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顺十六岁那年，延津县新来了一个县长叫小韩。小韩之前，延津的县长叫老胡，湖南麻阳人，前清举人，赤红脸。老胡他爹在麻阳是个中医，一辈子治好过人，也治死过人。别的中医诊完病，开方子一挥而就；老胡他爹把完脉，每下一笔都犹豫再三。病人走后，人问：

“老胡，下个方子，比生个孩儿都难，病没把准？”

老胡他爹：

“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

人说：

“咱治的是病，就别管他的心了。”

老胡他爹叹息一声：

“咋能不管心呢？”

又说：

“病相同，人却不同；不同的人，开同样的方子，药也未必管用。”

又叹口气：

“医庸，就庸在这个地方；人死，也死在这个地方。”

老胡中举放官，离乡来河南延津赴任时，麻阳的亲戚邻里皆出门相送，锣鼓喧天中，老胡披红戴绿，骑在马上。看众人抚掌，老胡他爹拉着老胡的马：

“儿啊，十里八乡皆为你贺，独我为你哭。”

老胡：

“又不是去法场，哭个啥？”

老胡他爹：

“你生性老实，闷着头读书行，做官如在豺狼中行，怕是要吃人的亏。短则一年，长则三到五年，如果不进大狱，怕是该打道回府了。”

老胡：

“别人上任都图个好彩头，您老倒说了一大堆丧气话。”

老胡他爹：

“这还不是我要说的。”

老胡：

“您老到底要说啥？”

老胡他爹：

“如果有朝一日官位不保，千万别想不开，还回麻阳跟我学医。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老胡来延津上任后，县官却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官位长久不是说老胡懂当官的道理，老胡他爹看走了眼，恰恰是因为老胡不懂，他又不懂这个不懂，才歪打正着，坐稳了官位。做官讲究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得给上峰送礼。老胡做了延津县令之后，对上峰和同僚，不迎，不送，逢年过节，也不给上峰送礼。延津归新乡管，新乡的知府叫老朱。老朱为人贪，逢年过节，别的县官都给他送礼，唯有老胡不送。老朱收礼之后，又爱说自己清廉；下峰九个送，一个不送，这一个不送的，就成了老朱一个说辞。酒宴之上，老朱常对上峰和同僚说：

“都说我是个贪官，你去问问延津的老胡，他可给我送过一文钱？”

比给上峰送礼更重要的，是送话。大庭广众之下，说些上峰的政绩和功德。老胡又不懂这个。老胡不但不懂送话，就是平日说话，也是自说自话。别人做官讲个入乡随俗，老胡来延津十年，说的还是湖南麻阳话。“呜里哇啦”说上一阵，知府老朱听不懂，同僚听不懂，延津百姓更听不懂。大堂上断案，原告被告说罢，他“呜里哇啦”说上一段，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由于相互不懂，案被断得七零八落。正因为断得七零八落，延津大治。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杀人放火的程度，延津人不告状。不告状吃些小亏，案子被断得七零八落，就要倾家荡产了。大家的是非大家自己解决，延津倒显得一派太平。由于告状的人少，老胡闲来无事，喜欢上一门手艺：做木工活。白天断案老胡无精打采，一到晚上，县衙灯火通明，老胡脱下官服，换上短打扮，开始敲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别的县衙一股衙气和潮气，延津的县衙，一股刨子花和油漆的味道。县上一帮捕快衙役，穿上官服是捕快衙役，脱下官服是老胡的木匠徒弟。延津出好木匠，源头就在这里。让衙役当木匠，衙役本该不情愿，但老胡既不知给上峰送礼，断起案来，也不知其中的奥妙，不知道一个冤屈之中，里外还藏着许多东西，就给这帮捕快衙役留下空子，于是甘心当老胡的徒弟。知府老朱来延津巡视，闻到县衙的味道与别处不同，也摇头一笑。由于延津一派太平，老胡的县令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到老胡六十岁的时候，按官制该退休了，才彻底告老还乡。与他同时来河南做官的同僚，或县令，或知府，三十五年中，如老胡他爹所言，一大半或进了大狱，或上了法场，或被罢了官。知府老朱，就在老胡五十岁那年进了大狱。这时同僚皆骂老胡：

“都说延津的老胡老实，谁知他个龟孙最有心眼。”

