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秋，成都城内的皇宫里，皇帝刘禅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

坏消息是——从今天开始，刘禅这个皇帝将正式上岗，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了。因为蜀汉政权的顶梁柱——丞相诸葛亮在第五次率军北伐时病逝于五丈原。

对于一般的皇帝来说，朝廷大权都被臣子拿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对于刘禅和诸葛亮这对亦君亦臣、亦师亦友、亦父亦子的特殊组合来说是不存在的。

刘禅安于“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因为这对君臣的默契配合，这才让三国中地盘最小、实力最弱的蜀汉成功地生存下来，甚至能和强大的曹魏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这一切都是过去式了。从今往后再也没有“相父”[特指国君对丞相的尊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三国演义》中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为自己遮风挡雨、为蜀汉殚精竭虑了，所有的难题和困难都得刘禅自己面对。

比如，眼前这个比诸葛亮去世更糟糕的消息。

诸葛亮尸骨未寒，北伐军孤悬前线，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风险。此时北伐军高层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

大军的临时统帅杨仪和总参谋长魏延打起来了。

杨仪表示：魏延违反命令，烧毁栈道，让主力部队陷入危险，是谋反！

魏延声称：杨仪假传命令，阴谋夺权，让北伐大业毁于一旦，是谋反！

杨仪：你谋反！

魏延：你才谋反！你全家都谋反！

刘禅：啊，这……到底谁在谋反啊？

正当刘禅一头雾水时，留守成都的侍中董允和丞相府留府长史蒋琬站了出来，他们全都支持杨仪，认为谋反的是魏延。

董允是皇帝的贴身助理，蒋琬是诸葛亮的亲密伙伴，这两位的表态刘禅当然得重视。所以刘禅罕见地调动守卫成都的禁卫军，让蒋琬带领部队北上平乱。

当然，这个被平的“乱”，指的就是魏延了。

其实不用刘禅出手，魏延就完蛋了。

魏延率军在南谷口进攻杨仪的北伐主力，结果仗还没打，讨寇将军王平冲着魏延的队伍喊了一嗓子：丞相刚死，尸骨未寒，你们就要闹事，对得起丞相吗？

诸葛亮虽然死了，但他在蜀汉军中的威望实在是太高。魏延的士兵一听这话全都放下了武器，秒变光杆司令的魏延只能选择逃往汉中，结果在半路上被杨仪派来的马岱追上，寡不敌众的魏延被当场斩落马下，身首异处。

事后杨仪不但把魏延的脑袋当球踩，还诛杀了魏延的三族，彻底坐实了魏延“谋反”的罪名。

如果今天我们到成都的武侯祠参观，会发现其中供奉的蜀汉文武官员塑像中并没有魏延。按照当地导游的说法，魏延是叛徒，所以推崇忠义文化的武侯祠里没有他的塑像。《三国演义》里更是把魏延描写成“脑后长有反骨”的逆贼，当众高喊“谁敢杀我”这种中二口号的脑残。

但在真实历史上，魏延是和关羽一样独当一面的军区司令，是诸葛亮北伐的重要助手，更是蜀汉后期当之无愧的军界大佬。向来忠诚可靠、功勋卓著的魏延为什么要谋反？而且就算他要谋反，为什么不北上投奔曹魏，或者拥兵自重、割据汉中，反而是一边为自己喊冤一边往成都跑？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其实魏延的所谓“谋反”，不过是蜀汉内部的权力斗争，一场自己人之间的内讧罢了。

说魏延要“谋反”，恐怕刘备第一个就不同意。

魏延投奔刘备的时间的确比较晚，但他是以“部曲”身份加入的。所谓“部曲”，类似于刘备最贴身的警卫部队，这不只是职场上的上下级关系，更是一种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主仆关系，只有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

