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刚欢度完除夕的开封市民就感受到了新一年的暴击：前线发来紧急军报——契丹人即将大举南侵，盘踞在河东的北汉小朝廷也将联合出兵。

面对这样一份“亡国灭种”的拜年大礼，后周朝廷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宰相范质、王溥决定派遣检校太傅、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上，迎击即将南下的契丹——北汉联军。

军情紧急，正月初二一大早，赵匡胤便派自己的副手、老将慕容延钊带领前锋军北上，为主力部队开辟北上道路，探查前方敌情。

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城内突然出现一个传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大军出发时将发动兵变，拥立赵匡胤当皇帝。

五代十国时期兵变频发，老百姓几乎每隔几年就要经历一波乱兵的烧杀抢掠。尤其开封城里的居民，很多人都经历过十年前后周太祖郭威发动的兵变，对当年的惨状记忆犹新。

所以当传言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后，心有余悸的开封人立刻开启了逃难模式。但奇怪的是老百姓哭爹喊娘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后周朝廷却毫不知情，还是按照原计划准备出兵。

正月初三，赵匡胤亲自率领禁军殿前司主力出发。临行前朝廷赐予赵匡胤金带、银器、鞍马、铠甲等出差补助，又派大臣在开封城郊外为老赵举办隆重的欢送会，这福利待遇简直不是一般的好。

但就在仪式快结束时，怪事又发生了。

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突然拽住了老赵的衣角，非要给赵匡胤行大礼。都是同殿称臣的同事，赵匡胤当然受不得陶谷的大礼参拜，所以就再三推辞。

但陶谷却坚持要行礼，还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您先受我两拜吧，等您回来，咱再想彼此作揖行礼，坐一块儿喝酒可就难了。[见《画墁录》《瓮牖闲评》。有争议，有观点认为是后人为突出陶谷的见风使舵而附会。]

兄台，话里有话啊。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个地步了，好像不出点什么事都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这次出兵就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赵匡胤率军行进到开封城东北的陈桥驿，准备过夜，没想到手下的士兵突然发生了兵变，把一件“黄袍”披在了醉得不省人事的老赵身上，“逼”着赵匡胤做了皇帝。这就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陈桥兵变”，民间俗称为“黄袍加身”。

赵匡胤从受命出兵到改朝换代，一共只用了四天时间，但在这四天里却有许多难以解释的谜团。比如契丹军到底有没有南下？后周朝廷为何对兵变剧透无动于衷？赵匡胤为何恰巧喝醉？关键道具“黄袍”又是谁准备的？

所有的疑点全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这场“黄袍加身”的大戏，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

宋代官方史书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老赵有功劳，有人缘，有威望，所以大伙才真心实意、发自内心、不约而同地“逼”他当了这个皇帝。哎呀，俺们的宋太祖有什么办法呢？他也很无奈啊。

这个说法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事实。

在赵匡胤之前，类似的兵变已经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无他，唯手熟耳。但并不是说每一个“被迫造反”的上司都会选择就范，也有坚持原则拒绝合作的案例。

比如后晋大将杨光远率军到滑州时，有将校跳出来想要推举他为帝，杨光远暴怒，大声呵斥：“天子岂汝等贩弄之物？”把这些企图裹挟自己的手下给骂回去了。

而后唐大将符彦饶则更狠。他驻守瓦桥关时有部将怂恿他称帝，符彦饶先假装同意，转头就招呼手下把这些造反者全给杀了。

所以即便赵匡胤事先不知道兵变会发生，他也可以选择拒绝啊。

宋朝人会告诉你，俺们太祖拒绝了啊，他狠狠地骂了兵变的人，但是没有用啊，大家实在是太热情、太有诚意、太让人无法拒绝了啊。

这个说法也有问题。

赵匡胤的确有军功，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但他的功劳既没大到“功高不赏”的地步，他的势力也没强到“大权独揽”的程度，比起篡位界的前辈大佬那差得都不是一星半点。

就比如魏武帝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一统北方，封魏王，受九锡；晋太祖司马昭出兵灭蜀，封晋王，加九锡。就这样曹操和司马昭都没敢在生前称帝，而是把改朝换代的任务交给了后人。

代汉建新的王莽和开创南朝的宋武帝刘裕倒是亲自操刀完成了篡位大业。但王莽是欺骗了天下人的超级影帝，摄政天下，加号宰衡，加封九锡，万人景仰。而刘裕虽然出身不高，但他平南燕，亡谯蜀，灭后秦，封宋王，加九锡，名震天下，专治各种不服。

