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生于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的我来说，就算你跟我说“明治维新后”如何如何，我也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地震后”也是一样。不久前我跟年轻人谈论“战后”，他对我说，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要说的话最多也就是说“奥运会之后”。人好像都无法对自己出生以前的事做出设身处地的思考。这样的话，就让一切都在自己出生后重新开始好了，但这样一来就无法形成历史了。虽然有“自我个人史”这种令人厌弃的词，但这种说法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自己小家子气的野心，妄想采取什么手段将自己这种渺小的存在在历史中进行定位。而将其翻译成英语的话，意思则对应着“简历”。

现在是模糊的过去同更加模糊、更加无法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连接点，而自己正处在现在，回溯过去要回溯到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我呢，遥想未来时想象到哪一步才能令自己安心呢，都不清楚，于是我们就想在像鳗鱼一样难以捕捉的时间中的某个地方设定一个界限。一九四五年作为一个坐标，也的确发挥着作用。有事物终结于此，也有事物新生于此。那时我十四岁，我自身是不会一会儿新生一会儿又走向终结的。从一九三一年出生以来，我一直在成长着，就算不想长大也不得不持续成长着。

相较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战后五十年，我更加在意从十四岁至六十四岁的自身的五十年。虽然时代的变化同自身的变化自然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视角的变化，所看到的东西应该也会大不相同。不管从哪个视角来看，比起所能看到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更多，对比一般人更健忘的我来说，在这忙乱的五十年的岁月中，能够清楚地看在眼里的也只有一两个东西罢了。

第一个是位于京都的岛津制作所制造的电路检测器。那是在我上初中，也就是所谓的新旧日元更替的时候。我忘了具体价格是多少了，只记得并不便宜。那是我缠着母亲买来的。在其贝克莱特酚醛树脂的配电盘上，装有圆形的仪表，可以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我并不是有什么需要测量的东西。只是因为在自制收音机的时候，电路检测器是必不可少的测量仪器，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想要一个。“二战”时有一个“探索科学之心”之类的宣传标语，但在我看来，电路检测器与科学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它的外形和功能莫名其妙让我感到快乐而已。

在这五十年中，电路检测器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至多不过是现在变成了塑料盒子，拥有同当时一样的功能，变得更小更便宜了，在业余木匠那里就可以买到。而且现在有了一种新型的电子万能表，上面既没有圆形仪表，也没有指针，只在长方形的窗口处显示着一串数字。我虽然也有这种万能表，但并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它，这一点，同五十年前没什么变化。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没怎么培养什么“探索科学之心”。

在一家已经关门不做生意的店里，我见识到了驻日美军带来的便携式收音机。在昏暗的玻璃橱窗下，它被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当时我从疏散地京都返回东京，上旧制初中三年级。收音机价格自然贵得我买不起。我就那样诚惶诚恐地看着这个小而精致的收音机，叹息不已。其实进到那家店本身就已经让我感到内疚了，因为那是一家黑店。如今回想起来，那款收音机可能是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CA）的胜利牌模范54B1（Victor Model 54B1）型。当然那时还不是半导体收音机的时代，而是可爱的电子管闪着微弱红光的电子管收音机的时代。

我开始收集缺少的零部件来自制收音机。驻日美军广播电台（FEN）在东京有一个WVTR的无线呼号。我经常收听在“好莱坞碗”举行的音乐会实况。然后我也开始写诗了。

四十多年后，我这样写道：

经过了几十年的空白，我如今又对电子管收音机充满了孩子般的兴趣。很多跟我拥有共同爱好的也都是跟我相同的年纪。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也成长为买得起当初艳羡的收音机的身份和年纪了。这种怀旧之情究竟为何呢？对我来说，少年时代的岁月是令人讨厌的，而我也不至于老好人似的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多么古老而美好的国家。当然，对于技术我也没有陷入一种怀古情绪中，觉得模拟技术比电子技术好什么的。这样一来，我最终只能将这归结为五十年的岁月带来的作用了。在这里，时代的变化与自身的衰老以一种难以分割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让人稍微变得有点儿疯狂。

---（《战后五十年与我》，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