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此次旅行，我学会了一些维吾尔语。

“再见”是“HOX”，“好”念作“YAHXI”，“漂亮”则用“QIRAYLIK”表示。不过，我总觉得“HOX”和波斯语中表达心情愉快的“farsi”意思相当。

此外，“花”的读音“GüL”以及“天气”的读音“HAWA”都和波斯语完全相同。而官阶或者机关单位的名称，基本上照搬汉语拼音。例如，“主席”写作“ZHUXI”，“总理”写作“ZONGLI”，法院的读法是“FAYüəN”。

我曾经住了四个晚上的“喀什宾馆”的维吾尔语是“KəXKəR BINGGIWəN”，维、汉两种文字都清晰地印制在床头的枕套上。

喀什宾馆的房间十分宽敞，床也很大，白天我躺在上面闭目养神，晚上则尽情地酣然入睡。来到这里，抛却了工作上的烦恼，也不用担心编辑的电话催稿，自然是非常惬意的。

床头柜的上面摆放着五个玻璃罐，每个直径都是十厘米左右，高五六厘米，盖子也是玻璃的，盖子上的把手则像极了清真寺的拱形建筑。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日用品也似乎充分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爱好和信仰。

五个玻璃罐中分别盛放着糖果、方糖块、葡萄干、核桃和杏干。这里的方糖块用甜菜制成，要比日本的大一圈儿。由于糖产量高，所以当地人似乎都钟爱甜食，就连吃西红柿也要撒满糖粒。

第二天早上，我们参观了喀什棉纺印染厂，下午去了民族手工业厂。两个地方让我们体验到了近代化工业技术和传统手工制作的鲜明对比。

我感觉棉纺印染厂应该在郊外，实际上却位于市内的建设路附近。这座1958年投产运营的工厂，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少数民族民众提供从事近代工业生产的机会。目前，该厂拥有员工三千一百人，七千余名员工家属也被安排在工厂宿舍居住。工厂建成初期，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从上海、天津、武汉等工业发达地区派遣而来的。之后，维吾尔族工人逐渐增加，如今的技术工已经占到全厂员工的一半。大致看来，和北京、上海等地的纺织工厂几乎别无二致，但只有一处区别明显，那就是以维吾尔族为首的少数民族男女工人和汉族同事并肩劳作的场景。

“今后，生产管理部门少数民族干部比例的提升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也听到了厂方这样的忧虑。

目前，少数民族技术工人人数比例已经得到大幅提升，但管理部门依旧相对滞后。也就是说，按照理想状态，工厂领导层中的三个副主任，少数民族得占两个名额。

“别看工作时各个民族员工并肩协作，但吃饭的时候却是各自分开的。我们一共有四个食堂，其中两个专供教徒使用，那里的饭食不会添加一点儿猪肉。我们充分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惯，所以特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工厂的主任告诉我，这绝对不是隔离政策。因为这里地方宽广，如果说要隔离，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也能划分出独立的科室和工作区域。当然，之所以分开居住，也是考虑到除饮食习惯外，还可能存在一些生活上的差异。

到南疆之前，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石河子时顺便在那里待了一天。

此次旅行，喀什棉纺印染厂我参观了两次。

和石河子一样，这里的生产竞争也充满活力。每周或者每月，都会评选优秀工人、优秀部门，并授予锦旗，而表现突出的工人名字也会用红色粉笔写在黑板上，并画上红花。与现在的奖金相比，当时只是纯粹精神上的表彰。

工厂各处都贴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和我们在体育竞技场上经常看到的“友好第一，胜败第二”的含义基本一样。不过，这样的口号似乎没有在石河子看到。

竞争固然是好事，但也可能被视为民族间能力的比拼。这里所说的“友谊”，除了表示工厂内同事之间的友情外，更加强调民族间的和谐相处。石河子是解放军新开拓的土地，那里汉族人数大大多于少数民族，所以关于民族间能力竞争的口号当然不会引发任何问题。与之相比，在喀什，仅仅是生产竞争这一方面就得慎重对待。

02

在这座工厂，有很多技术都是工人师傅们自主研发的。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也只能懂一些基本原理，即使听了说明，也未必能够充分理解其中的深意。

