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到做到，果然回来了。我没等多久，不超过一刻钟，他就赶着驴回来了，驴背上两个筐都空了，来的还有那个拎着铝皮小锅的黑人姑娘，后来我得知那是他妻子。而那条狗一直都没有离开。它不再舔我的脸和伤口，也不再围着我嗅来嗅去。它在我身边卧了下来，一动不动，似睡非睡，直到看见那头毛驴出现。它跳起身来，尾巴摇个不停。

“您还能走路吗？”那男人问我。

“我试试看吧。”我对他说。我试图站起身来，却迎面扑了下去。

“还不能。”说着那人扶住了我，没让我摔倒在地。

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把我扶上了驴背，又一边一个托着我的胳膊，催动了毛驴。狗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沿路到处都是椰子。在海上我忍住了口渴。可到了这里，骑在驴背上，沿着狭长弯曲、两旁长满了椰树的小路前行，我觉得我一分钟都忍不住了。我请那男人给我点儿椰汁喝。

“我没带砍刀。”那男人说道。

可他没说实话。他腰里明明就挎着一把砍刀。那时哪怕我还有一点点力气，都会把他的砍刀抢过来，削开一只椰子，把里头的汁水一股脑儿喝下去。

后来我才明白那男人为什么不肯给我椰汁喝。他事先去过离发现我的地方大约两公里的一户人家，那家人告诉他，在医生没给我做检查之前，最好不要给我吃的。而最近的医生在圣胡安–德乌拉巴，离这里有两天路程。

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一所房子。那是路边一座简陋的小屋，用木板搭起来的，房顶上铺着锌皮。那里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一起动手把我扶下了驴背，带进卧室，让我躺在一张粗布床上。一个女人去了趟厨房，端来一小锅用桂皮煮的茶，在床边坐下，用勺子喂我。我急不可耐地喝下第一口，等到第二口下肚，我就觉得自己重振了精神。于是我不想再喝了，只想倾诉自己的经历。

他们谁也没听说过那次事故。我尽量给他们解释，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想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逃过一劫的。我先前一直以为，不管自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会知道那次海难的。当我了解到自己想错了，不免有点沮丧，这时那女人还在一勺一勺地喂我喝桂皮茶，就像是在喂一个生了病的孩子一样。

我好几次坚持要给他们讲我身上发生的事。四个男人以及两个女人只是站在床前看着我，不为所动。仿佛是在举行某种仪式。如果不是因为已从鲨鱼嘴里、从十天以来海上无数次险情当中死里逃生而心生欢喜，我一定会想，这些男男女女恐怕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吧。

故事终于有人信了

喂我喝桂皮茶的女人很和气，却不容我展开话题。每次我想讲讲自己的故事时，她总是对我说：

“现在您什么话都不要说。以后再慢慢讲给我们听。”

那时的我无论手边有什么东西都能吃下肚去。午饭的香气不断从厨房飘来。可不管我怎么央求都无济于事。

“等医生来看过您之后，我们会给您吃东西的。”他们这样告诉我。

可医生一直没来。每隔十分钟他们便喂我喝几小勺糖水。女人当中最小的那个还是个孩子，她用布条蘸温水替我擦拭了伤口。一天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我心里也慢慢轻松了许多。我确定自己遇上了好人。如果她们不是一点一点喂我糖水，而是一下让我吃个饱，我的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的。

在路边遇见我的那个男人名叫达马索·依米特拉。三月九日，也就是我爬上海滩的那一天，上午十点钟，他去了邻近的穆拉托斯村一趟，回到我所在的路边小屋时带来了几名警察。他们也对发生过的惨剧一无所知。穆拉托斯村就没人听说过那件事。那个村子里没有报纸。只有一家小店铺里安了个发电机，带动一个收音机和一台电冰箱。但平时也没人听新闻。后来我才知道，当那天达马索·依米特拉告诉警长说在海滩上发现了虚弱不堪的我，我还自称是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一员时，他们就启动了发电机，整整一天都在听卡塔赫纳的新闻报道。可那时收音机里已经不再谈论那次事件了，直到天黑以后，才有只言片语提及那次事故。于是，上至警长，下至全体警员，再加上穆拉托斯村里的六十个人，都出动前来帮助我。夜里十二点刚过，他们涌入小屋，吵吵嚷嚷地把我从梦中惊醒。那可是我十二天以来睡的第一个安稳觉。