相比之下，你老赵有灭国之功吗？有封王之爵吗？有九锡之礼吗？什么都没有也好意思上位，你行不行啊？

要放在别的朝代肯定不行，但放在五代十国却行得不能再行。

因为这是一个秩序崩塌、道德崩盘、底线崩坏的超级乱世。乱世之人活得现实又直接，就是简单粗暴的一句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通俗的说法就是：皇帝算个啥，这年头谁拳头大，谁当老大。硬生生把以往需要卧薪尝胆、苦心经营的高端烧脑篡位局，玩成了不服就干的街头斗殴。

没有秩序，全凭大力出奇迹。没有规则，崇尚绝对硬实力。这就是五代时期的权力游戏。在这样残酷的黑暗森林里，光有一个皇帝的头衔可镇不住场子。

周世宗柴荣[柴荣为后周太祖郭威养子，正式的称呼应为“郭荣”，但习惯上多称其为“柴荣”。]这位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明君什么都好，就是死得太早，不到四十岁就英年早逝，只留下一对字面意义上的“孤儿寡母”。

周世宗死于显德六年（959）。正常来说继位的小皇帝柴宗训应该改个新年号，但后周却选择继续沿用“显德”这个年号，恐怕就是希望能借周世宗的余威来营造一种天下无事的氛围，尽量把权力交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当然，那并没有什么用。

比如，当时驻扎在上党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在周世宗活着的时候就“倔强难制”，擅自截留赋税，招揽亡命之徒，谋杀朝廷派来的监军，图谋不轨的事干了不是一件两件。可就算是周世宗也只能下旨把他骂一顿而已，你还指望后面继位的七八岁小皇帝能把他怎么样？野心家那么多，哪是用一个旧年号就能唬住的呢？

其实周世宗针对“主少国疑”的危险局面也做了相应的预案，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的皇位设置了三重保险。

第一重保险是寻找外援。

周世宗在临死前十天立第三任妻子符氏为皇后，她是周世宗第二任妻子（大符皇后）的亲妹妹，更是后周名将、时任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的女儿。这样符彦卿就成了小皇帝的姥爷，当然要为自己外孙的皇位保驾护航了。

第二重保险是分割军权。

周世宗把中央禁军分成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套系统。两支部队的指挥官都是周世宗信得过的自己人。殿前司战力强，侍卫司地位高，两边互不统属，谁也管不了谁，正好可以相互制衡。

第三重保险是托孤宰相。

在周世宗的设想中，要用王著、范质、王浦、魏仁浦四人组成一个“辅政团队”。这四个辅政文臣都不完美，但组合在一起却很完美。周世宗就是需要他们相互配合，互相牵制，既防止某一个人大权独揽，又能形成一套相对稳固的决策机制。

当然，这四个人总得有一个人来当领头羊。周世宗心目中的首相是王著，所以他在临死前对范质等人说，等我死了，就让王著来当首相吧！

周世宗的安排很周密，唯一可惜的就是在执行的时候，出了那么一丢丢的小偏差——王著并没有当上首相。

因为范质也想当首相。他对另一位顾命大臣表示，王著一个酒蒙子，怎么能当首相呢？皇帝最后的遗言，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然后，周世宗就死了。范质当上了首相，赵匡胤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等等，这跳跃幅度是不是有点大？范质顶替王著当上了首相，和赵匡胤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可大了。

帮范质保守秘密、没有泄露皇帝遗言的那位顾命大臣是谁？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没敢写，可元朝人写的《宋史》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直接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及世宗疾大渐，（宋）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

没想到吧，替范质保守秘密、共同谋取首相之位的那个关键人物，正是赵匡胤。

赵匡胤顶着“矫诏”的罪名帮了范质这么大一个忙，范质自然也要投桃报李，付出相应的回报。

于是在周世宗去世后不久，后周禁军高层的人事安排就发生了变动。

显德六年七月十七，周世宗去世仅二十八天，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就被外放为陕州节度使，原有职务由霸州部署张令铎接任。两天后，侍卫司都指挥使李重进外放为淮南节度使，虽然名义上依然是侍卫司的一把手，但实际上的指挥权已经移交给副都指挥使韩通。除此之外，原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官升一级，担任侍卫司三号人物都虞候，空出来的马军都指挥使由高怀德接任。

而赵匡胤所在的殿前司内，慕容延钊升任殿前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职位不变，王审琦升任殿前都虞候。

如果我们把这些人事调整都汇总到一张表里就是这样的。[整理自王育济：《世宗遗命的废匿和陈桥兵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这张表里所涉及的人事变动，其背后的信息量可是非常有讲究的。

赵匡胤作为殿前司的一把手，副手慕容延钊是他“兄事”已久的故交，三号人物石守信和四号人物王审琦是他“义社十兄弟”的核心成员。也就是说，整个殿前司的高级将领都由赵匡胤本人，以及他的好兄弟们担任，这支部队已经牢牢掌握在赵匡胤的手中。

