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安珀山公司（Ampersand Agency）的彼得·巴克曼（Peter Buckman）。尤其要感谢查托和温达斯出版公司（Chatto & Windus）的詹妮·厄格洛（Jenny Uglow），她在编辑方面提供了慷慨的帮助。伊恩·查默斯好意为此付出时间，并提供了建议，与他关系密切的詹姆斯·林德图书馆（James Lind Library）则是极好的资料来源。芝加哥大学的马修·斯蒂芬斯（Matthew Stephens）在我写作此书时回答了一些疑问，多年前我在泰晤士河的各个支流驾船载他上下时偶尔不得不听他讲述，他对统计学显而易见的热情对我而言甚至更有价值。

我在治疗病患时反复遭遇理论与临床困难，并对医生应当提供的价值存有疑问。在这些过程之中，写作此书的冲动逐渐显现。同时，我的许多老师与同僚对循证医学怀有兴趣，这为我的冲动提供了助力。有两本精彩的著作激发了我的思绪，我也在此大力推荐：威廉·西尔弗曼的《证据在哪里？》和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的《坏医学》（Bad Medicine）。本书也是多年间与玛丽安·马夫海姆（Marion Mafham）就我们共同的医学事业及她参与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多次交谈的结果。我们的朋友兼邻居理查德·雷曼（Richard Lehman）喜欢阅读医学杂志并思考其中的内容，他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兴趣也对此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书省略了循证医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里程碑式事件，因为我的本意并不在于全面地记录它们，而是聚焦在那些最有影响或最有意思的事件上。我无疑会漏掉一些本应被纳入的内容，同时写了一些应当被省去的内容。我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错误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