所以魏延是刘备亲信中的亲信。如果魏延真有“反骨”，阅人无数、精明无比的刘皇叔怎么可能把他放在身边？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汉中既是进取关中的前进基地，也是守卫四川的门户之地，更是诸葛亮《隆中对》中兴复汉室的主攻方向，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刘备会把镇守汉中的重任交给张飞，就连张飞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刘备却越级提拔魏延为汉中都督、汉中太守，并将魏延从牙门将军升为镇远将军，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在魏延就任时，刘备当着文武群臣的面问魏延打算如何守卫汉中这块战略要地。

魏延的回答就一句话：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敌人来得多，我就挡住他；敌人来得少，我就灭了他。

总之一句话：我办事，您放心；有我在，没问题！

在魏延独立镇守汉中的七年里，他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特点，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构建起完整的防御体系，既挫败了敌人对汉中的进攻，又保障了汉中盆地内正常的社会生产与生活，这套行之有效的防御体系也被后来的历任汉中都督所继承。蜀汉内部也给予了他“折冲外御，镇保国境”这样的高评价。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主持蜀汉国政，任命魏延为丞相司马兼凉州刺史，督前部军马，魏延一跃成了北伐军司令部的总参谋长，同时也是开路先锋。

此后魏延一直作为诸葛亮北伐的重要助手，参与了无数场战斗。尤其是在公元230年，面对曹魏方面的反扑，魏延受命率领一支部队深入羌中地区，大败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和后将军费曜。后来魏延又会同友军大破司马懿率领的曹魏主力，斩首三千级，缴获大量物资，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魏延因功官拜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受封南郑侯——前军师仅次于诸葛亮所担任的中军师；南郑侯，相当于县侯，也是蜀汉侯爵系统中的最高级别。

翻开魏延的履历就能发现，他一直奋战在抗击曹魏的第一线，对蜀汉的忠诚向来无可置疑，什么“脑后有反骨”完全是胡编乱造。所以哪怕魏延恃才傲物，谁也不服，同事关系处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还是认为他就是诸葛亮的接班人。

但很多人，并不代表所有人。

比如同为诸葛亮左膀右臂的杨仪，就和魏延势同水火。

杨仪做过关羽的功曹、刘备的尚书，后担任诸葛亮的丞相参军，主要负责筹备北伐的后勤工作。杨仪办事能力强，把后勤安排得明明白白，是诸葛亮最信任的幕僚官员之一。

杨仪自认为资历老，能力强，觉得应该由自己来接诸葛亮的班，所以他可从来不惯魏延的毛病。那真是一见面就掐，不见面也骂，你看我来气，我瞅你着急。

每次这二位凑到一块儿，肯定是吵个没完没了。激情对线到高潮时，魏延就拿着刀剑在杨仪脑袋上比比画画，杨仪打不过魏延，就只能蹲在墙角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每次都是费祎坐在两位冤家中间，左边劝右边哄，这才不至于让局面闹得太难看。

杨仪和魏延的矛盾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甚至都传到东吴孙权的耳朵里了。诸葛亮也是一直到死都没能成功调解他俩的矛盾。对于诸葛亮而言，他既需要杨仪的后勤调度，又离不开魏延的前线指挥，只能化身端水大师，哪边也不偏袒，哪边也不得罪，只求这两位活宝不耽误北伐就行。

但一切都因为一场诡异的秘密军事会议而改变了。

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秋，传说中“六出祁山”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史书记载诸葛亮从祁山出兵伐魏仅有两次，而“六出祁山”的说法出现于小说《三国演义》，但实际上诸葛亮对魏发动的进攻战是五次。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力较大，“六出祁山”也渐渐成为诸葛亮北伐的代名词。]

临终前，诸葛亮秘密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安排撤军问题，却单单把冲在战斗第一线的魏延给落下了。

诸葛亮留下了一个很神奇的遗命，简单概括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传令先锋魏延断后，主力撤退。

