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我问露西修女，能不能借我一本字典和一本辞海。她拿来了看图说词游戏本和一片咽喉含片。

“还有一杯水。”她殷勤地说。

有一张你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是蓝铃蒸汽火车的图片。没有留言。你似乎忘记了要写字上去。

“哈罗德·弗莱为什么不识相一点，让我们少操点心呢？”亨德森先生坐在椅子里说。他盯着自己的扑克牌，就好像在怀疑它们出老千。

“你朋友是个爱走路的人吗？”凯瑟琳修女问。

我表示怀疑，我想。你和我一起只走过一次路。我试着在我的笔记本里画一张你开着你的莫里斯1100的画。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艺术从来不是我的强项。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苏荷区和女艺术家们混在一起时，我负责帮她们买东西和代笔写信，但从来不会画画。我会坐着为她们当模特，我读书，她们给我画裸体读书的肖像。她们是很带劲的一伙人，但经常忘记常识性的东西，比如食物和白天，只记得更迷醉的东西，比如爱与金酒。所以当凯瑟琳修女嘲笑我的画时，她可能把你坐在车里的画误会成一个男人坐在巨型兔子里了。不过我不介意她笑我。她是对的。你看起来很滑稽。

但亨德森先生还没讲完明信片的事。“要是哈罗德·弗莱搭火车的话，他今晚就能到这儿了。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件蠢事翻个篇，画上句号了。”

“那不是目的，你这个糟老头，”芬缇说，“随便哪个傻子都能坐火车。”

“傻子？”他重复一遍，“你知道这里谁是傻子吗？”亨德森先生的手开始抖。它们看起来只剩皮包骨头。他的关节凸出，衣袖空落落地荡着，就好像身体已经没有血肉了，只剩一个衣架子撑在狗牙图案的夹克里。他的嘴巴发青，嘴唇看起来像是有瘀紫。“从金斯布里奇到贝里克有多远，你有没有概念？”亨德森先生试图起身，但要耗费太大力气。他的膝盖一折，又颓然跌回座位里。“有多少英里，你有概念吗？”

“我当然知道，”芬缇说，“我又不傻。反正他妈的很远就对了。”

“超过六百英里！”

我当然也知道。我是坐巴士转火车再坐巴士过来的。我们之间每多拉开一英里，就像又割掉了我的一部分。露西修女脸红了。“真有那么远啊？”她拆掉几块拼图。

“六百英里，而那个男人甚至还不经常走路！”

“我是做不到的。”凯瑟琳修女说，另一个义工赞同说他也做不到。

“我猜这关乎信仰。”露西修女高声说，只不过我知道她也不确定。她最后那个词几乎没发出声音。说出来时没有中间的音，听起来更像“细牙”。

亨德森先生“啪”一声把牌一摔。扑克牌弹到空中，散落在地毯上。“真荒谬！这不公平！这是在侮辱人！这男的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在愚弄我们所有人！”他抖得太厉害，都开始咳嗽了。

“要帮忙吗，老家伙？”珠母纽王咆哮着问。

“哈哈！”芬缇也在吼。

“懒得搭理你们，你们所有人。”亨德森先生大喊，想站却还是站不起来。

凯瑟琳修女冲过去帮忙，但他一直把她推开，边紧紧撑住他自己的齐默式助行架，边问她是不是觉得他是个跛子，她则想方设法帮他从娱乐室里清出一条安全的路来。我们能听到他在走廊里喊了一路“傻瓜！傻瓜！傻瓜”，一边咳嗽，一边磕磕碰碰地撞墙。修女们说什么都没用。

我看着芬缇，想对她笑。她红色的唇膏从皱巴巴的嘴唇上渗开。我想起海上花园里的野罂粟，它们在石缝里撒种。“我猜的确是很远的一段路。”她小声嘀咕。

没人反驳她，没人说一句话。最后，芭芭拉问，有没有人愿意给她读《瓦特希普高原》。芭芭拉告诉我们，邻居在她来疗养院前开始给她读这本书，她很渴望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露西修女急忙说她愿意读；跳过了开头也无关紧要。每个人似乎都赶紧要忙碌起来。

亨先生说得对，我后来在笔记本里写道。走路来太远了。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的柯蒂键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你听信太多旁人的话。”她说。

我没有，我告诉她。我主要还是只听自己的。

她拿出一瓶白酒还有棉花棒，开始清洁她的键盘。刺鼻的气味直接把我带回医院。我能看到硬地板。管状白炽灯。绉胶底的鞋，口罩，发网，绿色手术服。那段时日，我极其渴望见到一双泥泞的靴子。过去几年里，我做过四次手术。把我的喉咙和脖子再切掉一点，脑袋就要掉下来了。就这个话题，我只说这么多。

玛丽·安贡努修女叹了一口气：“你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

什么角度？我等不到哈罗德。我在这里是等死的。

玛丽·安贡努修女仍伏身在打字机上。我只能看到她头巾硬挺的棱角，就像在对着餐布讲话。

她说：“恕我直言，但你在这里是要活到你死为止。这有明显的区别。”

我本可以大哭的。但我写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但哈罗德·弗莱似乎还在西南角打转转。

玛丽·安贡努修女沉默了一小会儿。“我承认那是一个问题。但你爱哈罗德·弗莱，你认为自己辜负了他。最后这一件事你必须做到，你必须坦白真相。”她把一张新纸塞进导纸板里，调整压印板旋钮把它固定到位。“好啦。都搞定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你的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