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温德尔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每到八月，他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就会挤进自家的旅行车里，和父母一起驱车前往位于中西部郊区的湖边小屋，和其他亲戚一起过暑假。那里会聚集大约二十个堂表兄弟，所有的孩子都会一同玩耍。他们总是在早上一起出发，中午时回来和大人们一起吃午饭（大人们会在青草地上铺张毯子，孩子们就坐在上面狼吞虎咽），吃完饭后孩子们又都跑得不见踪影了，直到晚饭时间才回来。

表亲们有时会骑自行车去兜风，但年纪最小的温德尔很害怕骑车。每当他父母或是表兄们想要教他骑车，他都装作不想学。但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镇上有个比他大一些的男孩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撞到脑袋，严重的撞击使那个男孩从此失聪了，这个故事就像个阴影在温德尔心中挥之不去。

幸好，不会骑车也能玩得很开心。即使有些孩子骑车出去玩了，还是有许多孩子可以陪温德尔一起游泳、爬树，或是玩最带劲的抢旗子游戏。

后来，在温德尔刚满十三岁的那年夏天，他突然在度假时失踪了。那天兄弟们都回来吃午饭了，正当大家大口大口地吃着西瓜时，有人发现温德尔不见了。他们查看了度假屋里面，没有人。于是大家分头到湖边、树林里、镇上去寻找，到处都找了，可哪儿都找不到他。

在家人们经历了极度恐慌的四个小时之后，温德尔回来了——而且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原来他在湖边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邀请他一起去骑自行车。温德尔跑到自行车行跟老板讲了他遇到的难题，老板看着这个心急火燎的、瘦弱的十三岁男孩，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紧迫性。于是他关了店，把温德尔带到一片废弃的平地上，教会了他骑自行车，还免费借了辆车给他骑一天。他父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不禁喜极而泣。

那天之后，温德尔和他在湖边遇到的那个女孩每天都会一起骑车去玩。当假期结束之后，他们还一直保持通信，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温德尔接到她的来信，说她感到很抱歉，她在学校交了新的男朋友，所以不能再给温德尔写信了。温德尔的母亲在倒垃圾时发现了被撕碎的信纸。

温德尔却装作满不在乎。

温德尔的母亲事后评论道：“那一年，他在骑单车和谈恋爱方面都算是上了速成班。当你冒险放手一搏，你或许会跌倒，但你也可以爬起来，从头再来。”

温德尔确实爬起来了。终于有一天，他不再装作满不在乎了。他在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家族企业，但他无法再假装自己对心理学的兴趣仅限于业余爱好。于是他放弃了家里的工作，取得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现在轮到他父亲装作满不在乎了，但是就像温德尔一样，他父亲最终也得面对现实，接受和支持儿子的决定。

至少，这是温德尔的母亲对故事发展的解读。

当然她并没有当面告诉我这些故事。我能了解这些全靠互联网。

我也希望能告诉你，我是因为要给温德尔寄一张支票，所以在键入他的名字搜索他办公室地址的时候“恰巧”看到了这些资料——“哎呀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呀？”搜索结果的第一页就是关于他母亲的一篇采访。但不幸的是，以上描述中唯一真实的部分是：我在搜索栏里键入了他的名字。

令我稍许心安的是，我并不是唯一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治疗师的人。

朱莉有一次提到在她大学里供职的一位科学家，朱莉说起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都认识这个人一样——但实际上我的确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采访，不过我从未和朱莉谈起过这个事。瑞塔有一次说起她和我一样都是在洛杉矶长大的，但其实我从未向她提过我是在哪儿长大的。约翰有一次跟我抱怨他请了一个刚从斯坦福毕业的“蠢货”，当他把斯坦福称作“什么狗屁西部哈佛”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还补充了一句，“不是针对你。”可想而知，他一定知道我是斯坦福毕业的。我还知道约翰也上网搜索了他妻子的治疗师温德尔，因为他有一次抱怨说温德尔既没有网站也没有照片，这让约翰立马就起了疑心。“这个蠢货到底是想要隐藏些什么呢？”他说，“没错，一定是想隐藏他的无能。”

所以说，来访者们都会上网搜索他们的治疗师，但这不能成为我的借口。不过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要上网搜索温德尔，直到他对我说我上网搜索男友的行踪是因为我对不复存在的未来还放不开手。当我在偷窥男友的未来是如何展开的时候，我却被锁在了过去。我必须承认我俩的当下以及未来走的是两条分开的路，我们共同拥有的只是过去的回忆。

