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叶，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威尔弗雷德·比昂提出，心理治疗师接触来访者的时候应当“没有记忆也没有期望”。在他看来，治疗师的记忆更像是个人主观的演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扭曲，而治疗师期望的也可能与来访者想要的背道而驰。在记忆和期望的共同作用下，会造成治疗师对治疗抱有偏见（即先入为主的看法）。比昂希望临床心理医生进入每一个治疗时都专注于倾听来访者当下的情况（而不是被记忆所影响），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不是被期望所影响）。

我实习时的督导非常认同比昂的观点，于是我要求自己每次治疗前都要撇清记忆和期望。我很欣赏这种避免被先入为主的想法或议程带偏的理念，似乎颇有禅意，就像是佛家所说的“放下我执”。但在实际操作中，我感觉这更像是在模仿神经学家奥利佛·萨克斯的那位著名的病人“H.M.”，这位“终身失忆人”由于脑部受创只能活在此刻而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对未来也没有概念。但我的大脑前额叶完好无损，我无法让自己陷入失忆状态。

我当然知道比昂的理念是更为细致入微的观点，同时我也知道，在治疗前肃清不必要的记忆和期望是有实践价值的。但我在此提到比昂，是因为在开车去见温德尔医生的途中，我思考着：作为来访者的我，如果能做到对男友“撇清记忆和期望”，那我就离功德圆满不远了。

那是一个周三的上午，我坐在温德尔医生的沙发上，在A和B中间的位置上，刚把我背后的靠垫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

我打算先跟温德尔说一说前一天在工作时发生的事。我在公共厨房看到，在一堆该被放去候诊室的读物里有一本《离婚》杂志。我想象了一下订阅这本杂志的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从一堆账单和商店宣传单中看到这本杂志上亮黄色的两个大字“离婚”。然后我又想象了一下这些人如何走进空荡荡的屋子里，打开灯，加热一份速冻食品，或是点个外卖，坐下来吃饭，一边翻看着这本杂志，一边思考着自己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想那些已经从离婚中走出来的人应该不会看这本杂志了，而大多数订阅者应该是像我一样的刚开始经历分手的阵痛，并尝试要理出个头绪的人们。

当然我并没有嫁给男友，所以算不上是“离婚”。但我们本该是要结婚的，所以我觉得和离婚也差不多了，甚至比离婚更糟糕。如果是离婚，那一定是情况已经很糟糕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你要哀悼一次丧失，难道有一堆不愉快的回忆不是更好吗？——无情的沉默、声嘶力竭的争吵、不忠、巨大的失望——让不愉快的记忆盖过愉快的回忆不是更好吗？要释怀一段充满幸福回忆的感情不是更难吗？

对我来说，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我坐在餐桌旁，一边吃着酸奶，一边翻看着杂志的标题：“从拒绝中走出来”“管理消极的想法”“创造全新的自己！”……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显示有一封新邮件。不是男友发来的，虽然我还对此抱有妄想。邮件的主题是：“准备好迎接有史以来最棒的夜晚！”——我认定这一定是垃圾邮件——但转念一想，我现在的心情这么糟糕，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邀约呢？

我点开邮件，发现是一封确认函，是确认我几个月前为了给男友即将到来的生日准备惊喜而预订的演唱会门票。这是我俩都很喜欢的一个乐队，他们的音乐一直萦绕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在第一次约会时发现我和他最爱的歌是同一首。我无法想象和其他人一起去听这支乐队的演唱会，尤其是在男友生日那天。我应该去吗？和谁一起去呢？我会不会在他生日的那天挂念他呢？这又引出了另一些问题：他会想我吗？如果不会，我对他来说算什么呢？那一刻，我的目光又回到杂志的标题上——“管理消极的想法”。

我发觉很难管理好消极的想法，因为除了在温德尔医生的诊室里，我并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宣泄负面情绪。分手更像是一种安静的丧失，对其他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就像是你经历了一次流产，但并没有真的失去一个孩子；当你经历一次分手，你并没有失去一个配偶，朋友们会自然地认为你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正轨。所以一旦出现像演唱会门票这样有形的东西，你甚至会乐于把它当作是一种证据——证明你的丧失，不仅是你失去的那个人，也包括你失去的那些时间、陪伴和生活日常，那些属于两个人的笑话和隐喻，还有本属于你们俩的回忆，现在都只有你独自回味了。

当我把自己舒服地安顿在沙发上，我完全准备好了要把这些话都说给温德尔医生听，但一股脑儿涌出来的竟然都是泪水。

一只呼啸着飞来的纸巾盒出现在我模糊的视野中。这一次，我还是没接住。（看来，被甩之后，我的肢体也变得不协调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痛哭，我既惊讶又惭愧——我甚至都还没跟温德尔医生寒暄问好就直接哭上了——我努力让自己收住，对温德尔医生说“我很抱歉”，但话音刚落，我又控制不住大哭起来。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不断重复着：哭泣、企图停止哭泣、说“我很抱歉”；哭泣、企图停止哭泣、说“我很抱歉”；哭泣、企图停止哭泣、说“噢，天呐，我真的很抱歉”。

