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拿着断桨，我心中又绝望又恼怒，依然继续击打着水面。鲨鱼把我仅有的食物从我手中夺走了，我必须报复。这是我在海上的第七天，快到下午五点了。要不了多会儿，大群的鲨鱼就会游过来。两块鱼肉下肚，我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劲儿，而失去鱼肉又让我怒火中烧，并生出一种奇异的勇气要去和它们干上一场。筏子上还有两支船桨。我想扔掉那支被鲨鱼咬断的船桨，换根新的继续和那些凶猛的家伙搏斗。可我谨慎的天性战胜了我的恼怒：我意识到这样一来我很可能会损耗这余下的两支桨，而我随时都可能用到它们。

黄昏和前些天没什么两样，只是这一夜天色更黑，大海动荡不安。像是要下雨了。想到即将到来的雨水是可以喝的，我赶紧脱下了鞋子和衬衫，以备储水。这种天气在陆地上会被叫作“疯狗之夜”，那么在海上就该叫作“鲨鱼之夜”吧。

九点钟后刮起了一股寒风。我试图在筏子底部避避，但没有用。那股寒气一直侵到我的骨头里。我只好又把鞋子和衬衫穿上，并自我安慰道，雨会下得出人意料，而我并没有什么东西去接水。海浪比二月二十八日出事那天还要大。海面波涛汹涌，暗淡无光，筏子像只蛋壳，就这样随波逐流。我无法入睡。我让自己浸在水里，只露出脑袋，因为海风甚至比水更冰冷。我浑身都在发抖。然后我觉得自己恐怕扛不住这样的寒冷，便试图做做操，热热身子。无济于事。我非常虚弱。我必须紧紧抓住筏沿，免得被大浪打进海里。我把头枕在被鲨鱼咬断的那支桨上。另外两支我放在筏子底部。

临近半夜，风越刮越急，天空越来越暗，变成了铅灰色，空气也湿漉漉的，可一滴雨也没下。半夜十二点过几分，一个大浪——就像那个扫荡了驱逐舰甲板的大浪一样大——打来，筏子好似一瓣香蕉皮，被抛到半空，先是倒竖了起来，一眨眼就摔了个底朝天。

和出事那天下午一样，直到落进水里拼命向上游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拼命地游着，游出水面，可又被吓得半死：筏子不见了。只见一排排黑色的巨浪向我头顶压过来，这时我想起了路易斯·任希弗，像他那样强壮的一个人，水性好，又吃得饱饱的，筏子只在两米开外的地方，他都游不到跟前去。事实上，我是晕头了，只知道往前看。而就在我身后差不多一米远，筏子露出了海面，轻飘飘的，随着波浪晃动。我划了两下水，便抓住了筏子。这个动作顶多用了两秒钟吧，可那两秒钟的时间漫长得好像没有止境。我惊恐万状，纵身一跃，便气喘吁吁、浑身湿透地跳进了筏子。我的心在胸膛里怦怦乱跳，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的幸运之星

我对自己的命运没什么好抱怨的。倘若翻船发生在下午五点钟，我早就被鲨鱼撕成碎片了。然而，在夜里十二点，那些家伙们都不会来捣乱。海面波涛汹涌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重新爬上筏子时，手中紧握着被鲨鱼咬断的那支桨。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出自本能。过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来，落水后这支船桨打到了我的头，当我往下沉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了它。这是船上剩下的最后一支船桨了。另外两支都落进了海里。

这支被鲨鱼咬去半截的木棒不能再弄丢了，我用筏沿上的一截绳子头把它紧紧捆住。大海还在咆哮。这次是侥幸，要是筏子再翻一次，恐怕我就很难再爬上来了。想到这里，我解下腰带，把自己也紧紧绑在了绳网上。

波浪继续扑向筏子。筏子像是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舞蹈，可有腰带绑着，我相信没什么危险。那支桨也很安全。我一面竭力不让筏子再翻倒，一面想着，刚才差一点儿把衬衫和鞋子也弄丢了。如果不是因为天冷，衬衫和鞋子会被放在筏子底部，筏子翻倒的时候，它们就会和那两支船桨一起落进海里了。

在大风大浪里，一只筏子翻个底朝天再平常不过了。这筏子是用软木做成的，外面包了一层防水布，布外面又刷了一层白漆。但它的底部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像一只篮子一样挂在软木做成的边框上。筏子在水里翻倒后，它的底部会立即恢复正常状态。唯一的危险是失去筏子。因此我想，只要我和筏子绑在一起，它就算是翻上一千个跟头，我也不会失去它。

这说法固然不错。可有一件事情我没能料到：就在筏子第一次翻倒的一刻钟之后，我的筏子第二次表演了杂技。我先是感觉被掀到冰冷潮湿的半空，风呼呼地打在身上。我发现眼前就是深渊，也看出筏子会往哪边翻过去，便竭力靠向另一边，试图保持筏子的平衡，可我被皮带结结实实地绑在了筏子上，什么都做不了。我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筏子整个儿翻了过来，而我被扣在筏子底下，还牢牢地绑在绳网上。我快被淹死了，两只手无助地寻找着皮带扣，想解开皮带。