每座工厂都有各自擅长的生产领域，而这座工厂的灯芯绒制作、设计最为有名。

虽然听说印染部的年产量为两万米，但对于平均工效我没法预估，因为我根本没有记住该部门的员工人数。从设计底样到用铜柱雕印、颜料涂写等作业由两个人完成。其中一人是经验丰富的熟练工，另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学徒，一个指导一个学习，这种共同作业中更体现出一种默契的配合。

服装色彩感的判别或衣服设计水准的鉴赏，如果不经过试穿，是很难精研改进的。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连年内战，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人民，身上穿的还是单一的“人民服”，整体上依旧十分质朴。这种布料在国内自产自销尚无问题，但如若出口，这样的颜色和设计恐怕很难遇到合适的买家。对此，我也不由得担心起来。两年前在兰州的毛纺织厂参观时，我也曾问过他们设计方面的问题，厂方告诉我：“得到了艺术学院师生的努力配合，现在正在探求设计革新。”

实地参观的过程中，看到他们努力拼搏的样子，我终于释怀不少。

像喀什这样的小城市，是没有艺术院校的。而让这里的工厂引以为豪的地方，就是少数民族对色彩的独特感觉。维吾尔族女性对充满奇幻设计的原色花纹服装也毫无不适，这也许就是因为一千多年以来，这里的人就有着敏锐的色彩感，并且能够织出各种各样的绒毯。这样的传统经验，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审美意识。

在中国，这种规模的工厂一般都配套有附属学校、医院、托儿所等。其中，中、小学校学生共计一千五百余人，不过现在正值暑假，学校正在放假。此外，还有一座工人大学，经常会有专业的讲座。

工厂的附属医院有四十个床位，医护人员有四十多人。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医院负责人在讲解时总是说“这座小医院如何如何”之类的谦虚之词，其实，这座医院有内科、外科、放射科、妇产科、儿科、手术室、实验室等多个科室，相关机构可谓一应俱全。各个科室的门前都挂有黑底白字的标牌，同时标注维、汉两种文字。比如：药房DORI HANA。

医院对面是托儿所，我们也顺便去看了看。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不同的房间，由保育员照管。

现在，很少有家长一周接一次孩子。他们更多是在上班前托管，下班时把孩子接回家。相对而言，因为汉族工人一般都是夫妻双方远离家乡，所以他们放在托儿所托管的时候比较多，而维吾尔族基本都是当地人，上班期间可以将孩子抱给父母或亲戚照看。

我们走进了未满一周岁儿童的托管间，里面有八个孩子。他们都坐在学步机上，只有一个是维吾尔族小孩。看到我们他好像很高兴，“吧嗒、吧嗒”地移动着，摆出一副拍手欢迎的样子。与之相比，汉族小朋友看到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则有点儿怯怯的，有的小朋友都快哭了。

看来，老阿所说的维吾尔族好客，竟然是天生的。

快要上幼儿园的孩子们为我们表演了他们准备的游戏。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充满着纯真可爱之气，这种气氛也让我们感到温馨和谐。

03

参观完喀什棉纺印染厂后，我们回到了宾馆。走进宾馆房间，便即刻躺在了床上。我们的房间有两个大间，我们夫妇二人各住一间，儿子则住在另一套双人房里。

“吃饭吧！”

在宾馆上班的维吾尔族姑娘过来通知我，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显得不慌不忙。她挺直身子缓缓步行，膝盖似乎并没有打弯，看起来有点儿像上了发条的布偶。不过，这应该是她们的规范式步调。

走出宾馆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个食堂。最初的欢迎宴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好不热闹，但后来的三顿饭，空荡荡的食堂只有我们一家三口。老阿似乎在他住的“副领事馆”吃过了，我们邀请他多次，他依然婉言推却。实际上我们的餐桌上时不时会有火腿、动物内脏和猪肉之类的东西。

吃完饭后的午休，其实只不过就是在床上躺一会儿而已。没过多久，老司机艾拉夫先生便过来接我们。

下午我们参观了民族手工业厂。和上午的近代化工厂不同，这座民族手工业厂是间纯手工厂房。缝纫机是这里唯一的机器，但这里却充满了别样的趣味。早上的印染厂有三千多名职工，而这里全体员工加起来才六十五名。前者有纺织和印染两个车间，后者规模虽小，但也有两个部分——民族衣帽部和民族乐器部。

