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消息时，哈罗德，不知道要怎么办。销售代表们在走廊里议论你。“你们听说弗莱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似乎急于告诉彼此，因为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悲剧，但没有触动他们的任何神经。我听得僵住了。我的第一冲动是直接去你家找你，想坦白一切。但我却走进了洗手间，几乎昏厥。那太震惊了。我感觉就像世界刚被捅出一个大窟窿，没有其他人知道，但我负有直接责任。我几乎无法走直线。

“你的气色很差。”席拉说。她把手背举到我的额头上，搁在那里。“我的天啊，”她低声说道，“你都沸腾了。”这一姿势让我想起母亲，而想到她让我不堪重负。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想她想得要命，就像在她过世后我想念她那样。我想让她和父亲把我带离这件事。我想让他握着我的手。“你应该回家。”席拉说。

我不记得那天下午的大巴行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付车费，或者有没有跟人说话。我记得那股炎热，我记得那个。我渴望独处的愿望超过一切。但当我走进公寓后，感觉更糟。

是寂静。我看到戴维以前爱坐的那张椅子，忍受着去目睹那张缺了他的扶手椅就像直接看他消逝。外面有车，有海鸥，有傍晚沿着河口散步的人们。每样东西都理所应当。除了戴维·弗莱没了。我想到你，还有他，我哭了几个小时。

那一夜在床上，我和衣躺下，手臂紧抱双膝，脚蜷缩得很高。不管我加盖多少层，都止不住地发抖。我一闭上眼睛，就只能看到戴维的画面，黑暗里的一具蓝色身影，悬挂在你家花园棚屋的大梁上。要是没听到销售代表们说起那个就好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更多他的画面，绑套索，找站的地方，把绳索绕在脖子上。他想死的吗？连窒息时也想吗？他有没有希望被人救下？我多渴望他来踹我家的门，透过邮筒喊叫我的名字。每当我入睡，总是睡不实。

我在凌晨某个时刻醒来，太热了，动弹不得。我觉得自己被吞进了混凝土中。我还是起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别闲下来。厨房，浴室，客厅，门口。几乎没停下过。我匆忙穿衣。无法忍受独自多待一秒了。我必须回到啤酒厂。

我无意中听到销售代表们说，你要离开至少两周。葬礼之前会有一次尸检。这连想都没法想，席拉说。这件事似乎连谈都没法谈，因为它再也没被提起过。

我不知道以后还怎么直视你。我知道如果我坦白真相，你一定会恨我。同样地，我也知道，在街上、巴士上、食堂里擦肩而过的所有人中，我最需要找到的，就是你。

*****

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戴维离世已有一周。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更糟了。失眠。没有食欲。我没法不想他。从他去世之前开始，我就没见过你。

我乘巴士去了殡仪馆。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标志他的离世，因为像这样假装一副样子，而明明知道自己是另一副样子的感觉，太难受了。太阳灼伤了我的眼睛。每一样东西——天空、人行道、过往的车辆——都太白，太猛烈。我推开殡仪馆的门。这地方有一种冷却的甜味，我知道和尸体保存有关。然而感觉仍像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宇宙。我的鞋子在冰冷的地板上发出回响。真希望有件外套。

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向我问好。问能不能帮上忙。他打了一条黑色领带，戴了袖扣；身上有种职业的哀悼气氛，没有我们这种外行的聒噪。我推测他是殡仪员。

我请求见戴维·弗莱。听到戴维的名字，那男人对着我的脸变温和了，头一次，看起来有人可能理解我在承受的悲痛。它在这里有了位置。

“你预约了吗？”他问。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具体预约，但我是这家人的朋友。我重复说想见见戴维。我需要见他，我补充说。

我的回答不是正确答案。殡仪员变得不安。他后退几步，伸手去拿记事本和钢笔之类的。我口干舌燥。他需要致电给客户，殡仪员说。除非我有预约，否则不能瞻仰死者。

“但他哪儿也不会去啊。”我回答道，提高了声音。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哭了。常态与悲痛欲绝之间仿佛不再有界限。

殡仪员的脸变得冷酷。或许他怀疑我是记者。我不知道。“我不能允许你留下，女士。”他说着已经往门的方向走，要为我开门了，热气和光亮从外面闯进来，太强烈，以至于像噪声。我想留在里面。我无法忍受被赶出去，尤其是我花了那么大力气才敢面对，现在我人在这里，却一无所获。

或许殡仪员察觉到了我的痛苦，因为他问我有没有东西要放进棺材里。他可以把它转交给客户；他可以为我做那个。我猜测他是在要钱，就像他们在教堂里传递银盘子那样，我的愧疚、痛苦有那么多，如果这能给你带来某种安慰的话，我愿意掏出我存下来的每一分钱。我打开手提包，这时另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接待处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冒出来。我几乎没看到那个房间里的东西；在抛光的木质棺材后面，或许有一道蓝色的软墙，黄铜把手。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戴维的棺材，但感觉就像被打了一拳。

我全身都疼。连我的肺里都在疼。

我请殡仪员把戴维的红手套带给他。它们在我的手提包里。从我发现他把它们丢下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那里。手套属于死者吗？是的，它们属于死者。殡仪员会咨询他的客户。不必麻烦了，我说。你就把东西收下，行不行？就让我把它们拿出手提包吧。因为我在这里饱受煎熬。一切都太痛苦了。我把手套放进他手里，趁他交还给我前就离开了。