温德尔医生问我：“为什么要抱歉？”

我指指我自己：“你看看我这副样子！”然后用纸巾用力地擤了擤鼻涕。

温德尔耸了耸肩，仿佛在说：“嗯，好吧——但那又怎样呢？”

随后，我就把停下来说“我很抱歉”这个环节也给省了，直接进入哭泣和尝试停止哭泣的死循环。

这个死循环又持续了几分钟。

悲泣的时候，我想到了分手之后的那个早晨，在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我是如何起床，继续我的日常生活。

我想起那天送扎克去上学时的情形，当他蹦跶着下车的时候，我对他说，“爱你哦。”他环顾四周，在确保没有人能听见的情况下对我说，“我也爱你哦！”然后便跑去和他的朋友们会合了。

我又回想起自己是如何开车去上班，一路上脑子里都在重复简说的话，“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我还回想起搭电梯去办公室的时候，我想到了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个自欺欺人的人真是好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样迅速地捂起了自己的耳朵，对自己说：或许他会回心转意的，或许这一切只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这一切当然不是一个误会，因为我正在温德尔面前哭个不停，再一次向他承认如此控制不住自己有多傻，但同时却还是把自己搞得一团糟。

“我们来达成一项协议吧，”温德尔医生说，“只要你在我的诊室里，你就得答应我对自己好一点，怎么样？一旦你离开这里，你想把自己怎么着都可以，哪怕是你想把自己打到鼻青脸肿，行吗？”

对自己好一点？我倒是还没想到过这一层。

“但这不过是一次分手呀！”我说，立刻忘记了对自己好一点这件事。

“或者我就直接在门口放一副拳击手套，你每次来治疗的时候可以全程戴着手套痛击自己。这样是不是更省事？”温德尔医生笑笑。我觉察到自己吸了一口气，又呼了出来，在他的善意中得到了放松。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自己在治疗自我鞭挞型患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想法：“你现在不是讨论你自己的最佳人选。”我会向他们指出，自责和对自己负责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杰克·康菲尔德[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1945— ），美国畅销作家、心灵导师。]说过的一段话来推导出这种区别的本质。他说：“心智成熟的第二种特质就是善良。这种善良是建立在自我接受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的。”在心理治疗中，我们注重的是自我关怀（即“我是不是一个人类的个体？”），而不是自我肯定（即判断“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或许不需要拳击手套吧，”我说，“只是之前我已经好多了，但现在我又忍不住要哭个不停。我觉得我退步了，就像回到了刚分手那周的状态。”

温德尔歪着头，说，“那我来问问你，”我想他必定是要问我关于这段感情中的什么事，我抹了抹眼泪，等待着他的提问。

“作为心理治疗师，”他问道，“你面对过正在经历悲伤的来访者吗？”

他问得我一愣。

我面对过正在经历各种悲伤的来访者：丧子的，丧亲的，丧偶的，失去兄弟姐妹的，失去婚姻的，失去宠物的，失业的，失去身份地位的，失去理想的，肢体残缺的，还有失去青春的……他们有的痛苦到五官都拧到了一起，有的眼睛都凹陷成了两条裂缝，有的张大着嘴巴，就像蒙克画的《呐喊》里呈现的那样。有的人把悲伤描述成“怪物般可怕”“千斤压顶般难以忍受”，还有人曾说悲伤让她感到“时而麻木，极度痛苦”。

我也远远地观察过悲伤，比如我还在读医时，曾经在运送血样到急诊室时听到一声惊人的惨叫，吓得我差点把试管都摔了。那是一声嚎叫，更像是动物发出的而不是人声，那声音是如此尖锐、如此原始，我花了一分钟才找到声音的源头。走廊里有一位母亲，她三岁大的孩子在她上楼给小宝宝换尿布的两分钟里从后门跑出去，掉进游泳池里淹死了。当我听到那声哀嚎时，我看到她的丈夫也赶来了，他同样爆发出尖叫，就像是在和妻子一唱一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悲伤和痛苦的乐章，但至今我已经听过了无数遍。

悲伤可以和抑郁很相似，这一点不难想象。正因如此，直到几年之前，在我们的职业诊断手册中都有一项叫做“排除居丧反应”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在丧亲的头两个月里经历抑郁的症状，则会被诊断为居丧。如果症状在两个月之后仍持续存在，那诊断就会改为抑郁。如今这种诊断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了，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真的应该在两个月之后走出悲伤吗？难道悲伤就不能持续六个月或是一年，或者甚至以某种形式持续一辈子吗？

另一个事实就是，丧失往往是有多个层面的。有现实层面的丧失（以我自身的例子来说，就是失去了男友），还有潜在的丧失（即失去男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离婚带来的痛苦仅有一部分是因为失去了伴侣，更多的痛苦通常是来自离婚所代表的意义——失败、被拒绝、背叛、未知，以及与自己的预想背道而驰的生活轨迹。如果离婚发生在中年时期，那么丧失还意味着要面对更多局限性：还能不能去结识别的人，互相了解，并达到亲密的程度？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位结婚几十年后离异的女士描写她在结识新伴侣时的体验：“我和大卫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在产房里凝视对方，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母亲。”