但老胡退休之后，只告老，并无还乡，留在了延津。没还乡并不是无乡可还，而是在延津生活了三十五年，已服了延津的水土。延津是盐碱地，水咸，水苦，含大量的碱和硝；这水不但人喝了摇头，牲口喝了也摇头，延津人爱摇头，源头就在这里。摇头不是说对这人或这事不满意，仅是个习惯而已。老胡刚来延津时，吃了苦水，天天拉肚子，学会了摇头；几年过去，不拉肚子了，回湖南麻阳省亲，麻阳水淡，缺碱和硝，倒开始天天大便干结。七天不吃饭人还可以活，七天不拉屎就把人给憋死了。老胡这时又摇了头。老胡退休之后，只好认他乡为故乡，留在了延津。延津县城正中有一条津河；老胡用三十五年的积蓄，在大桥下买了一处院落，彻底当起了木匠。初当木匠一身轻松，一个月后，老胡又开始为当木匠发愁。老胡当县官时，做木匠活是忙里偷闲，只是打个桌椅板凳箱子柜。木匠分房木匠，车木匠，家具木匠。三种木匠中，家具木匠手艺最易学；车木匠，轮辐辏，学起来就比打家具难些；房木匠，斗拱檐棋，雕梁画栋，又比车木匠难些。老胡本不甘心只当个家具木匠，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头再学车木匠和房木匠，已力不从心，只好仍在家打些家用什物。过去当县官时，别人把桌椅板凳箱子柜打成啥模样，他就打成啥模样；现在成了本业，便想推陈出新，处处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又难了；或者，想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容易，想打得跟自己不一样就难了。白天发愁一天，夜里掌着灯，端详着解好方的一堆木料，一直端详到五更鸡叫，还无下手处。这时往往摇头感叹：

“都说做官难，谁知当木匠比做官还难。”

延津人半夜从津河上走过，看到桥下老胡家还灯火通明，往往感叹：

“老胡还没歇着。”

“老胡还在为当木匠发愁。”

老胡退位当了木匠，县长就换成了小韩。小韩三十出头，嘴小，能塞进个花生豆，梳个背头，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女人嘴小常见，男人嘴小就少见了。小韩是河北唐山人，一口唐山口音。在延津人听起来，湖南麻阳话和河北唐山话皆难懂，但相对而言，小韩的唐山话，还比老胡的麻阳话好懂些。正是因为这个好懂，给延津带来了麻烦。小韩一到延津，就对延津生了气。生气不是说延津民风不淳朴，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呛着了小韩。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每天断官司之余，爱给民众讲话。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小韩就更要讲了。小韩是延津的县长，本来啥时想讲，啥时就可以讲；但几场话讲下来，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话是能听懂，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为了一个懂字，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讲话先从学堂讲起，再普及民众。但当时的延津，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但现盖一座学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盖学堂需要钱，延津是个穷县，急手现抓，一时哪里抓得来？就是现成有钱，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盖不起一座学堂。小韩等不得，只好因陋就简。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教堂就变成了学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

“县长，你办民学我不反对；你没收教堂，上帝是不会答应的。”

小韩啧嘴：

“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他说他同意。”

老詹：

“县长，这玩笑开不得，你要这么弄，我到开封教会告你。”

天主教会，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官府也让三分；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

“詹先生，我别的都怕，就不怕打官司，您快去快回，我在县衙等你。”

没想到小韩这一刀，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名叫雷吉奥·古斯塔夫，大家都叫他“老雷”。老詹和老雷有隔阂，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而是有教义之争。争别的也就罢了，两人争的是“和子句”，这就要了命了。教义上有分歧，这教越传，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合并到其他分会去。老詹说去告状，也就是那么一说，没想到没吓住小韩，倒是第二天一早，教堂门楣上“天佑东方”四个字，就变成了“延津新学”。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

