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一个月，安田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印着京都某私立女子大学的校名。在校名旁边，写着几个钢笔字：“神冈麻子上”。

日前在桦户行刑资料馆有幸邂逅，并和伊田平太郎先生一道聆听了先生一番极有启发的讲述，受益匪浅，令人兴味悠长，再次向您表示感谢！真是非常愉快的一天。那样内心充实的下午，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呢。

当时心里多少有点怯意，因而不敢坦然相告。我的全名叫神冈麻子，在信封上所写的这所大学里担任助教，教的专业是中世纪史。在资料馆拜受了您的名片，我却没有主动做自我介绍，实在是失礼，万望先生见谅！

其实在那之前的三天，我从京都前往札幌出席一个学会的学术活动，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一早便去到月形町，参观那里的行刑资料馆。中世纪史与桦户集治监本来并无任何关联，只不过我个人一直对它怀有兴趣，这种兴趣和我后面要说的事情有着分割不断的关系。

我从心底里钦佩您对“藤田组伪钞事件”所做的周详调查，同时，对于您在将这些调查资料归纳综合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独到推断也极为信服，以至被您的讲述深深吸引，不知不觉差一点忘记了闭馆时间。

伪钞事件的真正犯人不是熊坂长庵先生，这一点应该已经毋庸置疑了。伊田先生为家乡先贤长庵先生蒙冤而悲愤慷慨，也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长庵先生是“西南战争”之后萨摩与长州两大藩阀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幸遭到逮捕并被判刑，那完全是一场政治审判游戏。

至于伪造“日耳曼纸币”贰圆钞的犯人或者犯罪集团究竟是谁，您当时并没有明确指出，经过了如许漫长的岁月，恐怕已经无法探究出一个真相来了。如果像尾佐竹猛先生所著的《明治秘史·疑狱难狱》那样完全依照判决书而断定犯人就是熊坂长庵，事情当然就变得简单了，然而正如您所指出的，尾佐竹猛先生的逻辑推断实在拙劣得不行。

在这里，我只是想把我自己对此事件的看法，以及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再次深入思考后的感想，以既知的事实为依据，简略笔述如下，并一一列出问题要点，以便更加突出焦点。

①关于纸币上的几何图形底纹，由于当时民间不拥有彩纹雕刻机这一类设备，因而贰圆面值的假钞不是民间人所伪造。

关于这一点，我赞同您的见解。尽管得能良介纸币头在上奏文中就已经指出过，鉴于国币的致密底纹极其规则，很容易被人仿造（见《得能良介君传》），但看了假钞上的纹样，无论如何都无法叫人相信这是仿造出来的，虽然线条略显枯涩，但明显是用同一型号的彩纹雕刻机雕出来的铜版印版印制而成的。

鉴于这一点，假钞是早先印制日本国币的德国东福瑙曼印刷公司在明治九年将纸币原版送还日本政府，终止了代日本政府印钞的业务之后，经另一个新的特殊的雇主下订，又重新雕刻了铜版印版后匆匆印制的这一推论完全说得通。这样一来，因为该公司拥有同一型号的雕刻机械，所以雕得出完全同样的纹样用于假钞上，假钞上的底纹绝对不是仿造的。

②尽管如此，但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十分粗陋。

这是因为，真钞的铜版雕刻师与假钞的铜版师不是同一人，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下订很急，为了赶时间，其他雕版师仿照真钞的图案匆匆雕刻，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粗制滥造的结果。我非常佩服您的敏锐推断。相对于底纹的精巧致密，手工雕刻部分的图案（菊花纹章、凤凰、龙、大藏卿的朱银、“出納頭”及“記錄頭”的骑缝印）明显粗糙，这种反差完全可以用您的推论加以解释通。

③假钞的下订者是因私前往德国的井上馨。

这个大胆的推论令人稍感震惊，不过早在当时世人中间就已经有这样的传闻了。由于《世外井上公传》中对于他在德国期间的行踪丝毫没有提及便引出这样的猜测，当然不无失礼之嫌，然而正是这一空白或许给人以莫大的启迪，这也给我上了一课，原来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洞察力啊。

