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那个地方仿佛成了我另外一个家。我喜欢开着车在那条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看着瓯江沿岸那些熟悉的景致。我时常会把车停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同一批人。丽水市新修了一家叫作现代广场的宾馆，我同他们的经理协商到了特价，一晚只要一百六十元。在几个街区之外，我加入了那家叫作“闻香识女人”的健身俱乐部。那是丽水城区唯一的一家健身房，既对男人开放，也对女人开放。他们的经理告诉我，之所以取那个名字，是因为那几个字听起来好听。他们几个人谁都没有看过那部同名的美国电影。实际上，那家健身房有一股很重的仿皮味，因为健身器材全是崭新的。

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到城南的小山上跑跑步，穿行在一片片柑橘林之间。那儿的水果长得棒极了——那也是我喜欢去那儿打发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我发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川菜馆，找到了一家堪称一流的面馆。于是，我沿着高速公路在各城镇之间穿巡着。我喜欢循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行走，喜欢新兴工业城镇那种急匆匆的生活节奏，以及那么多人走在路上时所表现出来的朝气与活力。不过，在我的南行途中，也难免会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每次一离开北京，飞机刚一着地，我的手机立刻就会收到一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温州。在“大胆开路人，和谐市民”的创业之乡，中共温州市委热忱地希望您在此建立友谊，寻找商机，收获成功。

在一次飞行途中，我遇到了“毛泽东”。那是早上七点三十分北京飞温州的第一个航班，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上了飞机，我一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跟往常一样，这架飞机上坐满了生意人和领导干部。其他旅客还在登机，我时断时续地打着盹。有那么一下子，半睡半醒之间，我的视线仿佛穿过一层迷雾，看见了一个乘客跟毛主席长得极为相似。我没有理会，以为只是一场梦而已。可还没有等到飞机起飞，我就听到有两个空勤人员在议论着。

“演毛主席的那个演员又来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在哪一排？”

“二十五排！”

他坐的是中间的位置，被两个温州商人夹在中间。差不多跟飞机上所有的乘客一样，这两个温州商人也睡过去了，但是扮演毛主席的那位演员却非常警醒。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打着红色领带，在舞台上表演的妆容尚未褪去——脸上因此闪着不自然的红光。他的牙齿也泛着光，头发染成了黑色，发型则是毛主席曾经蓄过的那种大背头。在他下巴的左边一点，甚至还有一颗假的黑痣。每一个去厕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毛泽东”坐在经济舱的二十五排E号位置上。

飞机在温州机场降落之后，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把所有的乘客从飞机上转运到航站楼。公共汽车比飞机还要拥挤，我所处的位置刚好在“毛泽东”的边上。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他名片上的头衔至少有七个：

金阳

伟大领袖毛泽东扮演者

凤之凰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华夏国际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

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影视研究所商业总监

中华社会大学电影学院荣誉导演

中国红蜻蜓集团高级顾问

中国红蜻蜓商业与文化中心总巡视员

他此次来温州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短剧的拍摄工作。该剧讲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场战争，当时的红军和日本侵略者在浙江进行了一次遭遇战。金阳说，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扮演毛主席已经有十年之久。他看着我递过去的名片，禁不住笑了笑。

“哦，你是个记者呀，”他说道，“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他跟毛主席还是好朋友呢。”

我知道埃德加·斯诺，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他的故事都算得上具有警示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诺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慢慢地听信了他们的宣传动员。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饥饿而死，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了一圈，然后写出报道，说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不过，在温州，我更想知道的是金阳背后的故事。他是怎么被人们发现的？在扮演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

可是，每当我提出问题时，他总是用毛主席的生活轶事来回应我。他告诉我，他是长沙人——跟毛主席是真正的同乡。我问他以前是什么职业，这位演员说道：“你知道，毛主席那张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埃德加·斯诺拍摄的。”

“这我听说过，”我说道，“可在当演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人们说到青年毛泽东的时候，用的就是那张照片，”他继续说道，“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多地方都加印过那张照片。”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歪歪扭扭地向着温州航站楼驶去，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人们纷纷对着手机叫嚷着。不过，金阳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一如他下巴上那颗塑料黑痣，一如他在乘机旅行中那份慈祥的眼神，仿佛他仍旧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坐早间专机的中间位置来到温州的普通乘客。我一直在揣摩他的背景。我琢磨着他的名片，然后就他在“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的头衔提出了问题。“你练武术吗？”我问道。他沉着地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是的。毛主席经常强调，体育活动很重要！你知道吗，他曾经畅游过长江呢？”他接着又跟我说了一次，他是长沙人。他说，埃德加·斯诺写的书第一次把毛主席向西方人做了介绍。随着他讲起一件又一件道听途说的生活轶事，他的笑容似乎越来越令我感到紧张。最后，我只好结束了跟他的交谈。这人是怎么了？他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毛泽东吗？

在航站楼，我取到了我的行李。走出机场之前，我去了趟男卫生间。里面除了“毛泽东”，空无一人。他站在第一个尿槽跟前，我听见他好像在低声自语：“美国记者，美国记者。”我心想，还是用远离他那个尿槽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撒完了尿，拉上拉链，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他脸上依旧带着慈祥的笑容，一个人站在卫生间，愉快地自言自语着。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在夏季的懒散拖沓状况一直捱过了8月。随着“深咖啡色”的出现，这种状况才终于烟消云散。9月份，一个新客户订购了十多万只调节环，要求全部染成一种颜色。经历了几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小龙突然忙碌起来了。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试管，里面装着的东西全呈黑褐色。在他那本颜色手册里，这种颜色被标作“Deep Coffee”（“深咖啡色”）。尽管小龙和罗师傅对新客户不甚了解，他们还是知道，那是浙江南部的一家胸罩组装厂。老板们一般不会把客户的信息透露给雇员，因为害怕他们拿着这些潜在买家的名单跳槽到别的公司去。因此，两位老板只是跟罗师傅说，这位买家是做出口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批胸罩调节环的质量要求是最高的。至于最终目的地，罗师傅不清楚——那一定是喜欢褐色内衣的某个国家吧。

还是在那个月，另外一个新买主签下了一张大订单。现在，整个厂子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那是自春季以来的第一次，两台金属冲压机投入了使用，那台机器每天八小时不停地轰鸣着。陶家人又一起回来了：两姐妹、父亲、表亲又被叫回来按天干活儿。之前好几个被解雇的装配线女工也被工厂请了回来。王老板告诉我，9月是他们第一次收入大于开支的月份。从他们最先设计厂房算起，十一个月过去了。尽管离收回投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他们的生意毕竟开始盈利了。

就在那个夏天，工厂的宿舍区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住客。王老板的老婆和他两岁的儿子有时候会过来住上几个星期。如今，这儿也成了罗师傅新生儿子的家。这孩子还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程有琴（音译）就带着他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一家人的宿舍在三楼，那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木床，一只小电炉，几样炊具，以及一个用来储存衣物的纸箱子。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孩子出生五十天的那一天，我邀请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在中国，人们通常很看重这样的日子，出生后的一百天尤为重要。我到宿舍跟他们碰了面，罗师傅给他的儿子换衣服的时候，嘴里抽着利群香烟。因为厂里面很热，孩子最近刚刚剃过头。跟他妈妈一样，这孩子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胖胖的脸蛋，粉嘟嘟的双唇，鼻子像是来自钮扣城：真是一个好看的孩子。罗师傅把他交到我的手里。

“他的哥哥还好吧？”我问道。我本以为，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留在村子里，由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照看着。然而，一听到我的问题，罗师傅的脸马上沉了下来，他的妻子则尴尬地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罗师傅慢慢说道，“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王老板和高老板雇佣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是为了要求多点薪水。我并不想对你撒谎，可是，我们俩交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在身边。我担心他们偷听，所以，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本来上次临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实话的，可我没有说。非常抱歉。”

我告诉他，不必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当王老板不让他回家去陪着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已经让罗师傅魂牵梦绕了一次。那一次，老板就坚称，事情不怎么重要，因为毕竟是第二个孩子了。我问他，老板现在是否知道真相。

“不知道，”罗师傅说道，“现在来不及了，还是不要跟他说吧。我就假装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很难把那看成是个谎言，因为这样的故事在新型工业城镇太普遍了。当人们跟老板协商工资的时候，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也明白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孩子的重要价值。即便是现在，他依然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罗师傅打算辞去他在丽水的工作，要到别处找工作，他还可以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病症。那样，他就可以找到理由请假了。

在遂松路上，我们碰到了罗师傅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创业者，在附近摆了个小摊，出售廉价服装。他告诉我们，就在那个街区的尽头，一家新的火锅馆正在盛大开业。在火锅馆，食客们围着盛满辣椒和油的大锅而坐，一束燃气火焰把锅里的东西煮到一片沸腾。顾客们自己烹煮着食物，把生鲜蔬菜和肉食往油锅里倒进去，主料通常有猪肠子和其他内脏。这种吃法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具有社交功能：吃这样的饭，喝啤酒是再合适不过了。餐馆里总是水汽弥漫，人声嘈杂，跟中国人喜欢吃夜市是同一个道理。火锅馆也是我最不愿带一个孩子去庆祝他五十天生日的地方，可没有人问过我为孩子着想的建议。