学堂有了，小韩又在县域内招教师。小韩招教师既重学问，又讲口才。讲口才不是讲你如何能说，是讲你如何不能说。最后选出十几个教师，皆是闷嘴葫芦。选这类人并不是小韩喜欢笨嘴拙舌，而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嘴也不停地说；小韩一说能说到正点上，他们不停地说，如果说下了道，就把话说乱了。接着在全县范围招学生。小韩招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过去没上过学的孩子小韩不要，入新学者，须在乡下念过五年私塾。因小韩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讲话，现栽苗现浇水，小韩嫌季节太长；念过五年书的人，才能听懂小韩的话。既招男学生，也招女学生。由办学小韩又想到官制改制，将来县政府各科的科员，也准备从“延津新学”毕业的学生中遴选。延津是个穷县，县上财政一时维持不了“延津新学”，学生的学费还须学生家长自己掏腰包。小韩办学虽有些张冠李戴，但学生上了新学之后，就有可能到县政府当科员，许多乡下财主，便把自家的孩子从私塾拔出来，送进了“延津新学”。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关系，过去他把杨百顺和杨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学《论语》，是因为不用交束脩，学是白学；现在小韩的新学上个学还要交钱，老杨打死也不会送杨百顺、杨百利进城上学。何况他也不想让他们哥俩儿将来到县政府当科员，不当科员在家里做豆腐是自己一个徒弟，当了科员就更不把爹放到眼里了。但在小韩的新学开学的头五天，老杨又改了主意。老杨改主意不是因为老杨，而是因为赶大车的老马。老马家里要翻盖厢房，头一天请老杨去做豆腐。豆腐做完，已是晚上。老马以为老杨累了一天要回家歇着，马家庄离杨家庄还有十五里路；但老杨从灶房钻出来，还要拉着老马聊天。老马跟老杨在一起不怕别的，就怕聊天，因为老杨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聊起话儿来，每次都是老杨占他的便宜。自打认识老杨，老马给老杨出过不下一百个主意；老马从老杨那里，听到的却全是废话。粗开玩笑行，细聊不行。更烦人的是，老杨出门就说，他跟老马是好朋友，好像两人在一起，每件事都有商有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还有，老马累了一天，也想早睡。而老马每天睡前，还得吹两口笙。这个吹笙，从赶大车来。老马本不喜欢赶大车，只是换了许多营生，如泥匠、瓦匠、铁匠、石匠，皆不如意，又回头赶大车。这一回头，赶了几十年大车。再赶起大车，便爱在大车上吹笙。别的把式在车上栽嘴儿，老马赶大车在吹笙。别人以为老马图个高兴，老马吹笙却是为了忘掉赶大车。别的牲口闻鞭而动，老马的牲口闻笙而动。老马使过的牲口，别的把式就没法使了，因为光抽鞭子没用，牲口不听笙不走。久而久之，临睡之前，老马也爱给自己吹两口笙。就像有的人睡觉之前，得喝两口酒一样。同是吹笙，吹给牲口是为了让它们不打瞌睡，吹给自己是为了睡。也算笙同意不同。本来老马每天不睡这么早，今天张罗一天也是累了，便盼着老杨早点儿走，他好吹笙睡觉。如果是放到平时，老马会说：

“还聊啥？累了。”

但看到老杨给他家做了一天豆腐，头上的汗积成了白碱，只好和老杨坐在院里槐树下，听老杨在那里瞎扯。老杨东一葫芦西一瓢地说了一大片，老马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不知怎么就说起县上小韩办新学的事，老杨说着说着自己急了：

“啥学？上个学还要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好像小韩坐在对面逼他。这话题老马也不感兴趣，但老马觉着如果不在一个话头上截住老杨，老杨就会这么没完没了地扯下去；而截住他的最好办法，便是在一个话头上，横着给老杨一闷棍，老杨一时磨不过弯来，就会回到家自己琢磨，老马也就脱身了。于是截住老杨的话头：

“你这话说得不对。”

老杨吃了一惊：

“哪里不对？”

老马：

“我娃是年龄大了，如果你娃是我娃，我就送他进新学。进了新学，不就等于进了县政府？”

老杨：

“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进县政府，就是为了让他们跟我在家做豆腐。”

老马点着老杨：

“不是我说你，长着一对老鼠眼，看啥事，只能看一寸长。我且问你，过去的县令老胡知道不？”

老杨：

“不就是那个木匠吗？断案断得七零八落。”

老马：

“我不说断案，我说木匠。现在老胡不当县令了，专打家具，打一件卖一件。同样一张条几，别人卖五十，他卖七十；上回打了一张八仙桌，‘丰茂源’的掌柜老李，花一百二的高价买走了，为啥？”

老杨愣了愣：

“他木匠活做得好？”

老马：

“一个二半糙子，活能做好吗？是因为他过去当过县令。”

又说：

“世上的木匠千千万，但当过县令的木匠，也就老胡一个人。”

又说：

“一张八仙桌没啥，八仙桌加上县令，它就出奇了。”

又说：

“老李在家里摆的不是八仙桌，是县令。”

又说：

“老杨家有一人在县政府，不耽误老杨家做豆腐；等老杨家的人从县政府出来，再回头做豆腐，老杨家的豆腐，不就成老胡的八仙桌了？”