④关于印刷油墨。

铜版印版姑且不提，但假如没有印刷油墨仍然不可能印制出假钞来。明治九年，日本的纸币寮才开始印制纸币，通过各种化学分析、苦心研究，最终开发研制出纸币专用的印刷油墨，并且被当作最高机密保管，这些在《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中都有详细记载。假钞的色彩与真钞的色彩毫无二致，墨色浓淡也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就是双色印刷的底纹部分，假钞的彩纹颜色较真钞略淡，这个可以认为是一种化学现象，是自然褪色。淡青色不耐光，容易褪色。真钞的彩纹底色也为淡青色，却依然保持不变，可见真钞与假钞的油墨的化学成分有所不同。但即便如此，当时民间市场上没有与真钞颜色相近的印刷油墨，而伪造犯人自己秘密仿制出这种印刷油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⑤关于贰圆假钞只发现于以近畿地方为中心的各府、县向中央大藏省出纳局送缴的税金现金中。

关于这一点，当时您并没有特别论及，但是就我而言，这个现象却好像怎么也拂不去，一直耿耿于怀。

想必您也知道，从明治六年起，全国各府县向大藏省上缴租税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同三井组、小野组、岛田组的各地分店联络，由后者出具汇票，然后将汇票缴至第一国立银行，再由大藏省接收汇票；另一种则是现金汇缴的形式，两种方法并行使用。但现金送缴须送至东京，人马劳顿，加上警备等，存在诸多不便，于是汇票上缴的方法渐渐成为主要方法，现金送缴仅限于很少场合使用（参见《明治财政史》等多种专著）。

贰圆假钞在各府县的流通情况判明，大藏省出纳局局长向警视厅秘密报告并引发川路大警视立案调查以及假钞数量之少，合计仅仅两千余枚，这些都印证了假钞只出现于租税的现金送缴环节中。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即在于此。市场流通环节中假钞一枚都没有被发现，商店柜面的交易款中、商户之间的现金支付中都没有，所有假钞都出现于大藏省出纳局接收的送缴租税现金中。假钞纸质粗陋，手感有异，底色稍淡，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凤凰以及龙的线条比较粗。真钞线条浓密，墨色重，接近黑色，菊花纹章的放射形线条稍有歪斜等，在流通过程中只要稍加留意就一定会有人发现的，可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报告过发现假钞。

以上事实是否说明，贰圆假钞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民间流通过？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所有假钞都混入了各地向大藏省出纳局送缴的租税现金中。

⑥关于石版印版印制假钞以鉴别真伪。

关于这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中讲到用石版印版印制假钞的事情。记得当时您也讲到这个事情，后来我又读了原文中的相关记述，它是这样说的：“纸币寮下设的石版部门，原是为了作为一个‘假想敌’临摹铜版印版制成纸币赝品，并以此与雕刻部门、制墨部门以及印刷部门等共同探讨、研究，从而找出合理的防伪方法而设立的。”

然而，正像观看假钞的彩色照片时您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据称是从缴税现金中发现的贰圆假钞并不是采用石版印制的。您说得一点也没错，如果是石版印制的话，票面的图案一定会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印刷效果，不可能出现假钞上那种模糊的效果，而且线条和墨色也比较饱满。

于是我在想，既然纸币寮为研究防伪技术而采用石版印版印制纸币，会不会也雕刻一套铜版印版仿制出贰圆面值的“日耳曼纸币”，并用这个锻炼纸币寮的员工进一步提高其鉴别真伪的能力？此时，只要将从德国东福瑙曼公司送返的原版彩纹依样画葫芦再复制一套铜版就行了，和机械雕刻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将铜版由凹版转成凸版本，或者反过来将凸版转成凹版的方法，在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的第三章“采用电铸法将铜版逆版化”的技法说明中有所提及。这种逆版化的重复操作也是可能的。

这样的话，伪造国币用的铜版可以使用雕刻机雕出彩纹，彩纹分为票面正面的淡青色底纹和主图案为蓝色几何纹样两副印版，这样就可以进行双色印刷了。剩下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因为事先已用防蚀剂涂布，因此这些地方是空白的，运用上面讲到的逆版方法雕刻出彩纹，再将防蚀剂洗去，然后整面涂布防蚀剂，最后用雕刻针雕刻出菊花纹章、凤凰、双龙等主要图案，蓝版印版便刻制完成了。

