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女子短期大学任教时，每次上课都向女学生们做一些简单的问卷调查。有一次提出的问题是：“生为女人，是赚还是亏？”大多数回答很天真单纯，比如：“去迪斯科舞厅跳舞只要半价，所以是赚。”“约会时能让男朋友付钱，所以是赚。”在这些答卷中，有一个学生的回答刺痛了我，让我忘不了。

她说：“我生得很丑，这种问题与我无关。”

的确，无论是赚是亏，前提都是要置身于“女人”的范畴之中。而成为“女人”是有条件的。“女人”的条件，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没满足这个条件的，便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失去乳房子宫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等等。这些女人，都被逐出“女人”的范畴。

女人何时成为“女人”？“女孩”成为“女人”的变身时期，是思春期。小仓千加子对“思春期”下的精彩定义，换成我的话来说，即：当自觉意识到自己身体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时，便是少女思春期的开始，与年龄无关。所以，有7岁便知媚态而步入思春期的少女。从那以后，在漫长的人生中，女人的身体便一直经受被男人视线的估价。据说，有位患厌食症的女性在进入30岁后，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对男人失去了价值，她便开始放心地吃，终于长胖了。对于她，年龄与体重都成了退出“女人”范畴的策略。

作为自我身份确认的“丑女”，并非一个客观范畴。一个女人是否为“丑女”，不能客观地判断。当事人通过“丑女”的自我界定，从男人的视线中退出/被退出，这种自我感觉才是重要的。

在林真理子的小说中，登场人物多为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人，亦即对男人有价值的女人。这位作家非常出色地写出了“以女人为武器”的女人们的卑劣低贱。在她的作品中，无论男女都很低贱。我并不想说描写人之伟大高尚方为文学，可再三地被迫去看低贱的男男女女，读后很不愉快。

让我们来看看她的代表作之一《不愉快的果实》〔1996〕。这部小说从1995年至1996年在《周刊文春》上连载，于1996年成书。我手头的是1997年版，已经加印到第27次，可见其畅销程度。该书改编成电影时，广告词十分火辣惹目：“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做爱，怎么就那么快乐呢？”这张广告原本预定挂在JR电车车厢里，但被电车公司拒绝，这又成了一个社会话题。

主人公水越麻也子，32岁，已婚，但外貌完全看似未婚，年轻、富有魅力。在她对与公司职员丈夫之间的夫妻生活感到无趣时，一个富家公子为她着迷。她本只想寻求刺激玩游戏，却输给对方的强硬攻势，结果家庭破裂，只得再婚。这本来应为一个“幸福结局”，但留给她的，是和一个精神幼稚、自我中心、只想把玩具抢到手的年轻男人的婚姻生活，完全不值得庆幸。或许可以说，这部小说描写玩弄“女人武器”之后的失落、寡索、荒凉之感，十分出色。

另有一部小说《错位》〔2000〕，主人公为男性，一个见机便与女人偷情的公司职员，陷入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的恋爱游戏无法脱出，最后家庭崩溃，只得不情愿地再婚。结尾也是主人公“本不该如此”的落寞感慨。对小说中的男女，读者可以悯笑，但要同化却很难。

《厚子的时代》〔2005a〕，是回顾狂乱的泡沫经济时代的作品。该书的广告词写着：“那个疯狂又丰饶的时代。不动产帝王的情人。从女演员手中夺走CHIANTI[东京著名的意大利餐厅。]的贵公子。那个集世间女人的羡慕与憎恶于一身的女大学生。”这个女大学生，就是豪言“从没抢过别人的男人，是男人要我”的20岁的北原厚子。她自信满怀，“被男人爱得过分的痛苦，要讲给没被男人爱过的女人听，只是白搭。”对这种女主人公，普通女性读者很难同化。当然，男人要的，不过是她的年轻和身体，她与男人之间的爱没有任何深度。等在她前面的，是成为被IT暴发户包养的小妾。一个典型的“沦落故事”。

在作家的视线背后，是一种自虐或批评意识吗？我很怀疑。看她描写女主人公的毁灭时毫不留情的笔触，我感到的是作家通过将自己视为“例外”而拥有的一种“外部”视线，作家以这种特权的外部视线刻薄地观察着女主人公。若是自我批评，必然会伴随一种苦涩，但这种苦涩感在作家身上过于稀薄，使我只能感到她的恶意。男作家或许还会对女人抱有一分幻想，女作家连幻想也没有，所以，她的厌女症更为彻底。

自己是“丑女”、自己不得男人喜欢、自己已经退出“女人”世界，对观察者而言，这等于一个安全地带。被嘲笑的不是我，是其他女人。厌女症乃他人之事，与己无关。

那么读者呢？林真理子是大众作家，拥有众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读者的心情会与谁同化呢？是与作家林真理子？还是与她书中的女主人公？回答对自己容貌有信心的，只有女性中的一成，几乎所有女人都对容貌怀有不满或不安。这不奇怪，因为估价的标准在男人手中，女人只有被折腾的份儿。在林真理子的作品中，对男人“有价值”的女人在看似得到华丽的成功之后，走向毁灭之途。看到这种结尾，许多读者会感到舒心解气吧，同时在心中自言自语“我不是这种女人（我当不成这种女人）……”

林真理子描写男女之间的算计、背叛、狡诈、欺骗，逼真而高妙。在她的作品中，女人是男人的欲望对象，男人是女人的利用道具，女人与女人是竞争对手。读了她的书，想对女人不抱怀疑厌恶之心，很难。林真理子之所以能写得出来，是因为对她来说，厌女症乃“其他女人”的事。这种他者化的机制，她的读者与她共有。有证言表明这一点。据说，读者对《不愉快的果实》的感想，多为“女主人公跟我的女朋友们一模一样”。

大众作家的成功缘于“与庸众俗情的串通”，便在于此。林真理子通过让自己立于“例外”的位置，站在了产出厌女症的父权制一方，并协助对这种体制的强化和再生产。因此，她的作品不但让女人，也让男人们可以“放心”地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