这家馆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个社区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火锅馆并不便宜，但它对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这类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这是遂松路上一个月之内开业的第二家火锅馆，门口装饰着鲜花，标志着开门营业。他们也放了鞭炮——我们刚一坐下来，餐馆老板就在大门外点燃了一挂鞭炮。听到鞭炮声，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但没有哭闹。我们点着了火，罗师傅和他的朋友抽着利群香烟。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样的脸上闪出了汗珠子，面颊红得像胡萝卜，眼睛里出现了迷离的神情。在那个餐馆里，我是唯一没有抽烟的成年男子。可是，那孩子的表情依然十分平静。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了。他已经受了五十天的罪，再说，在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日子永无止境。

靠近餐馆大门口有一张大圆桌，八个人刚刚吃完了饭。他们一定是天一黑就来了，而且，显然喝了不少的酒。其中一个人欺负服务员是女的，冲着她大声地抱怨饭菜不行，餐馆老板连忙跑了过去。老板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老婆也在帮着打理那个场子。他尽量安抚着那位顾客，主动赔礼道了歉，可其他人还在那里大声嚷嚷着。最后，老板给他们打了折，还免费招待他们喝了一圈啤酒，可那几个人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不过，火锅馆的那一幕跟平时多少有些不一样。又打折又免费敬酒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让另一方闭上嘴巴的。可是，这一群人竟然继续在那里大声叫嚷着。他们把老板叫过去，跟他继续打着嘴仗，还对着他的老婆大吼大叫。接着，他们坚持要跟厨师理论。可怜的厨师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瞪大眼睛站在那里，其中一个醉鬼对着他的脸上指点着。他抱怨做菜用的油不好，肉没有切好，还抱怨蔬菜不新鲜。餐馆很小，其他食客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那帮人离去之后，终于清静了一分钟。可是，那个醉得最厉害的人又突然折了进来，颇像恐怖电影里的恶棍。他又高声抱怨了一长串，同伙才把他拉了出去。

那边完事之后，餐馆老板才过来招呼我们这一桌。“对不起，刚才吵到各位了，”他说，“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对饭菜不满意！”他解释道，那一切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家火锅馆老板安排的。那位老板花钱请来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吃饭，然后喝醉，再大吵大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砸这家火锅馆的开业，幸亏老板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闹剧。

这位老板做事非常认真，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一遍遍地解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可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人的抱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样在人群之间传播着。这跟群体冲动有一定关系，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看见别人这么做，马上就会产生共鸣。在火锅馆，我们这一桌就是如此。罗师傅点评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干净；他的朋友则说，这家馆子的蔬菜看起来也不咋样。汤太咸，肉的分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把菜肴倒进油锅中，大快朵颐。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吃完了饭，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贬了一番。一句坏话也没说的，只有那个小孩子——他平静如常，吸着二手烟，流淌着汗水。在火锅馆的烟熏火燎中，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猪仔。

不甚满意的饭菜全都吃完了，罗师傅的朋友把筷子放进啤酒杯里蘸了一下，然后放进小孩子的嘴里。小家伙皱了皱眉头——那天晚上，就那一刻，他的表情最丰富。这激起那位朋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应能力测试。他摇晃着手掌，仿佛要揍那孩子，可他的手就在离那颗钮扣鼻头一点点远的地方戛然停住，小家伙依旧不为所动。“他的视力还不太好，”那人说道，“才这么大一点，眼睛还看不太清楚。”

“看得见！”程有琴说道。

“看不见！”那人又挥舞着拳头：依旧没有反应。“看见了吗？我就说嘛。”

没有哪位母亲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诽谤，因此，她立马奋起捍卫。只见她将筷子朝小孩的脸上刺去，在两三厘米远的地方猛然停住——小家伙终于眨了下眼睛。“看见没！”她如获至胜地说道，“他的视力好着呢！”

“可他并没有看见这个！”

“他看见了！”

“你看，他都没有反应。”

“他看得见！你要这样做！”

“老实说，我觉得有点热，”我说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往外走的时候，餐馆老板给了我们五十元的消费券，算是表示歉意。“我再也不来这儿了，”出了餐馆大门，来到遂松路上，罗师傅这么说着，“这儿的饭好难吃。”可他还是把那几张消费券折叠好，放进了口袋。外面，空气清新，小家伙也不流汗了。他的双眼依旧一眨不眨，平静如常，似在为五十天之后可能扎到他脸上的任何东西做着准备。

无论何时，只要驾车从温州经高速公路前往丽水，我都会在沿途的小城镇停下车来。好几个小城镇已经纳入规划，即将融入这条高速公路：每一个出口附近，都在修建新的社区。有的社区坐落的位置曾经完全是一片耕地。其中一个小城镇名叫石帆乡，位于丽水市以南十六公里。我第一次造访石帆乡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开通使用。那时候，这个小镇还只是一个建筑大工地，到处都是尚未完工的街道，搭着脚手架的住宅楼。在一条大街的尽头，有一块告示牌：

重视滩坑大坝，

为迁来移民服好务，

距首批移民搬迁还有：

三十二天

告示牌上的数字可以更换，下方的地面上丢弃着好几张前些日子撕扯下来的纸片。这儿有一张“五”，那儿有一张“四”，写着“三”的那一张被人撕碎了，扔在一边：这都是新社区的倒计时啊！我顺着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手提大锤的人向我走来。“你是来买房子的吗？”他问道。我说不是的，我是个记者，正要前往丽水市，只是路过这里。“哦，你是记者呀，”他说道，“你是不是在找那些痛恨修大坝的人？”

那是我在石帆听到的头两样事情：空空的住宅楼，心怀不满的人们。我了解到，石帆乡是为了那个叫作滩坑水电站项目而建在高速路口的城镇之一。滩坑大坝位于丽水市西面的高山上，建在小溪之上。建设周期五年，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九亿元。工程完工后，库区将淹没十个城镇和八十个村庄，迁移人口总数为五万多人。所有这些数据全都印在了工地附近的公告牌上，可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很难了解到有关滩坑大坝的资料数据。关于这个项目，浙江的报纸上基本没有什么文章涉及，国外的媒体更是只字未提。关于滩坑大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五万多人将会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安置——至少就媒体而言的确如此。

在中国，修大坝太稀松平常了，根本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再说，国内的媒体也普遍不对这样的建设项目发表批评意见。因为空气污染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心，政府需要为火力发电厂寻找替代物，水电项目常常是他们的首选。在丽水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这儿有高山，雨量充沛，而且还梦想着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这个地方因为修建大坝而声名鹊起，何况当地对电力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开发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工业用电量占到了丽水市总用电量的百分之七十。这个数据是针对辖区全境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用电量。由于重工业和机械化生产等因素，比例才这么高。不过，这个数据也反映出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之相反，美国的工业用电量仅占全国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毋庸讳言，随着第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开始发挥效益，丽水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高速公路开通六个月之后，丽水市的购车总数与往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人们搬进了像季氏家族修建的江滨住宅小区这样更加宽敞的住房。在城北，另一家房产公司正在修建白云住宅小区，这也是全市第一家独栋别墅小区。白云小区的每家每户都修建了车道和车库——他们的经理很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丽水的又一个第一。不过，房子修大了，注定要给这个城市的电网带来更大的压力。丽水本已极度依赖外购电力，而滩坑大坝正是要力图减少这种依赖性。滩坑大坝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位于高山之间，那儿的人们比较贫困，反对搬迁的可能性极小。

在受影响的地区，北山是最大的一个乡镇，总人口约有一万。2005年秋季，移民搬迁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当地政府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断定，农历的九月二十三是动工拆迁的黄道吉日。那天一大早，我开着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一路往西朝北山驶去。那条没有名字的公路非常狭窄，顺着小溪蜿蜒前行。满布巨石的溪谷里，河水一路奔流。偶尔，可见一两个渔民沿着岸边涉水而行。小溪的水并不深，无法行船。因此，附近人烟稀少。种庄稼也很困难：两岸的山坡太陡，梯田是开不出来的，稻田只能在河边的平地上顺势而为。这里的农村地势如此崎岖，仿佛跟温州的工业地区丝毫没有关联。可事实上，温州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连乌鸦也能飞过去。正是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南部浙江人的商业天性。几个世纪以前，这里的高山逼迫人们到沿海地区以商为业。及至最近，这里的人们才学着把他们的创业精神用到制造业上。到头来，他们又回到内陆地区修建大坝，以期为他们的工业城镇提供更充足的电力资源。

一路上，到处都是红狮水泥的广告牌，几乎看不见其他广告。多数居民点规模不大，而且很穷，但路上还是挤满了车。一条车流缓缓地从北山往下流淌着：解放牌大卡车、破旧的大货车、劈啪作响的拖拉机……一箱箱、一堆堆家具堆放在车上，又脏又旧的床垫在卡车货箱两侧竖立着。这些车辆从政府竖立在路边的一个个告示牌旁驶过：