当我坐在电脑前，我记得温德尔清清楚楚地把道理都跟我讲明白了。然后我就想到，我对温德尔几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和凯洛琳一起接受过治疗师培训，而凯洛琳就是把温德尔介绍给我的那位同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获得的学位，不知道他在治疗上的专长是什么，任何人在去见心理治疗师之前都会上网搜索的基本信息，我却一样都不知道。我当时慌不择路，毫不犹豫地就替我“朋友”接受了凯洛琳的推荐。

“如果一个方法不起效，那就换个别的方法。”培训期间我学习到，治疗过程中如果碰壁要懂得变通。同理，我们也会对来访者说：为什么要一次次重复同样的没有帮助的事呢？温德尔是想告诉我，如果上网搜索男友行踪让我抱残守缺，那我就该找点别的事做。但有什么别的事可干呢？我闭上眼睛，深吸几口气——深呼吸可以充当一种干预机制，来干扰我们难以抑制的冲动。这一招果然奏效了，睁开眼睛后，我并没有在搜索栏里键入男友的名字。

我输入了温德尔的名字。

约翰说得对，温德尔在网络世界中几乎是隐形人：没有自己的网站，没有领英账号，不在“今日心理学”网站的治疗师列表里，也没有官方脸书和推特账号。只有一个链接上能找到他的诊所地址和电话号码。对于这个时代的从业者来说，温德尔算是非同一般的老派了。

我又重新浏览了一遍搜索结果。出现了好几个温德尔·布朗森，但都不是我的这位治疗师。我接着往下看，翻过了两页搜索结果之后，我看到点评网站上有温德尔医生，底下还有人写了一条评论。于是我便点开看了。

留下点评的用户叫安吉拉，她已经连续五年被评为“精英”用户，看了她的点评记录你就会知道这个殊荣真是实至名归。她的点评覆盖了餐厅、干洗店、床垫大卖场、宠物公园、牙医（经常换）、妇科医生、美甲师、修房顶的工人、花店、布店、酒店、除虫公司、搬家公司、药店、汽车经销商、纹身铺、一名专打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甚至还包括一位刑事辩护律师（事关一项有关违章停车的“不实指控”，不知怎么就构成了刑事犯罪）。

但最令人吃惊的并不是安吉拉点评的数量，而是她的每一条评论都是非常极端的差评。

她会写：“不及格！”或是：“太愚蠢了！”安吉拉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极度不满意：不满意美甲师修剪死皮的方式，不满意前台和她说话的方式，就算是在度假时也没有什么能逃过她的法眼。她会在租车的柜台留下点评，在酒店入住时留下点评，在踏入酒店房间时留下点评，在旅行中用餐或小憩的每个地方留下点评，甚至连沙滩都没有放过（那片白沙滩本该如丝般顺滑，她却踩到了一块石头，而且还声称那块石头弄伤了她的脚）。从她的点评中你可以发现，她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懒惰、无能，而且愚蠢。

她让我想到约翰。由此我突然想到，安吉拉会不会是玛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没让安吉拉生气、没错待她的，就是温德尔。

他获得了安吉拉给出的第一个五星好评。

“我见过许多治疗师，”她写道（这并不令我意外），“但这一次我觉得自己真的取得了进步。”接着，她不吝笔墨地赞扬了温德尔的慈爱和智慧，还说他帮助她看清了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导致婚姻的困境。她还补充说，因为温德尔的帮助，她在分居之后还跟丈夫取得了和解（所以她不是玛戈）。

这篇评论是在一年前发表的。我发现她在那之后发表的评论有一个趋势。原本多为一星两星的差评，逐渐变成了三星四星的好评。安吉拉变得对世界不那么气恼，不再倾向于把自己的不开心归咎于别人（我们通常把这种表现称为“外化行为”）。她怒斥客服代表的行为减少了，不再经常觉得被轻视（个体化认知曲解），有了更多的自我觉察（她在一条评论中承认说她可能比较难以取悦）。她的点评数量也减少了，似乎不再那么执着于这件事了。她正走向“情绪上的清醒状态”：在不借助实际的药物或其他替代品，例如各种心理防御机制、出轨、上网等情况下，终于有能力调节自己的情绪。