天还没大亮，小屋里就挤满了人。整个穆拉托斯村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全都赶来看我。那是我第一次碰到那么一大群充满好奇的人，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倒是有了不少与类似的人群相处的经历。人们举着马灯，打着手电筒。当警长和他的手下把我从床上抬起来的时候，我只觉得后背上被太阳晒脱了皮的地方撕裂般地疼。真是乱作了一团。

那天天很热。在那样一群关切的面孔包围之下，我觉得自己都快喘不上气来了。来到路上，无数马灯和手电筒齐刷刷地照在我脸上。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得耳边的窃窃私语，以及警长大声发号施令的声音。我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去向。自打我那天从驱逐舰上落水之后，我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漫无头绪地移动。这一天清晨，我继续移动着，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也不知道这群辛勤友好的人准备把我怎么样。

苦行僧的故事

从我被发现的地方到穆拉托斯村的路很长，也很不好走。人们把我安置在一张用两根杠子挂起的吊床上。每根杠子的两头各有个人抬着，在灯火的照耀下，行进在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小路上。我们明明是在露天地里行走，可被灯光一照，感觉就像是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屋子里一样热得难受。

八个人分两组，每半小时一换。换岗时，他们会给我喝点儿水，吃几块苏打饼干。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们准备把我抬到哪里去，想拿我怎么样。可那群人之间什么都谈，就是不谈这个。人人都在开口说话，只除了我。领队的警长不允许任何人走到我身边来和我说话。远远地我能听见人们的叫喊声、号令声和议论声。我们到达穆拉托斯村的那条长街时，警察根本无法阻止涌上前来的人群。这时大概是早晨八点钟。

穆拉托斯是个小渔村，没有电报所。离它最近的镇子是圣胡安–德乌拉巴，那儿一周两次有小飞机从蒙特利亚飞来。我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我还以为已经到了某个大地方，满心以为就会有家人的消息了。实际上穆拉托斯不过是这趟行程的中点。

他们把我安顿在一户人家，全村的人都排着队过来看我。这使我想起了两年前在波哥大，有一次我花了五生太伏去参观一个苦行僧。当时要想去看，得排好几个小时的长队，等上足足一刻钟才勉强能前进半米。而等你最后进到苦行僧待的房子里，只见他被装在一个玻璃柜里，你就什么都不想看了，只想快快从那里出去，活动活动腿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那苦行僧和我的唯一区别就是，他被装在玻璃柜里。当时他九天九夜没吃一点儿东西，而我在海上漂了十天，外加在穆拉托斯村一间卧房的床上躺了一整天。我看见一张张面孔在我面前晃过，有白的，也有黑的，没完没了。天热得让人难受。那时的我已经恢复得不错了，甚至还有点幽默感，心想，完全可以安排一个人守在门口卖票，放人进来参观一个海难幸存者。

人们又是用那张把我送到穆拉托斯村的吊床，把我送到了圣胡安–德乌拉巴。只是随我前往的人多出了好几倍。估计不少于六百人。队伍里还有女人、孩子和牲畜。有些人骑着驴，但大多数还是步行。这一路我们走了差不多一整天。整个路途中，六百人轮流簇拥着我，我觉得自己的体力在渐渐恢复。我猜此刻的穆拉托斯村大概空无一人了吧。那天一大早，发电机就开始工作，收音机的音乐声传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热闹得像是赶集一样。而我作为这场盛会的中心和源起，继续躺在床上，全村的人又一次排成长队来看我。就是这同一群人，不忍心让我一个人上路，便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陪我去圣胡安–德乌拉巴，把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塞得严严实实。

路途中，我又渴又饿。那几小块苏打饼干、几小口水确实能缓解问题，但同时更刺激了我的辘辘饥肠。到达圣胡安时的场面使我想起了村社过节的盛况。这个小巧秀丽的镇子里的所有居民，像是被海风吹出来似的，全都跑出来看我。幸好事先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那些好奇的人们。人们聚集在街头想要围观我，警察成功地制止了他们。

我的旅行到此算告一段落。翁贝托·戈麦斯大夫是第一位给我做了详细体检的医生，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在体检结束之前他一直忍着没告诉我，因为他想先确认我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他在我脸上轻轻拍了拍，带着和蔼的微笑，对我说：

“已经备好了一架小飞机把您送到卡塔赫纳去。您的家人正在那里等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