建好滩坑大坝

造福千秋万代

今天支持滩坑大坝

明日造福子孙后代

跟我同一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多半是这样或那样的受益者。水泥搅拌车轰隆隆地朝着大坝的方向驶去，跟它一起的则是拉着建筑工人的敞篷货车。捡破烂的则开着空车：拆迁现场总有砖头、木材、废旧金属可供再利用。也有领导干部们乘坐的黑色奥迪A6，以及警车——我在浙江的农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警察。驶往北山的途中，我经过了大坝的坝址，那儿也竖着一块告示牌，说整个工程需要十六万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那可是红狮水泥在这儿拔得的头筹啊，工程的大头还没到来，整个挡土墙工程才在河里插下了几根桩子，还有脚手架撑着。往上走，满目疮痍的山坡表明，那里是未来的堤坝所在地——相对的两座山上已经挖出了一道大槽，从沟谷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只差最后一片没有摆上了。

我之前曾经来过一次北山，当时这个小镇一片繁荣。可是，我今天差点认不出它的模样来。一条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倒计时牌子，跟石帆乡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在北山，上面的数字显示为两个“0”，拆迁队已经清理完了曾经的镇中心地段。由政府安排的拆迁队穿着白色工作服，在一栋栋大楼之间穿梭着，确保没有任何居民藏身其中。至于拆毁工作本身，主要依靠那些自谋生计的拾荒者。在经济开发区，凭着市场经济的力量，整个社区拔地而起，工厂和商店差不多同时冒了出来。而在摧毁北山方面，获利的动机具有同样的效果。屋顶上有瓦片，墙壁上有砖头，地底下有金属——这全都可以卖钱。因此，一队队人马迅速地穿城而过，活像田地里的蝗虫，所经之处仅留一片荒凉。

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才开进原来的城中心。因为一辆辆大卡车得排队上货，转运物资，我只有在车流中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终于，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仔细地聆听着。在工业城镇里，机器的噪声成天到晚响个不停。而在北山，所有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靠手工完成。木板被扯开，钉子被拔出，混凝土被大锤一下下地砸开了。我听到了一个拾荒者捣毁墙壁的声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后，“咣当”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样的空寂，是北山命中注定的：它的沟谷永远不可能具备厂房里的闲忙节律，永远不可能响彻着夜班工人的劳作声。相反，它注定要变成一个静谧的水库，唯一的声音只有湖水拍打库岸的哗哗声。在几十米深的沉寂水底，这个地方将不复存在。

2006年11月的两天时间里，经济开发区里出现了树叶。还是在那个月，政府派人完成了遂松路人行道的贴砖工程，甚至安上了几只垃圾箱。之前，创业者们在这一地区搞建设的时候，人们随地乱抛垃圾，垃圾便沉积在排水沟里。但是现在，这里开始实行垃圾定期清理。他们开行了通往城区的公共汽车。工人们沿着经济开发区的各条大街植上了樟树，这些樟树先前经过培育，已经长到了两米多高。每隔五十米栽上一棵，规则得如同装配线上的工作站。突然之间，工业区里有了绿色——仿佛在提醒着我们，刚刚在一年前，在山头没被轰掉、机器没有安装到位之前，这儿还全是农村。

树刚栽上没几天，那台机器所在的装配线上干活儿的一位女工庆祝了她的十六岁生日。她叫任静（音译），来自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庄，离陶家人的老家没多远。跟陶家人一样，姓任的也来了一大家子：父母双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母亲开了一个蔬果摊，专为工人们服务；大女儿卖盗版光盘。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任静跟陶玉染——也就是陶家两姐妹中年长的那一个——一起上班。她们的任务，就是对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胸罩调节环进行分拣。晚上，这三个打工妹下了班以后，经常在一起打发时间，她们的父母则在各自的小摊前忙活着。正是这个原因，几个女孩儿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作息——一到晚上，她们就不受管束了。

祝贺生日的那天，她们到晚上八点钟才走下流水线，因为厂里正在为一个新客户的订单而加班。陶氏姐妹给任静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混合物写着几个英文单词：“Luck for You！”（“祝你好运！”）任静的姐姐在卖光碟的间歇，抽空做了七道菜。她十九岁，今晚上做好了草鱼、鸡丁、花菜和莲藕。她们吃饭的地点就在任家的家里，其实也就是从当地一个农民的一套房子里面租住的一个房间。那个地方是用混凝土抹的墙壁，地上铺着粗糙的瓷砖，一箱箱苹果、一箱箱橘子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几个女孩坐在父母的床上，享受着晚宴，用雪碧和可口可乐相互敬酒。

他们为几个男人买来了双鹿啤酒。任家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场——他在一家仿皮厂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刚下班过来。老田也从厂里赶了过来。老田是衬骨生产线上的监工，管着陶玉凤，也就是工厂第一轮招聘时，那个刚满十五岁却又对自己的年龄撒谎的女孩儿。今天晚上，啤酒刚一打开，她就把目标对准了老田。

“老田，喝一杯，”她说道。她给老田的杯子倒满了啤酒，给自己倒上了雪碧。他们俩都喝了，玉凤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再喝一杯，”她果断地说道。

“等一下，”老田说，“我得歇一歇。”

“喝！”

“等一等。”

“马上就喝！马上就喝！”

杯子一干，她又倒上了。

“现在该你了，”她指着任家大姐的男友说道，“跟他喝一杯。我要他喝醉，明天早上他就管不着我了。”

“我哪有管你！”

“跟他喝！”

姐姐的男友遵命之后，她又转向了我。“接下来是你，”她吩咐道，“跟老田喝。”我没有犹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碍玉凤的事。从她靠撒谎进厂工作的那一刻开始，玉凤就已经在厂里树立起了她那自然之力的形象。她年轻的脸上带着男孩子气，面颊长得胖乎乎的，蓄着短发。不过，她的态度比所有成年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复杂。任何人做起胸罩衬骨来都没有她的速度快，因此，她不愿意受到老板们的管束。有一次，王老板告诉玉凤，接下来有几天没有活可干。她一边大骂着他，一边跑出了厂房。“那个女——孩儿啊，脾气真——大，”她走了之后，他和善地说道。跟厂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拿她最没办法：对这样年轻而又泼辣的女孩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田尤其不是她的对手。他的体重不到九十斤，长着一张淘气的脸，生活中遵循着一条两句话的座右铭：“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离开四川农村的老家时，这就成了他的格言警句。那个时候，他靠修表为业，日子过得还可以，在经济开发区的大街上摆了个摊。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他被前进的步伐甩在了后面。本世纪初，手机的价格一下子降了下来，连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买个手机——还能当手表使用。修手表的买卖过时了。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老田明白，在新知识面前来不得骄傲自满。他已经从农业转向了钟表，可现在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立马动了起来——这就是永恒的乐观主义：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在温州，他找了一份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当技术人员，后来专门做起了胸罩衬骨这一行。

他拿的薪水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被他用来买彩票了。在中国，国营的福利彩票为社会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老田贡献的远超于自己享有到的福利。老田着了迷——他记下所有的中奖号码，写在了他宿舍的墙壁上。他住的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光秃秃的抹灰墙上写满了他关于“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玉凤告诉我，她想开一家鞋厂，小龙说过要饲养兔子或者做批发生意。罗师傅有经商的念头，就是把莲藕榨干用真空包装的形式卖到北方去，因为那儿没有莲藕生长。有一次，老田正在捣鼓厂里的机器。我问他，如果运气够好赢了大奖的话，他要做什么。他指着胸罩衬骨笑了笑。“我要做这个东西，”他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厂，生产这个东西。”在厂里，他是唯一一个还愿意从事老本行的人。在中国，那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几乎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营生永远不会过时。

生日晚会上，老田因为喝了啤酒，脸很快就变得绯红。玉凤逼着他喝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大发善心饶过了他，他便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几个女孩子则聊起了厂里的工作。她们提到了关于仿皮的谣传，说仿皮会引起婴儿出生缺陷。玉凤说，还是鞋厂好一些。

“那儿也会有毒气，”任静说道，“问题都是一样的。”

“那种气体不一样，”姐姐玉然纠正说，“鞋厂的问题，是他们用的那种胶水对身体不好。不过，没有仿皮气味糟糕。”

玉然只有十七岁，可说起工厂那些事儿来，却显得非常老练。这是她在生产线上干过的第三份活。之前，她做过鞋，也做过衬衫。严格地说，任静——也就是过生日的那个女孩儿——今天才达到法定工作年龄，可这已经是她做过的第二份活儿了。十四岁时，她就在一家低档服装厂做起了缝纫工。“我们是做计件的，”她对我说，“这个工作好一些，因为是计时。这要轻松得多。”

“我喜欢我以前工作的服装厂，”玉然说道，“老板人很好。一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很晚，因为有一笔订单要做嘛。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来了饮料，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啊。”

“高老板绝不会那么做。”

“高老板太抠门了。”

“服装厂的老板懂得照顾工人。”

“王老板人很好。可他随时都有操不完的心。”

“你们看老田！”

几个女孩儿大笑着——那位喝得醉醺醺的监工已经倒在角落的那张床上睡着了。蛋糕已经分光了，桌子上摆放着一大堆礼物：一只玩具猪，一头小牛，一只软布做的狗。任静很喜欢填充动物玩具，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们从来没有谈过男孩子的事儿，至少在男女混合的公司里面没有提到过。她们非常乐意听从父母的话，这在美国的年轻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不过，从其他方面看来，她们是非常成熟的。在美国，没有几个女孩儿能够为一个甜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做出七道菜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十五岁的女孩儿逼着自己的监工喝得烂醉。不过，有些特征倒是哪里都找得到的。这几个安徽女孩一开口闲谈，立马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开心。整整一个小时，任静和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着工作，聊着老板，聊着哪家工厂最好。

