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来了一个长得特别帅的少年，全医院都知道。

上午十点左右，王振医生带着精神科的病人到楼门口的空地那边放风，路上遇到其他科的医生，会笑着问他，花臂呢，咋没看见花臂?

大家私下里都叫他“花臂少年”,有时简称为“花臂”。少年是夏天来的。救护车一路呼啸到医院，少年被从担架上抬下来，只穿一条短裤，身上花花绿绿的，胳膊、腿用约束带牢牢捆着。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平躺在担架上，身体单薄得像一张纸，几乎看不到突起。仔细看去，发现少年的胸前、腰侧、胳膊、腿上都是文身。胸前是一个大哪吒,手拿火尖枪，脚蹬风火轮，眼睛圆睁，头发飞扬，一根根线条生动鲜明；腿上也是线条状，有龙尾、水纹和一些说不出名字的东西；左侧胳膊浓墨重彩，亮蓝深青，有点类似于云、石头、樱花的图案。

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少年说，医生，我在这儿呢。

他说话声音有点点含糊，笑容腼腆，眼睛狭长，鼻梁很高，脸庞棱角很分明，身形单薄，背略微有点驼。王振医生有时会拍拍他的背，提醒他腰直起来。

时间长了，也有护工给他开玩笑，问，花臂，你咋被送进来了?

花臂少年回答道，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送过来了。

大家都笑起来。

“我不知道啊。”这是花臂少年最常说的一句话。问他很多问题，到最后，往往是“我不知道啊”。

王振不主张过分严厉和严格地对待病人。他认为这些病人本来就缺乏关爱，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爱而不能”才出现精神问题并且住进医院，如果医生只是开药，让他们住院，吃药，很难解决真正的问题。必须要关注病人的内心世界，要能够和他们交朋友，并去开导他们。

但是，他的想法在县医院注定是不能实现的，两百多个病人，他就是累死也不可能腾出时间做心理疏导。不过，在这个小小的镇卫生院，他意外地实现了这一点。精神科大约四十个病号，男女比例差不多。他们有三个医生，一个人包十四五个病号，差不多可以忙过来。

少年刚被送来时，几乎完全失去意识。少年的姑姑和堂伯跟着救护车过来。据姑姑叙说，他“莫名其妙”地把他堂伯家的车给砸了，大家拦他的时候，他反抗得厉害，非常暴躁，打那些去拦他的人，似乎完全不认识周边的人。姑姑说少年在砸车打人之前几乎好多天没正经吃过饭，脑子经常犯迷糊，老说有人在他耳朵边命令他去打人。

根据姑姑的叙说，少年已经出现幻听幻觉，意识混乱，王振医生初步判断少年有精神分裂症状。虽然有大片文身遮挡，但王振仍然能感觉到少年已经瘦弱到营养不良的地步，他一边安排给少年输液，一边问姑姑平时谁和少年一起生活。姑姑说平时少年就一个人生活，她只是偶尔从婆家回来住几天，有时少年的爷爷回来待一段时间。他们曾商量着让少年去山西他爸爸打工的地方，少年不去，即使被强行安排着去了，他也只待几天，就到处乱跑。但是，姑姑强调道，钱没少他的，他没钱了，就向她要，向他爸和爷爷要，他们都会给他。

王振医生例行地问少年家里亲属有没有精神病史，包括父亲方和母亲方，回说没有。问家里成员，说少年一出生妈妈就去世了，跟着奶奶生活，少年13岁时奶奶生病也去世了，他就辍学在家。少年的爸爸一直在外打工。少年小学成绩很好，性格也好，辍学之后跟着一帮朋友混。姑姑提起这一点，愤怒异常，认为都是少年所谓的朋友，使得少年走到了这一步。本来他在山西爸爸那里打工，待了一个多月，挣有六千多块钱，就坚决不再干了，拿着钱到杭州找朋友去了。少年在杭州经历了什么,她说不清楚，少年的爸爸也不知道，仅仅知道的是，少年挣的钱很快花完了，他给姑姑、爸爸、爷爷分别发短信要钱，紧接着，他离开杭州，又跑了一些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全家人完全不知道，总之是乱跑，家里人经常联系不到他。偶尔联系上了，他也不说自己在哪里。2024年5月，少年回到村庄，不再出门，精神上有明显的异常行为。姑姑自己的家离这里有七八十公里，家里的小儿子刚刚一岁，她不可能天天待在这里照顾少年。

姑姑交了钱给少年办了住院手续，就回家了。过一段时间，少年的爷爷过来，得知少年需要继续住院，续交了钱，当天也回去了。

少年在医院的当天晚上就醒了过来，他没有对自己身处医院表示惊讶，非常安静。王振医生看过少年的身份证，少年的生日是十月，还差三个月满十八岁。可是，少年脸上的脆弱以及闭着眼睛时的疲倦，似乎是走了太远太远的路，以至于他再也无法支撑。他无法想象少年暴起打人时的情形，从他当前的身体状况看，他应该连一只装满饭的碗都很难端起来。

少年住院的第一周几乎都在躺着，吃饭的时候，护士把他搀到精神病区的大活动室内，把饭菜打过来给他，他吃完就要求回去，回去后又躺下。他不看周边的病友，也不看窗外，不回护士的问话，甚至连医生来问诊，他的回答也是简洁至极，问得多了就是“我不知道啊”。