厂长叫阿伊桑那斯，主任是一位中年女性，名叫阿斯罕。按照计划，我们先参观了衣帽部。

维吾尔族人喜欢用头巾掩面。这样的风俗从清末开始逐渐淡化，现在似乎只有阿訇才依旧如故。他们后来用戴帽取代了头巾裹头的习惯，既是一种对简便的追求，同时又渗透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维吾尔族的帽子和贝雷帽相近，戴在头上略显扁平，但却有很多刺绣装饰。

四年前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我曾买过一顶民族帽，居家期间我常常戴着。这种帽子男女老少皆适用，有的帽子上面不仅有刺绣，还有串珠镶嵌其上。哈萨克族的帽子往往插有羽饰，与之相比，维吾尔族的帽子就相对纯粹多了。

此外，吉尔吉斯族和乌孜别克族的民族帽也有些许差异，而他们的民族服装也多以原色大花纹为主。相比之下，维吾尔族的女性却比较喜欢薄纱羽织服。

衣帽部位于二楼，楼下是卖场，而民族乐器部在另一栋楼上。从衣帽部下来，穿过一个庭院便是民族乐器部。那是一座平顶的狭长建筑，按照乐器种类，里面共分为五个工作间。

“这是月琴部的主任阿伊萨比特先生。”老阿向我介绍道。

我总觉得老阿所说的“月琴”似乎就代表了全体民族乐器。阿伊萨比特先生一脸浓须，鼻下和唇边的胡子更是黝黑而茂密，从嘴角两边分开垂落，真是一派英武之姿。

“似乎在哪里见过。”我独自思忖着，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老阿看见我沉思，笑着问道：“哈哈哈，这样的脸庞是不是似曾相识呢？您想想，当时在乌鲁木齐看过的电影……”

“啊，原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名人了……”我惊讶道。

在乌鲁木齐郊外的延安宾馆院落内，有一个巨大的集会所，那里时不时会集中播放电影。从那里出发来南疆的前夜，我就看了一场。虽然我看的次数不少，但有一场专门为纪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55年，新疆由省改为自治区）而制作的电影，令我记忆犹新。里面概括性地介绍了新疆的方方面面。说到音乐时，就有一个专门由月琴艺人演奏的画面，而那个留着大胡子的艺人不是别人，正是阿伊萨比特。

在阿伊萨比特先生的陪同下，我们一个工作间一个工作间地细细参观。

“总之一天都挺忙的，从早到晚不歇着。”说这些话时，阿伊萨比特先生却是一脸愉悦。

关于维吾尔族人喜欢音乐，我已经多次提及。如今，这种场面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了我眼前。之前去人民公园的时候，我也碰到了很多手持乐器兴高采烈的即兴表演者，那种场面真令人陶醉。很早的时候，喜好音乐的维吾尔族人生活窘迫，他们没有余资购买上乘的乐器，就只能在用过的空罐子上面系上弦索，边用木棍敲，边用手拨弦，虽然只能聊胜于无，但也其乐融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维吾尔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高质量乐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阿伊萨比特先生刚才所说的忙碌，就是因为乐器供不应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乐器的需求量很少，而且相关材料也很稀缺，以致乐器制作工艺师人数很少，甚至青黄不接。精巧的民族乐器或用优质的桑木或用羊筋制成，相关材料都需要精挑细选。如今，材料都由政府出面采购，工艺师们只需要专心制作即可，省去了诸多后顾之忧。

在乐器部工作间，我最先看到的是雷贝琴。四年前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朋友曾送我一把聊作纪念。雷贝琴的共鸣箱用蛇皮做成，也让我想起了冲绳的蛇皮三弦琴。后来我翻阅了波斯语字典，发现雷贝琴的英语发音和波斯语发音略有不同，而且其意为四弦，而我收到的是五弦。此外，还有三弦。但无论如何，弹奏方式都是细指微拨。当我在闲暇时拨弄朋友送的雷贝琴时，就不由得想起那遥远而令人心驰的西域。在这座厂房中，雷贝琴的制作颇显功底。