那年的一个秋夜，从温州驾车经高速公路返回丽水的路上，高老板的轿车失控了。那是一个雨夜，天空一片漆黑，他的行驶速度在一百公里以上。在一个弯道处遇到一摊积水，刹车抱死了，他只好开起了水上飞机。他那辆车的名字倒也取得恰如其分：别克赛欧[赛欧的英文名是“Sail”，意为“风帆”。——译者]。轿车原地打转，在高速路上发生侧滑，撞上了防护栏。金丽温高速公路上，很多路段悬空而建，有些地方紧邻悬崖，高老板在那个路段出事，实属幸运——安全防护栏给他和他的车起到了阻挡作用。当时正是深夜，路上的车辆很少。随后，那辆车在路肩上停住了，高老板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烟，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不过，车辆的损失很轻微，他还能够继续开回丽水。

两位老板的家都在温州市附近，他们每个星期要往返两三次。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由于机器质量所引起的问题：厂里有些东西总会时不时坏掉，迫使他们回到温州去购买配件或者送修。以往，两位老板都不怎么开车，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却搅乱了他们的方寸。费用也很昂贵——每往返一趟，大概要两百元通行费。那年秋天，工厂差不多才刚刚开始盈利，两位老板就开始商量着要不要把工厂整体搬迁到自己的老家去。

经济开发区长期的不稳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搬迁和调整早就习以为常，喜欢到各处敲敲打打成了他们的天性。通常情况下，一丁点小成功带给他们的不是满足，而是方寸不稳。老板们一开始赚钱，就满脑子想着削减成本。厂里面共有二十来个工人，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可两位老板一直不愿意再雇人手。他们抱怨房租太高，因为厂里的空间太大太大。他们当初规划这个企业的时候野心太大，满以为在六个月之内肯定有大规模的扩张。可一年过去了，企业的成长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顶楼上的很多空间都闲置着，形成了极大的浪费。

每当两位老板相互之间商量要事的时候，他们就讲自己的方言，其他工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于他们的计划，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可那年秋天，两位老板问过罗师傅，假如工厂要搬迁，他把那台机器拆下再装好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罗师傅说需要十天的时间。之后，他们没再问罗师傅任何问题，他也就弄不太清楚，他们说的可能要搬迁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在年底之前，他们不大可能那么做，因为业务刚刚兴旺起来，这个时候迁厂风险很大。不过，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罗师傅打定了主意，最好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贵州老家去。他拿不太准工厂会不会搬迁，而两位老板还扣留着一部分工资没有发给他。春节过后，他有可能要另找工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免不了要搬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做这些事会麻烦得多。跟许许多多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他们决定先分开住，等到罗师傅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作打算。

程有琴在她的行李包里塞进了尽量多的东西，她把那部新买的佳能数码相机也带上了。那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孩子出生后，他们拿出一千二百元钱买了这部相机。程有琴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一个婴儿，坐汽车离开了丽水，然后转乘火车到达了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坐了一个通宵的车，她和孩子到达贵阳的时候还不到五点钟。在贵阳火车站，一个看上去很友善的女子走向程有琴，问她要去什么地方。那个面善的女子告诉程有琴，她知道某个人有一辆车，要去的地方正好跟她是一个方向。她开出的价钱不贵，程有琴就答应了。她的老家在贵阳的乡下，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通常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回到家里。

她跟着那个年轻的女子走出了火车站，可她一看见那辆车心里就紧张起来。那辆车脏兮兮的，空间很狭小，就是人们所说的微型“面包车”。里边已经坐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体格魁梧。程有琴坐进去的时候，他们只顾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她心里在想着要不要回去等公共汽车算了。可当时天还很早，从丽水坐长途车过来也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儿子在她的怀里睡得很熟。最终，她还是决定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于是坐进了面包车。

他们的车在贵阳市区兜了一圈，朝着乡下驶去。另外四个人相互认识，但他们不怎么交谈。越往前走，这种沉默的局面越让程有琴心里感到害怕。贵州是一个贫困而偏远的省份，地形十分崎岖不平。没过多久，他们就驶离了贵阳郊外的最后一片居民区。驶上一条空旷的路段时，程有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化学物品散发出的气味，她立刻觉得头昏眼花起来。面包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发生在一片迷雾中：那几个人让她把现金、值钱的东西，还有手机统统交出来。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配合，他们就杀掉她和孩子。程有琴身上带着一千元钱的现金，她把这些钱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们。他们又要她的耳环，她也取了下来。可她没有跟他们讲藏在婴儿物品袋子最底下的那部数码相机。即使那几个人威胁说，如果她敢撒谎的话他们就要杀掉母子俩，她也没有承认还有值钱的东西。

几个强盗把程有琴和她的孩子扔在路边后跑了。当时正值清晨，空气又湿又冷，程有琴的脑子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相信自己是被下药了——最近有报道说，有些强盗喜欢用化学物品麻醉受害人。幸运的是，路边不远处就有一栋农舍，程有琴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给程有琴开了门，给她找了些吃的东西，还把电话借给她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手机号码本上的亲戚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中国的窃贼偷到手机之后会检查号码簿，然后给其中一些号码打去电话。他们会编造谎言，说电话的主人受伤严重，无法开口说话，马上要接受治疗，如果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看病。如果有亲戚朋友听信了他们编造的故事，窃贼们会要求他们把钱马上电汇过来。

程有琴听人说起过这样的骗局，所以她尽量把每一个号码都回忆起来。然后，她给罗师傅打去电话，问他要那些想不起来的号码。她给亲戚朋友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解释她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随后她才注意到，她的孩子还在沉沉昏睡。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该睡醒了，可今天却好像喝醉了一样。慌乱之下，程有琴又给罗师傅打了个电话。他让她立刻给孩子洗个澡，洗的时候用力擦洗，以清除药物的影响。

在农舍里，那对老夫妇给孩子洗了个澡，他终于醒过来了。之后，似乎一切正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程有琴密切地观察着他的情况。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平静，一样快乐。她这才相信，那些化学药品没有伤害到他。后来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她有孩子的话，那几个强盗会把她杀掉。她很自豪，因为她在那部数码相机上骗了他们——即便在胁迫之下，她还是保护着全家最值钱的那件东西。

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的脸蛋越来越像罗师傅。这个小男子汉也长着长鼻子、粗眉毛，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罗师傅一样具有沉静的个性、阅历丰富而又不愤世嫉俗，可谁知道呢。在头四个月的人生岁月里，这个孩子做了两次穿越中国的旅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在几次工资协商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在火锅馆里见证了拆台者把玩的伎俩，侥幸逃脱了电话被抢后可能引发的骗局。他被下过药，被抢劫过。父母给他取名为“文”，是“文化”的“文”。罗师傅之所以选那个字作名字，是因为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的儿子将会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师傅从来没在他宿舍的墙壁上写过任何口号。他不看那些励志书籍，对宗教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崇敬邓小平，因为他的实用主义而崇敬。在工业城镇工作了二十多年，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某个工人如果处在上升势头，他也很少有兴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的身份跟他在工厂干的活关系不大。合法的劳工组织其实也存在，那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可在丽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工人向这个组织求援。事实上，我唯一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几次街头的娱乐表演。每个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都会在遂松路上支起银幕放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每一年，他们都要为工人们组织大型的卡拉OK比赛。除此之外，在我去丽水进行的几次考察过程中，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们。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当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前行的时候，只有在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搬迁的城镇里，才能听到那里的人们偶尔满怀希望地说起，可以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什么东西。那些地方是我在浙江省的考察中看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这样的城镇多数孤零零地修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边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这刚刚建成的城镇，却活力全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即将完成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去看过丽水市南边的石帆乡，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那条主大街一直没有完工。每一个新兴工业城镇都是一模一样，作为开路先锋的总是那些小商店——“中国移动”、建材商店、家居装饰等。这些店铺出售瓷砖、水龙头，用来装饰公寓的商品也不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主大街一直没有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找不到生意兴隆的餐馆，也找不到路边娱乐场所。石帆想要获得生机，可是没有机会，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大的产业。

这就是一个开车路过的城镇而已，它所得到的也只有用车子拉进来的活儿。偶尔，某个大城市的工厂老板会顺着高速公路来到这里，给当地人提供一些挣外快的机会。有一次，我把车停下来，路边上刚好有五六个老太太。她们正坐在大街上，一边悠闲地聊着天，一边把一些珠子穿在一根布条上。这个活是温州一家制鞋厂委托给她们做的，每穿一串，可以挣到一块钱。这些穿好的珠串最终会粘贴到童鞋上。几个月之后，我又去石帆走了一趟，看到那几个老太太正在把珠子穿到一个个束发带上。有一阵，大家会把小灯珠串起来做成电子信号牌。又过了一阵，她们会一连几个月做着廉价的棉布手套。