这真要归功于温德尔，我心想。我可以从安吉拉的点评变化史看到她情绪上的演化。

但正当我钦佩温德尔的医术高明时，我发现了一条来自安吉拉的充满愤怒的一星差评。这次点评的对象是一家班车服务公司，她把之前给这家公司打的四星好评降到了一星。她勃然大怒的原因是巴士上播放的背景音乐声音太吵了，但司机又没办法把音乐关掉。她写道，他们怎么能这样用声音“轰炸”乘客呢？在洋洋洒洒写了三大段之后，安吉拉用整句大写和多个感叹号结束了她的点评，她写道，“我用这家公司的服务已经好几个月了，但以后我再也不坐他们家的班车了。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当安吉拉的大部分点评都已经变得比较柔和时，突然出现这样戏剧性的“分手”或许也在意料之中。在这之后，她或许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幡然醒悟，感到后悔，意识到自己已经触底，知道哪怕是温和的点评也不足以改变现实，她必须完全戒掉点评这件事。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她确实做到了，那条“分手”差评是安吉拉的最后一条点评，那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戒掉网上偷窥的行为。半小时之后，我发现了温德尔母亲的那篇采访，我把光标移到那条链接上。我所认识的温德尔看上去这么稳重却不守旧，严格却又温柔，自信却又古怪。是什么样的人养育他成长的呢？我感觉自己挖到了源头之水。

毋庸置疑，我点击了那个链接。

那是一篇长达十页的家族史，发布在一个地方机构的博客上，这个博客记载了在这个中西部小镇上生活超过半个世纪的名门望族们的事迹。

我从访谈中了解到，温德尔的双亲都是贫苦出身。他的外祖母不幸死于分娩，于是温德尔的母亲被送去和她父亲的妹妹一起生活，他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公寓里，他们的家人也就成了温德尔母亲的家人。温德尔的父亲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他是他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温德尔的母亲也是她家中第一个读大学的女孩子。他们相遇在州立大学的校园里。两人结婚后，温德尔的父亲便开始创业，母亲生了五个孩子，等到温德尔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变得非常富有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能看到这篇采访的原因之一。显然，温德尔的父母也将不少财富贡献给了慈善事业。

当我从采访中得知温德尔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名字之后，我就像失心疯的安吉拉一样，在网上搜索了温德尔的整个家族：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个城市，他们的孩子多大了，他们中有谁离婚了。这些情报可不好找，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需要进行大量的交叉比对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有时温德尔会在治疗中带有战略性地抛出一些评论，我也从中得到过一些信息。例如有一次，当我因为男友的事抱怨说：“但这多不公平呀！”温德尔就看着我，和蔼地回答道：“你听上去就像我十岁大的小孩，是什么让你觉得生活就该是公平的呢？”

我接受了他的观点，但同时我也想到，“哦，他也有个像我儿子这么大的小孩。”每当他向我透露这些小信息的时候，我都像收到了意外的礼物。

但那天晚上，线索一个接一个地通过网络展现在我面前。我发现他和妻子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才相识的，他家住在一栋西班牙式的房子里，根据房产公司的估值，这栋房子从他们购入之时算起，价值已经翻了一倍了。我还发现，他最近将我们的治疗改期是为了去一个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当我合上电脑时，大半个晚上都过去了，我感到内疚、空虚、疲惫。

互联网可以是安慰剂，也可以是毒品。作为安慰剂，它可以帮你屏蔽一些痛苦；但同时上网也会带来上瘾的痛苦。当网络毒品失去效力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更好，只会更糟。来访者以为自己想要了解治疗师，但往往在了解之后他们会后悔，因为这些认知可能会让他们在治疗时有意或无意地编排自己要说的话，进而可能有损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

我也知道我所做的是在给自己帮倒忙。我知道我不会向温德尔坦白这件事。如果来访者无意中透露了对我的了解多过我所告诉他们的事，而当我追问这件事，我明白为什么来访者总会有一丝迟疑，因为他们也在斟酌是该坦白，还是撒谎。要坦白承认你在窥视你治疗师的生活的确是一件难事。对于侵犯温德尔的隐私，以及浪费了一整个晚上，我感到羞愧，于是我发誓再也不这么干了（或许安吉拉也这样发过誓）。

但无论如何，事已至此，追悔也没用。当我在星期三再见到温德尔的时候，我感到被自己新挖掘的那些信息拖累着。我忍不住想，迟早有一天，我也会像我的来访者一样说漏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