因为我对乐器不甚了解，所以无法一一叫上名来。不过《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第四十二卷中有对西域乐器的详细说明，而且大小尺寸和制作材料无不记录在案，正好略作补阙。其中的“喇巴卜”就应该是雷贝琴。此外还有哈尔札克（类似于胡琴）、喀尔奈（类似扬琴）、巴拉曼（类似于管乐）、苏尔奈（小铜角）、哪噶喇（用两支木棍打击的行鼓）、达卜（用指头拍击的一种鼓）……

不过，清代乐器演奏的西域音乐应该和现在的新疆乐曲多少有些差别。因为毕竟现在新加入了很多诸如吉他、手风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

在这座厂房中，最令我为之动容的是一位名叫撒拉伊斯麦的八十四岁老人。我们来时，他正全神贯注地制作雷贝琴。七十多年来，他将毕生的青春和精力都投入到了钟爱的乐器制作上。虽然耳朵有点儿背，但他告诉我“乐器制作让他充满快乐”。他将桑木的尺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手法娴熟，完全不用借助尺子等工具。

厂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曾经想过让老人退下来颐养天年，但又觉得有点儿不近人情，因为他对这项工作是那么热爱。对年轻人来说，只要看一看老人那娴熟的手法，便已受益匪浅。

就在交谈的过程中，撒拉伊斯麦的手中，不知何时又做好了一把雷贝琴。我想，如果能像老人一样心能随物盘桓，在不知不觉中酝酿出精品的小说该多好。

04

乐器工作间的人们果然打心底里喜爱音乐。阿伊萨比特先生弹奏起萨塔尔时，大家都走到院子里开始舞动起来。戴着民族帽的姑娘们也不例外，她们赶忙从二楼走下来观看，并和众人一起即兴起舞。几番推托之后，我还是没有逃脱盛情邀请，于是又将在帕哈太克力公社表演过的阿波舞搬出来献丑一番。

“去买东西吧。”借着阿依哈姆女士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了现场。衣帽部的下面是小卖部，我们一起去了那里。

“买几个帽子吧！”我想着。买东西还是女士在行，于是这项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妻子肩上。

我看到一只铜水壶格外素朴，壶肚胖胖的，煞是有趣。

喀什陶瓷器也别有特色，这些器具的烧制之所都在郊外，而且都是低温烧成的，弹起来非常清脆。绿釉鲜艳夺目，颇有唐三彩的味道。罐子的风格和伊斯兰风格极为相近，而小碗的纹理也十分美妙。问过后才知道，这些物品的价格都很便宜，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这里面并没有古董或者美术品，多是一些盛羊肉、抓饭的器皿或洗脸的小盆等极其普通的日用品，数量也不太多。如果可以，我倒是想全部买走，但大多都不易携带，也只能每样选一两件权作纪念。妻子似乎看中了一把锋利的菜刀，但由于太沉，也只得作罢。

喀什地区自古就有锻造蹄铁的技艺，其冶炼技术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今菜刀和民族刀都颇有盛名。此外，这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擅长精工细作，银戒指、银项链等都做得巧夺天工。

“这里都是些民族手工业品，百货商店的商品种类更丰富一些，离这儿也不远，我们过去看看吧！”听了大家的建议，我们决定一起前去看看。

小卖部的出入口和我们参观的手工业厂大门正好背对，和大门前的清净安宁不同，走出小卖部，便看见一片热闹场景。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附近的人要看一看我们这一伙来自东瀛的客人，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这附近就是百货商店，是喀什最繁华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似曾相见。”就像刚才第一眼见到阿伊萨比特先生一样，而这次似曾相识的不是人，而是物。然而我并非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也是第一次踏足这里。思索再三之后，我才想起来这个地方并非在电影中所见，而是曾在照片上看到过。那是作为喀什名景插入到旅行宣传图片中的，而且似乎还在其他书上出现过。