石帆最雄心勃勃的产业，应该是网络游戏。有一大群年轻人买来几台计算机，接入高速互联网，然后开始玩“魔兽世界”——为了挣钱。“魔兽世界”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在线游戏，玩家们通过积累虚拟财富而创造角色。这个游戏传播甚广，已经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市场，各式战利品均可以用真钱进行买卖。在美国和欧洲，有的玩家太忙碌，没有时间耗在游戏上，可他们愿意花钱请人来做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帮自己练级。这叫作金农：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娱乐产业的外包服务。有一次，石帆的这几个年轻人赚了大钱。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番玩着“魔兽世界”，然后把获得的点数卖给远在德国的玩家们。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魔兽世界”管理者们的这一做法遭遇政府的制裁，只好关闭在中国的所有账号。最后，石帆的这些玩家们只好放弃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卖掉计算机，沿着高速公路往南进发，前往温州或者别的地方找活去。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也有一小群人因为滩坑大坝项目被弄得恼怒不已，正在寻求公平和正义。在搬迁的过程中，当局答应根据每一户人家的房屋种类和土地种类进行补偿。如果他们要在石帆或者其他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城镇买房子，还可以享受价格上的优惠。有些规定的细节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某人原来的房子是砖房，那他可以得到每平方米二百二十元补偿；如果是木板房，补偿费是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灶的补偿标准是固定的。另有四百八十元的搬家费。如果家里有人做全日制工，可以得到四百八十元的额外补偿，补偿搬迁期间的误工损失。如果有樱桃树，每一棵都会记下来并根据树龄进行评估，据此进行赔偿。平均算下来，每一个人应得的补偿款要超过八万元。但由于贪污腐败的原因，他们拿到手的实际数字比这少了许多。实际上，石帆的所有人都在抱怨搬迁这件事，其中有几个人怒气很大，他们已经准备正式上访。

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政府里面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觉得贪腐只是地方一级官员的毛病。他们去了省城杭州，在各个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排队等候，以期引起某个官员的关注。我一直没有听到石帆的人们说起过他们在这样的上访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正义，可他们还是要努力一试。差不多算是每一次，当我在他们的镇里停下车来的时候，总有人找到我想跟我讲一讲那些事情。我跟他们解释，我写的书只在国外出版，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发行，但他们还是想跟我摆谈摆谈。也许，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听他们抱怨的人：通常，我会坐上半个小时，看着某个失去家园的农民翻弄着那本安置手册。很显然，他对此已经烂熟于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公——他原来住的是砖房，得到的赔偿却是木板房，要不就是房间的面积算错了，要不就是明明已经长大的橘子树被当成了幼苗。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无助，因为只要当地的媒体稍微管管就能搞定这些事情。可是浙江的记者们却被告知，不要掺和到大坝建设工程中去。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酿成政治风波。相反，他们把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个城镇里。他们还制订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大事情。他们要测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数，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体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世代耕种的土地应该具有所有权。石帆这样的新兴城镇本应该放在靠近工业城市的地方，人们才能有活可干。不过，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们的谈话中间出现过，因为当地人所迷恋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在大坝建设初期，北山曾经出现过一些示威活动。当地人告诉我，官员们雇人把组织者揍了一顿。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还杀了一个人。最后，当局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息了那场骚乱。在中国，这样的昙花一现十分常见——北山被拆迁的那一年，公安部公布说，全国有八万七千起“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每一年，中国都会公布类似的数据，这些数据总会给人难以置信的感觉。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抗议的次数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抗议的目标。如果人们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如果某个人感到不高兴，仅仅是因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却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能耐的中国人都知道，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力。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天资聪明和辛勤劳动通常会得到回报——从罗师傅他们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十分明确。可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没怎么依赖政府。他们在别的服务机构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花钱参加私人培训课程，自己学会动用关系，自己找工作换工作。他们利用种种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有利条件，跟老板们进行着艰难的协商。如果被安置到某个了无生机的社区，就只有一走了之。面临着这么多选择与流动，跟领导们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请愿者多数都显得孤注一掷。他们读的书没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没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务工者一样时运不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受到过创伤——因为在他们进行请愿的过程中，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威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尝试，因为他们已无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访者给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会见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的，见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这些城镇里，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

“实话实说，我更愿意找别人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这件事儿。”

我很敬重他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到电视上去说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个蹩脚的期刊记者的访谈。不过，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们还是坐下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滩坑大坝到底是怎么通过审批，怎么进行融资的。有传闻说，一些私人投资者会从所产生的电力中获取利益。“如果他们要修建这样的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资者是谁。不过，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些人。仅仅给我们钱和房子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嘛？你看看外面——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在北山的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为那是中心位置，周围村子的人都要去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当地人对大坝背后的基本问题显得有所关心。而且，出于原则，他还拒绝接受现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错，手里拿着一部价格不菲的手机。于是，我问他靠什么养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说，“我在这儿开了好几家商店，附近就有一家。”

我问他，商店卖些什么东西。

“地板砖，”他说。

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对于他想保全自己的赌注，我并不打算加以指责——至少他在尽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许某一天，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想方设法也要坚持了解有关的基本问题。或许教育制度会得到改进，公民们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跟他们的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11月初，两位老板决定搬迁他们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搬迁，要搬到哪里。对这些问题，也许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答案。偶尔，高老板开着他那部别克赛欧轿车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驶去，一两天后才回到厂里，然后和王老板悄悄地商量着什么。罗师傅相信，两位老板仍旧在寻找新的厂址，具体地址很有可能就在温州附近。不过，他也拿不太准。老板们对这样的消息进行保密，已经形成了一种特色。如果他们提前宣布搬迁计划，工资拿得不多的工人们要么会提出加薪，要么会马上另找工作。因为业务正在好转，这个时候两位老板可担不起劳动力缺失的代价。因此，他们只告诉大家，搬迁的事情还早得很。

王老板突访老陶，和他进行了第一次协商。到这个阶段，老陶已经可以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了，因为他代表着厂子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他的两个女儿、陶家偶尔来厂里做做零工的几个表亲、同样来自安徽省的十六岁女孩任静以及老陶本人。王老板本来不屑于跟这个人商量，可他别无选择，尤其是那几个女孩儿，都是非常宝贵的女工。一天，他问老陶，他们一家人是否愿意跟着搬迁。

“搬到哪里？”老陶问道。

“还——没——确定，”王老板说。当他跟老陶打交道的时候，总会出现结巴的现象。“不过，应该不会太远。”

“嗯，那么我也不好说，”老陶说道，“你得告诉我，搬到什么地方，这样我才好答复你呀。”王老板不想说得太细，他们只好就此打住——那不过像一点火星，然而，这点火星足够引燃文火慢烧似的协商进程。

在厂里，还没有能够像老陶那样讨价还价的人。每当入夜，流水线上的活儿干完之后，他就想着法子打理一家人的干货摊。对此，他也很在行。他的摊上备有几百本书籍、杂志，廉价商品也有好几十种，这些东西的价格他都记在心里。跟别的店老板不一样，对那些可能成为顾客的人，他不会笑脸相迎，或者假装热情。他能够镇得住人：因为有那样的身高，因为有那样挺直的身板，他天生就是个令人敬畏的讨价还价者。可令他出名的还是他那很好的鉴别力，当地的其他一些店主有时候都要前来向他讨教。

陶家的摊位摆在跟遂松路相连接的一条小巷子里。小巷创业者多来自安徽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相互间还是有一种同乡情谊。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的小摊变成了真正的商铺，其中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店面，跟老陶的小摊隔街相望。这对夫妻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儿子，他的外形跟其他中国人差异很大。这个小家伙长着一头纤细的头发，接近金黄色，两只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当地人都叫他“小老外”。傍晚时分，我有时候会到陶家的小摊上跟老陶坐上一会儿。每当这时，邻居们就会跟我开玩笑：“喂，那可能是你的小孩儿哦！”他们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窘迫。在中国，我时不时会看到有些长得比较特别的小孩。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多民族融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迁徙与移民，一定会飘荡着各式各样的基因，有时候肯定会出现在某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些小孩常常受到一些不太友善的关注——丽水的这个小孩太小，还理解不了这一点。不过，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他会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厌烦。

他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和睦。陶家人告诉我，自从搬来经济开发区后，那两口子就一直口角不断。11月的一天傍晚，那样的口角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十分恶毒的公开争吵。跟往常一样，这次的纷争跟钱有关。在中国的家庭里，通常男人比较喜欢挥霍钱财，他把钱用来买烟买酒下馆子，这也正是这对安徽夫妇争执的焦点。他们对峙了五分钟之久，站在小巷子中间，朝着对方吵骂着。之后，那位丈夫突然大步离开了现场。过了好一阵子，那位妻子站在那里气得满脸通红，向着远处大声吼叫。她长得很强壮，有着农民特有的黝黑肤色。真难以猜想，那小孩子白皙的皮肤是怎么得来的。我去陶家的小摊上坐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女人露出过笑容。

那天晚上，她大吵大闹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开始放火焚烧店里的东西。她先是搬出几箱尼龙袜，放在巷子里当作引火柴，然后拿来了打火机。她把小孩子放在店铺冰冷的水泥地上，孩子立马号啕大哭起来。很快，围观的人群里聚集了二三十个人。不过，这些围观的人跟一般的街头围观者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中国人把街头争吵和打架当成一种公共娱乐活动来看待。不过，今晚参与围观的人群中，谁也没笑。大家都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终于有一个穿着工厂工作服的人站了出来。

“不要这样子，”他说道，“这样做不好。回屋里去吧，他都已经走了。”

老板娘用力甩开他的手，继续拨弄着打火机。当时她非常愤怒，费了些时间才打着火，引燃了纸箱的一角。此时，那小孩子涨红了脸，满脸都是泪水。

“不要让他哭了，”另外一个人说道，“他还小！”

