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很忙。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黄庄，毗邻北大附小附中、人大附小附中、清华附小附中等北京市最著名的小学和中学，每天来心理咨询的青少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学校，也有一些慕名远道而来的客户。他说：“2024年，我们这里是一万两千次的咨询量，百分之七十一是青少年。”机构里将近五十名心理咨询师几乎全天候超负荷工作，而他本人，因为知名度过高，常常被家长围追堵截。他发现，往往是家长看起来比孩子更焦虑，想的就是赶快把孩子治好，回学校上学，这实际上还是实用主义的观念。家长很少真正考虑孩子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更少考虑孩子心理健康的问题。

这些年来，他不只做心理咨询，创办心理书院，培养大量心理咨询师，承接中央部委的重要课题，到全国各地做调研，编辑相关心理咨询实用手册和专业书籍，还要到处演讲，出席相关会议。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忙。忙，并不可怕，毕竟，这是他的初心，从进入这一行业开始，他就严格遵守“心理咨询是助人的职业”这一基本理念。他很喜欢王阳明先生的“慎独”。“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良知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修养，它强调修人修己。巧合的是，他出生的那条巷子曾经有位明代大儒，是“慎独”的忠实执行者。徐老师觉得自己和同一巷子出生的这位大儒以及和王阳明先生之间有着某种深层心理上的呼应。他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信念基础，同时，也作为自己努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土心理学方法的精神支撑。

真正让他深感疲惫，甚至有些恐惧的是，他发现，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越来越高，它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现象。从业二十多年来，他接触过无数青少年案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他深感个人力量的微小。问题如此复杂、普遍，他和那些来咨询的家长和青少年一样，被莫名却无处不在的焦虑所笼罩。

为什么现在青少年心理问题变得那么突出，那么严重?

首先这个事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它早就存在。从最近二十年纵向来看，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业负担越来越重，学业竞争越来越大。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发现有很多青少年开始出现问题，三十年前几乎就没有。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就是三十年前，我是1970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心理问题，学生自杀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但现在青少年自杀变成一个常见的事了。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病的问题，它根本上还是一个教育和社会的问题。过去二十年，随着学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孩子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玩的时间越来越少，心理问题其实越来越多。这些肯定是成正比的。

现在国家要求学校配置专职心理咨询老师的比例，大学是4000:1,中小学是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全国大概有五十万所各级各类学校，那就至少需要二十五万名心理老师。你想想可能吗?现在大城市基本都有了，我是在北京做的调研，北京能实现1000:1。北上广深基本上都能做到，比如说清华附中建了一个五六百平方米的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有六七个人。但是农村还是很缺，前几年我们曾经去一所高中调研，他们就没有心理老师，学校没有这笔经费。现在应该会好一些，但是，心理老师肯定是严重短缺的。现在我们国家有非常具体的措施。因为现在问题太严重了，心理中心越建越大。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们身处一个全球焦虑的时代。我们曾经做过青少年自杀调研，调研的地区青少年自杀率呈二至十倍的增长。这是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当中，青少年其实是承压的一个底部，像神经末梢一样。

11月20号是世界儿童日，2024年的主题就是“倾听每个心声，点亮儿童未来”。前两天新华社记者采访我这个问题，我说现在的情况叫“形势严峻、前景乐观”,“形势严峻”是指情况确实很糟糕，“前景乐观”是说，上上下下都在形成共识，都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局面。因为现在情况太严重，越是改变的时机，就越有机会改变，而且我觉得必须改变。

我觉得，从根源上看，还是现在的教育制度有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以后就更加明显。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还是农耕时代或者说前工业时代的模式，就是复制粘贴，靠记忆，考试基本上就是靠记忆，大量时间去背，去重复，都是死记硬背。我们这一代人还好一些，或者还好不少，比如说还比较重视动手能力。现在相反，把动手、做实验这些有意思的部分都去掉了，因为考试不考实验，就完全被考试所左右了。

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记忆力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你记住再多东西你都肯定没有人工智能记得好，靠记忆肯定要被淘汰了。所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创造力的竞争。这也是人性决定的，为什么?人都喜欢新鲜的东西，你没有创新的东西很快就被淘汰。互联网也不断地迭代。一个产品出来很不错，大家都很感兴趣，过两年就不行了，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来替代。

来我们机构咨询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抑郁只是表象，从行为上来讲是厌学、拒学，再严重下去就是自残倾向，到最后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焦虑已经成为全社会甚至全球的大主题，这种焦虑和压力必然会传递给孩子，孩子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现在的“卷”根本上是成年人的“卷”,成年人要出绩效、要上升，父母要让孩子上更好的大学，结果，就是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内卷越来越严重。并且，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更深地把人性扭曲化。整个社会的深层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会带来亲子关系的隔阂。父母很难理解孩子，他们还在用自己那一套经验来管理现在的孩子，其实早已是“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了。家长最困惑的就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

另外，孩子们一天到晚在网上，现实中的亲密关系越来越少，异化越来越严重。其实恶果已经出来了，现在年轻人不生孩子、不结婚、不恋爱，依赖网络，连最本能的性的欲望都在退化。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手机里的快乐是简单的、即时的快乐，它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现实中的人被异化了，也会越来越孤独。

因为我们中心的位置在海淀区，来这里咨询的孩子几乎涵盖了海淀区里最好的中学。2024年，我们这里是一万两千次的咨询量，百分之七十一是青少年，孩子的数量很容易算出来，很庞大。这其实是全国性现象，某种意义上是恶性竞争的必然后果。从我的角度来说(当然也不一定对),“卷”有很多因素，社会的、全球的、经济的，等等，但是从教育角度来说，像超级中学这样的模式(大家说的县中模式),就是依靠复制粘贴、下苦功夫、把东西记得滚瓜烂熟来获得好成绩，现在几乎成为中国教育模式的主流，这是有问题的。