宣传图片正面似乎是清真寺大门，门前是一些穿梭往来的人群。估计都是十多年前拍摄的吧，当时附近还是不太规整的集市，里面还挂着一排排的遮光席。如今，这些东西早不见了。

“这里是集市？”我带着之前的回忆问道。

“是的，以前是。”老阿告诉我。

“那现在呢？”我追问道。

“现在已经成了眼前的那家百货商店。”老阿说。

原来如此。日本以前热闹的庙会也逐渐没了踪影，如今硕果仅存的几处都用于游览观光，取而代之的都是些规整的超市。丝绸之路也一样，商旅驼队已经被汽车、飞机所代替，传统的集市也自然难以幸免。

和日本边远地区依旧保留着早市一样，丝绸之路上也有一些近郊农民专门出售自家农产品的集市。他们卖完自己的产品后，通常会到附近的百货商店买些日用品。

清真寺右侧对面是个名叫“东方红”的百货商店，有两层高，空间比较大。一楼主要经营食品、杂货；二楼主要售卖化纤、体育用品、文具等。每层的窗前和中央位置都是专柜，和北京的友谊商店布局相当。

这里还有牛仔布料。我原本以为这些布料都产自于美国，不想被刘先生取笑了一番。在中国，牛仔布料被称为“劳动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存在。刘家祥先生是山东人，他小时候就经常见这种料子。当我再仔细看时，发现布料不起眼儿的地方印着“库尔勒棉纺厂出品”的字样。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经停航班的第一站就是库尔勒，而这些布料正是产自那里。

“用这个做件工作服怎么样？”

在妻子的提议下，我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用这种颇具纪念意义的新疆布料来做工作服也真是件妙事。

“您要买这种布吗？”阿依哈姆的话中带着一些不可思议。

百货商店中的维吾尔族女导购头上扎着薄绢丝巾，身着红、黄各色的民族服装。年轻一些的女孩子还佩戴着耳环，涂着指甲油。这在当时的内地是不多见的。

好客的维吾尔族女子在服务业工作可谓适得其所。她们态度亲切，自始至终都面带微笑而毫无做作，让购物者感受到的是丝丝温馨。和北京的百货商店或饭店的服务员比起来，她们的态度真是温和而且彬彬有礼。

我们买了些“劳动布”、银制品和颇有维吾尔族风格的丝绸等，总之都是些穿戴的东西。

比起二楼的井然有序，一楼就显得有些混杂。我们在一楼买了些核桃、干杏仁以及烟草等当地特产。其实我在七年前就已经戒烟，此次买来打算送给朋友。在中国，除了“中华”“熊猫”等全国大品牌之外，地方特色的烟一般只能在当地购买。因此，这些烟不仅可以带回日本，而且还可以送给北京、上海的亲戚朋友。新疆最有名的烟叫“雪莲”，这种植物生长在天山中，是一种名贵的药材。

一楼虽说是食品专卖，但并没有肉类、鲜鱼、青果等东西，不过听说这些东西似乎在其他市场有售。

05

走出百货商店，我们决定到旁边的清真寺参观。

正如刚才所说，这座寺院虽然也在照片上见过，但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在我读过的游记中，也并未见标识。

“这是西域最大的清真寺，一般都称其为大寺。”老阿说道。

“大寺？”我还是想知道具体的名字，于是继续向老阿询问。

“艾提尕尔清真寺。”老阿说得很慢。为了不出差错，我拿出纸笔让老阿帮我写下来。

老阿虽然是维吾尔族人，但他曾在喀什二中的维吾尔族班教汉语，他的汉语发音纯正地道，写出来的字也工整漂亮。寺院名称中的“尕”是一个并不常见的字，《康熙字典》中也并未收录，但这个字在新疆的使用频率却很高。它和中国南方惯用的“仔”字意思基本相同，都表示“小”，所以一般都用于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并且不能单独使用。

西域包含新疆南北，而这座寺院号称西域最大，果然名副其实。由于地处繁华闹市，没有昨天参观的和卓坟那般幽静。不过只要一进大门，外面的喧嚣之景便会减少许多，然而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依然是刚才遇到的群众身影。

从门口到礼拜堂着实还有一段距离。和门外不同，门里的人确实少了很多。这时，迎面走来两个长胡须老人。二人身穿法衣（类似于长袍），个高一点儿的身着黑色衣服，个矮一点儿的身着亮蓝色衣服，而且两人都手持拐杖。