可是，老板娘充耳不闻。她又掀动打火机，引燃了另外一只纸箱子。老陶一言不发，走到了巷子里。跟往常一样，他依然十分决断，懒得跟那位老板娘说话，那位也没有理睬他。老陶抱起那小孩儿，穿过巷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摊上。

很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些袜子十分便宜，只卖一两元钱一双，不大容易燃烧，并且释放出浓浓的黑烟。那女子回到店铺里，在货架上查看着。人群开始嘀咕起来。

“不要让她再烧东西了。”

“她把这事忘了就算了！”

“别管她！”

老陶抱着小孩儿，小孩儿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妈妈。他从干货摊上取来一个塑料蜘蛛侠玩具，小孩儿终于不再哭喊。火还在闷烧，可老板娘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再放进去烧了。这场争执本来就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即便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她的节俭品质：她专门拣出最便宜的袜子来点燃。这时，她沉重地坐在店门口，满脸怒容，呆呆地看着前方。人群中，有几个人心神不安地笑了笑，终于散去了。有人用脚把火踩熄。最后，老陶跨过小巷子，把小孩还给那个女人。

她呆呆地摇着头，那小孩儿又开始哭了起来，可他的妈妈看都不看他一眼。老陶没有办法，只好又穿过了小巷。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小孩变得更加狂躁不安。老陶的妻子抱了他一会儿，然后把他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把他交还给了老陶。我们全都轻言细语地哄着他，想让他安静下来，可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他大声嚎哭着，金色头发下面的小脑袋涨得通红。无论谁靠近那位母亲，她都视而不见。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那场篝火令她难堪，她只能把最后一丝怒气撒在她唯一能够控制的人身上。

我们站在那里轮流抱着孩子，一直等到九点钟以后，陶家两姐妹总算加完晚班回到家里。玉然，也就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那个，立马抱起仍在大哭不止的小孩儿。玉然只有十七岁，刚刚上了十一个小时的班——分拣着粉色和紫色的胸罩调节环，可她又从容地承担起这一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她柔声哄逗着小孩儿，轻轻地抖晃着，他那疲倦的双眼终于慢慢闭拢了。玉然第一次抱着小孩穿过小巷的时候，他的妈妈拒绝了。玉然抱着小孩儿耐心地等待着，又试了一次。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她抱着孩子，就那么面对着那个女子。最后，在那场戏开演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女人接过了孩子。抱着孩子，她走进了自己的商店。

后来，再次见到玉然的时候，我问她，那位老板娘的丈夫回来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她摇了摇头：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玉然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她说的话却显得很老成。“他们总是那样搞来搞去，”她说道，“他们就那样子。有些人就是喜欢打架。”

在丽水市南部，政府已经在开始修建另外一条公路了。最终，这条路会接入金丽温高速公路，向西南穿过经济开发区，延伸到农村地区。这个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建筑工人们正在悬崖峭壁上进行隧道爆破。除了那些拆毁点，周围一片沉寂。有时候，当我想离开经济开发区短暂休假时，我便会朝那个方向开过去。从今开始的几年以后，一座座工业城镇可能会在这些地方拔地而起。但就目前来说，这儿依旧是一片农田。

在大港头附近，离丽水市三十公里远的地方，高速公路将会开设一个出口。一直以来，大港头就是位于大溪上的一个小渔村。几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筑起了一道石堰。小村里有一条卵石街道，两旁都是传统的木结构瓦房，当地政府便把这里确定为“绿色产业”的最佳位置。因为丽水市早年是依靠仿皮加工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们开始引进更清洁的产业。于是，他们决定在大港头兴建艺术家公社。他们的目的有两个：画家们画出适合出售的画作；高速公路通车后，吸引外来游客。唯一还缺乏的，就是富有活力的艺术社区。对此，政府打算采用引进的方式，跟当初他们引进产业的方式一模一样。在经济开发区，所有工厂在头三年内都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而在艺术家公社，所有搬迁来此的画家都可以享受头三年房租减免的优惠。这项政策如果对仿皮工业有效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用到艺术上呢？

领导们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古堰画乡”，他们宣称那是根据巴比松画派而命名的。巴比松画派是19世纪的一个油画派别，始于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当时的画家们聚集在此，以画乡村景色和农民主题闻名于世。在巴比松精神的指引下，丽水市政府委托画家们以周边农村的景色为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他们为这些画专门修建了一个陈列馆。陈列馆刚开放没多久，我就去那里看了一下。我在陈列馆里一边溜达，一边观看着这一地区的风景：大溪上的一段田园风光、山坡上静静的橘子林、传统的农村民居，等等。多数画作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使用了大量的浊色和柔光，有些细节描绘还带有欧洲风格。一幅画上面画着三头慵懒的母牛，这样的母牛我在丽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幅画采用了凡·高的绘画手法去描绘一棵橘子树。有一幅画受莫奈风格的启迪，画了糠壳燃烧的场景。在陈列馆主厅里陈列的二十六幅风景画作中，只有一幅画里面出现了人的形象。如果这幅画的场景是在法国某个地方，画面上又没有人物的话，看上去跟丽水市也没有什么分别。

古堰画乡刚刚开业，但关于租金免费的承诺已经吸引了十一家艺术公司。这些小公司多是聘请几个画师，让他们画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城市风光，然后再卖到海外市场。这些画家在遍布浙江的艺术学校里接受过培训，很多人以临摹威尼斯风景画为专长。红叶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之一，那里的一个经理告诉我，他们跟欧洲一个买家达成了协议，每个月需要一千张威尼斯风景画。在欧洲，这些油画被卖到旅游商店、宾馆，以及饭店。荷兰大师们的画作临摹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家们把这样的风景画称作“荷兰街”，他们通常只要一天多点时间就能画出一张来。

在一家叫作波米亚的画廊里，我看见一个名叫陈美子（音译）的女人正在画一幅“荷兰街”。这幅画里有鹅卵石、马拉车，以及她称之为“塔”的建筑物。我告诉陈美子，那其实是一座教堂。她说，之前她也很怀疑，但一直拿不太准。她大致估计了一下，画这一幅画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经常画的其他主题有圣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总督宫，尽管她连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跟当地其他画师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她从小在浙江省某地的农村长大，我问她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美子说道，“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这么回事。”

“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赋，对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稳。”

“你学习很好吗？”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喜欢画画吗？”

“不，一点也不喜欢。”

在我看来，美子的技术似乎很棒，她的画看起来很不错。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不过，这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广告公司信手涂鸦的美国年轻人，可能会对创造力、灵感这些东西侃侃而谈——只要公司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灵感作画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来这一套。美子个子娇小，声音沙哑，称得上是个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画师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她大笑不已。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对巴比松这个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乡村的宁静。她之所以搬到大港头这个地方来，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免。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

她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名叫胡建辉（音译），也是个艺术家，两人一起经营着波米亚画廊。他们请了几个艺校毕业生跟他们一起画画。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样子，胡建辉就要收拾起一堆画作，然后坐火车去遥远的东莞市。东莞有一个市场专门买卖他这种画作，胡建辉的客户多来自欧洲和俄罗斯。买主根据尺寸付钱：8×10的通常可以卖到五十元，12×16的可以卖到一百元，30×40的可以卖到三百六十元。平均每个月，美子和建辉能够挣到八千元，这在丽水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就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而言，只有大师傅才能拿到那么多钱。

一天下午，我闲逛到他们的画廊那儿，他们俩正在作画。我们的谈话慢慢转到了品位这个话题上，建辉说起了他在艺术品市场上发现的一些东西。“美国人喜欢比较明亮的图画，”他说，“他们喜欢淡色的风景画。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色调。韩国人喜欢柔和的色调。德国人喜欢带点灰色的东西，法国人也是这样。”

美子正在翻看一本书，书中展示的是各种风景画的样本。她指了指那幅粗陋的域外风光图，图上是一片海滩，画着几棵棕榈树。“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画面，”她说，“真蠢，只有小孩才喜欢这样的地方。中国人真是没品位。法国人的欣赏水平最好，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其他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要排在他们后面。我们画的画，欧洲人根本不会购买。如果我把那幅画拿给一个中国人看，他肯定会说：‘画的真好！’”

有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到一些委托任务。任务是几张照片，需要把它们画成油画。那个星期，一个美国人送过来几张照片，美子给我看了看：一个大大的白色谷仓，矗立着两个筒仓。我问她，她是怎么想的。

“经济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农场用得着这么一片地呀？”她问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那几个筒仓是用来装粮食的。

“那么大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大笑着说，“我还以为是用来储存化肥的呢！”

于是，她重新审视着那幅图画中的景色。“真不敢相信，这玩意有这么大！”她说道，“村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呢？”

我告诉她，美国的农场主通常不会住在小镇上。

“他们的邻居在哪里呢？”美子问我。

“他们的邻居呀，可能也隔得很远呢。”我说。

“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吗？”

“没事儿，”我说，“美国的农场就是这样子的。”