接着再雕刻“明治通宝”的红版印版，再接下来雕刻“出納頭”骑缝印的下半部分，这些都是用手工雕刻的。如此，印制贰圆假钞正面所需的四种颜色的四副印版全部完成了。

票面背面的淡褐色底纹即使难以断定，但是票面的所有褐色应该全部都是仿刻的，虽然和真钞上的几何纹样十分接近，但还是略显粗糙，假如这部分也运用逆版技术将原版的彩纹全部复制下来的话，至少单单从背面来看，要想鉴别真钞假钞就变得非常困难了。手工雕刻出“大日本帝国政府大藏卿”圆形印的红版印版、“記錄頭”骑缝印下半部分的蓝版印版、い、ろ、は等分组编号以及一连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深蓝色版印版，五色印刷的印版便告全部完成。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应该是故意刻得稍微粗一些的，而这正是鉴别真钞、假钞的要点。菊花纹章、凤凰、双龙是如此，大藏卿圆形印中间的蔓藤式图案之所以稍稍显粗，以及两旁的菊花的边缘稍显浅淡，骑缝印中的文字略微歪斜等，我认为也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甚至褪色的印刷油墨也是同样的原因。假如这些细处全都做得和真钞一模一样的话，那真钞、假钞可就极其难以鉴别了，恐怕非得拿显微镜来对比才能辨识吧。通过肉眼即可鉴别出真伪，这才是练习之要点。

一开始用来仿制伪钞的石版印版，后来用于印刷美术作品了，这恐怕也是由于假钞印制有了更加精致的铜版印版的缘故吧，所以才功成身退了。

无论是制版，还是印刷，我都一点也不熟悉，所以，以上所论谬误也许在所难免，但是整体来讲，我自认为八九不离十。

行文至此，我究竟想表达什么想必您已经十分清楚了。没错，我的结论就是，两千枚贰圆假钞，是纸币寮为防范国币被人伪造而专门印制出来借以锻炼鉴别真伪技能的仿造品，不知什么缘故却混入了向大藏省出纳局送缴的现金租税中。

这样的推测，完全可以将前面列举的①②④⑤各个疑问解释清楚，尤其是，大藏省出纳局局长将“发现”假钞向川路大警视做“通报”一事，非常引人深思。由此，您关于假钞是井上馨在德国下的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大胆推测，是从这位公爵大人的传记中得到的启示，对此我只能深表感佩，但是很遗憾，我无法赞同您的这一推测。

假钞在其他县送缴的税金中也有发现，而照当局的说法，是从神奈川县流入他县的，其实这一点正好露骨地暴露出当局的意图，即将伪造国币的“犯人”锁定为神奈川县爱甲郡中津村（旧熊坂村）的熊坂长庵。

关于伪钞事件，我的推测仅围绕假钞本身大致如上所述。至于萨摩藩阀与长州藩阀之间明争暗斗，利用伪钞事件作为权斗工具，我想您和伊田先生的见解肯定是切中肯綮的，不过这已经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了。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我一位祖上四代的女性亲戚，正是您当时提到的明治七年被录用为专门监督管理纸币寮女工的“目付”宫尾梅子，也就是在那前一年，即明治六年，因福冈县农民暴乱而殉职的纸币寮少属宫尾矫的遗孀。我之前也读过《得能良介君传》，因此在行刑资料馆听您讲述那些往事，感到格外亲切。

为了不使您产生误解，我还想申明一点，以上我的“推理”只是我个人的凭空臆想，既不代表宫尾梅子所言，也不代表她的后世子孙所言。我只不过偶然听亲戚中有人说宫尾梅子曾经受到过得能纸币头（后升任局长）的亲切关怀，对他深表致谢，至于得能纸币局局长是否与明治十二三年前后爆发的“伪钞事件”有关系，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了。

在桦户行刑资料馆的半日至今令我难以忘怀，以至于拉拉杂杂给您写下如此冗长的信。最后谨祝您健康并创作顺利！

---神冈麻子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