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出版了不少关于母女关系的书籍，有信田佐与子的《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叹息》〔2008〕，还有斋藤环的《母亲支配女儿的人生——“弑母”为何困难》〔2008〕，压卷之作则为佐野洋子的《静子》〔2008〕。本章的执笔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刺激和启发。

斋藤环是拉康派的正统继承人，他的母女论对于熟悉弗洛伊德理论的人很好懂。不过由一个男性学者来解剖母女间复杂纠缠的关系，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也无法满足。正因为好懂，不自在的感觉也就更为强烈。与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单纯。在父子关系中，儿子弑父之后去代替父亲的位置便了事，儿子只需憎恶作为压迫者的父亲即可，但女儿对母亲却不尽然如此。斋藤说，儿子有很多切断父子关系的机会，但女儿并非如此。

“有论者将与‘厌母’相通的‘厌女症’视为近代以后的产物[此处所指“论者”，可以理解为江藤淳〔1967，1988〕和赞同江藤之说的上野〔1994〕。]，我不那么认为。至少，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女孩子的厌母情结有更为根源性的因素。”〔斋藤（环），2008:117〕

如果斋藤所主张的，是说母亲本为婴儿欲望的绝对对象，“厌母”是起源于婴儿对与母亲分离的怨恨，那么，“厌母”应该是不分性别的。即便婴儿的“厌母”确如斋藤所言，南希·霍多罗夫（Nancy Chodorow）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个历史性事实，即婴儿的最初抚育者为母亲。另外，“不拥有阳具”便等于“软弱无力”的意识，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的吧[事实上，人类学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去母系社会超布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时，曾因发现彼地并无“俄狄浦斯情结”而困惑混乱。另外，我们还知道，对于在单身母亲以及收养女婿的家庭里长大的儿子，与父亲同化的机制很难产生。]。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一种有力的倾向是对他的理论进行历史化的解释，只把他的学说视为产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的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别分化机制的理论，而不是视为关于人类普遍心理的学说。斋藤说：“弗洛伊德的假说对性别分化的过程机制提出了明晰而体系性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这是事实，但我认为，还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这样一个历史条件。

斋藤的书，副标题为“‘弑母’为何困难”，可是，“弑母”的问题表面看来没有时代之分，其实也是当今特有的现象。在过去，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契机。不管怎么哭怎么唤，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娘家母亲再不能对女儿多嘴，女儿对娘家母亲也不能多管。婚礼时三三九度[日本婚俗。婚礼时新郎新娘用一组大小不同的三种酒杯三度相互敬酒的仪式。]的最初两杯酒，第一杯是与婆家双亲结亲子之盟，第二杯才是结夫妻之约。对于女人，婚礼就是重新结成亲族关系的不可逆转的仪式。女儿出嫁以后母亲还能终身支配，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与之相反的是，信田佐与子的书名中的“守墓女儿”一词，表面看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反倒是非常现代的现象。在父权制之下，出嫁的女儿作为儿媳，所守的应该是婆家而不是娘家的墓，父母本来不能期待女儿为自己守墓。现在，不但有不婚的女儿，还有出嫁以后也切不断与娘家关系的女儿，如果没有她们的登场，就不会出现“守墓女儿的叹息”了。对于这种历史变化，信田自己也意识得很清楚，她说：“‘守墓女儿的叹息’居然能成书名，四十多年前当我还二十多岁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2008:86〕

因此，在今天谈论母女关系，与不顾具体历史条件地谈论存在于任何时代的母女关系是不一样的，也与谈论二十年前或四十年前的母女关系不一样。信田说，由于上述历史条件的变化，母亲现在的依赖对象，不是儿子而是女儿。这是女儿地位上升的证据吗？

另一本母女关系的书，著者是佐野洋子，她说：“母亲其实一直嫉妒我。”作为一位学业优秀的长女，她一直对母亲心怀憎恶。佐野接受了大学教育，一直拥有职业，这在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与世上许多母亲一样，比起优秀的女儿，她的母亲更溺爱病弱的哥哥。富有绘画天赋的哥哥11岁时突然病逝，妹妹便代替哥哥接下了哥哥的绘画用具，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升入美术大学，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看到女儿的华丽成功，母亲满脸不开心。

“不是你那么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大学的吗？我不是在好好地工作吗？你为什么要那么阴沉、那么不开心？”〔佐野（洋），2008:62〕

佐野对母亲一直抱有一个不能消释的疑念：当哥哥死去的时候，母亲一定在心中祈愿，死的是女儿就好了。佐野一直无法爱上母亲，一直心怀憎恨，同时又一直责备憎恨母亲的自己。

憎恨父亲的儿子应该不会如此责备自己吧。父子关系与母女关系的决定性差异，或许就在此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憎恨母亲是不能被原谅的。仅仅因为憎恨母亲，女儿就得把自己当作“非人”一般引以为耻。为什么？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佐野的书中，比起对母亲的憎恨，更多的是充满了对自己的谴责。

在“用钱把母亲扔掉了”的老人公寓里，母亲渐渐患上了痴呆症。那么要强、那么粗疏、从没表扬过女儿、从没说过“对不起、谢谢”的母亲在痴呆了以后，“变得像个菩萨”。自从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被推开以后就再也没牵过的母亲的手，佐野第一次去牵了。去抚摸一直不愿接触的母亲的身体、钻进母亲的被窝去陪睡，这些都是母亲痴呆以前不可能的事。

佐野说：“神智清醒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喜欢过。”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之后，她才与母亲和解。听到痴呆的母亲说出“对不起，谢谢”的时候，佐野放声痛哭：“终于从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责中解放出来了。”“活到今天，真好。”她的表达是“我被原谅了”，而不是“我原谅了母亲”。她的自责意识当真强到了那个程度吧。

读者是否会松一口气：终于赶上了母亲还活着。不，人生不是总能“赶上”的。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我与母亲的和解，没有赶上母亲去世之前。在我原谅母亲、被母亲原谅之前，她已经走了。时机已经错过了吗？可是，死者也会成长。女儿的母亲，存在于女儿身体之中。在与她的反复的对话中，我体内的母亲在慢慢发生变化。

无论是回应母亲的期待，还是背叛母亲的期待，只要母亲还活着，女儿就不可能逃离母亲的束缚。无论是顺从还是叛逆，母亲都一直支配着女儿的人生，直到死后。女儿对母亲的怨恨，表现为自责和自我厌恶。女儿无法喜欢不能爱上母亲的自己，因为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对于女儿，厌女症总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自我厌恶。

有解决办法吗？正如信田所言，母亲向女儿、女儿向母亲，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