到第二个星期，他开始慢慢自己起来走动，自己走到大活动室吃饭，饭后会主动伸手向护士要自己该吃的药。王振医生没有改变用药和药量，想着也许那天少年只是急发性的精神失控。但是，一天下午，精神病科又到了下楼活动的时间，五层楼道两边的小门打开，病人顺序出来，等着坐电梯。电梯的电子开门卡在护士和医生手里，这是预防万一病人从病区里逃出来，坐电梯下去。护士在前面等电梯，中间是四个病人——一个是少年；一个是少年同屋的另外一个高二男生，比少年早半个月住院；还有一个是女生，今年十九岁，她十七岁那年在县医院的精神科住过一次院，今年又跟着王振医生来到镇卫生院；还有一个男生，个头最高，但实际上只有十六岁，他整天笑眯眯的，问他什么,都会认真回答，但却答非所问。这四位都是2024年6月左右入院的未成年病人。王振特意把他们安排在一起，想着也许他们能够一起聊聊天。可实际上只有那个高二男生比较活泼，愿意和身旁的人交谈，也经常照顾其他病人，哪怕是别人经常会因为他的举动而受惊吓或者不自在。用王振医生的观察来说，就是仍然要试图展现自己好学生的品质。这个男生是典型的优等生，成绩很好，却因为经常担心自己成绩下滑而无法在学校待下去，他一进教室就浑身发抖、恶心、呕吐，躯体症状明显。家长对他期待甚高，希望他能够趁暑假好好治疗一下，开学回去继续读书。那个女生胆小到连说话声音都不敢有任何起伏。她说小时候她父母经常半夜回来，她就坐在家门口等他们，当时她家在农村，父母在城里打工，天太黑了，她被吓住了。从那以后，她觉得自己胆小如鼠，是全世界最孤单的人。她一直渴望交到好朋友，非常渴望。初中毕业后，她上了职专，在那里，她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但是，却因为和好朋友吵架而第一次住院。她实在太害怕失去了。结果，她总是不断地失去，她说她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人，支持她，理解她，为了她，也不出门打工了，就在家陪她。但是，她仍然为交不到朋友而伤心。

这三个孩子都不是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并且，都是愿意对别人表现出善意的人。

电梯到了五楼，发出了叮的声音，护士先进入电梯，高二男生、女生、高个子男生顺序进去，少年和值班医生留在最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少年突然抡起拳头朝高个子男生的背部打去，拳风极为凌厉，速度很快，一下击中了高个子男生肩胛骨的地方，高个子男生被撞到电梯的墙壁上。少年又一拳打过去，眼看就要打到高个子男生的头部，后面的值班医生反应了过来，迅速抱住少年，少年的身体轻飘飘的，一下子就被制服了。少年嘴里嘟囔着“你又来害我，又来，我打死你”之类的话。少年被拖回病房，医生拿约束带把他的胳膊和腿绑住。他全程挣扎得厉害，嘴里一直喊，说有人害他。

这是王振医生第一次看到少年发病。这让他意识到之前判断的失误，他换了药，加大了奥氮平的用量。

之后的两个月，少年又发作两次，试图袭击在一起活动的病人。一次是那个被袭击的病人自己躲开了，另外一次是医生及时制止了少年。他告诉医生说有人在他耳边命令他去打人，因为他们要来害他。第三个月，少年一次病也没有犯。他的作息变得规律，吃饭、活动都非常准时，开始愿意和人聊天。他身上也长了一些肉，原来凹陷的、营养不良的脸变成了瘦削英俊的硬朗轮廓，他的皮肤细腻、白皙，剑眉斜飞，看起来很精神。整个夏天，他都穿短袖短裤，病区住院的病人和医院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身上的文身，就连卫生院的李院长没事的时候也好奇地问少年那文身都是什么意思。

“花臂啊，啥是御守?日本人的那信仰能守住咱们?”

“我也不懂得啊，就是糊弄的。”

“文的时候疼不疼啊?”

“疼，咋不疼。大家都文了。”

“‘大家’都是谁啊?”

“我朋友们啊。”

“学校让你们文?”

“肯定不让啊，我们早都不上学了。”

“你女朋友咋没来看你啊?”有医生诈他，和他逗笑。

“我们分手了，她来干啥?”

“行啊花臂，还真有女朋友?你俩为啥分手?”

“我不知道啊。”

“那你那些朋友知道你们谈恋爱吗?”

“知道啊。在杭州时我们都在一块儿住，都知道。”

“那他们都咋说?”

“我不知道啊。”

“你朋友们有没有说过你身体的情况?”

“我不知道啊，他们啥都不和我说。”

少年平静地回答大家的问题，说话声音清亮，还略带一点少年的稚气。他有时看着提问的人，有时不看，眉间略带一点茫然，但又似乎没完全迷失。他说“我不知道啊”时的腔调包含着无奈，好像他面前有一团巨大的迷雾，他看不透，也走不过去。王振医生和他聊过许多次天，一聊到感情方面，不管是关于亲情的，还是爱情的，他都一概用“我不知道啊”来回答；在问到和朋友们感情怎么样时，他会说“玩得怪好啊”。他说在村庄时，他和朋友们是谁有钱谁就请大家吃饭，在杭州，他们干的是日结的活，每天拿到钱就是一起吃饭喝酒，花得一干二净，第二天再去挣。只有说到这些时，他的表情才略微丰富了些，声调变得有波动，但如果你问到和谁玩得最好，他就又说不出来。他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感情，或者，从根本上讲，他的生活里缺乏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