我在巴士站等车时，看到你的车慢慢停靠在殡仪馆外面。我看到你出来，走向乘客门，但还没等你走到那里，门就猛地开了，差点打到你，一个瘦小、单薄的女人，比我高一点，冲了出来。莫琳穿一条黑色的夏季连衣裙，戴黑墨镜，夹着一个枕头和一个泰迪熊。当然，是带来入棺的东西。她的步子快而细碎。她等不及要走进殡仪馆。而你则相反，移动得很缓慢。你走在她的后面，手里什么也没拿，而且你似乎无法抬起头来。在门口，莫琳停下了，对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你点点头，让到了一旁。等你独自一人后，你拿出一根香烟，向一个路人借了火。我听到一声尖叫，一种可怕的女人的哭声，在殡仪馆里回荡。我想象殡仪员已经领她走进那间不准我进的房间了。你冲到角落里，对着一个垃圾桶呕吐。

在街的对面，我看到了一切。但你没看到我。

几天后我们遇上了。这次我没有回避你。我当时在药店里，正在满柜架地找能帮我睡眠的东西，然后你推开了门。你安静地问柜台后面的伙计，要给妻子买处方药。你试图审慎些，但你的到来还是让整个药店变得十分拘谨和庄严，就好像你是店里唯一的活物。看到你让我的心搅了一圈又一圈。

药剂师忙着找莫琳的药片。把袋子递给你时，他说：“请接受我的哀悼，弗莱先生。”店里的另一个女人，就是离你最近的顾客，也用不自然的方式重复一句说，她也“对你失去亲人”深表遗憾。似乎没有人嘴边有合适的词语可供使用，还是保持沉默或者至少坚持老生常谈的措辞更安全。你转而倦怠地点点头，就好像你希望每个人都能停下这件事，让你走就好。

你是个不一样的人了，哈罗德。

你曾经挺得那么直的肩膀，现在驼了。你的夹克上沾有油污，头发看起来没梳过。你刮过胡子，但一撮胡楂从你凹陷的左颊上长了出来。或许你没注意到。要不或许就算你刮胡子时，想的也是戴维，然后问，又有什么所谓呢？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是留起络腮胡又有什么分别呢？但还是你肩膀的佝偻让我最揪心。那个，还有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领带。

人们有时说起另一个人，说他变成一具空壳，或者他从前本人的一个影子，但这两样东西你都不占。你全化成液体了。无法想象你大笑或跳舞或做任何癫狂的事情，比如玩无花果球。那部分的你都没了。你显得更小、更慢、也更老了，而且近乎天真。你被剥光了，回到你最原始的样子。你收好了处方药，拖着脚步朝门走去。

“哦，你好。”你说。我一定动弹了，甚至可能弄出了噪声。

你隔着药店给我一个微笑。一边是我，一个愧疚的女人，一个辜负了你和你儿子的人，搅和你的人生并且说谎又说谎的朋友，一边是穿着棕色夹克打着领带的你，对我微笑。

你问我愿不愿意走到大街上。至少我认为你想走。我注意到我们往门口走时，人们如何给我们让路。没有说话。我记得那个。你的眼睛盯着地面，在寻找从你生命中消失的东西，而另一个顾客冲去开门，放我们走。

“莫琳怎么样？”我在外面问。

“你说什么？”

你试图再次微笑，但笑不出来。你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的儿子死了。”你说。你又告诉我一次：“戴维死了。”那就是你生命中唯一的话语。

我说我知道。听说了。我很遗憾，我说。非常抱歉——

“是，”你盯着地面，“是。”

“有没有我能做的？”

“做？”你重复这个词，就好像临时会错了它的意思，对此非常抱歉。

“能帮上什么忙？”

你闭上眼睛，又缓慢地睁开。然后你轻柔地说：“真好，奎妮，但我觉得没有。现在没有。”

你问我近况怎样，我说不过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重复说。对，我说。你的脸皱成一团，慢慢地说，对不起，我记不起我们刚才在聊什么了。你转身离去。

因为我觉得你马上要走了，我才敢大喊出来：“你还好吗，哈罗德？”

你在哭泣，但不想让我看到，于是我瞟一眼自己的脚来让你好受些，但我真希望做了别的事情，我希望我有勇气抱住你让你哭。“当然，莫琳更难接受，”你说，“做母亲的总是更难接受。”你致歉后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就好像你每走一步都很疼。为了避开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你迈到一侧，闪了个趔趄。酒瓶状的一个东西从你的外套口袋里晃出来。你现在喝酒了。

几天后我在地方报纸上读到，戴维的葬礼将是私人事件。仅限家属。我意识到，这指的是你和莫琳。你没有其他家属。啤酒厂里没有人再提起戴维。你的儿子死了，世界吞下那条消息后继续运转。第一周之后，我再没听过任何人提到他。

于是你埋葬了你的儿子。唯一一次见你没穿浅棕色就是你回来上班的那个下午，你穿了一套黑色西服。

“哈罗德？”我温柔地问，“你在这儿能行吗？”销售代表们纷纷给你让路。

你退缩的样子像个刚被揍了一顿的男人，预料到还会被揍却试图保持勇敢。

“行。”你说。

就那么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