她给我看了其他的照片，多是些商店的店面以及一些老式建筑物，从表面上看，应该是美国的某个小城镇。对于委托本身，美子跟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那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转过来的，他不愿意把最终买家的信息透露出来。从商店的店名，以及我从互联网上查询的结果来看，那些老式建筑物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一开始，我以为这事儿肯定跟那儿的旅游宣传有关，可当我跟帕克市的人取得联系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或者商店被拍了照片，现在正在中国被画成巴比松风格的油画。也许是某个人在穿越犹他州北部的时候，带了部相机，照了几张快照，然后委托人把它们画成油画。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画会被当作装饰画卖掉，用来挂在宾馆或者餐馆里，而它们的最终归宿很可能在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

照片上的那些商店店名最让艺术家们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英语。美子画过一张照片，店门上的标志是“Miners Hospital 1904”（矿工医院1904）。在那幅画上，建筑物看上去画得相当不错，可店名却变成了“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美子还把另外一张照片上的“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精致绵羊皮始于1973）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精致绵羊浏览皮始于1773）。“Bar”（酒吧）变成了“Dah”（大刀）。有几幅画上面写着“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有一家商店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玩”），以及“Residentlal Bhoker”（正确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

我的内心却更喜欢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版本——谁不想去那个叫作“大刀”的地方喝一杯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艺术家们把别人委托的事情做好。于是，我给他们指出了所有必须更正的地方。之后，我每次到丽水，都要去古堰画乡拜访一下。我喜欢那儿宁静的风景，还有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这个小村子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每次去古堰画乡拜访的时候，都要帮建辉和美子把那些写错了的地方更正过来，他们总是心怀感激。有好几次，他们主动提出来，要专门为我画点什么。“你就拿一张照片来吧，”建辉跟我这样说过。后来，我把我小时候在密苏里住过的房子——我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的照片给了他们一张。我看得出来，建辉对这件委托的活儿干得十分认真。我前去取画的时候，他跟我道了歉。

“对这一部分我很抱歉，”他说道，“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指了指房子边上的车道。在照片上，树影投射在沥青路面上，使路面显得有些斑驳。我明白了，建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格局：丽水市第一个带有私家车道的小区是白云小区，可当时还在建设之中。我跟他解释道，很多美国人都把车停在房屋边上的沥青路上。

“哦，我懂了，”他说，“我原来没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一条街道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要改过来，我可以改一下。”

在那幅画里，他把那条沥青路拓宽了，占了门前草坪一大半的位置。多年来，我远在密苏里的父母一直不愿意改建那条老式的车道，他们觉得修新的两车停车库显得有些多余。可是，建辉现在竟然替他们完成了拓宽工程。我对他说，整幅画作堪称完美，只有一点不足：没有签名。这些艺术家通常不在画上署名，因为欧洲人不想看到威尼斯的风景画上出现中国画家的名字。可我还是叫建辉在油画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卷起那幅画，后来坐飞机把它带回了美国。我的父母十分激动，把它当作礼物挂在了厨房里。每当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是我对于丽水最美好的回忆，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变成了古堰画乡。不过，那幅画也让我感到一点点内疚，因为美子和建辉拒绝收取这次委托活儿的钱。在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次是他们最接近于因为乐趣而画画。

11月底，两位老板终于决定搬厂。高老板开车去了温州西南边的瓯海，高速公路最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出口。他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仓库，足够放得下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他便和老板签订了租赁合同，租金比现有的厂房便宜。签下租赁合同后，两位老板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议明确无误：11月28日恰逢农历初八，没有哪个日子比两个八更吉利。

他们一直拖到11月26日才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工人们。不出所料，生产线上的多数员工马上离职而去，罗师傅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则打算趁搬迁之机要求涨工资。不过，老板们颇有能耐，把他们提出的要求一一回绝了。剩下一个问题，陶家一家人和任静会不会随厂搬迁。王老板一直等到27号早晨，才径直来到老陶家。协商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走？”他问道。

“不走！”老陶回答道，“我儿子要在这儿上学。我们走不开。再说，我还有生意要做。”

“到了那边，如果你要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

“你说得轻巧，”老陶说，“我们在这儿生意做得好好的。”

王老板来的时候，我正在跟老陶聊天。老陶这个人很随和，也很幽默。可是现在呢，他的身体语言完全变了个样：背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王老板又试了一下。“先——去试——一下嘛，”他说。

“我得留在这儿，我要照看我的儿子呀。”

“那么，你的两个女儿要跟我们走吧，”实际上这才是王老板的如意算盘：把那两姐妹带走，让老陶留在这里。可老陶的反应也很快。

“她们俩单独去是不行的，”他说，“她们还很年轻。再说，我们在这儿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如果你搬走了，不就违约了么？”

“我没有违约！是我请你跟着搬过去。”

“合同上根本没说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儿。我一大家人怎么搬嘛？”

“那是你的事，”王老板说，“我还让你干同样的活儿。那就是合同。”

“如果我去劳动局告你，他们恐怕不会这么看哦。”这样的威胁言辞徒劳无用——如果老陶真的愚蠢到要去劳动局上告，碰巧奇迹出现，领导们愿意听他投诉的话，他们的反应恐怕应该是停止对玉凤这个十五岁童工的非法使用。然而，那番话还真的管用了：王老板似乎感到有些无趣，老陶似乎感到有些高兴。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午饭时分，老陶不见了踪影，他出门办一件十分神秘的差事去了。老陶离开工厂后，罗师傅请玉凤和任静到他的宿舍一起吃饭，老田也跟来了。吃完饭过后，两个男人开始数落起那两个女孩儿来。

“你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吧？”罗师傅问玉凤。

“没有。”

“你还把钱全部给你的父母哇！到了你这个年龄，应该有自己的账户哦。”

“他们需要我拿钱出来帮补家用。”

“你学会独立了，才是真正的在帮补他们，”他说，“好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都独立了。在我们村，大家一出去打工，马上就开了个账户。”

“唉，我们村跟你们村不一样，”玉凤说道。她抱着双臂，倔强地看着门口。任静跟她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她的妈妈已经跟她说过，除非陶家两姐妹跟着搬，否则她是不允许跟着走的。

“你现在就应该去银行开一个账户，”罗师傅说。

“好吧，我明天就去开！”玉凤大声说道，“不用你管！”

“我只不过觉得你应该自己拿主意，”罗师傅柔声说道，“如果你有了银行账户，就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嘛。在我们村，那些年轻人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穿的是名牌鞋子，用的是名牌手机。”

“我们村那些年轻人还不是这个样子！”玉凤又顶了回去。“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回家的时候，骑了辆摩托车。大家都说她发了。”

“噢，你也应该那样嘛。至少，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嘛。”

“那不是我的主意！”

“不，看得出来，不是你拿的主意，”他说，“你是让你的父亲替你拿主意。他不想让你独立。你留下来干什么嘛？”

“我可以去鞋厂打工，”玉凤说。

“那你挣得了多少钱？”

“不知道。”

“你觉得鞋厂现在会要你么？都年底了。”

女孩儿沉默了——她知道，罗师傅说得对。11月份很难在工厂找得到工作，很多人都在等着放假过后跳槽呢。不过，同样有道理的是，11月份也很难找到新人，那也正是罗师傅和老田在这场对话中所下的赌注。搬机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培训新手。罗师傅心里清楚，不管协商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半路杀进来——高层次技术人员担当这样的角色很普遍。

老陶在出去办自己的差事之前，把条件讲得很清楚。他要求每个人的月薪要拿到一千元：他本人、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任静，这个薪水要求比现在的水平增加了30％。他还提出要包吃包住。王老板没有答复——搬迁临近，他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的妻子已经赶来帮忙，还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了过来。这个小男孩不论什么时候来到厂里，都会成天跑到机器房里添乱。他在几个楼层间穿来穿去，走到哪里，哪里的工人就要追赶他。工人们以此为乐——人们似乎把他当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发泄着他们对老板的挑衅。

午饭后，那小孩儿跑到了罗师傅的宿舍。罗师傅抓起一把大大的切菜刀，挽起袖子，蹲下身来，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咕哝着。那三岁大的小男孩僵在那里，双眼圆睁。

“啊——啊——！”罗师傅大声吼叫着，摇摇摆摆地靠近那小男孩。“啊——啊——！”

他手里的菜刀在空中挥舞，小男孩尖叫着，跑了出去。他哭喊着，一路跌跌撞撞地顺着楼梯跑了下去。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化学实验室里，小龙又找到另一种极具创意的方法，把他赶了出来。等到罗师傅和老田都不再发笑之后，他们又回过头来数落着玉凤。

“你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老田揶揄地问道。“你自己挣的钱一点都没有留，是不是？”

“她要学着独立呀，”罗师傅说。

“我是想去，”玉凤承认，“可是，如果我爸爸要我留在这里，我可能就去鞋厂找个工作，学点技术。”

“开玩笑！”老田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根本找不到技术活儿。”

“跟我们一起走，”罗师傅说，“要学会自己靠自己。再过一年，你就可以去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他开始讲起自己第一次外出务工的经历，也是先存了些钱，然后再去的深圳。两个女孩之前听他讲过这些事情，可她们现在还是陷入了沉思。她们听着他摆谈那些南方传奇故事，眼里闪着光芒。

七点钟的时候，王老板把价钱开到了七百元。老陶坚持要一千元——那三百元的差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个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着她们。

“罗师傅和老田简直是在恐吓我，”玉凤抱怨说，“他们老是说我应该自己出去闯一闯。”