一席话说得老杨恍然大悟。赶大车的老马，眼圈子果然比他大。本来老马也就是随便说说，好止住老杨的话头，但老杨从老马那里讨主意讨惯了，也就当了真。于是，不是为了新学，也不是为了科员，还是为了豆腐，老杨又要把儿子送进小韩的“延津新学”。但因为上新学要交学费，老杨又决定杨百顺和杨百利两人之中，只选送一个。有一个人将来到县政府混一圈，家里的豆腐就不是豆腐了。如果没有县政府在前边晃着，杨百顺和杨百利谁也不愿去上“延津新学”，如同又进了一趟老汪的私塾，还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如今有县政府的科员在前边晃着，虽然还不知道最后能否被小韩挑中，但万一被挑中，成了县政府的人，也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比这更重要的是，从此也就出门在外，脱离豆腐和他爹了。为脱离豆腐和他爹，杨百顺本想投奔喊丧的罗长礼，杨百利想投奔算命的瞎老贾，现在两条路均被堵死了，退而求其次，去县政府也算一条出路。去了县政府，也就彻底摆脱了他爹和豆腐。老杨送孩子去“延津新学”是为了豆腐，杨百顺、杨百利上“延津新学”也是为了豆腐。哥俩儿在私塾相互赶着与老汪捣蛋，现在却争着要上“延津新学”。但谁能去“延津新学”，还得老杨说了算。哥俩儿自生下来头一回，开始相互赶着讨好老杨。老杨做豆腐不爱吃豆腐，爱吃一个不花钱的东西，老鸹蛋。杨百顺五更起床，到后河沿爬了七棵大榆树，给老杨掏蛋。天刚傍黑，杨百利给老杨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

“爹，一天卖豆腐乏了，快脱鞋烫烫脚。”

卖豆腐的老杨更觉得老马的主意高明。比老马主意更高明的，是老杨的主意，两个儿子中，只选一个上新学。让两个人同去他们觉得是应该，两个人中选一个，两个人都开始看老杨的脸色。但两个儿子到底让谁去呢？卖豆腐的老杨又犯了愁。老杨一犯愁，又跑到马家庄找老马。老马本来只是随便说说，好止住老杨的啰嗦，没想到老杨当了真，反倒更啰嗦了。老马觉得自己当初失了策。但事到如今，老马也只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路走到一半，将车掉头磨回来，老马更费劲，老杨会更没完没了。老马问：

“他们俩谁脑子好使，谁脑子笨呀？”

老杨摸了摸胡茬儿：

“要说脑子好使，还是老二，老三脑子死性。”

老二是杨百顺，老三是杨百利。老杨突然明白了老马的意思，遂拍一下大腿：

“老二脑子好使，就让老二去吧。”

但老马摇摇头：

“还是让那个脑子死性的去。”

老杨吃了一惊：

“为啥？上学不得脑子好使？”

老马：

“上学是得脑子好使，但要说值得着，还得那个脑子笨的。人就像鸟一样，脑子好使，翅膀一硬就飞了；脑子笨，撒出去才能飞回来。”

老马又说：

“再说，上学做官是为了啥？是为了回头卖豆腐。脑子好使的，豆腐拴不住他；脑子笨的，才能飞回豆腐上。”

老杨又恍然大悟，佩服老马的见识。但又有些犯愁：

“让老三去，老二跟我闹咋办？”

老马：

“二挑一的事，抓阄呀。”

老杨：

“万一老二抓着，老三没抓着咋办？”

老马“呸”了老杨一口：

“我看不是老三脑子死性，是你脑子死性。”

老杨又恍然大悟。老杨从老马家回来，杨家就开始抓阄。抓阄是在晚上，一个饭碗，里面放了两个阄。老杨抱着饭碗使劲摇晃，突然将碗扣到桌子上，掀开碗说：

“抓吧。谁抓着抓不着，都是自个儿的命；谁抓着抓不着，都埋怨不着我。”

杨百顺、杨百利都有些战战兢兢。由于战战兢兢，都不敢自己先抓，相互倒客气了。杨百顺：

“弟，你先抓。”

杨百利袖着手：

“你是哥，得你先抓；哥不抓，我这手剁下来，也不会先抓。”

杨百顺只好先抓。抓到手里，打开阄，上边写着“不上”。另一个阄肯定是“上”了。杨百利向杨百顺打了一躬：

“算哥让着我。”

于是杨百顺留在家跟老杨做豆腐，杨百利到县城去上“延津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