老阿连忙快步向前和他们握手，然后向我介绍道：“这位是寺里的大阿訇穆罕默德·哈吉先生……”

当我走近时，才发现矮个子老人身上穿着的法衣带有竖纹，而且手中拿着的是铁杖。

阿訇相当于伊斯兰教寺院中的住持。寺院的管理、礼拜、相关仪式还是需要专门的人来参与，阿拉伯地区将这样的人称为“指导者”，不知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将他们叫作“阿訇”（或者是“阿衡”）。

“这位是副阿訇撒拉德穆先生。”老阿指着高一点儿的老人向我介绍道。

我们在两位老者的带领下参观了寺院。“咔、咔……”大阿訇的铁杖点在地上铿锵作响。问过年龄后，才知道大阿訇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而副阿訇却比他小了近二十岁，今年六十二岁。然而，年长的大阿訇却精气神十足，即使不用铁杖走起来也是健步如飞，相比较而言，副阿訇却略显老态，精力大不如他。

他们都不会汉语，所以翻译的任务就落在了老阿的身上。

寺院的日常经管、诸事的推进等由“指导者”担当，而说教、详述教理、命名等精神层面的事情则由阿訇分管。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者已经没有了明显的界限。

以前，有的阿訇拥有广大的寺院领地，本人和大地主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极大。在准噶尔控制回疆时期，阿訇甚至会干涉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命，形成事实上的自我兼任。乾隆时期，兆惠平定西域后，清朝担心边境再次出现割据政权，于是决定下严旨削弱阿訇的权限：阿訇只可念习经典，不可干预公事。

此后，不要说阿訇本人兼任地方要职，就是其本家之人也不许担任行政官员。这样一来，阿訇就开始疏离政治，专心于寺院事务。

穆罕默德·哈吉老先生和蔼可亲，颇具长者风范，真可谓是位典型的修德修身的阿訇。

清真寺和日本的佛寺相同，都没有本山和末寺之分，各寺院都独立存在，互不影响，而且并无僧俗之别，所有信众在神面前一律平等。所以，即便是我们面前的阿訇，也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徒而已。介绍的时候，老阿用“大阿訇”称之，仅仅是因为寺院规模比较大罢了，并算不上是佛教“大僧正”那样的正式称呼。

“清真寺”（mosque）一词，这恐怕是从阿拉伯语“masjid”转化而来的，其特征是半圆屋顶加光塔结构。

因为昨天已经参观过和卓坟旁的礼拜堂，此次已然没有了昨日的激情，不过和和卓坟相比，这里的院子比较宽敞，也许是院中树木的树龄都不高的原因吧，阳光通透，院内显得十分亮堂。

礼拜日是周五，今天虽然是周一但仍然有信徒前来参拜。敏拜尔周围都用绒毯铺就，只有最外围铺的是席子。庭院和礼拜堂之间有台阶，但女同志不允许走。听了这样的解说，我便询问旁边的阿依哈姆：“你可以过去吗？”

她笑了笑说道：“今天不是礼拜日，所以没关系的。”

和寺院的规模相比，中央两侧的光塔似乎并不算高。院中一角有矮墙，矮墙对面是座纯白的建筑，也是寺院的附属。要维护这么大的寺院，确实不大容易。

“这座寺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复过两次。”大阿訇告诉我。和卓坟也修复过两次，说不定两处是同时动工的。

06

据说和卓坟始建于1647年，而这座艾提尕尔清真寺则更古老一些，但后来因大火焚烧而重建，所以看起来焕然一新。不过即便如此，从清末到现在也历经了百余年的沧桑。

大阿訇的名字中既然有“哈吉”二字，那么他应该去过麦加朝圣。

“您什么时候去过麦加？”我好奇地问道。

“十五岁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过。”大阿訇告诉我。

我赶忙计算起来：大阿訇现年八十一岁，那么现在离他去麦加已经过了六十五年，那一年是1911年，中国正好爆发了辛亥革命，而日本是在明治四十四年。

大阿訇和我去年过世的父亲同庚。虽然是初见，但看着他那红光满面的脸庞，不禁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1911年3月，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也曾来到喀什。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我想，起义的消息也应该传到了这里。对此，橘瑞超在《中亚探险》中记录如下：

