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一边对成为母亲的女人道喜，没做母亲的女人则不被当作“成人”对待，但却一点也不去分担母亲承受的重负。女人也许为当上母亲而喜悦，但要意识到为之付出的代价之大，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当然这里必须加一个条件，即，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下[“近代家庭”，是来自历史人口学的一个历史记述概念，与之前的家庭形态相比，“近代家庭”有如下特征：（1）以夫妻为中心；（2）以孩子为中心；（3）排除非血缘亲属。从性别论角度来看，近代家庭还有两个特征：（4）公私领域的分离；（5）性别角色在两个领域的分担配置。近代家庭在欧洲形成于18至19世纪，在日本则于明治末期至大正时期在都市地区形成，进入战后高度成长期后急速地大众化普及化。]。在近代之前，支配阶层的女人只管生，孩子生下以后自然有人来养；而下层百姓家的孩子，则无需费时费心，自然就会长大。前近代的女人们，大概没有近代之后的女人那么多烦恼吧。而且，在一切都被决定、女儿只能有与母亲一样的人生的社会里，母亲和女儿无需相互竞争。或许可以说，前近代的女人们有苦劳，但没有苦恼。

对于自己付出的代价，母亲想让孩子来补偿。如果是儿子，补偿方式简单明快，即“出人头地”，将母亲从蛮横粗暴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终身恭顺孝养。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最终胜利和最大报酬，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恋母情结的孩子，让儿子继承家业以后，自己登上“家业继承人之母”即皇太后的地位。

女儿呢？女儿早晚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对女儿的投资不过是白白扔进阴水沟，不能期待投资的回报。可是，这种“常识”已经是稍前一个时代的事了。现在，女儿终其一生为母亲的所有物。并不因为出嫁了，女儿便可以免除娘家父母老后的护理义务，母亲也指望女儿来照料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希望接受护理”的家庭成员顺序中，第一位从儿媳变成了女儿。与此相应，实际上由女儿护理父母的比例也增加了。

于是，出现了母亲在现实中依赖女儿、口头上却要否认的现象。有的女儿代替身为长男的弟弟收留照料母亲，母亲却终生一直叹息：“让女儿照料自己，我好可怜。”女儿听到的是母亲的哀叹，而不是被感谢，却还得继续照料下去，实在很悲哀。

母亲要女儿“代理实现”自己未能满足的欲望，这是在女性的人生选择机会增加了之后才出现的新近现象。现在的女性失去了“不过只是个女人”“反正就是个女人”的借口，也有了“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成就”的选择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二十年里，选择进入四年制大学的女生人数急速上升，超过短期大学。同时，在女生选择的专业中，医学系、法学系等实用学科增加了。在最近的国家医生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中，女性占合格人数的三成左右。在这个现象背后，我看到了两代女人的执着。女儿的高等教育，没有母亲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的。即使父亲说“女人不需要什么教育”“短期大学已经够了”，但母亲坚持抵抗、支持女儿，“虽然你父亲那么说，别担心，学费我给你出”——有这样的后援，女儿才能升入大学。女性对资格证书的热心，是出于“女孩子也应该有一技之长”的意识。在这种意识背后，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母亲一代对现实的把握和绝望。女生进工科和经济系的很少，这是因为母亲一代在结婚前有过办公室白领职员的经验，她们深入骨髓地懂得，在需要集体协作的职业领域，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所以，她们劝女儿去寻求只要有了资格便能单干的职业。

随着少子化现象，女儿成了“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很可能只有一个女儿或都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不会有性别差异。事实上，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养育、接受着像儿子一样的教育投资的女儿们为数不少。大学升学考试落榜后再次挑战的女生比率上升，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女儿还是与儿子不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女性的选择可能性扩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的双重负担使女儿的负荷更为沉重的时代。假如是一个既有女儿也有儿子的家庭，母亲会为儿子倾注更多的精力财力，这使女儿的角色更加微妙复杂。女儿必须回应母亲的期待成为优等生，但为了不至于威胁到母亲更溺爱的儿子的地位，又要费心使自己的成绩不要超过哥哥和弟弟。在《噩梦》〔2007:50〕一书中，小仓千加子描写了处于这个位置的女儿的苦恼：“虽然是个女人，但要做出与男人匹敌的成绩，却又决不能压倒了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