第二句，如果魏延不听话，主力照样撤退，在事实上造成魏延的断后。

总而言之就是，无论如何主力都是要撤的，至于魏延嘛，你爱咋咋地。

这就很奇怪了。此时无论是杨仪、费祎还是姜维，在官阶地位上都不如魏延高，事关北伐主力撤军的重大问题，为什么魏延这个军界二号人物会被排除在参会名单之外？甚至连魏延抗命不遵的预案都安排好了？难道诸葛丞相神机妙算，已经预料到了魏延有“谋反”之心？

其实诸葛亮也不想这样，可他却必须这么做。

因为在这一刻，诸葛亮的主观意愿和蜀汉的客观实际产生了严重的错位——从资历、军功、地位上来说，魏延都是最有希望继承诸葛亮权力的人，但诸葛亮却从来没把魏延当作自己的接班人。他心目中的合格接班人是蒋琬、费祎、姜维那样能领会自己战略意图，能体会自己良苦用心的人。

魏延，从来就不是诸葛亮战略路线的追随者，甚至可以说两个人的思路完全就是南辕北辙。

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

当时从汉中北伐曹魏要穿越秦岭，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叫“子午道”，是通往关中政治、经济中心长安最便捷的一条路。

魏延主张率领精兵五千快速穿越子午谷，长途奔袭，夺取长安，然后诸葛亮带领主力部队跟进，进而占领关中西部。

但身为主帅的诸葛亮却认为魏延的提案太过凶险。子午谷虽在长安的正南方，但山路狭窄，路况堪忧，非常容易遭遇意外。不如老老实实走西边的祁山，平推陇右地区，这样 十全必克而无虞”，稳扎稳打才更安全。

大领导否决了自己的提案，这要是换作一般人，肯定举双手赞成，再也不提这茬了。但向来自视甚高的魏延，却始终认为自己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之后的每次北伐，魏延都想带领一支偏师搞一波闪击战，但每次都被诸葛亮给否了，对此魏延也是诸多怨念，多次对诸葛亮的“过于谨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嗯，敢喷诸葛丞相打仗不太行的，也就只有魏延了。

其实在这一刻，魏延的“反”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不是谋反，而是相反、逆反和违反。

魏延啊，终究是不懂丞相的心。

后世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一开始就听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大汉没准早就复兴了。

其实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并不在于这个冒险的计划能不能实现，而是即便“子午谷奇谋”成功了，北伐也不会成功。

这就是战役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区别了。

诸葛亮的北伐，是以弱攻强，以外安内，以攻为守，甚至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为了北伐而北伐，不北伐都不行。

蜀汉不但国土狭小，而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丛生，想靠被动防御是守不住的。与其抱头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总比让敌人打进来划算。

北伐是诸葛亮最后的旗帜和口号，能最大限度地强化蜀汉立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将所有人都调动团结起来。

蜀汉真正能用来北伐的兵力大概只有八万。这八万人，就是诸葛亮手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筹码。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对他来说太冒险，就这五千人他也损失不起啊。

而且即使魏延赌成了，长安拿下了，那又怎么样呢？

这意味着诸葛亮将不得不带着蜀汉最后的八万主力，在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上迎击曹魏的主力兵团，胜算基本上无限趋近于零。

如果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失败了，赔的是魏延的五千精兵；成功了，赔的是诸葛亮的主力部队。

这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是个人都不会同意啊。

如果我们梳理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路线就会发现，他几乎总是往西边走，以夺取陇右高原为首要目标，就是想利用陇右高原的地形优势，最大限度地抵消曹魏的兵力优势。

先保证自己“不败”，然后再去考虑“获胜”的问题。

强者可以犯错，而弱者却没有选择。这才是“诸葛一生唯谨慎”的原因，也是弱者最大的悲哀。

魏延的军事能力的确一流，但在政治上显然有点幼稚。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自然不担心魏延擅自行动，破坏大局，但到了诸葛亮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估计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把全部的北伐军安全地带回去，必须让自己为蜀汉制定的战略延续下去。