看了最近的报纸，发现中国革命的余波已经波及这里，形势不容乐观。正如世人所说，喀什是中亚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又是英国、俄罗斯、中国三国利益交错之地。对于喀什的未来形势，我国岂不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那个动荡的时期，青年橘瑞超想到了祖国，他抑制躁动，扼腕叹息。在喀什设有领事馆的英、俄两国，趁中国内乱之际，想浑水摸鱼为本国攫取最大的利益，他们在情报收集和当地居民动向调查方面也曾不遗余力。一时间，这里情报、谍报活动秘密进行，暗流涌动。

当时的沙俄领事是彼得罗夫斯基，人称“察合台汗第二”。虽然在中国任职，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实权派。比如，沙俄和中亚的交易、包括巡礼在内的护照发行等，都属于其管辖范围。另外，时任英国领事的是著名的考古学家马戛尔尼。

就在这样的激荡岁月中，当时尚且年轻的大阿訇随父一起到麦加朝圣。朝圣仪式一般都是在伊斯兰历12月7日至10日举行。因为伊斯兰历是纯太阴历而不包含闰月，所以我们无法断言12月是春天还是冬季。那一年，伊斯兰历的元旦是12月2日（吉川小一郎日志），为了赶上朝圣日期，他们必须提前一个月从喀什出发。

“您当时是怎么去的？”我问他。

“骑马。”大阿訇说。这是他那天说的唯一的一句汉语。

朝圣结束后，无论老幼都会被赐予“哈吉”的称号，能头卷绿色特本（Turban）。

在近代英国人看来，当时的维吾尔族人过于温顺，对此，英国人荣赫鹏有这样的描述：

某年某月我曾在此小住。在我看来，这些人都没什么活力，生活过得乏味无比。只是有一点，他们有较好的进取精神，这大概是拜麦加朝圣所赐吧！

几百人的群体，都是举家前往。父母抱着孩子翻山越岭，历经严寒，还要克服喜马拉雅山的险阻和印度的酷暑，最后漂洋过海来到麦加。在整个行程中，他们会不断地参拜，跟随者数不胜数。这些平日里毫无生机活力的人竟然能够这般风雨无阻，对于宗教的激情，还是第一次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选自荣赫鹏的《穿越喀喇昆仑山》）

当时，英帝国野心膨胀，占领西藏拉萨，四处雷厉风行地瓜分、蚕食别国土地和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会觉得没有活力的人一无是处。不过，对于维吾尔族人在麦加朝圣途中的热情和不惧死亡的精神，荣赫鹏倒是颇为佩服。然而对于维吾尔族人的进取精神，他觉得这主要来源于宗教的力量。

诚然，每个人的内心都如同烈焰熊熊燃烧，但并不是除宗教外就别无其他力量。

此番旅行，我们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医院、剧场、百姓人家等，也切实感受到了维吾尔族人民心如火焰般的热情和斗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并拥有坚如钢铁般无可动摇的意志。他们不再隶属于某个集团或者某种势力，他们的家园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强烈而炽热的火种，他们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信念并不逊色于当年的麦加朝圣。

大阿訇头上并没有缠裹绿色的特本，只是戴了一顶街上随处可见的帽子。而这次出来，我也没有看到其他头裹特本的人，似乎某些传统做法早已不再具备原有的意义了。就像大阿訇穆罕默德·哈吉虽然依然穿着衣襟宽大、如同长袍一样的法衣，但早已不是特权的象征了。

“您身体真健朗啊！”我握着大阿訇的手说道。

“大阿訇的身体状况没得说。”老阿在旁边说道。

刚才对着敏拜尔做礼拜的一群人似乎已经礼毕，正要起身离开。但从背影来看，他们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信徒。

大阿訇一直把我们送到寺院门口。

“您老请留步……”我多次劝阻，但他仍然微笑着继续相送。他手中的铁杖点击着石板，发出“咔、咔”的声音。

别了，艾提尕尔清真寺。

放暑假的孩子们聚集在寺院门前，都想看看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人长什么样子。见此场景，我们一时还有点儿难为情。穿过簇拥着的孩子群，我上了老司机艾拉夫的车。