和殿前司实力相当的侍卫司中，李重进和韩通是赵匡胤的政敌，袁彦也和赵匡胤没啥交情，甚至很可能也是赵匡胤的反对者，只有韩令坤是赵匡胤的人。按理说侍卫司原本应该是赵匡胤搞事最大的障碍。

但神奇的是，李重进和袁彦突然被外放出去当节度使了，这摆明了是调虎离山。

虽然李重进还保留着侍卫司都指挥使的头衔，但毕竟人不在朝中了，于是韩通就成了侍卫司的实际领导者。韩通是忠心后周的老将，无论从军功还是资历上都压老赵一头，是禁军中真正说话好使的大佬，而且韩通和赵匡胤的关系非常紧张。

但光有韩通一个人有啥用？

侍卫司中的韩令坤、高怀德、张令铎都是赵匡胤的人，韩通已经成了被架空的光杆司令，整个禁军系统都成了赵匡胤的势力范围。这明显有利于赵匡胤提升权力地位的人事安排，很明显是在首相范质的纵容或默许之下发生的。

既然如此，那老赵为何不在城里就把事给办了，非得把队伍拉出城去晃一圈再回来？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

还真不是。

因为无论是殿前司还是侍卫司，平时都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聚成一堆的。所以赵匡胤团队需要一个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理由，把手中的部队集结起来。

那么，还有什么比敌军入侵更好的理由呢？

于是，契丹人就非常配合地入侵了，然后赵匡胤就取得了军队的指挥权，然后他就遇到了陈桥兵变，然后他就开创了新王朝。

诶？说好要入侵的契丹人呢？

答：契丹人退兵了。这样恰到好处地出现，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如此配合又善解人意的存在，放在今天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托儿”。

宋代的史书都言之凿凿地说当时契丹人的确是入侵了。不过后来元朝人修的《辽史》里却并没有契丹南下的记载，反而说这一年契丹内部叛乱频发，局势一塌糊涂，无暇他顾。

你品，你细品。

放出假情报，触发紧急军事动员，进而掌握部队的指挥权，这么大的动作，根本不可能是有人瞒着赵匡胤做的。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赵匡胤才是幕后总导演。

就在大军出发前，兵变的计划不知怎么就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这把赵匡胤也吓得够呛，忙问家里人该咋办。这时老赵的大姐正在厨房做饭，直接拎着擀面杖就把赵匡胤一顿捶。赵大姐边打边骂：大老爷们儿要办大事，办不办自己说了算！跑来吓唬我们妇道人家有什么出息！

赵匡胤顶着满头包，默不作声地走了。是啊，要办“大事”的是自己，问别人又有什么用？

补充一下，此时赵匡胤的家人并没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是寄宿在仁和门附近一座叫定力院的寺庙里[《挥麈后录》记载杜太后等人寄居在内城东北角的封禅寺，《曲洧旧闻》中则记载为内城东南角的定力院。查当时内城东南仁和门为赵匡胤心腹所控制，安置家人必在附近，所以本书采信“寄居于定力院”一说。]。赵匡胤之所以把家人安排在寺庙里，就是因为兵变在即，需要提前把家人保护起来。而赵大姐知道弟弟要做什么，所以才用擀面杖帮弟弟下定决心。

接下来的剧情就很顺理成章了。

大军行进到陈桥驿，这是北上途中的第一个休息点，类似于高速上的服务区。陈桥驿距离开封约二十公里，刚好是半天就能走到的距离，在这里搞事既可以摆脱城内的监控，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回军。

然后，赵匡胤按照剧本把自己“喝”断片了。现在还不到他这个主演上台的时候。

配角一号苗训，日常喜欢占卜观星，在士兵中很有威望。他故意指着天上说有两个太阳，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配角二号楚昭辅马上捧哏说一日克一日，这是要出新天子啊。

两人一唱一和，一问一答，既形象又生动，很快士兵们就开始议论纷纷。然后就有人开始带节奏，说皇帝太小，我们立了功劳他也不知道，不如拥立赵匡胤当皇帝，咱也能跟着升官发财！

如果说到这一步，还看不出人为操弄的痕迹，接下来的一幕就真心有点过于刻意了。兵变的士兵冲进赵匡胤的大营，给他披了件黄袍，“逼”他当皇帝。

这一幕其实是在致敬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当时士兵给郭威披上了一面撕下来的黄旗，而赵匡胤就是那场兵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不过让你致敬，也没让你超越啊。