显然，魏延就成了整个目标的最大阻碍。

这就是关于撤军问题的秘密军事会议没叫魏延的原因。因为诸葛亮清楚魏延不会同意，所以他只能逼魏延就范。

只能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号称“不偏不倚”的诸葛亮还是将权力的天平倾斜到了杨仪一边。为了蜀汉的未来，为了坚持已有的国策，诸葛亮只能选择杨仪。

但杨仪和魏延这对八字不合的冤家，怎么可能合作呢？在诸葛亮明显拉偏架的情况下，魏延的最终结局也就注定了。

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等人秘不发丧，派遣费祎去魏延那传达命令。费祎此前多次调解过杨仪和魏延的冲突，也算得上是两边都信得过的人。

果然，魏延是反对撤兵的。

魏延当仁不让地表示：丞相死了不还有我吗？你们该怎么治丧我不管，北伐还是要继续的啊。再说我魏延是什么人，他杨仪也配让我给他断后？来，咱俩联名发一个公告，把指挥权转移给我，你看我怎么暴揍曹魏。

费祎则非常鸡贼地表示自己先回去劝劝杨仪，魏延就答应了，结果费祎跑回大营就帮着杨仪张罗撤军，把对魏延的承诺丢到了一边。

魏延还在前线傻等呢，后来才发现主力部队已经准备撤退了。魏延一气之下先撤了，他带的前锋部队人数少，动作快，反而跑到主力部队前面去了。

这时候魏延做了件非常不理智的事情，他来了个过河拆桥，直接把撤退用的栈道给烧了。这个做法相当于陷蜀汉主力部队于危险境地，这也成了后来判定魏延谋反的重要证据。

当皇帝刘禅陷入杨仪和魏延的相互指控中不知所措时，是董允和蒋琬的关键发言坐实了魏延“谋反”的罪名。

有人说这是因为魏延平时人缘太差，所以在关键时刻没人替他说好话。这就有点想当然了，要知道无论是留守成都的董允、蒋琬，还是随军出征的杨仪、费祎，他们都属于后勤外交型技术官僚，他们才是和诸葛亮一个阵营，能体会诸葛亮精神，坚持诸葛亮战略的同路人。

董允、蒋琬认定魏延“谋反”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是为了国家战略，这是路线之争、未来之争，所以魏延这个“谋反”的帽子是戴定了。

其实当时的人都清楚，魏延只是争权而已，所谓“谋反”不过是内讧失败的副产品罢了。魏延至死都没有背叛蜀汉的念头。反而是大义凛然指责魏延“谋反”的杨仪，最后却因为疑似谋反被拿下了。

因为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是蒋琬，而杨仪却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这让向来以诸葛亮继承人自诩的杨仪非常不满。有一次，杨仪跟费祎抱怨说：当初我要是在诸葛亮刚死的时候，直接带着大军投降曹魏该多好啊！真后悔当时没这么做啊！

于是，他就被费祎举报了。杨仪被免职，流放到汉嘉郡，最终因满腹牢骚而入狱并自杀。

等一下，怎么又是费祎？

当初调解杨仪、魏延矛盾的是费祎，在前线忽悠魏延的是费祎，事后让杨仪身败名裂的也是费祎。

仔细回想杨仪和魏延的这场内讧，魏延固然没有好下场，但杨仪作为北伐军的临时领导、处理魏延的主要行动人，最终却变成了给别人作嫁衣的工具人，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所以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临死前其实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遗命，是杨仪、费祎、姜维等人伪造命令，目的就是除掉魏延。而这一切的背后主导者就是费祎、蒋琬和董允这些后勤派技术官僚，而杨仪不过是被推出来干脏活儿的替死鬼罢了。

当然，这种观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猜想。

但不管怎么说，魏延并不是叛徒，这位蜀汉后期功勋卓著的一代名将，不应该被贴上一个“脑后有反骨”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