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德尔的问题如此至关重要的原因。他的提问让我回想自己在面对正在经历丧失的来访者时是什么样的情形，并以此来启发我，此刻他能为我做什么。他无法修复我和男友破损的感情。他无法改变事实。但他还是可以帮助我，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有一种深层的渴望，渴望理解自己，也渴望被理解。我在治疗中遇到的夫妇和情侣们，常常抱怨的不是“你不爱我”，而是“你不理解我”。（有一位女士对她的丈夫说，“你知道有哪三个字对我来说比‘我爱你’更浪漫吗？”“你好美？”她的丈夫尝试猜测答案。“不对，”妻子回答道，“是‘我懂你’。”）

我又开始流泪，同时想象坐在旁边的温德尔此刻做何感想。治疗师在面对来访者时所做、所说、所感受的一切都会受到我们自身经历的影响。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影响自己在任何一次治疗、任何一小时里的状态。我收到的简讯，我和朋友的对话，我为了处理账单上的一个错误和客服之间产生的互动，天气好不好，我睡得够不够，我在一天的治疗开始之前做的梦，被来访者的经历勾起的一段回忆，所有的一切都会影响我对待来访者的行为。在男友事件之前的我和经历男友事件之后的我是不同的。当儿子还在婴孩时期的我和为别人做治疗时的我，以及此刻正在接受温德尔治疗的我是不同的。而此刻在治疗我的他也是不同的，这些不同都基于此刻之前他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或许我的眼泪唤起了他曾经经历过的悲伤，或许这也令他很痛苦，很难熬。他对我来说就像我对他一样陌生，但此时此刻，我们齐心协力地想要解开那个把我带到这里的心结。

温德尔的任务是要帮我编辑我的故事。所有心理治疗师也都是这么做的：哪些素材是与剧情无关的？配角人物重要吗？还是只是一种干扰？故事是否在向前推进，还是主角一直在原地打转？剧情是否揭示了故事的主题？

心理治疗师运用的技术有点类似那种病人全程保持清醒的脑科手术——神经外科医生会在手术中不断确认病人的状况：你能感觉到这个吗？你能说出这些词吗？你能重复这句话吗？他们不断地校准与大脑敏感区域的距离，如果碰到某个神经，他们就会停下来，避免它受到损伤。治疗师研究的是心灵而不是大脑，而我们也可以通过来访者细微的手势或表情来判断自己是否触碰到了某些神经。但与神经外科医生不同的是，我们就是奔着敏感区域去的，小心翼翼地施以压力，哪怕这样会让来访者感到不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故事更深层的意义，而藏在核心深处的往往都是某种形式的悲伤。当然在到达核心之前，总要经过许多情节的起伏。

曾经有一位名叫萨曼莎的来访者，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来接受治疗，想要理解她父亲的死因。小时候，她被告知父亲是在船难中去世的；但长大之后，她开始怀疑父亲是死于自杀。自杀的人常常会给活下来的人留下一个未解的谜团：为什么要自杀呢？当初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自杀的发生？

萨曼莎还总是在自己的情感关系中寻找各种问题，寻找那些必然会让她离开那段关系的问题。因为不希望自己的男友像她的父亲那样变成一个谜，她也无意识地创作了一个有关离弃的故事，只是在这个故事中，她是主动抛弃的那方。她得到了主动权，却落得个孤家寡人。在心理治疗中，她明白了自己想要解开的谜团并不仅限于父亲是否死于自杀。更重要的谜题是，她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而这又是如何影响她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人们渴望被理解，也渴望理解别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我们总是踏进同一个坑里。为什么我不断重复地做着那件一定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呢？

我哭个没完，连自己都搞不懂我怎么能哭这么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严重脱水了，但依然有更多泪水涌出来。不知不觉中，温德尔已经在轻拍大腿示意本次治疗结束了。我深吸一口气，发现此刻的自己竟感到异常平静。在温德尔的诊室里哭泣就像是被裹在一条毯子里，感觉温暖又安全，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我又想到了杰克·康菲尔德说过要“接受自己”，但我还是批判自己：我付钱给别人就是为了要他看我哭四十五分钟吗？

是，也不是。

虽然我和温德尔医生全程也没说几句话，但这仍然是一场对话。他目睹了我的悲伤，他并没有打断我、帮我分析问题，来尝试让我好受一些。他允许我用当下最需要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当我擦干眼泪站起身准备离开时，我想到，每当温德尔医生问起关于我生活其他方面的事——例如，我和男友在约会时，我的生活中是否还发生着其他什么事，我认识男友之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总会搪塞过去，无论是关于家庭、工作还是朋友，我都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示：“兄弟，这儿没什么可看的！”然后把话题转回男友身上。但现在，我一边将擦过眼泪的纸巾扔进垃圾桶，一边意识到我向温德尔医生诉说的内容是不完整的。

准确地说，我并没有撒谎，但我也从未和盘托出。

这么说吧，我保留了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