虽然心里很绝望，我还是努力理清思路，想方设法解开皮带扣。我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在身体状况十分理想的情况下，我在水下可以待上八十多秒。自打我发现自己被筏子压在水里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屏住了呼吸，现在至少过去了五秒钟。我的一只手在腰间摸索，不到一秒钟就摸到了皮带。又用了一秒钟，我摸到了皮带扣。皮带扣紧紧夹在绳网上，我必须用另一只手把自己撑起来才能松开它。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能紧紧抓住的地方。接着，我用左臂把自己撑起来，右手找到皮带扣，迅速调整了一下方向，皮带终于松开了。松开皮带扣后，我依然抓着筏沿，而身体又滚进筏子底部，那一瞬间，我终于从绳网上解脱了。我的肺像是要爆炸了一样。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双手抓住筏沿，憋着气，让身体吊在筏子上。我这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自己的体重把筏子翻过来。但我还在筏子底下待着。

我开始呛水了。喉咙又干又渴，火辣辣地疼。可这时的我完全没有在意。这时最要紧的是不要松开筏子。最后我终于把头露出了水面，吸了几口气。我全身无力。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再翻过筏沿爬进去。然而此时的我心中还有一件害怕的事情，我泡在水里，而就在几小时之前，我还看见这里到处都是鲨鱼。我确信这可能会是我这辈子要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便使出最后残留的能量，爬过筏沿，精疲力竭地栽进了筏子底部。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仰面朝天地躺了有多长时间，喉咙在灼烧，十根手指头都皮开肉绽，一抽一抽地疼。我只知道自己同时有两件要操心的事情：让自己的肺缓一缓，以及这筏子可别再翻了。

清晨的太阳

我在海上的第八天，就在这样的清晨中来临了。整个早晨狂风大作。那时就算下雨了，我也没力气去接雨水。我想雨水至少能让我重振些活力。尽管空气潮湿得要命，预示着马上就要下一场大雨，终究是一滴雨都没落下来。拂晓时分，海面还是波涛汹涌。直到上午八点过后才稍稍平静下来。这时太阳出来了，天空一片湛蓝。

我已经耗尽了体力，趴在筏子边上喝了好几口海水。现在我当然知道这对机体是有好处的。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喉咙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了。我整整七天没喝过一口水，渴的感觉变得十分异样；它一直痛到喉咙深处，痛彻胸骨，连锁骨下面都疼痛难忍。那也是憋气后的一种绝望。海水能稍稍缓解一点这疼痛。

暴风雨过后，大海往往是碧蓝碧蓝的，就像风景画：要是在岸边，会看得到海面上静静地漂着被暴风雨拔起的树干树根。海鸥们也都纷纷出动，在海面飞翔。这天早晨，风停了下来，海面亮闪闪的，筏子笔直轻快地向前滑行。海风温暖舒适，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些许恢复。

一只硕大的黑色海鸥在筏子上空盘旋，它看起来年岁不小了。毫无疑问，我应该离陆地不远了。几天之前我捉到的那只海鸥很年轻。而年轻的海鸥能飞行很长的距离。有人在离岸几百海里的地方都遇见过它们。可一只又大又笨重的老海鸥，比如说第八天在我的筏子上空飞过的那一只，应该不会离开海岸一百海里以上。我打起精神，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就像头几天一样，我又开始在海平面上搜寻起来。海鸥成群结队在四周翱翔。

我觉得自己有了伴，很开心。我也不觉得饿了。海水也喝得更勤了。一大群海鸥在我头顶盘旋，我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我想起了玛丽·埃德瑞斯。“她怎么样了？”我这样问自己，耳边响起了看电影时她为我翻译对白的声音。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不知为何，那是我唯一一次想起玛丽·埃德瑞斯，没准是因为天空中到处飞翔的海鸥吧），玛丽正在莫比尔的天主教堂里为我做安灵弥撒。那次弥撒，据后来玛丽往卡塔赫纳给我寄的信上说，正是在我失踪后的第八天举行的，为了让我的灵魂得到安息。现在我觉得，其实也是为了让我的肉体得到休息，因为那天上午，就在我想起玛丽·埃德瑞斯的时候，她正在莫比尔参加弥撒，而我在海上看着那些海鸥，心情很愉快，因为海鸥意味着离陆地不会太远了。

我差不多一整天都坐在筏沿上，瞭望着海平面。天空清澈透亮。我敢肯定，在五十海里开外的地方，我看见了陆地。筏子在前进，就连双人四桨都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它在平静湛蓝的海面上笔直前行，就像是有发动机在推动似的。

一个人在筏子上待了七天，一定能察觉到海水颜色最细小微妙的变化。三月七日下午三点半，我发现筏子进入了一片水域，那里的海水不再是蓝色，而是墨绿色。有一刻，我甚至看见了两种海水的分界线：这边是我七天以来一直看见的蓝色海面；而那一边，海水是绿色的，明显更浓烈。天空中满是海鸥在飞翔，而且飞得很低很低。它们飞过我头顶时，我能感觉到它们翅膀扇起的劲风。这些征兆再明白不过了：海水颜色的变化，成群的海鸥，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今夜我不能入睡，要随时保持警觉，以便发现岸上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