郭威扯的是旗子，而此时士兵给赵匡胤披的竟然是一件军中日常根本不应该有的黄袍子，你要说这个不是提前准备好的，那实在是有点太把人当傻子了。

不只是今天的我们觉得有问题，明代诗人岳正就曾发出过相关的灵魂拷问：“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算了，剧情上的逻辑问题不重要，赶紧办“大事”才是关键。赵匡胤率军返回，准备完成改朝换代的最后步骤。

然后就尴尬了——他发现自己进不去城。

开封城共有三层城墙，最里面的是皇城，皇城外是内城，内城外是外城。每层城墙上都开着数量不一的城门，有点类似于俄罗斯套娃。对于赵匡胤来说，最节省时间的方法就是从外城、内城、皇城的北门走一个直线，尽快拿下宫里的小皇帝。

从陈桥驿回开封，距离最近的是外城的陈桥门。可老赵带着大部队来到陈桥门时，守门的士兵却拒绝开门。老赵不得已带着大部队赶到了旁边的封丘门，封丘门的守军比较有眼力见儿，直接开门投降，放赵匡胤进了外城。

进入外城后，赵匡胤没有走最近的内城北门，而是带着大部队沿着内城顺时针绕了大半圈，从东南角的仁和门进去。这次进门非常顺利，因为赵匡胤的铁子王审琦就是仁和门的负责人，赵匡胤家人避难的定力院也在这附近，王审琦既负责保护赵家人，也负责开城门，立下了大功劳，所以在北宋建立后也是升职加薪，备受恩宠。

从仁和门进入内城后，眼前就是皇城南边的左掖门。巧了，左掖门的负责人是老赵的另一位铁子石守信，所以赵匡胤又顺利通过左掖门，进入了皇城的核心办公区。

穿过宰相办公的外朝区域，赵匡胤直奔小皇帝所在的内廷，在这里他才算是遇到了一点抵抗。守卫宣祐门的士兵用弓箭逼退了赵匡胤，赵匡胤只能又从北边绕了个路，这才彻底控制了整个皇城。多说一句，后来宣祐门守军的正副领导全都自杀殉国，以此来表达对后周的忠心。

可惜个别守军的忠于职守，并不能改变兵变的结果。

直到这时，得到消息的宰相范质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犯下了大错。他虽然有私心，但并不想背叛后周。他只是把赵匡胤当成自己人，默许了赵匡胤的很多小动作，没想到最后却断送了后周的江山。

范质只能用力抓住王溥的手说了句：仓促之间派兵出征，是咱们的错啊。说这话的时候，范质把王溥的手都给抓出血了。范质是悔恨的，但他也只能承认现实。后来范质还在北宋干了几年的宰相，并总结出了一条当宰相的秘籍——“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为宰相矣！”

鼻子呛水有多难受，不少人都有体会。更何况呛的还是醋，那滋味有多酸爽真是难以想象，可见范质的悔恨与自责了。他甚至在临死前叮嘱儿子不要请谥号，也不要刻墓碑。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

范质、王溥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小皇帝和符太后是没存在感的孤儿寡母，唯一有能力反抗的韩通，也在赵匡胤入城的第一时间被诛杀，而且是全家成年男子被定点清除的那种有预谋杀害。此时的开封城内已经没有人能阻挡改朝换代的发生，接下来就是走程序，让小皇帝退位让贤，由赵匡胤接手政权了。

这时大家才发现，事情办得太快，小皇帝的禅位诏书还没写呢，总不能现场脱稿即兴发挥一段吧？

莫着急，有人想到前头了。

吏部尚书兼翰林承旨陶谷第一时间从袖子里抽出一份墨迹未干的禅位诏书，替老赵补上了这个关键文件。对，就是出兵前坚持要给老赵“磕一个”的那位陶谷。陶尚书这堪称顶级预言家的神操作，再次说明了老赵要兵变这事早就有迹象，根本就瞒不住聪明人。

总的来说，陈桥兵变在五代多如牛毛的政变中显得格外温柔。退位的小皇帝、太后得到了优待，高级官员都留任原职，开封城的市民也没有遭殃，似乎一切都井然有序，波澜不惊。哪怕之后有一些后周的残余势力跳出来反抗，也被宋太祖轻松搞定。似乎是一夜之间，五代十国的乱世就结束了，新的秩序就建立了一样。

所以后人读史时，往往把这种顺利过渡解读为宋太祖的“天命所归”。

其实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借用京剧中的一句名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陈桥兵变”是一场节奏紧凑、剧情连贯的三幕剧，分为“筹备宣发”“被迫营业”和“成功出道”三部分，每个环节都是精心策划、事先筹备，提前写好剧本的。

这场大戏要想演好，真正的功夫都在戏外。

从大幕拉开的那一刻起，历史的走向就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