“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要紧，”老陶说。

“可是，我要跟他们走！”

“你要等着，看老板们怎么说。要有耐心。”

“我要走。”她的父亲没有理睬她，她于是提高了声音：“我要走！”

“好好说，”玉然说道。姐姐的性格文静一些，她时常管束着玉凤。“不要争吵，”她说道。

“反正我要走。”玉凤又低声说道。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八点钟，罗师傅来了。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大家——陶家两姐妹、她们的父亲、他的表亲，还有我——便围着燃气炉坐了下来。那租来的房子算得上是一间土墙棚屋，11月的寒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罗师傅给几个男人递上了西湖香烟，女孩们静静地离开了房间——她们知道，这纯粹是大人们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老陶和他的表亲像在农村那样漫不经心地聊着往事。现在，他们还在继续闲聊着。

“明朝一开始很强大，可是后来慢慢地变弱了，”表亲说道。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嘛，”老陶说，“人也是这个样子。老了就不中用了，就死了。”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确很衰，”罗师傅轻轻松松就接过了话头，“他们被满族人打败了。满族是个少数民族，竟然统治了四百年时间。那么几个人，统治着那么多人！”

“到毛泽东出现之前，中国一直都很衰，”老陶说。

说到这里，我们本来可以往好几个方向接续这个话题，但罗师傅把我们拉回了正题。“你看，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对老陶说道，“目前，我不想雇太多的新手。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他顿了顿，吸了一口香烟。“王老板和高老板说了，今年剩下这几个月，你们过去干活，每人可以给两千块。如果生意好，他们还会给你们发奖金。过春节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春节过后，他们保证每个月给你们八百。王老板说，多了他不给。”

红包是过春节的礼物，这是习惯，但老陶不为所动。“我不想把这个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说，“那样的话，我们要多花很多钱。”

“我懂，”罗师傅说，“我跟他说了，如果我要请工人，要培训他们，每个人大概要花五百元。我跟两个老板讲了，你们的要求不算高。”

“不包括吃住吗？”

“不包吃，”罗师傅说，“包住。”

“我要两样都包。”

“抱歉，但你别忘了，他们要给你发奖金，还有红包啊。”

“不管红包不红包，奖金不奖金，”老陶说，“要有保障的才算数。如果他们不包吃不包住，那就给我每天发七块钱的生活费。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任静。她是我的责任，跟我那两个女儿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罗师傅的双手有些紧张，把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不停地折过来折过去。这时，老陶的妻子走进棚屋，围着炉子坐了下来。

“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老陶说道，“每小时拿四块半，可我没在那个厂干下去。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的工资高些，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说，如果没有保障，我是不会跟着你们搬的。”

“我懂，那肯定是个麻烦事，”罗师傅说道。

那个女人开了口。“何必费那个心呢？”她说道，“我们可以把她们两姐妹送到鞋厂去嘛。”

“先把这事说清楚，再送到鞋厂去也不迟，”老陶说。

“就这段时间，两千块可以了，”罗师傅说，“春节过后，你们肯定能够拿得到八百元。”

“今后的事情，我根本管不着，”老陶说，“‘保证’还不是哄骗我们这些工人的话。玉凤一天可以弄一万套胸罩衬骨。你们去哪儿找那么快的新手？”

之后的四十五分钟，房间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对话。男人们不停地抽着西湖香烟，抱怨搬厂和雇新人的麻烦。大家都同意，浙江的老板普遍不值得信任。可是，有好一阵子，谁也没有提到那个具体的数字。“过节前的这段时间，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一百块，”老陶终于说道，“跟他们说，那个钱是用来抵生活费的。”罗师傅点点头，掐灭烟头，走出了棚屋。他在那儿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

工厂里，王老板和高老板正在跟一群搬家工人商量着什么。一连几天，除了讨价还价，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罗师傅传过来的信息。

“我们就给吧，”高老板说，“谁在乎那点钱啊？”可他还是看着他的叔叔，看他怎么做这个最后的决断。王老板想了想——很显然，跟老陶打交道让他心烦不已，尽管是通过中间人传话。

“给他五十，”他说，“一百不行。”

“说定了吗？”罗师傅问道。

“跟他讲，这是最后的开价。不是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我和罗师傅穿过遂松路，走了回来。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半，夜晚越来越冷了。想到这样的程序，他苦笑了一下。“我老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师傅来当中间人。谁都不愿意跟对方直接打交道。麻烦！我要的是靠得住的工人，却不得不干起了这样的调解工作。”

陶家的棚屋里没有人。于是，我们又往前来到他们家的干货摊，玉凤和玉然正在招呼客人。她们的爸爸这个时候一般都在这里，可他又出去办理什么秘密差事了，打他手机也不接。罗师傅跟两个女孩留了口信，让老陶给他打电话，可老陶一直没有打回来。那个晚上过去了，可最后的开价依然没有提交讨论。

11月28日，也就是农历初八，这是鸿运当头、前程似锦的日子。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大众桑塔纳轿车的车胎瘪了。在中国开了五六年的车，行驶过各种各样的恶劣路段以及在建的经济开发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爆胎。我打开了汽车尾厢：没有千斤顶，也没有扳手。从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车上，工具箱是空的，油箱也是空的。不过，还算运气好，车上有备胎。我给之前认识的一个丽水出租车司机打去电话，他便带着工具赶来给我换轮胎。在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他觉得双脚站在扳手上更好用力。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颗螺丝折断了——他把螺丝头齐刷刷地拧断了。

“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上得够紧了——轮胎肯定掉不下来。”

“可是，如果又爆胎了怎么办？那颗螺丝我怎么取得下来？”

他没说话，静静地思量着这个问题。“那倒是有点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不能开得太快。”

我心里在想，就别提什么算命先生了吧。那一天仿佛是仿皮厂发了怒，经济开发区上空低垂着灰色云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里，几位老板已经租了一台叉车、四辆解放牌卡车、七个计日工。那几辆卡车都是五吨大卡车，货厢敞开着。等我赶到的时候，其中一辆已经装满了东西。上面满载着纸箱子和几台机器，我问高老板，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他们打算怎么办。

“不会下雨，”他说。

“看起来可能要下雨哦。”

“没办法，”他说，“我们管不了。”

一大清早，罗师傅就开始了对那台机器的拆卸工作。他把整个生产线拆分成了三大块，一辆叉车把那个沉重的铁架子放到了卡车上。他们把几台金属冲压机和衬骨机器也搬了出来。老田和小龙把那些成品调节环用盒子装了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万只，一共装了九十四个纸板箱。到此，重要的设备已经全部搬了出来，高老板和王老板像跟在收割机后面捡拾麦穗的人那样，把每一层楼都捡了个遍。他们把楼上办公室那肮脏的地垫收了起来，把所有的金属碎片都收集在一起，这些东西还可以卖给废品回收人。他们把厂里所有的电灯泡都拧了下来，一个也没有剩下。高老板拿着榔头，把钉在木头上的所有钉子全部敲了下来。差不多一年前，他们从承包商那里订购了几扇一百元的门扉；现在，他们一扇一扇地取了下来，然后把这些门扉像叠扑克牌那样放进了卡车的货厢。到正午时分，几颗大大的雨点滴了下来，两位老板忧心忡忡地看了看天。还好，天气没变。

下午，老陶出现了。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站了半个小时，看着那几辆卡车装满货物。他没有走过去打个帮手：从现在起，他从这家工厂正式下岗了。最近几天，除了越说越生气的工资协商以外，他还悄悄地找起了工作，终于在附近华都仿皮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活儿干。因为毒气的名声在外，它给的薪水比大多数初级工要高些：每站着工作一小时，老陶可以挣到四元六角钱。晚上，他还能够照料家里开的干货摊。他那两个女儿——关于年轻和要人陪伴那些说辞都不过是谈判中的手段而已。老陶一直很清楚，她们两个能够自食其力。现在，她们自由了，可以走了。

任静为自己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末了，她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走到了工厂大门口，求她留下来。她还小，这是她在厂里做的第二份工作，她应该等到明年再说！可是，任静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财产装在了一个小包里，等着搭乘搬厂的卡车。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看她的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道：“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后来，任静的姐姐来了，隔着遂松路传递着口信。“她叫你要当心，”她对任静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儿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五分钟后，姐姐又说道：“她哭了。她是真的想让你留下来！”可是，任静的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打电话。”工人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装好了第三辆卡车，任静终于爬上了车。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便送过来两百元钱。她仍旧站在那里，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卡车载着她的女儿，消失在远方。

陶家两姐妹离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哭泣。两个女孩各自收拾了一个小箱子。走向老厂的时候，她们俩激动地交谈着，恰似上大学的美国孩子。老陶陪着她们走到了厂门口，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直到最后一刻，他也像个军人。传统的离别方式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他最后的交代是：“衣服要穿暖和。天气凉了，如果不注意，要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衣服要穿暖和，好吧？再见。”

说完这些，他转过身去，大踏步地走了。十点钟的时候，最后一辆卡车开出了老厂。车辆抵达新厂后，大家都干活儿到深夜，确保所有的设备都搬下车来，安全地放进了屋里。竟然在一天的时间内，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电灯泡和一百元一扇的门扉，胸罩衬骨和一百多万只胸罩调节环。差不多是他们刚一搬完，天空犹如撕开一道口子，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