来，她去看了中医，也去怀柔看了所谓开过天眼的人。那个人抓住她的右手腕，号了号脉，然后告诉她，她家钻进了新的鬼怪。这一次，她需要抚慰蛇精、兔精、狐狸精。兔精尤其会跳跃，常常会在婚姻上惹下麻烦。曹春梅在她的神龛跟前认真地祷告着，尽一切所能地不杀鱼，不杀鸡。夏季到来时，她感觉内心平静了许多。

游客重新出现时，魏子淇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减少了喝酒的量，再一次专心致志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他把天井整修了一番，又挖了一个水塘，用来饲养瑞士鳟鱼。为了确定哪个地点挖水塘最吉利，他专门从山下请来了一个开过天眼的人。魏子淇从来不信宗教，对他老婆在堂屋设立的神龛视而不见，但他却很听这位所谓开过天眼的人的指示。这是魏子淇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对魏嘉来说，他开始学起自己的政治课程。在学校里，五年级的学生娃娃第一次开始了选战，以竞选班干部的职位，这跟以往由老师任命的方式刚好相反。魏嘉曾经当过纪律委员，而且非常成功；其他小孩子喜欢他，老师们也信任他。他们都鼓励他去参选，但他十分干脆地拒绝了。“太麻烦，”他告诉我说，“就让别人去干那些事儿吧。”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和计算机。长大了想干什么，他从来不大谈论这样的话题。不过，他说过，等他有一天离开村庄后，他会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后海的边上。

入秋，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去世了。这事儿发生在庄稼快要收完的时候，村民们聚集在死者的家里，以表达他们的敬意。她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三岔第一个入党的女人，是她激发了女儿上升的灵感。葬礼持续了三天时间。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正在哀悼的时候，我碰巧从那儿经过。她穿着白色孝服，在棺木跟前双膝下跪。她正在哭丧——她那高亢的哀号声回荡在山谷的石壁之间。在以往，我只见过她的唐突和无礼，以及她在全村上下表现出来的掌控感，我从来没有彻底地信任过她。但是，葬礼上的情形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而我也意识到，魏子淇的选举失利，让我多少觉得有些宽慰。曹春梅说得对：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乡下，威风扫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初涉政治就证明那是让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那么，这个人真是幸运得很。

搅屎棍的新房子依旧空空荡荡。那未砌完的砖墙横亘在上村，水泥柱子丢弃在路边无人问津。他一直没有找到买主，也一直没再打算发动政变。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他的地位上升了。为当地的明白人倒茶递水半个世纪之后，他似乎也汲取了老人的很多力量。搅屎棍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他能看见他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他能说出他人所说不出的东西。他摸一摸手腕，就能够描述出自己的所见之物，是蛇精、兔精，还是狐狸精。没过多久，更多的村民就开始到这栋空房子里来寻找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