最关键的是，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不是让一个人更完善了，而是把一个人搞厌学了，把他的创造力给摧毁了，这个是最看不见的，但是最长远的东西。15岁到18岁之间正是一个人的脑力最发达的时候，我们在干吗?我们每天在重复记忆，我们在摧毁孩子的创造力，摧毁孩子的身体。是的，你等于是把它全部摧毁掉了。所以在我们的咨询中经常会有一个特点，当然我们也是一个不完全的样本，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更容易出问题。优等生特别容易出问题，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学习越好，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大，他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他的学习压力太大了。他承受着父母极高的期待和极高的自我期待，他自己下不来，所以他不允许自己考得不好，对他来说考不好太可怕了。

崩溃的表现就是厌学、休学，在家里不出门，这样的孩子太多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的咨询是最刚需的。学习特别好的孩子、学二代、官二代很多，从遗传基因就决定了他学习肯定是不错的，但是他特别容易架在上面下不来，然后崩溃了。家长就很难接受，说我自己是博士，是部委领导，然后我孩子初中都不毕业，这件事情谁能接受?连义务教育都不能完成，所以家长的动机就很强。他也不能给孩子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比如说让孩子到电子厂打工，不可想象。

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我好不容易到这个社会阶层，我只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再往上走，不能接受他往下走。有一次我去深圳讲课，还是在疫情期间，一所外国语高中，现场有四五百人。我讲完以后，当时有一个家长就举手提问，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深圳还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城市，那天提问特别多、特别活跃，讨论得很好。家长说，徐老师你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你看我和我先生，我们都是“小镇做题家”,靠自己努力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大学以后我们到深圳来打拼，这几十年下来略有资产，房子、车子、存款都有了，我真的没法接受我的孩子不如我，考的大学不如我。他考的大学不如我，就意味着他可能以后不能在深圳立足，我们前面那么多努力就都白费了，那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然后我就问她，你和你先生是哪所普通大学毕业的?她说武汉大学。我一听就笑了，武汉大学是985、“双一流”大学，怎么着也是排在全中国最前面的那一批大学。按她这样说，她儿子必须上清华、北大、复旦才行，否则的话就还不如他们。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很普遍，家长不能接受孩子社会阶层下沉。

来我们这里咨询的孩子复学率还算可以，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因为很简单，这些孩子内心当中还是想学习，想要上大学的。对于这种情况，我就会跟他父母说，孩子出了问题，他来咨询，家长一定要参与，而且家长一定要改变，不能把这件事情只当成孩子的问题，一定有家长因素，家长一定要改变。往往家长积极配合的，有改变意识的，有弹性的，就相对比较容易，孩子好转得快一些。但是，一定不要忘了，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孩子没有复学，他们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状况、未来道路会怎样，这还是未知的事情。

总体而言，像我们这帮1970年代出生的家长，现在我们的孩子刚好在上初中、高中，对培育小孩很茫然，或者处于一个相对无知的状态。我们觉得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也努力托举，但好像我们内心深处很不能容忍孩子。我会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现象，就是“刻舟求剑”。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时间，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和现在千差万别。那时完全没有互联网。1994年互联网才开始在中国进行商业使用。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不工作或者说一个人不找工作是不可想象的，没工作会死的。对吧?现在不一样，家里有钱啊，“啃老”就是了，而且很多还是独生子女。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能我们70后、80后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其实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难得多，因为他学的东西太难了。为了竞争，最后你就是要被选拔出来。所以，我们中心挂了顾明远先生题的词，“学习不能讲竞争”,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这是他开的药方，但很难做到。

当家长有了这样的心态以后，他的孩子学习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他会觉得他让父母失望了，他就自暴自弃。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北大最大的教师小区，大概有2000户。有一年大年初三，我接到一个邻居的电话，说想让我去做危机干预，就是孩子和爸爸吵翻了，孩子声称要自杀，把妈妈急的。我就问是什么情况?他爸爸平时工作特别忙，过年的时候稍微空一点，然后去了解孩子学习情况，结果现在学校都是有电子记录的，他发现孩子有120次作业没做，一个学期有120次作业没做，他就非常生气，就跟孩子吵架，说他是人渣之类的，孩子就受不了了。她问我她该怎么办。

我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女儿，我女儿跟她儿子是北大附中的同学，不同班，但同一个年级，作业情况应该差不多。我就问她，你们现在做作业情况怎么样?她说女生一边哭一边做，为什么哭着做作业，因为晚上11:30还没做完，已经累得很难受了，困得不行了，擦擦眼泪继续做作业。而我女儿班里，男生有一大半作业都没有完成，有的连作业都不交。

我就跟那小孩的爸爸说，你看我们那个时代不交作业的就是最差的学生，现在如果男生有一半人没交作业，你说这是作业的问题还是孩子的问题?不是孩子懒，是作业太多太难。这个孩子其实当时成绩比我女儿好，但是因为父子关系冲突，他最后上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二本。北大附中的孩子上二本，真的是在后面了。你想他父亲是理科教授，他脑子肯定好使，怎么可能考得那么差，就是因为亲子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先不说教育改革啥的，家长先动起来，先把自己心态调整过来，多理解自己的孩子，他们真的比我们难。

我跟你认真说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什么?我们机构过两天要请一位老师来做讲座，他在教育部任职，早年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他说我是在清华教研究生高等数学的，我孙子初中的数学我不会做。这不是笑话吗?他说，而且这个题没意义，纯粹就是烧脑筋，跟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了难，让你做不出来，让大多数人做不出来，就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